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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介绍
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至2019年先后出版媒体伦理、社交媒体使用等著作11本，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级、教育部和其他社科项目共计10多项;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主持人寄语
如今，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民众自我表达意识增强，如何增进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成为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媒介通过支配符号化资源、提供表达平台，对民众的集体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形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背景，探究媒介增进社会共识、塑造健康有序网络环境的可能路径，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去观察媒介。
本栏目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张梅兰、朱子鹏的《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以央视春晚为例》。两位作者以央视春晚为研究对象，探究媒介仪式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路径。作者指出，央视春晚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包括仪式召唤、仪式凝聚和仪式共享。具体来说，仪式召唤包括呈现当代美好生活、将其与当前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以及在舞台上呈現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仪式凝聚包括利用符号化表征和故事化叙事重现集体记忆;仪式共享包括构筑虚拟的时间同步性、呈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和民族文化身份，构建“民族共同体”。
本栏目推出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赵振宇的《加快推进建设良好网络精神家园》。作者立足于国家政策、新形势下治理网络媒体，增强网络安全的现实背景，提出管理者应当抓住机遇，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促进民众进行广泛、持续、深入的政治生活实践，民众在通过网络进行表达时应遵循依法和有序的准则，注意提升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这为网络空间治理和内容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
摘要：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媒介作为社会符号资源的重要支配力量，以其仪式化功能，对社会共识的凝聚、达成起到重要作用。以央视春晚为典型代表的媒介仪式，作为一种呈现在媒介上的重大的正式行为，构建仪式秩序、道德秩序。媒介仪式在召唤聚集中确认社会秩序，在贮存社会记忆中展示社会变迁，在经验共享中动员社会情感，在发扬传统中确定文化与民族认同，成为创建这一文化象征符号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媒介仪式 社会共识 春晚 凝聚
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被打破，世界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对话，由对立走向交往，由相互猜忌走向互信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谋求达成共识。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向世界勾画出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坐标，向世界阐述了中国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提出的世界治理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达成一致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各阶层利益主体诉求多样化、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发展的情况。在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逻辑的大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凝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非媒介的单一力量能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与社会共识的塑造毫不相干。在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的背景下，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在共同体当中。
“媒介仪式”（Media Ritual）是围绕主要的媒介种类组织起来的一种正式化行为，这种行为使得“媒介就是通往社会核心的人口”这一价值观得以加强且合理化。媒介作为一个符号化高度集中的系统，占据着符号特权，媒介利用其符号化资源能够对集体意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影响。在媒介仪式中，媒介可以通过仪式作用对个体进行集体意识的唤醒，通过召唤让个体对自身的主体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同时更新对于自己所处集体的认知。任何仪式的呈现都具有一定的符号象征性，背后隐含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例外，个体在被召唤的过程中接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个体对其接受是无意识的，因此，个体的集体意识在被召唤的过程中持续的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建构。媒介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化行为，其功能具有双重性质：首先是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具有传播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功能;其次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依旧保留有传统的人类仪式功能。但是无论是从传播角度去考察媒介仪式所具有的传播功能，还是从仪式角度去考察媒介仪式的仪式功能，其在协调社会关系，整合社会意识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以上种种，表明媒介仪式对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媒介仪式和社会共识之间是如何关联和作用的？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是什么？
一、仪式、媒介与共识达成：媒介仪式的“共识”功能
（一）媒介仪式与“机械的团结”
仪式指根据某些文化传统聚集一系列象征性行为的安排或者程序。杰内普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会共时性或者历时性的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中，为了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个群体，个体的一生必须从始至终参与各种仪式。每个个体所经过的生命阶段都是类似的，即从诞生到成熟，再到结婚，为人父，阶层爬升，直至死亡。[1]特纳发现，人类社会的关联模式存在并列和交替两种状态，在并列状态下，社会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存在着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体系，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序列差异，而在交替状态下，社会的固定结构消失或者变得不明显，人和人之间的地位趋向平等。[2]在仪式的过程中，交替模式则会出现，在社会固定结构消失或淡化的状态下，社会成员感受到一种地位上的平衡，无论是大型的复杂社会还是小型的部落，来自社会成员感觉上的地位平衡都有利于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在人类仪式功能的研究路径中，涂尔干认为信仰是内在社会意识，仪式是信仰的外在表现方式。当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社会意志后，社会秩序也就得以确认。因此在涂尔干看来，仪式对社会团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被他称为“机械的团结”。[3] 媒介仪式概念的由来与仪式本身有着天然的联系。媒介仪式的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传播学领域也在不断地完善媒介仪式的概念，总的来说，媒介仪式的概念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詹姆斯·凯瑞将仪式概念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当中来，这一阶段是概念的提出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丹尼尔·戴扬以及伊莱休·卡茨提出“媒介事件”的概念，通过对媒介事件的研究与探讨，让媒介仪式的概念逐渐清晰具体，这一阶段是概念的扩充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尼克·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将媒介仪式概念正式定型。[4]“媒介仪式是围绕主要媒介及其相关领域所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媒介是人们通向社会中心的接人点’这一隐藏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得以加强且合理化”。[5]在完整的媒介仪式中，媒介可以被解释为连接社会成员与社会中心的桥梁，而这种解释同时又是媒介不断地通过组织和开展活动传递给社会成员的，并且通过不断地强化和重复化，让媒介是社会中心这个观点被广大社会成员接受，完成媒介自身地位的建构和强化。因此，本文将媒介仪式定义为：“围绕着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核心媒介，譬如电视、报纸而产生的一系列人类的正式化行为，这种正式化行为的参与者是广大受众，受众在媒介的召唤下，聚集在一起共享特定的活動或事项，并最终形成某种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又能对受众将来的价值认知产生影响。”
（二）媒介仪式与社会共识整合
关于社会共识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分别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理解，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认为，共识是某些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所共享的信念和规范。[6]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共识是一项协定，但却是一项特殊的协定。首先，它指的是一项其条款能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广义的协定。其次，与那种内容精确具体的协定相对应，它指的是关于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协定。”[7]国内学者张洪兴则认为社会共识是社会个体在共同的实践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性理解。[8]鉴于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关于社会共识的概念，笔者在本文中将社会共识定义为“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个体关于同一事物在互相商讨和妥协让步的基础之上所达成的同一理解。”首先满足共识的首要条件是要对同一事物达成共同的理解，其次，达成共识的过程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相互商讨和妥协让步的过程，最后，共识的范围是有限的，只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域有效。
