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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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演变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共发生过五次大的军事危机,其中以金门战役为主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4年9月3日—1955年5月)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但影响到此后两岸关系和中国的统一,更是因为由于美国的插手而变得复杂和敏感。
   一、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本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既定战略方针,致力于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任务。为此,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多次进行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和战斗。正当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力量,彻底解放台湾问题之际,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发表了《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宣布实施 “台湾中立化”政策。美国政府的上述政策和举措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延缓台湾和暂停攻打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决策。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破坏和阻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中共于1950年春作出了在台海地区进行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的决策。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发动大规模炮击金门之战,当天连续发炮5000余发,蒋介石军队即以炮火回击,从9月6日起,出动空军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解放军炮兵在3月以后继续对金门进行连续狂击,举世瞩目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
   二、美国政府在危机初期的反应
   台海危机发生的头十天里,美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展开频繁的磋商,研讨应对之策,但意见颇为分歧。9月4日,在致国务院电中,他认为“金门事件是一个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态。如果金门丢失,不久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并可能严重危及包括澳大利亚、福摩萨、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和琉球在内的整个沿海地区。为此,他建议,“我们应帮助国民党守住金门。”杜勒斯的建议为艾森豪威尔所首肯和采纳。为了在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首先争取到了同样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英国的支持。接着在9月底,10月初,美英新西兰三国代表就提案有关事项进行了三次协商。期间,新西兰提出了修正案,英国为这一方案取名为“神喻行动”,以示机密。令人讽刺的是,蒋介石当时竟对美英新三国的“神喻行动”一无所知。后来,美国政府指派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马康卫赴台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神喻行动”。但是,在会谈中,蒋介石强烈反对“停火案”,认为“会对他的军队的士气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且乘机再次向美方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试图借停火案促使美国作出缔约的承诺。对此,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意缔约,但条约有适用范围,即该条约只能适用于福摩萨和澎湖列岛。”11月2日,美国方面的饶伯森、弗莱格、马康韦和台湾方面的叶公超、顾维钧等人在华盛顿开始就缔约举行正式会谈,最终于11月2日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三、中美在危机期间的较量
   早在美国伙同英国策划新西兰在安理会提出海峡停火案和美台进行缔约谈判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解放浙江沿海大陈岛等敌占岛屿的作战准备。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湾外交大臣叶公超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政府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个条约是一个“侵略条约”。随后,浙东前线解放军海陆空部队密切配合,联合发动进攻,最终解放了一江山岛全岛。一江山岛之战揭开了大陈作战的序幕,也使第一次台海危机进入到更为激烈的新阶段。
   面临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大陈岛的形势已岌岌可危。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是要磋商并决定对于大陈问题的对策。此时,台湾当局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一、美国为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提供海空掩护。二、差不多在大陈守军撤出的同时,由美国公开宣布支持防守金门和马祖。三、美国公开声明联合国秘书长马舍尔德访问北京设有访问北京没有取得结果。四、不再向安理会提出提出停火案,因为这可能产生许多误解,并鼓励那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经过双方的讨论,美方最后同意可以把防卫范围从金门扩大到马祖,但不作出公开声明。由于美国政府考虑到台海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共军队可能对沿海岛屿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甚至把攻势指向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担心在中共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政权也有可能发生动摇,台湾的局势将会出现动乱而不可收拾。这一切势必会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同时会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霸权地位。为了威胁中国不再采取大的行动,艾森豪威尔随要求国会给予他在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力。1956年1月25日和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
