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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为依据，对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实质、目的和译文的预期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是此类材料翻译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文章认为翻译时应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选择有助于达到译文目的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外宣政治文献 目的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但是，对于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古国，有的甚至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这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也导致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不畅。为了排除这种交流中的障碍，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介绍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作为信息和文化的载体，政治文献的翻译在国际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桥梁，有助于加强中外的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大量的政治文献翻译中语言错误、中式英语和误译却比比皆是，政治文献的翻译成了烫手的山芋。究其原因，不同国家在文化、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和各种政治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要想准确翻译政治文献就要深入研究此类文章的功能、特点，并选择正确的翻译理论作为实践中的指导。
一、 翻译的目的论
作为对传统对等思想的反叛以及对翻译理论的重要补充，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人类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翻译的目的受到译文读者、翻译时间、地点、环境、传播媒介和原文目的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目的：第一，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总体目标（可能是谋生）；第二，在目标情景中目标文本的交际目的（可能是为了教导读者）；第三，某一特定翻译方法的目的（比如，为了显示原语结构的独特性而进行直译）。（Nord, 2001:28）总的说来，“目的”主要是指目标文本的目的。
因此，所有翻译的首要规则就是“目的规则”。威密尔是这样解释目的规则的：每一文本是出于一个既定目的而产生，应当为该目的服务。翻译时，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和译文使用的特殊背景，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
然而这一规则并没有为译者指明翻译时可采用的具体的翻译方法，而是把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作为决定翻译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目的论为我们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等等这些翻译研究中的两难问题，意味着为达到某一特定翻译任务的目的可以采用或直译，或意译，或在两者之间的多种方法；意味着读者是目标文本目的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威密尔还认为跨文化交际应当把不同的行为习惯、价值观以及交际情景考虑在内。就外宣政治文献来说还要将一些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翻译的目的论特别适合实用文本如法律文件、技术资料、广告、外宣材料等的翻译。
二、外宣政治文献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外宣政治文献的题材范围广泛，包括联合公报、备忘录、政府报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其他政治性的文献。它们一般是会议、新闻发布会、集会、游行等场合发表的正式书面材料，用来阐明政府和政党处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立场。
这类材料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宣传功能。用于阐明政府或执政党的立场、政策和原则，或是捍卫其政治信仰和价值观。2）纠正错误观点。3）唤起公众热情。通过热情洋溢的语言唤起公众的政治热情。4）建立新的社会风尚。通过宣传新事物，促进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三、目的论对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启示
译文的预期目的是决定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上文所提到的这些宣传效应。但是，很多的译文都没能达到这些预期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译者对原文的误解，采用了错误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
1. 对原文的误解
例1.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译文一）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二）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独立”在字典里对应的英文确实是“independent”，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考虑字面意义的对应，而不认真分析源语的意义，鲁莽翻译，就会造成误会，让人以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因此译文二的修改是十分关键的。
例2.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译文一）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nationality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develop socialist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译文二）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ethnic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groups and develop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民族”一词在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被译为“nationality”，还有其他一些含有“民族”的短语，如“全国各族人民”、“少数民族”、“党的民族政策”、“多民族的国家”等等，都被译为“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the Party’s nationalities policy”和“a multinational state”。其实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各个少数民族，而英语的“nationality”则往往指一个国家。所以在这里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就容易让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产生误会，不能达到阐明国家政策的目的和功效了。
在译文二中“nationality”被改为“ethnic group”，这样一来表达就更准确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译文都要做这样的改动，毕竟这还是要根据译文的的目的来决定。如果中文的“民族”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可以译为“nationality”。
例1和例2的问题在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准确、透彻，导致译文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译者在下笔翻译之前一定要对源语和译语都做深入的分析。充分理解源语意思才能使译文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2.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
例3.这些原则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
（译文一）These principles have been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our nation.
（译文二）These principles have nourished the soul of our nation.