社会共识是主观与客观，绝对与相对的结合，社会共识的主观性是指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每个社会主体对于社会的认识都是主观的，受到个人的偏好的影响，社会共识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体的选择，跟主体的利益以及价值趋向息息相关;社会共识的客观性是指社会共识达成之后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其是社会主体之间求同存异的结果，所以达成之后的社会共识的内容是受到社会主体认可的，其作用是在一定事件内是确定的，是不可变的，同时这种客观性反映到共识内容上就是绝对的，具有绝对真理的特征;社会共识的相对性是相对人的认识而言的，无论是普通的社会个体还是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社会主体，其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也只能认识并且达成特定时间内的社会共识，随着时间和和主体认识的变化，社会共识也处在不断地变迁之中，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不是固定的，会被打破，挑战或驳回。[9]
媒介仪式依旧保留了比较强的传统人类仪式的“仪式化特征”。人类的传统仪式具有非日常性、程式性、符号性等特征。仪式有别于日常的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强调;仪式具有特定的程式，并且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规范;仪式事件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除了仪式表演本身以外，都会含有其他的特殊象征元素，具备进一步解读的可能。媒介仪式作为传统人类仪式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也保留了，上述人类仪式中一些常见的特征，媒介仪式首先往往是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再现，譬如每年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其作为一种默哀仪式，是对历史的一种纪念;又如每年举行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则是对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一种纪念，同时也是对过去一年重大事件的回忆。其次，任何的媒介仪式都有自己固定的程式，有一套符合媒介价值要求的仪式化流程，譬如每年央视春晚在播出时间，节目形式以及样式上大体都会与过去保持一致性;最后，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仅仅是媒介仪式本身，而是包含了一套媒介自身的价值观，符合媒体立场的预设逻辑。
媒介仪式打破了传统仪式的空间和时间隔阂，仪式传播变得无远弗届，起居室代替广场和体育场变成了仪式场。传统的人类仪式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受到很大禁锢，其影响力往往，局限于物理空间所能触及的领域，同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参与者必须身体在场，沉浸在仪式场域内，才能受到仪式的感染和洗礼，一旦身体脱离了仪式场，仪式对，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媒介仪式则打破了这种隔阂，仪式场不再限定在仪式的发生地，只要能够接触到媒介，起居室就能变成仪式场，媒介的巨大覆盖力和影响力，赋予了人们史无前例的参与度，营造了很强的“共同在场”氛围，人们的参与、沟通和互动变得更加开放、便捷和迅速;同时仪式的呈现在时间上变得可逆，错过了对仪式的直播，重播本身就能够给予观看者带来强大的感染力，同一仪式过程反复在媒介上重现也能增强观众的记忆和情感体验。
在协调社会关系层面，传统的仪式共享对于参与者存在着严格的身份限制，仪式的展演过程并不是对所有人完全开放的，只有宗族内部的人才有机会参与其中，而将外人区别开来，传统媒介仪式联系的是血缘和宗族关系，媒介仪式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对于参与者的身份不再有要求，只要能够接触到媒介，就能参与到相应的仪式中来，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所有的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有人既有的身份和地位都暂时的被消除，人们处于仪式构造的全新社会关系中，其连接的也不再是以宗族和血缘为单位，而是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此外，在传统的仪式中，参与者所处的位置，参与程度都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则没有这种差别，彼此都处于相同的视角，在同一时间接触到的东西完全一样，受众完全平等的投人到媒介仪式中。 在整合社会意识层面，仪式通过符号和意义的共享，帮助人们形成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在仪式表演过程中被受众所接受的，而这种信仰形成之后又会帮助人们重塑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在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介帮助仪式在传播层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禁锢，让人类仪式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部落层面，可以蔓延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而作为人类的一种神圣行为，仪式同样赋予了传播神圣性，真正帮助媒介建构了一个“社会中心”的神话，让媒介传播行为在整合社会意识层面发挥着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
二、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脚本呈现：央视春晚
春节作为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春节的起源有着十分深邃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集中的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信仰、家庭理想以及文化心理，春节中的除夕之夜也是一年中家庭聚首，祈福平安的重要时刻。作为一场全国性的仪式晚会，央视春晚已经成为传递民族团结价值观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成为了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媒介仪式。
（一）央视春晚的仪式意义
春节联欢晚会将春节这一传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庆祝单元的节日真正变成了以国家为单位仪式化庆典，将除夕之夜真正变成普天同庆的“神圣时间”。除夕夜守岁也不再是带着古朴印记的传统民间叙事话语，属于私人空间的对家庭、对家族的祈福变成了公共空间对于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祷告。央视春晚渐渐被置换成一个国家意志对于国民身份进行召唤的时刻，从一个无意中诞生的茶话会变成国家主流话语的传媒镜像。[10]
春节联欢晚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纪录片《春节大联欢》。早期的春晚是以“茶话会”形式举办的，技术的限制使得其不能实现现场直播，只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实况录音，而后再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成为纪录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在影院大银幕上进行放映。直到1983年，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成功才正式拉开了央视春晚的序幕。从此以后，央视春晚在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北京时间8点整（早期曾经在8点之前）准时播出，，逐渐成为日后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晚会节目。正如社会学家、文艺家艾君所说：“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与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的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11]
作为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联欢节目，春晚每年有幾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固定的。每年的央视春晚都会在大年除夕夜八点钟准时开始，在新年到来前，春晚主持人会带领晚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读秒倒数，迎接新的一年。央视春晚对时间的控制进一步控制了观看者的行动，让所有观看者行动得以协调同步，构筑了“千家万户、全国上下同时进行一种活动”的时间虚拟概念。让看春晚的大部分人相信此时在远方，有千千万万跟他来自同一条血脉的中华儿女，守候在电视机面前，共同经历着这样一场盛大的民族仪式，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虽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们此时跟我经历着同一件事情。虚拟的时间同步性让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产生了，每一个人都坚信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不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能够激发起个体对于民族的自觉意识，增进民族的团结和共识。
（二）央视春晚的媒介仪式特征
央视春晚作为一场国家级的电视直播事件，首先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其次，根据媒介仪式的定义来看，又是一场庄重的媒介仪式，是围绕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关的核心媒介而产生的人类的正式化行为，受众作为参与者在媒介的召唤下，聚集在这场国家级庄重仪式中，形成特定的信仰，对受众将来的价值认知产生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媒介仪式特征。
这种特征首先表现为非日常性。央视春晚并非是一场日常的电视直播活动，而是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自1983年开播至今，央视春晚一直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形式同观众见面。大年三十晚上8点在电视机前等待春晚已经成为国人欢度春节的一个固定标志。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帮助春晚营造出一种虚拟的时空同步效应，让观众在这个时间段沉浸于其中，接受其所带来的洗礼。
其次是程式性。在过去37年的央视春晚呈现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程和节目形式。首先是在流程上，每年的央视春晚均在除夕之夜晚上8点钟准时开播，伴随着主持，人的报幕以及开场舞蹈，正式拉开每年春晚的序幕;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主持人会带着观众倒数读秒，不仅现场的观众会受到感染，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主持人的节奏。其次在节目形式上，春晚每年的节目形式均固定在歌曲，舞蹈，相声，小品，曲艺等几大类。尽管也会穿插一些新颖的节目形式，但是整体来看，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程式性。
最后是符号性。仪式的符号性是指仪式事件的过程和细节，都不止其本身，还会具有其他的符号象征意义。[21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仅仅是媒介仪式本身，而是彰显了一.套媒介自身的价值观，符合媒体立场的预设逻辑。每年的春晚节目都需要经过重重审查才能最终走到观众面前，这种审查不仅仅是停留在节目本身是否优秀这一层面，更延伸至节目所传递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春晚的主基调，是否与主流话语体系保持一致。最终成型的春晚节目并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取舍之后的结果，央视对于春晚节目的呈现也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色彩。
