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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企业来势汹汹的大手笔投资,澳洲人欣喜、怀疑、警惕,饱含那种既舍不得又不得不“嫁女儿”的复杂心态。
旅澳期间,正值中澳企业并购案闹得满城风雨之时,在澳洲的见闻让人好奇又困惑,“澳洲人眼里的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
以前去美国、英国和欧洲各国,随到一处偏安一隅的小岛小镇,随便遇上个小店主小渔夫小伙计,只要一提到“中国”,他们大致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而且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像人口啊面积啊等,而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政治觉悟的一二三。诸如“中国还在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吗?”“好像西藏那边还有问题没解决啊?”“台湾那边怎么样了?”……
所以,我已经习惯性思维——认为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关注都集中在人权、西藏、台湾这几个问题上,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通常抱着既吃惊又不服还有些恼羞成怒的意味和态度。
而在澳洲,情形却令我深感意外。
从力拓与中铝“分手”谈起
记得今年2月19号到达悉尼后转机去墨尔本,在机场无意中翻看到一张《澳洲人报》头版,那里赫然刊登着一张颇有创意的大幅“宣传画”——只见毛主席头戴钢盔,侧身站在五星红旗前,右手坚定地指向前方,眼神沉着凝重,而他身后的红旗上清晰地写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单词:Rio Tinto(力拓)。
乍一看还以为又是老外的政治恶搞,仔细一瞧才明白:原来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中澳企业间的并购案——中铝收购力拓,这单总价值近200亿美元的交易,正在澳洲掀起轩然大波——中铝已同意出资123亿美元(约193.2亿澳元)收购力拓一些铁矿、铝矿及铜矿的资产,并向力拓提供72亿美元(约113.1亿澳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桩“红色社会主义企业收购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超大型并购案成为此后四个月内澳大利亚国内普遍关注的兴奋点。之后,基本每天的报纸上都会出现有关该交易的报道,不管是正式的行业聚会还是轻松的朋友聚会,交谈不超过三句话,必定扯到这个话题。当然也不出所料,力拓和中铝的“谈婚论嫁”以力拓一脚踢开一往情深的中铝并支付其约1.9亿美元的分手费而告终。消息传开后,在澳洲,从陆克文政府、斯万财长、力拓董事会,到商界人士、各路媒体和普通百姓,无不长嘘一口气:总算保住了自家的资源,总算在血雨腥风的金融危机中,成功阻击了中国巨无霸企业试图发起的一场“资源掠夺战”。
现在再来回顾这期间的纷纷扰扰显然已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不过有意思的是,力拓中铝关系从火热的开场到冰冷的结局,这一戏剧性变化后面隐含着更深刻的话题。
力拓中铝的分手,看似个案,实为普遍——因为在澳洲(当然也包括其他经合发展组织的成员国)眼里:中国企业就等同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无论在本国还是海外,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有政府行为。于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就直接演变成了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有了这么一个“偷换概念”的先决条件,那么发生在中国企业澳洲并购中的所有问题,便立刻符合逻辑、顺理成章了!
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澳洲
事实上,在经合组织中,澳大利亚一向就是“自由不干预主义”色彩相对较为淡薄的一个国家。
澳大利亚表面上走的是很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已踏上陆克文总理所指向的“第三条道路”,即“既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同时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与提供者”,同时坚持“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度和竞争中立”。这样的一条路,显然是在绝对市场经济和绝对计划经济之间的中庸之道。
澳洲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在发达国家中素以“严格和苛刻”著称。比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个隶属澳洲财政部但又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部门,审查之严苛、之繁琐、之冗长,堪比中国银监会。
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审批,并非像中国一样是基于对外资所属行业或产业而是以投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凡属于政府投资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投资,无论投资哪些行业都被纳入“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范畴。中铝就被认为是一家不折不扣的“政府企业”(国资委是其股东之一),其拟对力拓的收购,无论比例大小金额多少,均须通过FIRB(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的审批后(之前已得到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批准),再由其财政部长签发许可。
为此,澳洲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在为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时,一方面为这些中国客户大手笔的律师费欣喜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其政府背景的股份结构而忧心忡忡。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澳洲的大宗投资交易中却鲜见身影。好不容易从电视里看到一则几个江浙一带的民企有意投资西澳的矿产企业的新闻,却是有关他们被澳洲矿主误导和欺骗(后者被起诉)的“法制新闻”!