译文一中“精神支柱”被译为“spiritual pillar”，采用的是直译法。但是所谓的“spiritual pillar”在英文中是不能接受的，因为“spiritual”是个抽象的概念，而“pillar”却是个具体的事物，在英语中两者不能结合使用。要正确翻译出这个短语，就要改变翻译策略，采用意译法，翻译短语所传达的信息，而不拘泥于字面。改动后译文二的意思对读者来说就更加清晰明确了。
这种调整在国际译联于1994年7月9日修订的《翻译工作者章程》中也提到了:“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译文的忠实性并不排除为使原作的形式、气氛和深层意义得以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而进行的适当调整。”（王宪生，1997）
还有不少中文特有的带有数字的简称在翻译时，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达到译文预期目的，在翻译方法上也应该做这样的调整。如：
三讲教育
（译文一）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译文二）to stress theoretical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good conduct
三来一补
（译文一）The three-processing and one compensation trade
（译文二）processing supplied materials,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client-supplied samples, assembling imported components and compensation trade in foreign trade business
菜篮子工程
（译文一）“vegetable basket” project
（译文二）a project for establishing production bases and increasing non-staple food supply
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名词简称，对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外国人来说如同天书，翻译时绝不能像译文一样简单地照字面直译，而应该将这些简称所指的完整内容解释清楚，这样才能起到服务读者、传达信息、宣传中国政策的作用。
上面这几例是用意译和解释法代替直译法的很好的例证，但绝不仅限于这些，译者可以灵活处理。根据目的论，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的需求采用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翻译方法。
3.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
外宣政治文献往往会涉及一些政治事件和背景知识。对这些知识的充分了解在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政治的不了解或是不敏感很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中陷入劣势，对国家的外交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带来外交争端。
例4. 开放政策
（译文一）Open-door policy
（译文二）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最初翻译这一政策时，有外国专家建议译为“Open-door Policy”。中方专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Open-door Policy”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强加给中国的一项政策，它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必将损害中国主权国家的形象！经过慎重的考虑，专家们最终选择了第二种译法。
例5.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
（译文一）“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of Japan in China”
（译文二）“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by Japan in China”
译文一是由日方提供的，很明显他们的这种译法是在有意掩盖当年的化学武器是由日本政府遗弃在中国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并为由此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承担全部责任。译文二则是中国政府的译文。
例4和例5中的译文一都违背了中国政府的原则，也不符合翻译的预期目的，都需要进行修改。因此作为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译者，应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政治文化常识，培养政治敏感性，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
结论
功能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Nord, 2001:29）翻译中的问题和错误会阻碍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外宣政治文献中的问题和错误会对译文的信息传递和宣传功能以及译文质量造成影响。实践证明，运用目的论指导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才能真正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此类翻译中的问题可大体分为三类，即译者对原文的误解，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和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这些问题在目的论原则的指导下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译者能够灵活应用这一理论，选择有助于达到译文目的的多种翻译方法，就能够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参考文献：
[1] Mo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3]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程镇球.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M].北京: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5] 黄志凌.浅谈对外宣传中的编译工作[J].中国翻译，1999,(2):55-57.
[6] 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政治经济汉译英300句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7] 金其斌.宣传资料的翻译策略初探[J].中国科技翻译，2003,(11):23-61.
[8] 张美芳.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用功能理论分析编译实例[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95-113.
[9] 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 郑秋芳.应用文翻译的功能主义标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43-45.
[11] 仲伟合，钟任.德国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1999,(3):47-49.
[12]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0,(4).
[13] 王宪生.翻译要对译文负责[J].上海科技翻译，1997，（7）.
关键词：外宣政治文献 目的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但是，对于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古国，有的甚至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这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也导致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不畅。为了排除这种交流中的障碍，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介绍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作为信息和文化的载体，政治文献的翻译在国际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桥梁，有助于加强中外的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大量的政治文献翻译中语言错误、中式英语和误译却比比皆是，政治文献的翻译成了烫手的山芋。究其原因，不同国家在文化、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和各种政治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要想准确翻译政治文献就要深入研究此类文章的功能、特点，并选择正确的翻译理论作为实践中的指导。
一、 翻译的目的论
作为对传统对等思想的反叛以及对翻译理论的重要补充，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人类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翻译的目的受到译文读者、翻译时间、地点、环境、传播媒介和原文目的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目的：第一，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总体目标（可能是谋生）；第二，在目标情景中目标文本的交际目的（可能是为了教导读者）；第三，某一特定翻译方法的目的（比如，为了显示原语结构的独特性而进行直译）。（Nord, 2001:28）总的说来，“目的”主要是指目标文本的目的。
因此，所有翻译的首要规则就是“目的规则”。威密尔是这样解释目的规则的：每一文本是出于一个既定目的而产生，应当为该目的服务。翻译时，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和译文使用的特殊背景，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
然而这一规则并没有为译者指明翻译时可采用的具体的翻译方法，而是把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作为决定翻译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目的论为我们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等等这些翻译研究中的两难问题，意味着为达到某一特定翻译任务的目的可以采用或直译，或意译，或在两者之间的多种方法；意味着读者是目标文本目的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威密尔还认为跨文化交际应当把不同的行为习惯、价值观以及交际情景考虑在内。就外宣政治文献来说还要将一些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翻译的目的论特别适合实用文本如法律文件、技术资料、广告、外宣材料等的翻译。
二、外宣政治文献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外宣政治文献的题材范围广泛，包括联合公报、备忘录、政府报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其他政治性的文献。它们一般是会议、新闻发布会、集会、游行等场合发表的正式书面材料，用来阐明政府和政党处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立场。
这类材料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宣传功能。用于阐明政府或执政党的立场、政策和原则，或是捍卫其政治信仰和价值观。2）纠正错误观点。3）唤起公众热情。通过热情洋溢的语言唤起公众的政治热情。4）建立新的社会风尚。通过宣传新事物，促进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三、目的论对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启示
译文的预期目的是决定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上文所提到的这些宣传效应。但是，很多的译文都没能达到这些预期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译者对原文的误解，采用了错误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
1. 对原文的误解
例1.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译文一）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二）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独立”在字典里对应的英文确实是“independent”，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考虑字面意义的对应，而不认真分析源语的意义，鲁莽翻译，就会造成误会，让人以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因此译文二的修改是十分关键的。
例2.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译文一）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nationality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develop socialist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译文二）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ethnic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groups and develop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民族”一词在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被译为“nationality”，还有其他一些含有“民族”的短语，如“全国各族人民”、“少数民族”、“党的民族政策”、“多民族的国家”等等，都被译为“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the Party’s nationalities policy”和“a multinational state”。其实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各个少数民族，而英语的“nationality”则往往指一个国家。所以在这里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就容易让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产生误会，不能达到阐明国家政策的目的和功效了。
在译文二中“nationality”被改为“ethnic group”，这样一来表达就更准确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译文都要做这样的改动，毕竟这还是要根据译文的的目的来决定。如果中文的“民族”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可以译为“nationality”。
例1和例2的问题在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准确、透彻，导致译文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译者在下笔翻译之前一定要对源语和译语都做深入的分析。充分理解源语意思才能使译文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2.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
例3.这些原则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
（译文一）These principles have been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our nation.
