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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的旅行也可以看做是这样一种商品，他们最初的确做出了叛逃的姿态，发出了叛逃的声明，但最后却与他们叛逃的对象相拥而笑。当反叛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原料后，它在实际上能够产生的社会意义就被消解殆尽。
最近几年，随着“背包客”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流行，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被称为旅行散文的畅销书类型。从《迟到的间隔年》到《背包十年》，从《搭车去柏林》到《一路向南》，这些图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背包客”，他们不太有钱，但并不满足于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于是放弃或暂时放弃稳定的工作，背起背包踏上一条艰辛而浪漫的旅程，书中文字即是他们对一路上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通读这些图书，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文字并没有多么精美，所表达的生活体悟也不见得有多么深刻，它们之所以在图书市场上销售得风生水起，与其说是因为图书本身的魅力，毋宁说是因为作者们所选择的旅行方式本身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因而，要理解这类图书畅销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社会意义，我们就不能到书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该集中关注“背包客”独特的旅行方式本身所透露出的社会学信息。
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旅游已经成为一宗越来越重要的消费品，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旅游?在研究旅游的经典之作《游客凝视》中，作者约翰·尤瑞反复强调了旅游和离开(departure)这一概念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联系。他认为，一个显而易见却意义重大的问题是，旅游其实就是离开熟悉的日常生活，进入并沉浸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中，因而，“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绝妙途径”(约翰·尤瑞：《游客凝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3)。根据这种方法论启示，我们可以说，旅游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循环往复的运行轨迹中的暂时逃逸。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旅游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和渴望，反映出的恰恰是他们对日常生活越来越深重的厌倦和逃避心理。
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旅游地为游客提供的都是一个异于现代社会的空间环境，不管是游览自然山水，还是探访地方民俗，人们都是作为一个去功能化的个体进入到一个未被社会化组织的新异环境中，即使旅游地点人流如织，大家彼此之间也只存在一种临时性的松散联系。而且，在只诉诸人的眼睛的旅游景观面前，人们在感官上首先实现了平等；拥有不同财富和职位的人都可以在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观看相同的风景，并通过拍照留念的方式保存下一份永久的证明，这也在人们的心理上制造了一种平等感。因而，我们可以把旅游看做是逃往一个去社会化的空间，人们在其中能够体验到一种自由感和平等感，而这正是旅游独特的吸引力的一部分，也正是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令人气恼的缺憾。
现代社会犹如一部自行运转的机器，内在地具有一种整齐划一的要求，它要求每个成员都扮演指定的角色，犹如忠实的机器零件一样。阿伦特提出，现代的劳动分工被切割得如此细密，以至于每个从业者都只需要很少的技能。也就是說，与前现代社会中手工艺人的工作不同，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都被降低到劳动的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实际上都不过是劳动力的单纯消耗。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就是，“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P54)。这种劳动的异化状态催生了工作和生活截然两分的观念：人们把工作看成是一项单纯的苦役，而生活的全部乐趣都只有到工作之后和之外去寻找。在很多人看来，旅游就是这样一种“延迟的满足”，它在事后补偿了人们在工作时所受到的煎熬。
现代社会不仅造成了生活和工作截然两分的观念，从而生产出对旅游的强烈需求；同时还破坏了人的社交能力，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需求。鲍曼提出，在现代社会的架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临时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社交技能的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市场就轻而易举地侵入了这一“社交的真空地带”。旅游就是这样一种商品，人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期望那是一个解决那些常见问题的更好地方”(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219)。因而，旅游不仅是身体的离开，同时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
