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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栽业是安塞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导产业之一，著名的侯沟门村也因此成为安塞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但是，棚栽业却没有能够让刘坪受益，有的村民甚至还欠下了债。在政府引导与农民意愿的磨合中，安塞棚栽业渐渐驶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安塞县侯沟门村是较早发展大棚蔬菜的村子，全村280户，80％都有大棚。这个村子不光种菜的农户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种黄瓜，每年产黄瓜400多万斤，是真正的“一村一品”。
2008年，安塞县被确定为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县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联系点以后，侯沟门村便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参观的内容之一，便是让村民们富裕起来的棚栽业。
“黄瓜之乡”侯沟门
其实，改革开放之前，侯沟门村就是安塞县的一个先进典型。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侯沟门以其川地多的优势，常常成为县乡现场会的召开之地。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侯沟门人有一段时间很失落，因为穷。村民们说，“穷到不管县领导还是乡领导都不愿来。”
“这么好的地，连饭都吃不饱，亏人嘛”当年刚刚上任村支书的樊明亮很不服气。1990年，侯沟门抓住了一次机会，争取到高效农业项目，小麦套种地膜玉米，一年收两茬，亩产半吨粮。侯沟门人的吃饭问题一举解决。
两年后，樊明亮开始谋划发展大棚菜，先建了12个棚，4户村民小规模试点。当时建一个大棚1万元出头。“那时的1万，顶现在的好几万。当时国家扶持力度大，建棚不需要农户出资。”樊明亮说。
经营了一年，一个棚收入1.5万元，不仅收回了建大棚的钱，还有五、六干元的赚头。第二年家家户户都想种大棚，虽然投资大，但见效快，一下就发展到100多棚，形成了规模。
大棚数量多了，问题也来了。
2004年，大棚黄瓜进入盛产期时，一天的产量有五、六万斤，却卖不出去，堆得到处都是。那时候，侯沟门黄瓜在市场上没有知名度，来收黄瓜的客商并不多。
无奈之下，樊明亮组织了十几人的销售队伍，在全国各地跑市场。“雇一个153卡车，装七、八百箱黄瓜，按重量算就是16吨。从安塞拉到武汉，路上走48个小时。等跑到市场，人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还要强撑着卖菜。”樊明亮回忆说，“这一年花在跑市场的钱大约三、四万，但织就了一个销售网络，现在周边大点儿的蔬菜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联系点，西到甘肃，东到郑州，南到武汉，北到内蒙。”
山地都退耕了，侯沟门村人均川地只有7分，一个大棚基本占地1亩，这样一户就只能建一个棚。黄瓜产量不大，质量就显得更为重要。近20年的时间，侯沟门村的黄瓜品种换了三、四个，大棚也不断更新。按山东人的分法，现在的大棚已发展到第五代，侯沟门村是从第一代直接更新为第三代。
2007年，侯沟门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樊明亮任社长，村上三分之一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新技术、新品种方面的服务。从去年起，侯沟门引进了高温闷棚技术，用这项技术处理土壤，可有效杀除根线虫病，黄瓜产量因此提高了30％。
“去年，安塞县农民平均纯收入是4646元，侯沟门村是6000多元，今年预计达到8000多元。黄瓜价格与去年持平，增收主要是因为产量提高了。”侯沟门村村主任张振明告诉记者，“大棚种得好的，7米宽的大棚，1米就能收入五、六百元，但差的只有300元。务得好与不好，区别太大了。”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省科技厅来的人为侯沟门调试电脑，侯沟门人很快就能通过互联网发布黄瓜信息了。大棚菜供出大学生