   此外,美国为使蒋介石撤离大陈岛,由杜勒斯于1955年1月24日将此事通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希望苏联劝说中国政府在蒋介石军队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以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既定的在台海避免与美军作战的方针,在获悉苏联转告的美国的意向后,乃决定对大陈地区的蒋介石军队撤守部队和美军不予攻击。2月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协助蒋介石军队从大陈岛撤退,解放军在这过程中未进行攻击。而恰在此时,美国政府对协防沿海岛屿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公开声明协防,但其政策在实际上已迈向为防卫金、马而不惜与中国开战之途,以军事手段甚至使用核武器协防这些岛屿,不论是在政府高层或在国会内外,也无论是在宣传领域还是在实战部门,都在进行着酝酿和准备。这次台海危机也随之达到了高潮。但美国政府新的政策的取向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交互的结果。其关键因素是美国决策层在大陈撤守后对台海局势认识和判断的失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即将调动军队发动对金门、马祖的进攻,目的不仅仅限于占领金、马等岛屿,甚至会对台澎进行攻击。美国原来以为,把大陈让给大陆方面后,台海局势也许会恢复平静,但很快他发现外岛的危局有增无减。到2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得出的认识是,在目前情况下,放弃金、马将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将在整个远东地区造成最为严重的影响。于是,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必将在台湾问题上开战,美台共同讨论的“罗切斯特”计划也似乎证实了中美必战的猜测。然而,实际上处于全剧战略部署考虑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并非想真的同中国打一场大战。实事上,他在尝试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动用核武器之说主要是想对中国进行威胁。因为他深知,在当时对中国打一场大战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而,当形势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在考虑选择另外一种出路。1955年4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高层军政官员会议,发表主张说:为了金门和马祖,同中国开战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会支持美国打这样的战争,美国国会的公众舆论将会严重分歧,并且将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认为“可取的办法”是说服蒋介石自动撤出金门和马祖,然后固守台澎,等待大陆内部的变化,并不断对中共施加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但是,美国政府在说服蒋介石接受其建议的过程中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因为蒋介石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总统特使雷德福和饶伯森:无论美国是否提供援助,他都会坚守金门和马祖。
   其实,中国政府在解放大陈后已采取缓和台湾局势的步骤。1955年2月初,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努力。然而,抱有强烈反共立场和坚持遏制新中国政策的美国决策者们,并不理解,也不想考虑中国政府发出的上述信息。后来,随着台海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愈来愈认识到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台海危机,而且也是符合美国的全局利益的。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开幕。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杜勒斯获悉周恩来的声明后,在25日下午与艾森豪威尔商定后,美国对此作出了公开回应。 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并未拒绝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的提议,表示“我们打算设法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万隆会议以后,经过不少国家在其中进行斡旋,美国政府于1955年7月13日,经由英国的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举行两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至此,台海地区的局势暂时得以缓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最后画上了句号。
   四、几点思考
   综观第一次台海危机,尽管它在国际关系史和大国关系研究中的地位难以提及,但它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蒋之间的矛盾。大陈战役以后,美国认为中国的行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这实际上是美国利用一些国家惧怕战争的心理,盗用联合国名义,妄图玩弄沿海岛屿停火的诡计,来掩饰自己的侵略行径,从而实现台湾国际化。杜勒斯曾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的努力,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但是,蒋介石的宿怨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而非分裂中国,出现一中一台的状况。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对未来中国的统一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认同思想则是盘踞宝岛的蒋先生一生所追求和遵守的人生价值。这也难怪毛泽东曾发出经人感叹:“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第二、由于台湾问题,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等盟国之间的矛盾也表面化。英国、加拿大曾表示对美国冒险作战毫无热忱。美国也曾表示不为沿海岛屿而战。但在蒋介石面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妥协地表示“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同时又向盟国表示没有成功的希望,坚持不同意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也不会轻易卷入远东的冲突。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陷入台湾问题而难以自拔。
   第三、台海危机所暴露的美蒋矛盾,美国与盟国的分歧无疑对中国的决策是有利的,这是此次危机的一大成果。同时,对中国而言,“台海危机”也是一个契机,通过危机,中国领导人察觉到军事行动的局限性,认识到要粉碎美国对华的孤立与遏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采取更灵活的姿态与策略,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危机后作出的重大抉择,即适时地提出逐步、和平地解放台湾的构想。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失原则的灵活性和成熟性。
   综观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两国的相互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决策灵活性程度上的增强,是对危机前后客观现实的变化不断进行观察、估计、判断的结果。尽管当时中美双方在各自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目标上有所松动,而且也没有在炮击金、马上形成系统的外岛政策,但却在恪守台湾问题的国际与国内原则的同时,寻找到了新的解决两岸关系的途径。如今,第一次台海危机已成为历史,东南沿海早已无战事,虽然笔者不能预言未来海峡两岸是否会再次出现军事危机,但海峡地区的和平曙光似乎变得越来越明亮,而祖国的统一仍需所有中国人民为之努力。“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参考文献:
   [1]王绳祖.国际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赵积旭(1986.09-),男,汉族,甘肃武威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主要从事国别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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