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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女演员最怕什么？
娜奥米·沃茨：我怕的太多了。我经常会临阵退缩，打电话跟导演说“我不知道演不演得了”。有那么几年，我不断试镜，不断被告知不行，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当初试镜《穆赫兰道》时，一想到要和大卫·林奇（David Lynch）合作，我快吓死了，但林奇导演在我身上看到某种特质，他最后选择了我，我在这部电影的拍摄中找到了全新的自我。
艾米·亚当斯：我到30岁才真正有戏演，之前和沃茨的经历差不多，如果同样的试镜别人被录取了而我没有，我就会想她们的优点在哪里，给自己参考。
瑞切尔·薇姿：畏惧之心如同发动机的动力，有了畏惧之心才能让表现精彩。我最开始演戏是在剑桥的一家先锋剧团，其实更像那种前卫艺术表演，表演主角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大学女同学，道具是一把折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对方从折梯上弄下去，甚至会流血。当时我们才18岁，觉得这种表演又酷又激进。现在我们会拿这段经历开玩笑，但其实也颇以此为荣。
问：安妮，在《悲惨世界》里，你出演的是你母亲曾经出演的角色？
安妮·海瑟薇：我妈妈曾经参加了这部音乐剧的美国巡演，我在电影里演的就是她当年饰演的芳汀。试镜时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意义重大，很担心拿不到这个角色，让她失望。她倒是比我淡定，还和我聊对这个人物的想法。我试镜成功，她特别高兴，我们在一起讨论表现手法，比如片中有一段是芳汀点燃一根火柴，注视着它越烧越短，然后吹灭，让自己被黑暗吞噬——这种交流是和自己的母亲，而不是和表演老师或导演，这感觉很妙，无可取代。
问：海伦，在《亲密治疗》里出演裸戏，紧张吗？
海伦·亨特：当然紧张，但现在好本子越来越少，必要的时候要豁得出去。想拍好戏的欲望要胜过我本身的紧张情绪。
问：歌迪亚，有没有哪个角色改变了你的一生？
玛丽昂·歌迪亚：：拍完《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后，突然觉得人生需要重要开始。有时深入挖掘，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这时就觉得需要时间自我调整和恢复。
问：成名是否改变了你们的生活？
艾米·亚当斯：家人失去隐私让我很难过，狗仔队现在关注上了我的孩子。都是母亲，你们怎么处理？我脾气不好，需要学会怎么控制情绪。
安妮·海瑟薇：是啊，我也在考虑要孩子，但和丈夫一聊起这个就会想：“住到哪里才能躲开狗仔队呢？”
玛丽昂·歌迪亚：来法国吧。
问：你们有没有特别努力争取过哪个角色？
瑞切尔·薇姿：《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我那会儿简直就是和导演死缠烂打，给他打了无数电话，写了无数邮件，很直接地说我特别适合以及为什么适合这个角色。这种作法其实很不理智，不符合英国人优雅得体的作派，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最后导演跟我说，这种固执才符合角色的性格。
海伦·亨特：我的每个角色都是特别努力争取得来的，《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是其中之最。当时我出演的电视剧《我为卿狂》（Mad About You）很成功，电影《龙卷风》（Twister）也大卖，但《尽善尽美》的导演并不认可我的形象。我的经历不是一夜成名式的，走到今天很辛苦，与别人竞争，与自己竞争，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刚才问“你怕什么？”，其实我想说，我很怕那种“没尽力做好”的感觉，没有什么比明知自己演不好还要演更糟的了。
安妮·海瑟薇：我总觉得自己演不好。所以当发现自己演得还不错的时候，就会如释重负。我演过一些自己没法承受的角色，这后来成为我最大的恐惧。
问：好莱坞对女演员而言是不是更艰难？
莎莉·菲尔德：我快66岁了，得过不少奖，但为了得到《林肯》里这个角色我还是得拼命。大概在2005年，斯皮尔伯格导演就跟我说要拍这部片子，但到去年开拍的时候，主演换成了丹尼尔·戴-刘易斯。知道这事的时候，我内心有个声音大喊“不要接这个角色”。我这辈子碰到过无数不得不妥协的事情，很多时候别无选择。我知道自己比丹尼尔年长10岁，也比自己扮演的玛丽·托德·林肯大了20岁，这都是问题，可我还是坚持了，丹尼尔特意从爱尔兰飞过来跟我对戏。试完镜那天回到家，史蒂夫和丹尼尔都在电话录音里留言问我：“你愿意演玛丽吗？”
问：哪个角色是你们特别想出演的？
安妮·海瑟薇：我想演凯瑟琳大帝，我正在读她的自传。
海伦·亨特：我想演麦克白夫人。
莎莉·菲尔德：莫非咱俩上的是同一堂莎士比亚文学课？
娜奥米·沃茨：我特别想演个喜剧。
玛丽昂·歌迪亚：我想演个怪物，像《魔戒》里的咕噜姆那样的。
瑞切尔·薇姿：我这几年一直在写一个有关环保主义者的故事：为了防止一棵大树被砍，有个姑娘在这棵树上生活了两年多。我和她本人见过面，她的故事非常动人，我很想演，可要拍成电影很难，本来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就很少。
艾米·亚当斯：我想给其他女演员写剧本。