从安塞县城乘坐通村大巴，30分钟就到了沿河湾镇杨家沟。李占玲嫁到杨家沟30年了，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以前老天爷要是不给面子，连糠皮都吃不上。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靠种菜能供出3个大学生。”李占玲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杨家沟兴起大棚菜种植。据李占玲回忆，在种大棚之前，村民们大多种植烟叶，烟叶由烟草公司统一收购，收益比种粮食好一些。后来，村上从山东请来了大棚菜种植技术员，引导村民开始了大棚菜种植的实验。李占玲说，“头一年不懂育苗，也不会防虫病，蔬菜产量不好，两、三年后，产量就基本达到了标准。”
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杨家沟人再也不用照看那些坡地了，就把更多精力投入大棚里。种了多年大棚菜，李占玲最大的体会是要舍得投入，“你不投入，菜就不给你好好长。”李占玲说，她家有两个大棚，光每年换塑料膜的钱就得4000元。1998年，李占玲用三代钢架棚换掉了5年前搭建的二代木架棚。“钢架棚结实，且采光性好，更利于蔬菜生长。”
据李占玲介绍，一个大棚的蔬菜每年能卖两万元。蔬菜成熟后，菜贩子都会开车过来现场收购。有些村民直接把菜运到县城或其他地方零售，挣的钱更多一些。
种大棚是个苦差事，记者进入李占玲家的大棚时，里边悬挂的温度计显示是40℃。“要是到了夏天，里面更热。当农民辛苦，我不能让我的娃娃再受这份罪。”
李占玲的大女儿在长安大学读研究生，三女儿在延安大学上学，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在西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李占玲说，一家能供出3个大学生，不但在沿河湾镇少见，就是在整个安塞县农村也不多见。“如果当初不种大棚菜，还种那点庄稼和烟叶，就是娃娃有心上学，我可能也无力供。”
刘坪村的留守者
十几个人或蹲或坐在路边堆起的电线杆上，这几乎就是刘坪村所有的村民了。确切地说，应是还留在村里的村民，除了老汉，就是婆姨和娃娃。
村里人聚在一起，谈论着上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村上通往县城的石渣路塌了一个大洞，农用三轮车没法过了。
上任两年的村主任张泽明告诉记者：刘坪是一个自然村，全村68户人，退耕前人均有4亩地，现在只有2亩，能耕种的只是山上的台地，即在山上推出来的梯田，但都是旱地，浇不上水。
2003年，刘坪人也开始搞大棚，主要种红提。“这个项目是县蔬菜局和省上的一个扶贫机构联合搞的，当时还专门为大棚配套了灌溉设施，村民自己也投了不少钱。原先预计效益很好，利用先进技术推迟上市期，每年1到2月赶红提空挡上市，卖个好价钱，5分地的大棚可收入12000元。”张泽明回忆说。
但不到两年，大棚就做不下去了。蔬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当地人技术不行。但村民们解释的原因是投资太大，赚不了钱。当时有村民经营大棚投资了10多万元，现在还挂着账，没还清。
不过，刘坪的大棚还在，由几个河南人经营着，村上有人到大棚打工，干一天挣50元。
大棚种不成了，要靠土地过好日子也就没了指望。“我家四口人，种六、七亩地，地里就种点谷子、玉米，平时吃的米面都要买。现在50斤一袋的大米100多块，一袋面75块，再加上油，不算买菜，一年就耍花2000元。地里那点收成，吃飯都难。”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张泽明说，村上去年农民收入中，只有30％来自农业，年轻人都出去挣钱了，在安塞县城跑出租、开食堂：开商店，要么在建筑工地干活，“地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在种。”
和村民交谈时，记者看到路边一户人家，铁栅栏门挂着锁，院子里的荒草半人高。“那家的男人是开车的，婆姨带着娃娃在外边住，常年都不回来。”邻居对记者说。
“全村200多人，只有过年还能红火热闹几天。过了年，就剩下不到20个人。”一位村民说，村上连个小学都没有，家里有学生的婆姨，都领着娃娃到几里外的学校旁边租房住。
村民很羡慕临近的一个村，那里的村民种大棚菜一户一年能收入两、三万元，但刘坪村缺水，种不了那么多的菜。
去年猪价高的时候，村上曾讨论过养猪。“主要问题是贷款难，想贷款买猪仔，总要先把猪圈修好吧?铺垫不起。”张泽明给记者说，建一个养30头猪的圈，大约需要八、九万元，这还不算买猪仔的钱。“今年猪价跌了，就更不敢养了，说说而已。”