然而，现代社会的商品逻辑具有一种无所不包地吞噬一切的本性，它倾向于把一切都转化成消费品，旅游也未能幸免。我们看到，今天的旅游已经彻底商业化。游览一个景点时，游客该在哪里停留、该在哪里拍照、该购买什么纪念品，都会受到导游的“悉心”指导。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观览的重要性也已经让位给拍照，“人们在假日寻找的不过是一组摄影图片，而这些图片人们早已经在旅游公司的旅游宣传手册中或电视节目中看过”(《游客凝视》，P176)。也就是说，旅游实际上已经变质为一种“标志的收集”活动，人们热衷于在各个旅游景点见缝插针地拍照，留下曾经到此一游的证明，随即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这种商业化的旅游已不再是一场愉悦感官、舒畅心神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一次性的消费；就像对品牌符号的占有一样，旅游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身份修辞行为。它非但没有逃逸出工作中的生产逻辑，反而被整合进庞大的社会生产系统之中。正是部分出于对这种“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景点拍照”式的商业化旅游的不满，很多年轻人才热烈追捧“背包客”独特的旅行方式。
在“背包客”们的宣言中，他们的旅行并不满足于从日常生活中的暂时逃逸，同时还具有一种抵抗日常生活规训和商业化逻辑暴政的双重反叛意味。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他们的精神旗帜，自由则是他们常常脱口而出的口号。那么，与商业化的旅游相比，这种独特的旅行方式的“卓异”之处在哪里呢?借用《搭车去柏林》中的话回答就是：“不像跟旅行团，吃住都安排好了。这样的旅行，每天你都要去操心，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刘畅：《搭车去柏林》，中信出版社，201l，P157)。事实上，“背包客”们的旅行与团队旅游的区别也基本上仅限于此，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旅行线路也大抵是由一些名声在外的景点连接而成，不同之处仅在于，因为想要得到一种更加真 实、刺激的旅行体验，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跟随包办一切的旅行团，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可能遇到的所有麻烦。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背包客”们其实并没有得到《在路上》中那些“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真传，正如凯鲁亚克的朋友霍姆斯所说，《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杰克·凱鲁亚克：《在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引言P28)。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垮掉的一代”的形而上层面的精神旅行显然是“背包客”们所未有的，引领他们“一路向南”的也不是某种“信仰”，而只是一种对更加个人化的旅行体验的好奇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以自由为口号的反叛姿态就显得颇为可疑。
更为可疑的是，我们似乎能够从“背包客”们貌似特立独行的行为背后窥见他们蠢蠢欲动的商业企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旅行写作不断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并配以精美的摄影图片。而我们知道，在这一网络平台上，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图书出版商正紧锣密鼓地物色着新的写手。最能透露出这种商业意图的莫过于刘畅和谷岳的“搭车去柏林”之行，这次旅行搭配了一个颇能吸引人眼球的爱情主题——谷岳搭车到柏林看望自己的德国女朋友；而且，他选择的旅伴刘畅则是一个纪录片摄影师和导演，在他们沉重的背包里，各种摄影器械一应俱全。旅行结束不久，他们不仅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搭车去柏林》一书，而且还在旅游卫视推出了20集的同名纪录片，据介绍，电影改编计划也正在实施之中。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之所以“在路上”并不完全是出于精神上的向往，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因而，他们其实也没有跳出团队游客“符号采集”的窠臼，只不过他们是“符号采集”的散客罢了。
虽然如此，“背包客”还是吸引了众多粉丝，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种旅行的流浪意味与当前城市年轻人无根化的生活状态存在着深深的契合。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年轻人离开故土涌进现代化的都市。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一方面，飞涨的房价使他们在城市中安家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多年漂泊在外的经历也使故乡变成了一个只能回望的地方。这种前后不靠的双重“异乡人”身份使他们感受到浓重的悲凉——是该继续无望地前行，还是该痛苦地否定自己曾经的理想?这种处境在羽泉的《我的青春我的城》中有最为动人的描摹：“还能逃哪儿去呢?除了上班的地方。这城市是我的吗?而我又是谁的呢?是被自己骗了吗?还是圆不了当初说的谎。如果这不是我的城，我的青春它去哪儿啊?没有留不下的城市，没有回不去的故乡”。在这种实际上已经进退无路的僵局中，“背包客”用以自我标榜的“在路上”的生活理念，既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想象性的超越之途，同时也为他们尴尬的现实处境涂抹上一层悲壮色彩。
实际上，“背包客”图书的热销这一现象也引出了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大众文化的反叛成为一个商业卖点和商标的时候，它真实的社会意义还有几许?我们看到，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确实具有强大的吞噬和收编能力，如居伊·德波所说，“也许对现状自鸣得意的认同和景观造反是共存的——一旦丰裕经济发现了将其生产方法运用于特殊原料的方式，令人不满的事务本身就变成了一件商品”(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P22)。约翰·斯道雷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当文化工业最终成功地将亚文化的抵抗推向总体消费市场并获得利润时，亚文化总是会抛开原来的独创性和对抗性，走向了与商业的融合并起到缓和意识形态矛盾的作用”(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P127-128)。由此看来，“背包客”们的图书借用的是一种“反商业化的商业化”营销策略，它们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窒息难耐的人们提供了一次“上来透口气”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可以更加长久地潜入水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