（三）央视春晚的仪式脚本呈现
尽管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每年央视春晚叙事脚本呈现的主题都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场全国性的媒介仪式，同时也是将不同的利益群体整合到同一个国族想象之中的最佳形式，“中华一体”“歌颂党和祖国”“民族团结”“家国同构”等仪式主题一直以来都活跃在春晚舞台之上，构成了央视春晚叙事脚本呈现的重点。
“中华一体”类节目，顾名思义，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主题。这类节目在春晚舞台上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华民族的歌颂与祈福;其二是对于中华统一美好愿景的期盼。春晚对于中华民族的歌颂和祈福在节目形式上主要体现为歌曲类节目，相比小品、相声等语言节目，歌曲类节目的表达方式更加直接，观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受到感染，在表达方式上则主要是将祖国人格化，将“祖国”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从而搭建起祖国与中华儿女之间的血脉勾连，在这些歌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也是“母亲”“同胞”“祖国”等人格化的概念。譬如1985年央视春晚张建一演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用歌词“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表达了对于祖国母亲的热爱犹如子女热爱自己的母亲一般，将祖国拟成一个人格化存在。 以“中华一体”为主题的春晚节目另一条呈现路径则表现为对两岸三地同胞的血肉亲情呼唤，对中华统一的期盼。春晚对于中华统一的期盼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两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在香港和澳回归之前，这一时期春晚对于祖国统一的期盼主要体现为对于香港、澳门J顺利回归的殷切期盼之情，1998年春晚作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届春晚，港澳台同胞在春晚舞台的演出数量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第二个时期则是在1999年澳[J]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之后，“台湾回归”成为春晚舞台，上的重要议题。同时，春晚对祖国统一议题的呈现方式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邀请港澳台同胞登上春晚舞台以及呈现主题为“统一”的春晚节目两个方面。从1983年第一届春晚起，港澳台演员就一直是春晚舞台上重要且熟悉的面孔，从1983年台湾同胞林丽芳的诗歌朗读节目《每逢佳节倍思亲》，到1987年费翔登台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再到2018年方芳、张晨光合作的小品《回家》，每个时代的演员虽然不同，但是每个演员背后的所代表意义的却都是相同的割不断的骨肉同胞情。
民族类的节目主要以少数民族的歌舞呈现为主，挑选各少数民族极具特色的舞蹈、歌曲，将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元素展示在春晚舞台上。每年的民族类节目的呈现虽然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主题都跟“和谐”“团圆”“幸福”等有关，如2009年的“藏蒙回壮维”加上朝鲜族共同表演的舞蹈《中华大团圆》，2011年“藏蒙回壮维”五个少数民族共同表演的《幸福大家庭》。
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物的展示是央视春晚传递民族团结价值观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家国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种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传统，家与国一体化也是将不同的利益阶层与群体整合在一起的有效方式。“春晚通过对家国关系进行重新讲述，将亲情伦理关系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起点，从家庭亲情到邻里情，从邻里情到民族情，一直延伸到共同所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譬如，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象征物，1995年的央视春晚上，则呈现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倪萍主持的《看看母亲河》，在节目里将黄河99道弯不同水段的黄河水装在透明的瓶子里排成黄河的样子，还请来9个不同民族的沿岸送水人，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壶来自当地的黄河水，从黄河起源的西藏到东流人海的山東，来自黄河源头的送水人与来自黄河入海口的送水人的手第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整个节目的背景音乐，主持人的旁白，不同民族送水人的乡音，组合在一起触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向所有的观众了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
三、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
（一）仪式召唤：确认“政治合法性”
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战争洗礼过程中，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所获得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同时也是历史的选择。
通过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社会中，仪式是讲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仪式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以及感召力，能够将统治者置于一个权威的地位，同时说服人们支持既有的社会秩序。譬如，古代皇帝的“祭天”仪式，则是向百姓宣告君权是上天所赋予的，将君主的权威打上神秘的色彩和符号，从而让其统治地位的来源合法化，既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如今，“君权神授”已经成为一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现象遭到历史的否定，但是仪式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功能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弱或消除。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结束了近百年被压迫剥削的历史，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人民自然而然的选择，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如今，中国综合国力又迎来巨大发展，“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必然的历史选择。春晚作为一种仪式，也展开了对这一议题的历史讲述。这种讲述主要通过历史再现的方式，向观众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央视春晚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呈现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对当代美好生活的呈现，将当代的美好生活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与当前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譬如1999年央视春晚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通过讲述今时往昔的生活对比，将今天的美好生活与时代联系在一起。199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席卷几个省市的特大洪水以及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都在这一年爆发，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效地化解了这些危机。赵本山的台词“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也直接将这些功劳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得力领导。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舞台呈现。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历史上的诸多危机。在春晚舞台上通过节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能够起到对党内成员的警醒作用，同时也能够将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反省和党内净化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让观众相信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进而理解既有的政治制度优越性所在。
（二）仪式聚集：贮存“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提出来的概念，后在《论集体记忆》又将集体记忆概念进一步阐释为：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只有依靠社会群体成员持续的提取这些记忆，集体记忆才能得以传承。集体记忆最终的落脚点是集体行动，只有在参与集体的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集体记忆。[13]
在一般的媒介仪式中，通常靠影像来记录和展现过去的经验，相比文字和广播来说，影像传递的信息更加清晰和生动，能够使观众更加真实的感受。电视媒介在建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学者戴维.莫利认为，“公众作为原子化的小团体单位，通过观看电视媒介仪式能够产生一种久远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能够消解距离感，公共性被家庭内部化，私人的身份同样在全国性的体验中被社会化，电视就是以这样’流散仪式’的方式将散落居住在各个角落的群体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将本来属于公共空间独有的典礼转换成一个亲密的聚会，典礼的本来空间在家庭中得以重组。”[14] 春晚作为以电视媒介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媒介仪式，能够最大化地擴大渲染记忆情境，将观众在晚会观看的过程中引人“无意识”的愉悦状态，自然地浸润在春晚所提供的各种表征意义符号之中。观众在观看晚会的过程中，大脑能够接受集体记忆的文本，同时心理上也会对文本所表现和阐释的集体记忆表示认同，将晚会具体的表达和映像都诉诸于已有的记忆和情绪之中。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共享媒介仪式的观看感受，使得其成为电视文本隐喻的最佳方式，全国的电视观众都成为一场媒介仪式的亲身经历者。
春晚对于集体记忆的重现主要体现在春晚的符号化表征和故事化叙事。詹姆斯·凯瑞认为，所有的符号系统本身都带有双重性，一方面，符号是现实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号又为现实提供表征。[15]符号系统是现代媒介世界最重要的系统之一，春晚直播作为由一套固定的传播符号组合而成的符号传播系统，同样具有双重性，一种是传播符号系统所展现的客观事物本身，换句话说就是节目展演本身，另一种则是展现在节目展演下面的深意。这些隐藏在节目本身背后的意义让观看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在欢乐中唤起对过去一年经验的回忆，对时代的集体记忆。让其意识到过去的一年里，无数的瞬间和经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千千万万的同胞共同同步进行的活动。