张泽明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刘坪搞新农村建设，这样修新房时，每户就能得到1000元的补贴。可是，处于拐沟里的刘坪不靠近公路，计划报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
安塞县侯沟门村是较早发展大棚蔬菜的村子，全村280户，80％都有大棚。这个村子不光种菜的农户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种黄瓜，每年产黄瓜400多万斤，是真正的“一村一品”。
2008年，安塞县被确定为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县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联系点以后，侯沟门村便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参观的内容之一，便是让村民们富裕起来的棚栽业。
“黄瓜之乡”侯沟门
其实，改革开放之前，侯沟门村就是安塞县的一个先进典型。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侯沟门以其川地多的优势，常常成为县乡现场会的召开之地。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侯沟门人有一段时间很失落，因为穷。村民们说，“穷到不管县领导还是乡领导都不愿来。”
“这么好的地，连饭都吃不饱，亏人嘛”当年刚刚上任村支书的樊明亮很不服气。1990年，侯沟门抓住了一次机会，争取到高效农业项目，小麦套种地膜玉米，一年收两茬，亩产半吨粮。侯沟门人的吃饭问题一举解决。
两年后，樊明亮开始谋划发展大棚菜，先建了12个棚，4户村民小规模试点。当时建一个大棚1万元出头。“那时的1万，顶现在的好几万。当时国家扶持力度大，建棚不需要农户出资。”樊明亮说。
经营了一年，一个棚收入1.5万元，不仅收回了建大棚的钱，还有五、六干元的赚头。第二年家家户户都想种大棚，虽然投资大，但见效快，一下就发展到100多棚，形成了规模。
大棚数量多了，问题也来了。
2004年，大棚黄瓜进入盛产期时，一天的产量有五、六万斤，却卖不出去，堆得到处都是。那时候，侯沟门黄瓜在市场上没有知名度，来收黄瓜的客商并不多。
无奈之下，樊明亮组织了十几人的销售队伍，在全国各地跑市场。“雇一个153卡车，装七、八百箱黄瓜，按重量算就是16吨。从安塞拉到武汉，路上走48个小时。等跑到市场，人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还要强撑着卖菜。”樊明亮回忆说，“这一年花在跑市场的钱大约三、四万，但织就了一个销售网络，现在周边大点儿的蔬菜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联系点，西到甘肃，东到郑州，南到武汉，北到内蒙。”
山地都退耕了，侯沟门村人均川地只有7分，一个大棚基本占地1亩，这样一户就只能建一个棚。黄瓜产量不大，质量就显得更为重要。近20年的时间，侯沟门村的黄瓜品种换了三、四个，大棚也不断更新。按山东人的分法，现在的大棚已发展到第五代，侯沟门村是从第一代直接更新为第三代。
2007年，侯沟门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樊明亮任社长，村上三分之一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新技术、新品种方面的服务。从去年起，侯沟门引进了高温闷棚技术，用这项技术处理土壤，可有效杀除根线虫病，黄瓜产量因此提高了30％。
“去年，安塞县农民平均纯收入是4646元，侯沟门村是6000多元，今年预计达到8000多元。黄瓜价格与去年持平，增收主要是因为产量提高了。”侯沟门村村主任张振明告诉记者，“大棚种得好的，7米宽的大棚，1米就能收入五、六百元，但差的只有300元。务得好与不好，区别太大了。”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省科技厅来的人为侯沟门调试电脑，侯沟门人很快就能通过互联网发布黄瓜信息了。大棚菜供出大学生