中国的坏印象
澳洲各界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顽固认识,也注定了中国企业在澳投资“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就中铝与力拓的并购而言,以澳洲前财政部首脑John Stone为首的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资深政界商界人士一直予以强烈反对甚至谴责,在有人提出力拓可通过在有关合同中设定更严格更苛刻的条件来限制中方的权限后,Stone以“胡说八道”和“毫无意义”予以评价。Stone认为,中国人(包括企业和政府)很有耐心,他们会先接受这些苛刻严格的条件,但几年后,等争议冷却下来后,他们就会忽视这些条件。Stone先生对此还下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结论:“每一个中国公司,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麻烦时),都是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这种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一直在澳洲政界、商界和舆论界蔓延。Stone还打比方说:“一旦苍蝇落入蜘蛛网的客厅就再也插翅难逃了!”——可见其眼中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形象有多么糟糕!
而中国在对外宣传中,中国企业和媒体(包括某些政府官员)自身的态度和言行,无意中进一步强化了澳洲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认识。
过去四个月里,在澳洲的所有媒体上,见不到任何从审批部门到联邦政府的澳洲官员对力拓中铝并购案发表只言片语的评论,顶多前任官员对此指手画脚罢了,而中国官员,如驻澳大使章均赛先生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却点名点姓地对包括这笔交易在内的若干中国在澳投资项目逐一进行点评,比如中国有色与澳洲矿业、湖南华菱钢铁与Fortescue Metals Group等交易。且不说章大使言论的科学性,单在澳洲同行眼里,这样公开具体的表态,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这些对外投资的大宗交易中不可能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中铝在力拓宣布终止与其并购交易后的系列反应,也印证了澳洲各界此前对其政府背景的猜测和怀疑。比如,熊维平第一时间飞往堪培拉要求与总理陆克文会晤(国内的媒体基本上回避这个细节,导致大部分人以为是陆克文主动约见熊维平——这看似细微的差异却意味深长)。在澳洲媒体和商界看来,熊维平此举非常之“中国”——原本一单商业交易的变更,应由交易各方面对面沟通解决,而中铝掌门人直奔堪培拉总理府,至少让绝大多数澳洲人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他们的企业如果在海外碰到类似情况是断然不会如此行动,而熟悉的是这类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行为政府化在澳洲已屡见不鲜。
中国媒体(澳洲人眼里的“中国政府喉舌”)对力拓中铝分手的若干评论,也再次印证了澳方各界此前各类担忧的合理性。澳洲媒体援引中国财经类媒体的评价,说力拓在与中铝的交易过程中,就像一个“dishonourable woman”——这个词本意比较温和,指行为“不端的”、“不名誉”的,而实际上,我问了不少澳洲同事和朋友,他们大多认为这个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是指那些无情无义、只爱钱财的“婊子”。同时,中国媒体从新华社评论到大部分财经专家的博文,都一致谴责力拓抛弃中铝转投必和必拓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同时还将其上升到“澳大利亚的反华政治”,这未免有些过火。
所有来自中国媒体和商界的反应无一例外地坚定了澳洲各界以前还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揣测——中国企业就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想通过参股控股澳洲资源性矿产大亨,其实是其政府的战略布局之一。
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从地理和历史上看,在五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加澳新)中,与人口众多且连成一片的美加和英国不同,澳洲和新西兰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半球,算是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之间的孤岛,面对的却是人口以数十亿计、正在崛起的东亚各国。就拿我在澳洲工作的安德慎律师事务所举例,建所18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所有的海外分所都处在亚太区域内,欧美只有一些合作伙伴,仅松散地作为他们的“好朋友”合作而已。
尽管在理智上澳洲人很清楚:本国经济前途应更多地与东亚联系在一起,尽管东亚各国无意触动澳洲的文化特征而致力于对澳经贸,尽管至少从前总理开始,澳洲有识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国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亚洲机会,特别是中国机遇,然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和历史纽带仍然会使许多澳洲人在相关问题上出奇地敏感。
前几天跟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的一位银行家私下聊天,在提到力拓中铝交易时,他特地派人把他刚从中国某国内航班上“偷”拿的那本《中国民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中资购并下西洋》,从内容上看,这本今年6月出版的期刊显然刊登了一篇时效过期的文章,但从文中小标题上看——“中铝增持力拓”、“五矿拯救OZ”等,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暴发户”心态。这位朋友指着“拯救”二字问我:在澳洲,力拓、必和必拓和OZ相当于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啊!中国再有钱,但宣称要“拯救”我们澳洲的最大企业,是不是太具侵略性了呢?