除了符号化表征以外，故事化叙事也是春晚重现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春晚通过节目的编排以及具体内容的表述，重现过去一年全国各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将其改编为适合舞台展现的十几分钟乃至几分钟的相声、小品、歌舞，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将其在春晚舞台上重新呈现给全国人民。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飞船发射成功、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在春晚舞台上，这些重大的事件无一不得到重现。我们看到，媒介仪式将不同的时代的观众拉回到各自的时代背景中，回忆起彼时的条件，感叹此时生活和时代的美好，通过记忆再现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对时代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三）仪式共享：构建“民族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8世纪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印刷技术，为启发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印刷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报纸和小说的兴起，早期的近代小说，在结构上一般都会采取一种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达同时性设计，在布景假设中布局很多能够让读者与其产生同质印象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事件，尽管这些社会场景和历史事件并没有在作品中交代前提背景，但是一旦出现，却能立马唤起读者心中的共鸣，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将不经意的生活共鸣与作者一点点的引导连成一条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世界;报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小说，是书籍呈现的一种特别形式，通过对报纸的阅读，虚构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报纸和小说对于共同体建构的主导性逐渐被电视媒介所替代，电视成为融人我们消费文化的一种方式，电视以其身临其境的视听效果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现代媒介。一旦与重大仪式性事件结合，通过电视媒介传递仪式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性和共享性”，便会让观看者呈现出一种感觉上的相似性，从而形成超越地域而形成的对某种共同体的归属感。央视春晚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新民俗”和“民族仪式”，正是通过与电视媒介相结合，以媒介仪式的形式为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提供了一种狂欢，也成为了一种构筑“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全新方式。
除了构筑虚拟的时间同步性，引起共鸣的舞台场景和节目脚本呈现也是春晚构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在前现代社会，处于同一团体的成员保持相同的习俗，采用相同的谋生手段，信奉的是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让大家意识到属于同一集体，不会出现离心。[161在每年的春晚舞台呈现中，对广义上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的呈现也是其引起共鸣的重要手段。
民族文化身份是人们对于“我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将到哪里去？”的一种追问，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既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变异性。民族文化身份主要表现为内外两种具体的形式，其一表现为外在显性的民族形象与象征身份表述，其二表现为内在隐性的价值涵蕴和民族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外在显性象征身份建立在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生理基础之上，被表述为“古老东方”“黄种人”“龙的传人”“九州儿女”“东方雄狮”等等，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整体文化身份的象征，在时间的反复传唱、再现中，东南西北，从古至今的众多的原本分散的个体被聚合在一起，从散沙状态的“我”变成了具有共同的血脉关系的“我们”。这些象征性的表述经过历史的积淀，便成为“我们”的集体认同。内在隐性的价值涵蕴则是指的在外在显性象征身份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是用来与别的民族进行深度区别的特征和尺度。传统的中华民族内在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具体体现为勤劳、勇敢、和谐、团结、统一，将集体主义放在个人主义之上，崇善道德、重义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中国近代之前，中华民族文化身份更多是一种自发性的存在，近代外族的人侵，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逐渐由自发转向自觉，这种觉醒是“外在压迫性的觉醒”。及至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唤醒民族文化身份则成为了媒介执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媒介在国家机器的主导性，开始对内进行显性象征身份和内在民族精神的宣传工作，与民族性相关的大型媒介仪式则成为民族文化身份唤醒的主阵地。
春晚作为主流权威媒体面向全体中华儿女打造的一场.民族性仪式，无论是在呈现外在的民族形象与象征身份，还是在召唤内在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方面都始终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从节目的外在符号表征到内在的隐喻，民族文化身份的唤醒一直是贯穿着每一场晚会的主线。譬如，通过对长江、长城和黄河等中华民族外在象征物的呈现，将中华民族与这些象征物融为一体，从而让人们对自己的显.在民族身份有更加清晰的认同。每当提到这些象征物的时候，便会触及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譬如，在节目脚本中隐喻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此外，除了具体的节目，春晚本身也隐喻着对民族精神的召唤，纵观几十年的春晚，“和谐”与“团结”一直以来都是没有变过的春晚主题，观众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将“和谐”“团结”等民族精神融人，并且会意识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共同精神，孤立的个体有着天生的会向群体靠拢的动机，因此接受这种共同精神的个体便会在具体实践中用“民族精神”规范自己，从而获得更多的群体认同，以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 四、结语
媒介仪式在傳播和扩散仪式的过程中，既可以将传播的内容神圣化，同时也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全身心地投人到仪式当中。人们在共享一个特定的仪式过程中，观念得以被重新塑造。媒介仪式对于人们的影响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媒介仪式在传达“社会中心”的时候将自己中心化，仪式的参与者也是在无意识中接受仪式对其的塑造，或者说这种塑造是受众自己选择的结果。而社会共识的达成路径与媒介仪式的影响路径类似，无论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共识理论如何界定，但是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社会共识是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商讨之后得出的一致性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主观的服从，是社会成员对于价值信仰，政治共同体以及道德规范等社会关键要素的接受与认同，它体现着一种社会“公意”，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受到社会“公意”的影响。媒介作为其中很重要的桥梁，通过仪式化的功能，聚集社会认知，共享价值标准和文化信仰，通过“结构一反结构一结构”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社会公意，从而达到社会这一“神圣空间”对“共同体、共同价值和信仰”的认同，创造了一种能引起“前契约团结”的机制和方法，为社会共识的达成创设语境。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视作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其认为社会分工作为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集体意识则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集体意识漫布在社会空间里，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团结的实现起着很大的作用。集体意识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着很大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优先考虑到集体意识的态度，当个体权衡到反叛集体意识的惩罚远远大于收益的时候，个人就会采取依附于集体仪式的行动，接受集体意识的调节作用，减少失范行为的产生。
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经济、话语、权力等各个领域之间的博弈与协商，其过程之复杂可想而知。要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如果靠一味地说教或行政化手段，势必会加剧矛盾，甚至适得其反。但是媒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通过起仪式化的作用，将上述各种难以调和的议题进行仪式化的置换，将生硬的话语变成仪式场域内可以共享的信仰、价值与符号，无形中化解了各种冲突。在媒介仪式场域内，个体的观点和主体的观点在碰撞中得以共通，在博弈中得以互补，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中获得相互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注释：
[1]阿诺德·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4.
[2]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赞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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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琦。尼克寇德瑞的媒介仪式理论研究[D].河北大学.2013.
[5]尼克.库尔德里著.崔玺译。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9.
[6]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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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洪兴.社会共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3-4.
[9]张洪兴。社会共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3-4.
[10]李黎丹.央视春晚意识形态运行模式的变迁[J].现代传播.2011（05）.
[11]]艾君.中国年[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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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71.
[15]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65.