（译文二）These principles have nourished the soul of our nation.
译文一中“精神支柱”被译为“spiritual pillar”，采用的是直译法。但是所谓的“spiritual pillar”在英文中是不能接受的，因为“spiritual”是个抽象的概念，而“pillar”却是个具体的事物，在英语中两者不能结合使用。要正确翻译出这个短语，就要改变翻译策略，采用意译法，翻译短语所传达的信息，而不拘泥于字面。改动后译文二的意思对读者来说就更加清晰明确了。
这种调整在国际译联于1994年7月9日修订的《翻译工作者章程》中也提到了:“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译文的忠实性并不排除为使原作的形式、气氛和深层意义得以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而进行的适当调整。”（王宪生，1997）
还有不少中文特有的带有数字的简称在翻译时，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达到译文预期目的，在翻译方法上也应该做这样的调整。如：
三讲教育
（译文一）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译文二）to stress theoretical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good conduct
三来一补
（译文一）The three-processing and one compensation trade
（译文二）processing supplied materials,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client-supplied samples, assembling imported components and compensation trade in foreign trade business
菜篮子工程
（译文一）“vegetable basket” project
（译文二）a project for establishing production bases and increasing non-staple food supply
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名词简称，对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外国人来说如同天书，翻译时绝不能像译文一样简单地照字面直译，而应该将这些简称所指的完整内容解释清楚，这样才能起到服务读者、传达信息、宣传中国政策的作用。
上面这几例是用意译和解释法代替直译法的很好的例证，但绝不仅限于这些，译者可以灵活处理。根据目的论，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的需求采用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翻译方法。
3.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
外宣政治文献往往会涉及一些政治事件和背景知识。对这些知识的充分了解在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政治的不了解或是不敏感很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中陷入劣势，对国家的外交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带来外交争端。
例4. 开放政策
（译文一）Open-door policy
（译文二）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最初翻译这一政策时，有外国专家建议译为“Open-door Policy”。中方专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Open-door Policy”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强加给中国的一项政策，它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必将损害中国主权国家的形象！经过慎重的考虑，专家们最终选择了第二种译法。
例5.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
（译文一）“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of Japan in China”
（译文二）“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by Japan in China”
译文一是由日方提供的，很明显他们的这种译法是在有意掩盖当年的化学武器是由日本政府遗弃在中国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并为由此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承担全部责任。译文二则是中国政府的译文。
例4和例5中的译文一都违背了中国政府的原则，也不符合翻译的预期目的，都需要进行修改。因此作为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译者，应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政治文化常识，培养政治敏感性，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
结论
功能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Nord, 2001:29）翻译中的问题和错误会阻碍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外宣政治文献中的问题和错误会对译文的信息传递和宣传功能以及译文质量造成影响。实践证明，运用目的论指导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才能真正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此类翻译中的问题可大体分为三类，即译者对原文的误解，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和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这些问题在目的论原则的指导下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译者能够灵活应用这一理论，选择有助于达到译文目的的多种翻译方法，就能够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参考文献：
[1] Mo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3]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程镇球.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M].北京: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5] 黄志凌.浅谈对外宣传中的编译工作[J].中国翻译，1999,(2):55-57.
[6] 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政治经济汉译英300句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7] 金其斌.宣传资料的翻译策略初探[J].中国科技翻译，2003,(11):23-61.
[8] 张美芳.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用功能理论分析编译实例[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95-113.
[9] 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 郑秋芳.应用文翻译的功能主义标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43-45.
[11] 仲伟合，钟任.德国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1999,(3):47-49.
[12]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0,(4).
[13] 王宪生.翻译要对译文负责[J].上海科技翻译，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