从安塞县城乘坐通村大巴，30分钟就到了沿河湾镇杨家沟。李占玲嫁到杨家沟30年了，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以前老天爷要是不给面子，连糠皮都吃不上。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靠种菜能供出3个大学生。”李占玲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杨家沟兴起大棚菜种植。据李占玲回忆，在种大棚之前，村民们大多种植烟叶，烟叶由烟草公司统一收购，收益比种粮食好一些。后来，村上从山东请来了大棚菜种植技术员，引导村民开始了大棚菜种植的实验。李占玲说，“头一年不懂育苗，也不会防虫病，蔬菜产量不好，两、三年后，产量就基本达到了标准。”
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杨家沟人再也不用照看那些坡地了，就把更多精力投入大棚里。种了多年大棚菜，李占玲最大的体会是要舍得投入，“你不投入，菜就不给你好好长。”李占玲说，她家有两个大棚，光每年换塑料膜的钱就得4000元。1998年，李占玲用三代钢架棚换掉了5年前搭建的二代木架棚。“钢架棚结实，且采光性好，更利于蔬菜生长。”
据李占玲介绍，一个大棚的蔬菜每年能卖两万元。蔬菜成熟后，菜贩子都会开车过来现场收购。有些村民直接把菜运到县城或其他地方零售，挣的钱更多一些。
种大棚是个苦差事，记者进入李占玲家的大棚时，里边悬挂的温度计显示是40℃。“要是到了夏天，里面更热。当农民辛苦，我不能让我的娃娃再受这份罪。”
李占玲的大女儿在长安大学读研究生，三女儿在延安大学上学，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在西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李占玲说，一家能供出3个大学生，不但在沿河湾镇少见，就是在整个安塞县农村也不多见。“如果当初不种大棚菜，还种那点庄稼和烟叶，就是娃娃有心上学，我可能也无力供。”
刘坪村的留守者
十几个人或蹲或坐在路边堆起的电线杆上，这几乎就是刘坪村所有的村民了。确切地说，应是还留在村里的村民，除了老汉，就是婆姨和娃娃。
村里人聚在一起，谈论着上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村上通往县城的石渣路塌了一个大洞，农用三轮车没法过了。
上任两年的村主任张泽明告诉记者：刘坪是一个自然村，全村68户人，退耕前人均有4亩地，现在只有2亩，能耕种的只是山上的台地，即在山上推出来的梯田，但都是旱地，浇不上水。
2003年，刘坪人也开始搞大棚，主要种红提。“这个项目是县蔬菜局和省上的一个扶贫机构联合搞的，当时还专门为大棚配套了灌溉设施，村民自己也投了不少钱。原先预计效益很好，利用先进技术推迟上市期，每年1到2月赶红提空挡上市，卖个好价钱，5分地的大棚可收入12000元。”张泽明回忆说。
但不到两年，大棚就做不下去了。蔬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当地人技术不行。但村民们解释的原因是投资太大，赚不了钱。当时有村民经营大棚投资了10多万元，现在还挂着账，没还清。
不过，刘坪的大棚还在，由几个河南人经营着，村上有人到大棚打工，干一天挣50元。
大棚种不成了，要靠土地过好日子也就没了指望。“我家四口人，种六、七亩地，地里就种点谷子、玉米，平时吃的米面都要买。现在50斤一袋的大米100多块，一袋面75块，再加上油，不算买菜，一年就耍花2000元。地里那点收成，吃飯都难。”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张泽明说，村上去年农民收入中，只有30％来自农业，年轻人都出去挣钱了，在安塞县城跑出租、开食堂：开商店，要么在建筑工地干活，“地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在种。”
和村民交谈时，记者看到路边一户人家，铁栅栏门挂着锁，院子里的荒草半人高。“那家的男人是开车的，婆姨带着娃娃在外边住，常年都不回来。”邻居对记者说。
“全村200多人，只有过年还能红火热闹几天。过了年，就剩下不到20个人。”一位村民说，村上连个小学都没有，家里有学生的婆姨，都领着娃娃到几里外的学校旁边租房住。
村民很羡慕临近的一个村，那里的村民种大棚菜一户一年能收入两、三万元，但刘坪村缺水，种不了那么多的菜。
去年猪价高的时候，村上曾讨论过养猪。“主要问题是贷款难，想贷款买猪仔，总要先把猪圈修好吧?铺垫不起。”张泽明给记者说，建一个养30头猪的圈，大约需要八、九万元，这还不算买猪仔的钱。“今年猪价跌了，就更不敢养了，说说而已。”
张泽明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刘坪搞新农村建设，这样修新房时，每户就能得到1000元的补贴。可是，处于拐沟里的刘坪不靠近公路，计划报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