[16]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书店.2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与对策研究”（18BXW110）的阶段性成果。）
（张梅兰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朱子鹏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至2019年先后出版媒体伦理、社交媒体使用等著作11本，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级、教育部和其他社科项目共计10多项;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主持人寄语
如今，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民众自我表达意识增强，如何增进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成为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媒介通过支配符号化资源、提供表达平台，对民众的集体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形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背景，探究媒介增进社会共识、塑造健康有序网络环境的可能路径，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去观察媒介。
本栏目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张梅兰、朱子鹏的《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以央视春晚为例》。两位作者以央视春晚为研究对象，探究媒介仪式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路径。作者指出，央视春晚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包括仪式召唤、仪式凝聚和仪式共享。具体来说，仪式召唤包括呈现当代美好生活、将其与当前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以及在舞台上呈現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仪式凝聚包括利用符号化表征和故事化叙事重现集体记忆;仪式共享包括构筑虚拟的时间同步性、呈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和民族文化身份，构建“民族共同体”。
本栏目推出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赵振宇的《加快推进建设良好网络精神家园》。作者立足于国家政策、新形势下治理网络媒体，增强网络安全的现实背景，提出管理者应当抓住机遇，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促进民众进行广泛、持续、深入的政治生活实践，民众在通过网络进行表达时应遵循依法和有序的准则，注意提升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这为网络空间治理和内容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
摘要：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媒介作为社会符号资源的重要支配力量，以其仪式化功能，对社会共识的凝聚、达成起到重要作用。以央视春晚为典型代表的媒介仪式，作为一种呈现在媒介上的重大的正式行为，构建仪式秩序、道德秩序。媒介仪式在召唤聚集中确认社会秩序，在贮存社会记忆中展示社会变迁，在经验共享中动员社会情感，在发扬传统中确定文化与民族认同，成为创建这一文化象征符号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媒介仪式 社会共识 春晚 凝聚
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被打破，世界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对话，由对立走向交往，由相互猜忌走向互信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谋求达成共识。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向世界勾画出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坐标，向世界阐述了中国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提出的世界治理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达成一致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各阶层利益主体诉求多样化、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发展的情况。在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逻辑的大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凝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非媒介的单一力量能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与社会共识的塑造毫不相干。在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的背景下，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在共同体当中。
“媒介仪式”（Media Ritual）是围绕主要的媒介种类组织起来的一种正式化行为，这种行为使得“媒介就是通往社会核心的人口”这一价值观得以加强且合理化。媒介作为一个符号化高度集中的系统，占据着符号特权，媒介利用其符号化资源能够对集体意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影响。在媒介仪式中，媒介可以通过仪式作用对个体进行集体意识的唤醒，通过召唤让个体对自身的主体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同时更新对于自己所处集体的认知。任何仪式的呈现都具有一定的符号象征性，背后隐含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例外，个体在被召唤的过程中接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个体对其接受是无意识的，因此，个体的集体意识在被召唤的过程中持续的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建构。媒介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化行为，其功能具有双重性质：首先是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具有传播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功能;其次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依旧保留有传统的人类仪式功能。但是无论是从传播角度去考察媒介仪式所具有的传播功能，还是从仪式角度去考察媒介仪式的仪式功能，其在协调社会关系，整合社会意识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以上种种，表明媒介仪式对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媒介仪式和社会共识之间是如何关联和作用的？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是什么？
一、仪式、媒介与共识达成：媒介仪式的“共识”功能
（一）媒介仪式与“机械的团结”
仪式指根据某些文化传统聚集一系列象征性行为的安排或者程序。杰内普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会共时性或者历时性的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中，为了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个群体，个体的一生必须从始至终参与各种仪式。每个个体所经过的生命阶段都是类似的，即从诞生到成熟，再到结婚，为人父，阶层爬升，直至死亡。[1]特纳发现，人类社会的关联模式存在并列和交替两种状态，在并列状态下，社会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存在着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体系，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序列差异，而在交替状态下，社会的固定结构消失或者变得不明显，人和人之间的地位趋向平等。[2]在仪式的过程中，交替模式则会出现，在社会固定结构消失或淡化的状态下，社会成员感受到一种地位上的平衡，无论是大型的复杂社会还是小型的部落，来自社会成员感觉上的地位平衡都有利于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在人类仪式功能的研究路径中，涂尔干认为信仰是内在社会意识，仪式是信仰的外在表现方式。当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社会意志后，社会秩序也就得以确认。因此在涂尔干看来，仪式对社会团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被他称为“机械的团结”。[3] 媒介仪式概念的由来与仪式本身有着天然的联系。媒介仪式的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传播学领域也在不断地完善媒介仪式的概念，总的来说，媒介仪式的概念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詹姆斯·凯瑞将仪式概念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当中来，这一阶段是概念的提出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丹尼尔·戴扬以及伊莱休·卡茨提出“媒介事件”的概念，通过对媒介事件的研究与探讨，让媒介仪式的概念逐渐清晰具体，这一阶段是概念的扩充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尼克·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将媒介仪式概念正式定型。[4]“媒介仪式是围绕主要媒介及其相关领域所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媒介是人们通向社会中心的接人点’这一隐藏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得以加强且合理化”。[5]在完整的媒介仪式中，媒介可以被解释为连接社会成员与社会中心的桥梁，而这种解释同时又是媒介不断地通过组织和开展活动传递给社会成员的，并且通过不断地强化和重复化，让媒介是社会中心这个观点被广大社会成员接受，完成媒介自身地位的建构和强化。因此，本文将媒介仪式定义为：“围绕着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核心媒介，譬如电视、报纸而产生的一系列人类的正式化行为，这种正式化行为的参与者是广大受众，受众在媒介的召唤下，聚集在一起共享特定的活動或事项，并最终形成某种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又能对受众将来的价值认知产生影响。”
（二）媒介仪式与社会共识整合
关于社会共识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分别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理解，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认为，共识是某些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所共享的信念和规范。[6]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共识是一项协定，但却是一项特殊的协定。首先，它指的是一项其条款能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广义的协定。其次，与那种内容精确具体的协定相对应，它指的是关于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协定。”[7]国内学者张洪兴则认为社会共识是社会个体在共同的实践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性理解。[8]鉴于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关于社会共识的概念，笔者在本文中将社会共识定义为“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个体关于同一事物在互相商讨和妥协让步的基础之上所达成的同一理解。”首先满足共识的首要条件是要对同一事物达成共同的理解，其次，达成共识的过程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相互商讨和妥协让步的过程，最后，共识的范围是有限的，只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域有效。