另外,对前不久结束的G20伦敦峰会,澳洲报纸通过一张图片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地位”:灰色的大背景下,几把椅子围绕一张红色的椅子,红椅上大大标注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这一系列现象,无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澳洲人眼中的中国,与欧美国家眼中的中国大相径庭——澳洲基本模糊、淡化甚至忽略那些在欧美各国看来不得了的政治、宗教、民主等问题,而更多地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了两国间的投资和贸易,但同时,他们又带着怀疑、带着警惕、带着既舍不得又不得不“嫁女儿”那种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基于此,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澳洲投资中除了商业因素还应该考虑更多。
[编辑 谢康利]
E-mail:chinacbr@vip.163.com
旅澳期间,正值中澳企业并购案闹得满城风雨之时,在澳洲的见闻让人好奇又困惑,“澳洲人眼里的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
以前去美国、英国和欧洲各国,随到一处偏安一隅的小岛小镇,随便遇上个小店主小渔夫小伙计,只要一提到“中国”,他们大致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而且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像人口啊面积啊等,而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政治觉悟的一二三。诸如“中国还在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吗?”“好像西藏那边还有问题没解决啊?”“台湾那边怎么样了?”……
所以,我已经习惯性思维——认为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关注都集中在人权、西藏、台湾这几个问题上,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通常抱着既吃惊又不服还有些恼羞成怒的意味和态度。
而在澳洲,情形却令我深感意外。
从力拓与中铝“分手”谈起
记得今年2月19号到达悉尼后转机去墨尔本,在机场无意中翻看到一张《澳洲人报》头版,那里赫然刊登着一张颇有创意的大幅“宣传画”——只见毛主席头戴钢盔,侧身站在五星红旗前,右手坚定地指向前方,眼神沉着凝重,而他身后的红旗上清晰地写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单词:Rio Tinto(力拓)。
乍一看还以为又是老外的政治恶搞,仔细一瞧才明白:原来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中澳企业间的并购案——中铝收购力拓,这单总价值近200亿美元的交易,正在澳洲掀起轩然大波——中铝已同意出资123亿美元(约193.2亿澳元)收购力拓一些铁矿、铝矿及铜矿的资产,并向力拓提供72亿美元(约113.1亿澳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桩“红色社会主义企业收购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超大型并购案成为此后四个月内澳大利亚国内普遍关注的兴奋点。之后,基本每天的报纸上都会出现有关该交易的报道,不管是正式的行业聚会还是轻松的朋友聚会,交谈不超过三句话,必定扯到这个话题。当然也不出所料,力拓和中铝的“谈婚论嫁”以力拓一脚踢开一往情深的中铝并支付其约1.9亿美元的分手费而告终。消息传开后,在澳洲,从陆克文政府、斯万财长、力拓董事会,到商界人士、各路媒体和普通百姓,无不长嘘一口气:总算保住了自家的资源,总算在血雨腥风的金融危机中,成功阻击了中国巨无霸企业试图发起的一场“资源掠夺战”。
现在再来回顾这期间的纷纷扰扰显然已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不过有意思的是,力拓中铝关系从火热的开场到冰冷的结局,这一戏剧性变化后面隐含着更深刻的话题。
力拓中铝的分手,看似个案,实为普遍——因为在澳洲(当然也包括其他经合发展组织的成员国)眼里:中国企业就等同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无论在本国还是海外,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有政府行为。于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就直接演变成了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有了这么一个“偷换概念”的先决条件,那么发生在中国企业澳洲并购中的所有问题,便立刻符合逻辑、顺理成章了!
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澳洲
事实上,在经合组织中,澳大利亚一向就是“自由不干预主义”色彩相对较为淡薄的一个国家。
澳大利亚表面上走的是很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已踏上陆克文总理所指向的“第三条道路”,即“既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同时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与提供者”,同时坚持“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度和竞争中立”。这样的一条路,显然是在绝对市场经济和绝对计划经济之间的中庸之道。
澳洲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在发达国家中素以“严格和苛刻”著称。比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个隶属澳洲财政部但又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部门,审查之严苛、之繁琐、之冗长,堪比中国银监会。
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审批,并非像中国一样是基于对外资所属行业或产业而是以投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凡属于政府投资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投资,无论投资哪些行业都被纳入“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范畴。中铝就被认为是一家不折不扣的“政府企业”(国资委是其股东之一),其拟对力拓的收购,无论比例大小金额多少,均须通过FIRB(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的审批后(之前已得到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批准),再由其财政部长签发许可。
为此,澳洲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在为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时,一方面为这些中国客户大手笔的律师费欣喜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其政府背景的股份结构而忧心忡忡。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澳洲的大宗投资交易中却鲜见身影。好不容易从电视里看到一则几个江浙一带的民企有意投资西澳的矿产企业的新闻,却是有关他们被澳洲矿主误导和欺骗(后者被起诉)的“法制新闻”!
中国的坏印象
澳洲各界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顽固认识,也注定了中国企业在澳投资“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就中铝与力拓的并购而言,以澳洲前财政部首脑John Stone为首的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资深政界商界人士一直予以强烈反对甚至谴责,在有人提出力拓可通过在有关合同中设定更严格更苛刻的条件来限制中方的权限后,Stone以“胡说八道”和“毫无意义”予以评价。Stone认为,中国人(包括企业和政府)很有耐心,他们会先接受这些苛刻严格的条件,但几年后,等争议冷却下来后,他们就会忽视这些条件。Stone先生对此还下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结论:“每一个中国公司,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麻烦时),都是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这种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一直在澳洲政界、商界和舆论界蔓延。Stone还打比方说:“一旦苍蝇落入蜘蛛网的客厅就再也插翅难逃了!”——可见其眼中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形象有多么糟糕!