最近几年，随着“背包客”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流行，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被称为旅行散文的畅销书类型。从《迟到的间隔年》到《背包十年》，从《搭车去柏林》到《一路向南》，这些图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背包客”，他们不太有钱，但并不满足于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于是放弃或暂时放弃稳定的工作，背起背包踏上一条艰辛而浪漫的旅程，书中文字即是他们对一路上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通读这些图书，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文字并没有多么精美，所表达的生活体悟也不见得有多么深刻，它们之所以在图书市场上销售得风生水起，与其说是因为图书本身的魅力，毋宁说是因为作者们所选择的旅行方式本身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因而，要理解这类图书畅销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社会意义，我们就不能到书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该集中关注“背包客”独特的旅行方式本身所透露出的社会学信息。
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旅游已经成为一宗越来越重要的消费品，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旅游?在研究旅游的经典之作《游客凝视》中，作者约翰·尤瑞反复强调了旅游和离开(departure)这一概念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联系。他认为，一个显而易见却意义重大的问题是，旅游其实就是离开熟悉的日常生活，进入并沉浸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中，因而，“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绝妙途径”(约翰·尤瑞：《游客凝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3)。根据这种方法论启示，我们可以说，旅游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循环往复的运行轨迹中的暂时逃逸。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旅游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和渴望，反映出的恰恰是他们对日常生活越来越深重的厌倦和逃避心理。
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旅游地为游客提供的都是一个异于现代社会的空间环境，不管是游览自然山水，还是探访地方民俗，人们都是作为一个去功能化的个体进入到一个未被社会化组织的新异环境中，即使旅游地点人流如织，大家彼此之间也只存在一种临时性的松散联系。而且，在只诉诸人的眼睛的旅游景观面前，人们在感官上首先实现了平等；拥有不同财富和职位的人都可以在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观看相同的风景，并通过拍照留念的方式保存下一份永久的证明，这也在人们的心理上制造了一种平等感。因而，我们可以把旅游看做是逃往一个去社会化的空间，人们在其中能够体验到一种自由感和平等感，而这正是旅游独特的吸引力的一部分，也正是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令人气恼的缺憾。
现代社会犹如一部自行运转的机器，内在地具有一种整齐划一的要求，它要求每个成员都扮演指定的角色，犹如忠实的机器零件一样。阿伦特提出，现代的劳动分工被切割得如此细密，以至于每个从业者都只需要很少的技能。也就是說，与前现代社会中手工艺人的工作不同，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都被降低到劳动的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实际上都不过是劳动力的单纯消耗。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就是，“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P54)。这种劳动的异化状态催生了工作和生活截然两分的观念：人们把工作看成是一项单纯的苦役，而生活的全部乐趣都只有到工作之后和之外去寻找。在很多人看来，旅游就是这样一种“延迟的满足”，它在事后补偿了人们在工作时所受到的煎熬。
现代社会不仅造成了生活和工作截然两分的观念，从而生产出对旅游的强烈需求；同时还破坏了人的社交能力，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需求。鲍曼提出，在现代社会的架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临时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社交技能的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市场就轻而易举地侵入了这一“社交的真空地带”。旅游就是这样一种商品，人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期望那是一个解决那些常见问题的更好地方”(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219)。因而，旅游不仅是身体的离开，同时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
然而，现代社会的商品逻辑具有一种无所不包地吞噬一切的本性，它倾向于把一切都转化成消费品，旅游也未能幸免。我们看到，今天的旅游已经彻底商业化。游览一个景点时，游客该在哪里停留、该在哪里拍照、该购买什么纪念品，都会受到导游的“悉心”指导。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观览的重要性也已经让位给拍照，“人们在假日寻找的不过是一组摄影图片，而这些图片人们早已经在旅游公司的旅游宣传手册中或电视节目中看过”(《游客凝视》，P176)。也就是说，旅游实际上已经变质为一种“标志的收集”活动，人们热衷于在各个旅游景点见缝插针地拍照，留下曾经到此一游的证明，随即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这种商业化的旅游已不再是一场愉悦感官、舒畅心神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一次性的消费；就像对品牌符号的占有一样，旅游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身份修辞行为。它非但没有逃逸出工作中的生产逻辑，反而被整合进庞大的社会生产系统之中。正是部分出于对这种“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景点拍照”式的商业化旅游的不满，很多年轻人才热烈追捧“背包客”独特的旅行方式。