社会共识是主观与客观，绝对与相对的结合，社会共识的主观性是指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每个社会主体对于社会的认识都是主观的，受到个人的偏好的影响，社会共识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体的选择，跟主体的利益以及价值趋向息息相关;社会共识的客观性是指社会共识达成之后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其是社会主体之间求同存异的结果，所以达成之后的社会共识的内容是受到社会主体认可的，其作用是在一定事件内是确定的，是不可变的，同时这种客观性反映到共识内容上就是绝对的，具有绝对真理的特征;社会共识的相对性是相对人的认识而言的，无论是普通的社会个体还是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社会主体，其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也只能认识并且达成特定时间内的社会共识，随着时间和和主体认识的变化，社会共识也处在不断地变迁之中，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不是固定的，会被打破，挑战或驳回。[9]
媒介仪式依旧保留了比较强的传统人类仪式的“仪式化特征”。人类的传统仪式具有非日常性、程式性、符号性等特征。仪式有别于日常的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强调;仪式具有特定的程式，并且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规范;仪式事件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除了仪式表演本身以外，都会含有其他的特殊象征元素，具备进一步解读的可能。媒介仪式作为传统人类仪式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也保留了，上述人类仪式中一些常见的特征，媒介仪式首先往往是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再现，譬如每年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其作为一种默哀仪式，是对历史的一种纪念;又如每年举行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则是对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一种纪念，同时也是对过去一年重大事件的回忆。其次，任何的媒介仪式都有自己固定的程式，有一套符合媒介价值要求的仪式化流程，譬如每年央视春晚在播出时间，节目形式以及样式上大体都会与过去保持一致性;最后，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仅仅是媒介仪式本身，而是包含了一套媒介自身的价值观，符合媒体立场的预设逻辑。
媒介仪式打破了传统仪式的空间和时间隔阂，仪式传播变得无远弗届，起居室代替广场和体育场变成了仪式场。传统的人类仪式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受到很大禁锢，其影响力往往，局限于物理空间所能触及的领域，同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参与者必须身体在场，沉浸在仪式场域内，才能受到仪式的感染和洗礼，一旦身体脱离了仪式场，仪式对，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媒介仪式则打破了这种隔阂，仪式场不再限定在仪式的发生地，只要能够接触到媒介，起居室就能变成仪式场，媒介的巨大覆盖力和影响力，赋予了人们史无前例的参与度，营造了很强的“共同在场”氛围，人们的参与、沟通和互动变得更加开放、便捷和迅速;同时仪式的呈现在时间上变得可逆，错过了对仪式的直播，重播本身就能够给予观看者带来强大的感染力，同一仪式过程反复在媒介上重现也能增强观众的记忆和情感体验。
在协调社会关系层面，传统的仪式共享对于参与者存在着严格的身份限制，仪式的展演过程并不是对所有人完全开放的，只有宗族内部的人才有机会参与其中，而将外人区别开来，传统媒介仪式联系的是血缘和宗族关系，媒介仪式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对于参与者的身份不再有要求，只要能够接触到媒介，就能参与到相应的仪式中来，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所有的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有人既有的身份和地位都暂时的被消除，人们处于仪式构造的全新社会关系中，其连接的也不再是以宗族和血缘为单位，而是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此外，在传统的仪式中，参与者所处的位置，参与程度都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则没有这种差别，彼此都处于相同的视角，在同一时间接触到的东西完全一样，受众完全平等的投人到媒介仪式中。 在整合社会意识层面，仪式通过符号和意义的共享，帮助人们形成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在仪式表演过程中被受众所接受的，而这种信仰形成之后又会帮助人们重塑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在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介帮助仪式在传播层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禁锢，让人类仪式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部落层面，可以蔓延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而作为人类的一种神圣行为，仪式同样赋予了传播神圣性，真正帮助媒介建构了一个“社会中心”的神话，让媒介传播行为在整合社会意识层面发挥着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
二、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脚本呈现：央视春晚
春节作为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春节的起源有着十分深邃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集中的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信仰、家庭理想以及文化心理，春节中的除夕之夜也是一年中家庭聚首，祈福平安的重要时刻。作为一场全国性的仪式晚会，央视春晚已经成为传递民族团结价值观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成为了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媒介仪式。
（一）央视春晚的仪式意义
春节联欢晚会将春节这一传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庆祝单元的节日真正变成了以国家为单位仪式化庆典，将除夕之夜真正变成普天同庆的“神圣时间”。除夕夜守岁也不再是带着古朴印记的传统民间叙事话语，属于私人空间的对家庭、对家族的祈福变成了公共空间对于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祷告。央视春晚渐渐被置换成一个国家意志对于国民身份进行召唤的时刻，从一个无意中诞生的茶话会变成国家主流话语的传媒镜像。[10]
春节联欢晚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纪录片《春节大联欢》。早期的春晚是以“茶话会”形式举办的，技术的限制使得其不能实现现场直播，只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实况录音，而后再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成为纪录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在影院大银幕上进行放映。直到1983年，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成功才正式拉开了央视春晚的序幕。从此以后，央视春晚在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北京时间8点整（早期曾经在8点之前）准时播出，，逐渐成为日后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晚会节目。正如社会学家、文艺家艾君所说：“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与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的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11]
作为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联欢节目，春晚每年有幾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固定的。每年的央视春晚都会在大年除夕夜八点钟准时开始，在新年到来前，春晚主持人会带领晚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读秒倒数，迎接新的一年。央视春晚对时间的控制进一步控制了观看者的行动，让所有观看者行动得以协调同步，构筑了“千家万户、全国上下同时进行一种活动”的时间虚拟概念。让看春晚的大部分人相信此时在远方，有千千万万跟他来自同一条血脉的中华儿女，守候在电视机面前，共同经历着这样一场盛大的民族仪式，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虽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们此时跟我经历着同一件事情。虚拟的时间同步性让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产生了，每一个人都坚信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不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能够激发起个体对于民族的自觉意识，增进民族的团结和共识。
（二）央视春晚的媒介仪式特征
央视春晚作为一场国家级的电视直播事件，首先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其次，根据媒介仪式的定义来看，又是一场庄重的媒介仪式，是围绕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关的核心媒介而产生的人类的正式化行为，受众作为参与者在媒介的召唤下，聚集在这场国家级庄重仪式中，形成特定的信仰，对受众将来的价值认知产生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媒介仪式特征。
这种特征首先表现为非日常性。央视春晚并非是一场日常的电视直播活动，而是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自1983年开播至今，央视春晚一直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形式同观众见面。大年三十晚上8点在电视机前等待春晚已经成为国人欢度春节的一个固定标志。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帮助春晚营造出一种虚拟的时空同步效应，让观众在这个时间段沉浸于其中，接受其所带来的洗礼。
其次是程式性。在过去37年的央视春晚呈现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程和节目形式。首先是在流程上，每年的央视春晚均在除夕之夜晚上8点钟准时开播，伴随着主持，人的报幕以及开场舞蹈，正式拉开每年春晚的序幕;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主持人会带着观众倒数读秒，不仅现场的观众会受到感染，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主持人的节奏。其次在节目形式上，春晚每年的节目形式均固定在歌曲，舞蹈，相声，小品，曲艺等几大类。尽管也会穿插一些新颖的节目形式，但是整体来看，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程式性。
最后是符号性。仪式的符号性是指仪式事件的过程和细节，都不止其本身，还会具有其他的符号象征意义。[21媒介仪式的呈现也不仅仅是媒介仪式本身，而是彰显了一.套媒介自身的价值观，符合媒体立场的预设逻辑。每年的春晚节目都需要经过重重审查才能最终走到观众面前，这种审查不仅仅是停留在节目本身是否优秀这一层面，更延伸至节目所传递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春晚的主基调，是否与主流话语体系保持一致。最终成型的春晚节目并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取舍之后的结果，央视对于春晚节目的呈现也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色彩。
（三）央视春晚的仪式脚本呈现