而中国在对外宣传中,中国企业和媒体(包括某些政府官员)自身的态度和言行,无意中进一步强化了澳洲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认识。
过去四个月里,在澳洲的所有媒体上,见不到任何从审批部门到联邦政府的澳洲官员对力拓中铝并购案发表只言片语的评论,顶多前任官员对此指手画脚罢了,而中国官员,如驻澳大使章均赛先生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却点名点姓地对包括这笔交易在内的若干中国在澳投资项目逐一进行点评,比如中国有色与澳洲矿业、湖南华菱钢铁与Fortescue Metals Group等交易。且不说章大使言论的科学性,单在澳洲同行眼里,这样公开具体的表态,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这些对外投资的大宗交易中不可能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中铝在力拓宣布终止与其并购交易后的系列反应,也印证了澳洲各界此前对其政府背景的猜测和怀疑。比如,熊维平第一时间飞往堪培拉要求与总理陆克文会晤(国内的媒体基本上回避这个细节,导致大部分人以为是陆克文主动约见熊维平——这看似细微的差异却意味深长)。在澳洲媒体和商界看来,熊维平此举非常之“中国”——原本一单商业交易的变更,应由交易各方面对面沟通解决,而中铝掌门人直奔堪培拉总理府,至少让绝大多数澳洲人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他们的企业如果在海外碰到类似情况是断然不会如此行动,而熟悉的是这类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行为政府化在澳洲已屡见不鲜。
中国媒体(澳洲人眼里的“中国政府喉舌”)对力拓中铝分手的若干评论,也再次印证了澳方各界此前各类担忧的合理性。澳洲媒体援引中国财经类媒体的评价,说力拓在与中铝的交易过程中,就像一个“dishonourable woman”——这个词本意比较温和,指行为“不端的”、“不名誉”的,而实际上,我问了不少澳洲同事和朋友,他们大多认为这个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是指那些无情无义、只爱钱财的“婊子”。同时,中国媒体从新华社评论到大部分财经专家的博文,都一致谴责力拓抛弃中铝转投必和必拓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同时还将其上升到“澳大利亚的反华政治”,这未免有些过火。
所有来自中国媒体和商界的反应无一例外地坚定了澳洲各界以前还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揣测——中国企业就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想通过参股控股澳洲资源性矿产大亨,其实是其政府的战略布局之一。
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从地理和历史上看,在五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加澳新)中,与人口众多且连成一片的美加和英国不同,澳洲和新西兰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半球,算是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之间的孤岛,面对的却是人口以数十亿计、正在崛起的东亚各国。就拿我在澳洲工作的安德慎律师事务所举例,建所18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所有的海外分所都处在亚太区域内,欧美只有一些合作伙伴,仅松散地作为他们的“好朋友”合作而已。
尽管在理智上澳洲人很清楚:本国经济前途应更多地与东亚联系在一起,尽管东亚各国无意触动澳洲的文化特征而致力于对澳经贸,尽管至少从前总理开始,澳洲有识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国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亚洲机会,特别是中国机遇,然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和历史纽带仍然会使许多澳洲人在相关问题上出奇地敏感。
前几天跟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的一位银行家私下聊天,在提到力拓中铝交易时,他特地派人把他刚从中国某国内航班上“偷”拿的那本《中国民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中资购并下西洋》,从内容上看,这本今年6月出版的期刊显然刊登了一篇时效过期的文章,但从文中小标题上看——“中铝增持力拓”、“五矿拯救OZ”等,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暴发户”心态。这位朋友指着“拯救”二字问我:在澳洲,力拓、必和必拓和OZ相当于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啊!中国再有钱,但宣称要“拯救”我们澳洲的最大企业,是不是太具侵略性了呢?
另外,对前不久结束的G20伦敦峰会,澳洲报纸通过一张图片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地位”:灰色的大背景下,几把椅子围绕一张红色的椅子,红椅上大大标注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这一系列现象,无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澳洲人眼中的中国,与欧美国家眼中的中国大相径庭——澳洲基本模糊、淡化甚至忽略那些在欧美各国看来不得了的政治、宗教、民主等问题,而更多地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了两国间的投资和贸易,但同时,他们又带着怀疑、带着警惕、带着既舍不得又不得不“嫁女儿”那种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基于此,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澳洲投资中除了商业因素还应该考虑更多。
[编辑 谢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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