在“背包客”们的宣言中，他们的旅行并不满足于从日常生活中的暂时逃逸，同时还具有一种抵抗日常生活规训和商业化逻辑暴政的双重反叛意味。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他们的精神旗帜，自由则是他们常常脱口而出的口号。那么，与商业化的旅游相比，这种独特的旅行方式的“卓异”之处在哪里呢?借用《搭车去柏林》中的话回答就是：“不像跟旅行团，吃住都安排好了。这样的旅行，每天你都要去操心，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刘畅：《搭车去柏林》，中信出版社，201l，P157)。事实上，“背包客”们的旅行与团队旅游的区别也基本上仅限于此，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旅行线路也大抵是由一些名声在外的景点连接而成，不同之处仅在于，因为想要得到一种更加真 实、刺激的旅行体验，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跟随包办一切的旅行团，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可能遇到的所有麻烦。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背包客”们其实并没有得到《在路上》中那些“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真传，正如凯鲁亚克的朋友霍姆斯所说，《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杰克·凱鲁亚克：《在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引言P28)。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垮掉的一代”的形而上层面的精神旅行显然是“背包客”们所未有的，引领他们“一路向南”的也不是某种“信仰”，而只是一种对更加个人化的旅行体验的好奇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以自由为口号的反叛姿态就显得颇为可疑。
更为可疑的是，我们似乎能够从“背包客”们貌似特立独行的行为背后窥见他们蠢蠢欲动的商业企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旅行写作不断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并配以精美的摄影图片。而我们知道，在这一网络平台上，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图书出版商正紧锣密鼓地物色着新的写手。最能透露出这种商业意图的莫过于刘畅和谷岳的“搭车去柏林”之行，这次旅行搭配了一个颇能吸引人眼球的爱情主题——谷岳搭车到柏林看望自己的德国女朋友；而且，他选择的旅伴刘畅则是一个纪录片摄影师和导演，在他们沉重的背包里，各种摄影器械一应俱全。旅行结束不久，他们不仅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搭车去柏林》一书，而且还在旅游卫视推出了20集的同名纪录片，据介绍，电影改编计划也正在实施之中。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之所以“在路上”并不完全是出于精神上的向往，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因而，他们其实也没有跳出团队游客“符号采集”的窠臼，只不过他们是“符号采集”的散客罢了。
虽然如此，“背包客”还是吸引了众多粉丝，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种旅行的流浪意味与当前城市年轻人无根化的生活状态存在着深深的契合。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年轻人离开故土涌进现代化的都市。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一方面，飞涨的房价使他们在城市中安家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多年漂泊在外的经历也使故乡变成了一个只能回望的地方。这种前后不靠的双重“异乡人”身份使他们感受到浓重的悲凉——是该继续无望地前行，还是该痛苦地否定自己曾经的理想?这种处境在羽泉的《我的青春我的城》中有最为动人的描摹：“还能逃哪儿去呢?除了上班的地方。这城市是我的吗?而我又是谁的呢?是被自己骗了吗?还是圆不了当初说的谎。如果这不是我的城，我的青春它去哪儿啊?没有留不下的城市，没有回不去的故乡”。在这种实际上已经进退无路的僵局中，“背包客”用以自我标榜的“在路上”的生活理念，既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想象性的超越之途，同时也为他们尴尬的现实处境涂抹上一层悲壮色彩。
实际上，“背包客”图书的热销这一现象也引出了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大众文化的反叛成为一个商业卖点和商标的时候，它真实的社会意义还有几许?我们看到，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确实具有强大的吞噬和收编能力，如居伊·德波所说，“也许对现状自鸣得意的认同和景观造反是共存的——一旦丰裕经济发现了将其生产方法运用于特殊原料的方式，令人不满的事务本身就变成了一件商品”(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P22)。约翰·斯道雷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当文化工业最终成功地将亚文化的抵抗推向总体消费市场并获得利润时，亚文化总是会抛开原来的独创性和对抗性，走向了与商业的融合并起到缓和意识形态矛盾的作用”(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P127-128)。由此看来，“背包客”们的图书借用的是一种“反商业化的商业化”营销策略，它们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窒息难耐的人们提供了一次“上来透口气”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可以更加长久地潜入水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