尽管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每年央视春晚叙事脚本呈现的主题都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场全国性的媒介仪式，同时也是将不同的利益群体整合到同一个国族想象之中的最佳形式，“中华一体”“歌颂党和祖国”“民族团结”“家国同构”等仪式主题一直以来都活跃在春晚舞台之上，构成了央视春晚叙事脚本呈现的重点。
“中华一体”类节目，顾名思义，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主题。这类节目在春晚舞台上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华民族的歌颂与祈福;其二是对于中华统一美好愿景的期盼。春晚对于中华民族的歌颂和祈福在节目形式上主要体现为歌曲类节目，相比小品、相声等语言节目，歌曲类节目的表达方式更加直接，观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受到感染，在表达方式上则主要是将祖国人格化，将“祖国”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从而搭建起祖国与中华儿女之间的血脉勾连，在这些歌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也是“母亲”“同胞”“祖国”等人格化的概念。譬如1985年央视春晚张建一演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用歌词“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表达了对于祖国母亲的热爱犹如子女热爱自己的母亲一般，将祖国拟成一个人格化存在。 以“中华一体”为主题的春晚节目另一条呈现路径则表现为对两岸三地同胞的血肉亲情呼唤，对中华统一的期盼。春晚对于中华统一的期盼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两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在香港和澳回归之前，这一时期春晚对于祖国统一的期盼主要体现为对于香港、澳门J顺利回归的殷切期盼之情，1998年春晚作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届春晚，港澳台同胞在春晚舞台的演出数量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第二个时期则是在1999年澳[J]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之后，“台湾回归”成为春晚舞台，上的重要议题。同时，春晚对祖国统一议题的呈现方式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邀请港澳台同胞登上春晚舞台以及呈现主题为“统一”的春晚节目两个方面。从1983年第一届春晚起，港澳台演员就一直是春晚舞台上重要且熟悉的面孔，从1983年台湾同胞林丽芳的诗歌朗读节目《每逢佳节倍思亲》，到1987年费翔登台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再到2018年方芳、张晨光合作的小品《回家》，每个时代的演员虽然不同，但是每个演员背后的所代表意义的却都是相同的割不断的骨肉同胞情。
民族类的节目主要以少数民族的歌舞呈现为主，挑选各少数民族极具特色的舞蹈、歌曲，将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元素展示在春晚舞台上。每年的民族类节目的呈现虽然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主题都跟“和谐”“团圆”“幸福”等有关，如2009年的“藏蒙回壮维”加上朝鲜族共同表演的舞蹈《中华大团圆》，2011年“藏蒙回壮维”五个少数民族共同表演的《幸福大家庭》。
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物的展示是央视春晚传递民族团结价值观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家国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种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传统，家与国一体化也是将不同的利益阶层与群体整合在一起的有效方式。“春晚通过对家国关系进行重新讲述，将亲情伦理关系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起点，从家庭亲情到邻里情，从邻里情到民族情，一直延伸到共同所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譬如，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象征物，1995年的央视春晚上，则呈现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倪萍主持的《看看母亲河》，在节目里将黄河99道弯不同水段的黄河水装在透明的瓶子里排成黄河的样子，还请来9个不同民族的沿岸送水人，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壶来自当地的黄河水，从黄河起源的西藏到东流人海的山東，来自黄河源头的送水人与来自黄河入海口的送水人的手第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整个节目的背景音乐，主持人的旁白，不同民族送水人的乡音，组合在一起触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向所有的观众了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
三、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
（一）仪式召唤：确认“政治合法性”
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战争洗礼过程中，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所获得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同时也是历史的选择。
通过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社会中，仪式是讲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仪式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以及感召力，能够将统治者置于一个权威的地位，同时说服人们支持既有的社会秩序。譬如，古代皇帝的“祭天”仪式，则是向百姓宣告君权是上天所赋予的，将君主的权威打上神秘的色彩和符号，从而让其统治地位的来源合法化，既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如今，“君权神授”已经成为一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现象遭到历史的否定，但是仪式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功能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弱或消除。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结束了近百年被压迫剥削的历史，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人民自然而然的选择，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如今，中国综合国力又迎来巨大发展，“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必然的历史选择。春晚作为一种仪式，也展开了对这一议题的历史讲述。这种讲述主要通过历史再现的方式，向观众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央视春晚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呈现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对当代美好生活的呈现，将当代的美好生活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与当前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譬如1999年央视春晚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通过讲述今时往昔的生活对比，将今天的美好生活与时代联系在一起。199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席卷几个省市的特大洪水以及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都在这一年爆发，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效地化解了这些危机。赵本山的台词“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也直接将这些功劳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得力领导。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舞台呈现。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历史上的诸多危机。在春晚舞台上通过节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能够起到对党内成员的警醒作用，同时也能够将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反省和党内净化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让观众相信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进而理解既有的政治制度优越性所在。
（二）仪式聚集：贮存“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提出来的概念，后在《论集体记忆》又将集体记忆概念进一步阐释为：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只有依靠社会群体成员持续的提取这些记忆，集体记忆才能得以传承。集体记忆最终的落脚点是集体行动，只有在参与集体的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集体记忆。[13]
在一般的媒介仪式中，通常靠影像来记录和展现过去的经验，相比文字和广播来说，影像传递的信息更加清晰和生动，能够使观众更加真实的感受。电视媒介在建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学者戴维.莫利认为，“公众作为原子化的小团体单位，通过观看电视媒介仪式能够产生一种久远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能够消解距离感，公共性被家庭内部化，私人的身份同样在全国性的体验中被社会化，电视就是以这样’流散仪式’的方式将散落居住在各个角落的群体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将本来属于公共空间独有的典礼转换成一个亲密的聚会，典礼的本来空间在家庭中得以重组。”[14] 春晚作为以电视媒介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媒介仪式，能够最大化地擴大渲染记忆情境，将观众在晚会观看的过程中引人“无意识”的愉悦状态，自然地浸润在春晚所提供的各种表征意义符号之中。观众在观看晚会的过程中，大脑能够接受集体记忆的文本，同时心理上也会对文本所表现和阐释的集体记忆表示认同，将晚会具体的表达和映像都诉诸于已有的记忆和情绪之中。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共享媒介仪式的观看感受，使得其成为电视文本隐喻的最佳方式，全国的电视观众都成为一场媒介仪式的亲身经历者。
春晚对于集体记忆的重现主要体现在春晚的符号化表征和故事化叙事。詹姆斯·凯瑞认为，所有的符号系统本身都带有双重性，一方面，符号是现实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号又为现实提供表征。[15]符号系统是现代媒介世界最重要的系统之一，春晚直播作为由一套固定的传播符号组合而成的符号传播系统，同样具有双重性，一种是传播符号系统所展现的客观事物本身，换句话说就是节目展演本身，另一种则是展现在节目展演下面的深意。这些隐藏在节目本身背后的意义让观看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在欢乐中唤起对过去一年经验的回忆，对时代的集体记忆。让其意识到过去的一年里，无数的瞬间和经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千千万万的同胞共同同步进行的活动。