瑞切尔·薇姿：不如我们拍个女版的《宿醉》吧。
海伦·亨特：没问题，我准备好了。
娜奥米·沃茨：我怕的太多了。我经常会临阵退缩，打电话跟导演说“我不知道演不演得了”。有那么几年，我不断试镜，不断被告知不行，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当初试镜《穆赫兰道》时，一想到要和大卫·林奇（David Lynch）合作，我快吓死了，但林奇导演在我身上看到某种特质，他最后选择了我，我在这部电影的拍摄中找到了全新的自我。
艾米·亚当斯：我到30岁才真正有戏演，之前和沃茨的经历差不多，如果同样的试镜别人被录取了而我没有，我就会想她们的优点在哪里，给自己参考。
瑞切尔·薇姿：畏惧之心如同发动机的动力，有了畏惧之心才能让表现精彩。我最开始演戏是在剑桥的一家先锋剧团，其实更像那种前卫艺术表演，表演主角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大学女同学，道具是一把折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对方从折梯上弄下去，甚至会流血。当时我们才18岁，觉得这种表演又酷又激进。现在我们会拿这段经历开玩笑，但其实也颇以此为荣。
问：安妮，在《悲惨世界》里，你出演的是你母亲曾经出演的角色？
安妮·海瑟薇：我妈妈曾经参加了这部音乐剧的美国巡演，我在电影里演的就是她当年饰演的芳汀。试镜时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意义重大，很担心拿不到这个角色，让她失望。她倒是比我淡定，还和我聊对这个人物的想法。我试镜成功，她特别高兴，我们在一起讨论表现手法，比如片中有一段是芳汀点燃一根火柴，注视着它越烧越短，然后吹灭，让自己被黑暗吞噬——这种交流是和自己的母亲，而不是和表演老师或导演，这感觉很妙，无可取代。
问：海伦，在《亲密治疗》里出演裸戏，紧张吗？
海伦·亨特：当然紧张，但现在好本子越来越少，必要的时候要豁得出去。想拍好戏的欲望要胜过我本身的紧张情绪。
问：歌迪亚，有没有哪个角色改变了你的一生？
玛丽昂·歌迪亚：：拍完《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后，突然觉得人生需要重要开始。有时深入挖掘，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这时就觉得需要时间自我调整和恢复。
问：成名是否改变了你们的生活？
艾米·亚当斯：家人失去隐私让我很难过，狗仔队现在关注上了我的孩子。都是母亲，你们怎么处理？我脾气不好，需要学会怎么控制情绪。
安妮·海瑟薇：是啊，我也在考虑要孩子，但和丈夫一聊起这个就会想：“住到哪里才能躲开狗仔队呢？”
玛丽昂·歌迪亚：来法国吧。
问：你们有没有特别努力争取过哪个角色？
瑞切尔·薇姿：《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我那会儿简直就是和导演死缠烂打，给他打了无数电话，写了无数邮件，很直接地说我特别适合以及为什么适合这个角色。这种作法其实很不理智，不符合英国人优雅得体的作派，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最后导演跟我说，这种固执才符合角色的性格。
海伦·亨特：我的每个角色都是特别努力争取得来的，《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是其中之最。当时我出演的电视剧《我为卿狂》（Mad About You）很成功，电影《龙卷风》（Twister）也大卖，但《尽善尽美》的导演并不认可我的形象。我的经历不是一夜成名式的，走到今天很辛苦，与别人竞争，与自己竞争，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刚才问“你怕什么？”，其实我想说，我很怕那种“没尽力做好”的感觉，没有什么比明知自己演不好还要演更糟的了。
安妮·海瑟薇：我总觉得自己演不好。所以当发现自己演得还不错的时候，就会如释重负。我演过一些自己没法承受的角色，这后来成为我最大的恐惧。
问：好莱坞对女演员而言是不是更艰难？
莎莉·菲尔德：我快66岁了，得过不少奖，但为了得到《林肯》里这个角色我还是得拼命。大概在2005年，斯皮尔伯格导演就跟我说要拍这部片子，但到去年开拍的时候，主演换成了丹尼尔·戴-刘易斯。知道这事的时候，我内心有个声音大喊“不要接这个角色”。我这辈子碰到过无数不得不妥协的事情，很多时候别无选择。我知道自己比丹尼尔年长10岁，也比自己扮演的玛丽·托德·林肯大了20岁，这都是问题，可我还是坚持了，丹尼尔特意从爱尔兰飞过来跟我对戏。试完镜那天回到家，史蒂夫和丹尼尔都在电话录音里留言问我：“你愿意演玛丽吗？”
问：哪个角色是你们特别想出演的？
安妮·海瑟薇：我想演凯瑟琳大帝，我正在读她的自传。
海伦·亨特：我想演麦克白夫人。
莎莉·菲尔德：莫非咱俩上的是同一堂莎士比亚文学课？
娜奥米·沃茨：我特别想演个喜剧。
玛丽昂·歌迪亚：我想演个怪物，像《魔戒》里的咕噜姆那样的。
瑞切尔·薇姿：我这几年一直在写一个有关环保主义者的故事：为了防止一棵大树被砍，有个姑娘在这棵树上生活了两年多。我和她本人见过面，她的故事非常动人，我很想演，可要拍成电影很难，本来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就很少。
艾米·亚当斯：我想给其他女演员写剧本。
瑞切尔·薇姿：不如我们拍个女版的《宿醉》吧。
海伦·亨特：没问题，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