除了符号化表征以外，故事化叙事也是春晚重现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春晚通过节目的编排以及具体内容的表述，重现过去一年全国各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将其改编为适合舞台展现的十几分钟乃至几分钟的相声、小品、歌舞，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将其在春晚舞台上重新呈现给全国人民。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飞船发射成功、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在春晚舞台上，这些重大的事件无一不得到重现。我们看到，媒介仪式将不同的时代的观众拉回到各自的时代背景中，回忆起彼时的条件，感叹此时生活和时代的美好，通过记忆再现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对时代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三）仪式共享：构建“民族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8世纪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印刷技术，为启发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印刷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报纸和小说的兴起，早期的近代小说，在结构上一般都会采取一种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达同时性设计，在布景假设中布局很多能够让读者与其产生同质印象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事件，尽管这些社会场景和历史事件并没有在作品中交代前提背景，但是一旦出现，却能立马唤起读者心中的共鸣，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将不经意的生活共鸣与作者一点点的引导连成一条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世界;报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小说，是书籍呈现的一种特别形式，通过对报纸的阅读，虚构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报纸和小说对于共同体建构的主导性逐渐被电视媒介所替代，电视成为融人我们消费文化的一种方式，电视以其身临其境的视听效果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现代媒介。一旦与重大仪式性事件结合，通过电视媒介传递仪式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性和共享性”，便会让观看者呈现出一种感觉上的相似性，从而形成超越地域而形成的对某种共同体的归属感。央视春晚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新民俗”和“民族仪式”，正是通过与电视媒介相结合，以媒介仪式的形式为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提供了一种狂欢，也成为了一种构筑“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全新方式。
除了构筑虚拟的时间同步性，引起共鸣的舞台场景和节目脚本呈现也是春晚构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在前现代社会，处于同一团体的成员保持相同的习俗，采用相同的谋生手段，信奉的是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让大家意识到属于同一集体，不会出现离心。[161在每年的春晚舞台呈现中，对广义上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的呈现也是其引起共鸣的重要手段。
民族文化身份是人们对于“我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将到哪里去？”的一种追问，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既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变异性。民族文化身份主要表现为内外两种具体的形式，其一表现为外在显性的民族形象与象征身份表述，其二表现为内在隐性的价值涵蕴和民族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外在显性象征身份建立在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生理基础之上，被表述为“古老东方”“黄种人”“龙的传人”“九州儿女”“东方雄狮”等等，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整体文化身份的象征，在时间的反复传唱、再现中，东南西北，从古至今的众多的原本分散的个体被聚合在一起，从散沙状态的“我”变成了具有共同的血脉关系的“我们”。这些象征性的表述经过历史的积淀，便成为“我们”的集体认同。内在隐性的价值涵蕴则是指的在外在显性象征身份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是用来与别的民族进行深度区别的特征和尺度。传统的中华民族内在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具体体现为勤劳、勇敢、和谐、团结、统一，将集体主义放在个人主义之上，崇善道德、重义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中国近代之前，中华民族文化身份更多是一种自发性的存在，近代外族的人侵，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逐渐由自发转向自觉，这种觉醒是“外在压迫性的觉醒”。及至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唤醒民族文化身份则成为了媒介执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媒介在国家机器的主导性，开始对内进行显性象征身份和内在民族精神的宣传工作，与民族性相关的大型媒介仪式则成为民族文化身份唤醒的主阵地。
春晚作为主流权威媒体面向全体中华儿女打造的一场.民族性仪式，无论是在呈现外在的民族形象与象征身份，还是在召唤内在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方面都始终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从节目的外在符号表征到内在的隐喻，民族文化身份的唤醒一直是贯穿着每一场晚会的主线。譬如，通过对长江、长城和黄河等中华民族外在象征物的呈现，将中华民族与这些象征物融为一体，从而让人们对自己的显.在民族身份有更加清晰的认同。每当提到这些象征物的时候，便会触及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譬如，在节目脚本中隐喻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此外，除了具体的节目，春晚本身也隐喻着对民族精神的召唤，纵观几十年的春晚，“和谐”与“团结”一直以来都是没有变过的春晚主题，观众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将“和谐”“团结”等民族精神融人，并且会意识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共同精神，孤立的个体有着天生的会向群体靠拢的动机，因此接受这种共同精神的个体便会在具体实践中用“民族精神”规范自己，从而获得更多的群体认同，以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 四、结语
媒介仪式在傳播和扩散仪式的过程中，既可以将传播的内容神圣化，同时也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全身心地投人到仪式当中。人们在共享一个特定的仪式过程中，观念得以被重新塑造。媒介仪式对于人们的影响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媒介仪式在传达“社会中心”的时候将自己中心化，仪式的参与者也是在无意识中接受仪式对其的塑造，或者说这种塑造是受众自己选择的结果。而社会共识的达成路径与媒介仪式的影响路径类似，无论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共识理论如何界定，但是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社会共识是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商讨之后得出的一致性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主观的服从，是社会成员对于价值信仰，政治共同体以及道德规范等社会关键要素的接受与认同，它体现着一种社会“公意”，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受到社会“公意”的影响。媒介作为其中很重要的桥梁，通过仪式化的功能，聚集社会认知，共享价值标准和文化信仰，通过“结构一反结构一结构”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社会公意，从而达到社会这一“神圣空间”对“共同体、共同价值和信仰”的认同，创造了一种能引起“前契约团结”的机制和方法，为社会共识的达成创设语境。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视作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其认为社会分工作为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集体意识则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集体意识漫布在社会空间里，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团结的实现起着很大的作用。集体意识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着很大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优先考虑到集体意识的态度，当个体权衡到反叛集体意识的惩罚远远大于收益的时候，个人就会采取依附于集体仪式的行动，接受集体意识的调节作用，减少失范行为的产生。
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经济、话语、权力等各个领域之间的博弈与协商，其过程之复杂可想而知。要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如果靠一味地说教或行政化手段，势必会加剧矛盾，甚至适得其反。但是媒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通过起仪式化的作用，将上述各种难以调和的议题进行仪式化的置换，将生硬的话语变成仪式场域内可以共享的信仰、价值与符号，无形中化解了各种冲突。在媒介仪式场域内，个体的观点和主体的观点在碰撞中得以共通，在博弈中得以互补，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中获得相互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注释：
[1]阿诺德·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4.
[2]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赞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孙琦。尼克寇德瑞的媒介仪式理论研究[D].河北大学.2013.
[5]尼克.库尔德里著.崔玺译。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9.
[6]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3.
[7]安德鲁.海伍德.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6.
[8]张洪兴.社会共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3-4.
[9]张洪兴。社会共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3-4.
[10]李黎丹.央视春晚意识形态运行模式的变迁[J].现代传播.2011（05）.
[11]]艾君.中国年[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153.
[12]孙信茹，朱凌飞，都市中的“媒介仪式”——人类文化学视野中的媒介传播研究[J].中国传播学论坛会议论文集.2001（01）.
[13]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32.
[14]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71.
[15]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65.
[16]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书店.2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媒介仪式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与对策研究”（18BXW110）的阶段性成果。）
（张梅兰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朱子鹏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