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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550-1868（2014）11
【摘要】目的：研究心包穿刺置管術在终末期癌症患者心包积液中的疗效，减低患者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方法：我们回顾性研究了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5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83例被诊断为恶性疾病并有明显心包积液相关症状患者的病历资料。我们使用两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心包积液复发的预测因素。结果：样本由61名女性和22名男性构成。16例患者在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心包引流术后的复发率约为33%。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达到1年的占56%（47%～71%），心包穿刺术后的中位生存期为40.3±7.9周（95%可信区间，24.9-55.7）。影响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唯一因素是“血性性状心包积液”。经多元分析得出“女性发病”及“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与较高的预期寿命相关。心包穿刺置管术有较高的控制率达67%。结论：对患有恶性疾病的患者，其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操作应该是首选，尤其是针对那些预期不良的终末期患者。
【关键词】心包积液；心包穿刺术；疗效
1.概述
心包积液是一种临床诊疗中极为常见但诊疗过程极为复杂的病理体征。其中顽固性恶性心包积液的处理尤为复杂。国外研究显示尸检发现恶心肿瘤累及心包者约占10%到20%[1]。恶性心包积液患者常常没有明显自觉症状，往往是在作相关非针对心包积液的检查时偶然发现。有症状表现的患者常常表现为心包填塞，这种危急的情况如无法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可迅速造成循环衰竭，甚至死亡。故对其的处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医疗活动。
对恶性心包积液的处理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应迅速缓解心包填塞造成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和患者的急性症状，其次是防止积液在心包腔内再次积聚[2]。但由于缺乏前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目前很难确立最佳的治疗方案。鉴于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群体的特殊性，理想的治疗应该权衡治疗的有效性和患者的生活质量。这部分患者大多伴有恶性疾病的全身转移，即便治疗效果很理想，可一时缓解患者危重病情的进展，但造成患者极低的生活质量和较短的生存期是可想而知的。一些患者的心包积液可能与其本身的恶性疾病并不相关，这类患者则可能获得较长的生存期[3]。
就治疗方式的有效性而言心包穿刺术（Pericardiocentesis）并非是最理想的临床操作。据统计在接受单独心包穿刺治疗的患者中约31%至38%的患者心包积液得到有效控制，且治疗后24到48小时常常再次出现积液[4]。但排开心包积液复发的情况，对终末期患者而言心包穿刺术以其快速缓解症状及较小的侵袭性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而对于那些有较高预期寿命的患者更加激进和有效的方式应该值得争取。本研究正是为了帮助医师选择最佳的心包引流术而进行。为了为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确立最佳治疗策略，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是研究确定伴有恶性心包积液的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心包穿刺术治疗后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
2.病人及研究材料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5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83例被诊断为恶性疾病并有明显心包积液相关症状患者的病历资料。恶性心包积液的诊断均得到临床及超声心动图支持。同时心包积液的量及积聚部位得以明确测量。
对所有入列患者进行以诊断为目的或以缓解症状为目的心包穿刺术。所有患者均接受心电图，传统二维超声检查，部分患者接受胸部螺旋CT扫描。以心脏超声检查确定最佳穿刺部位（积液部位距超声探头距离最短且避开心、肺或其他重要结构）。主要穿刺器械为中心静脉穿刺置管套管针，当穿刺操作确定抽到心包积液后，放入导丝并推出穿刺套管针的金属部分，再顺导丝置入引流导管，最后妥善固定。金属针头固定有心电记录仪，且穿刺方向尽量避免朝向右心室以免损伤。部分病例引流完成后向心包腔内注射干扰素α2b。
心包积液复发指心包积液再次积聚，患者伴有明确临床症状，经心脏超声检查确诊并明确需要干预[5]。当心包积液复发则更加激进的外科策略不得不考虑。恶性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定义为初次心包引流至需要干预的有症状复发间的时间。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为初次心包引流至患者死亡的时间。所有患者均随访至死亡。
3.统计分析
连续性变量以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以百分数表示。可信区间为95%（95% CI）。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示恶性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的中位时间和总生存时间。生存率分析使用时序检验。预测患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生存率的多元分析使用Cox比例危险率模型。P<0.05认为有意义。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14.0软件分析。
4.结果
样本由61例女性和22例男性组成（年龄介于17-77岁，平均年龄47岁）。前期对患者恶性疾病的诊断中包括39例乳腺癌，19例非小细胞肺癌，13例甲状腺癌，8例生殖细胞肿瘤，4例淋巴瘤。34例患者治疗前曾接受过化疗，41例患者接受过对原发病灶的放疗。
最常见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心动过速，低血压和胸痛。症状急性发作占到所有患者的57%，其余43%患者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慢性表现。70%患者出现心电图异常表现，最常见的异常为QRS波群改变和低电压。16例患者在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从确诊原发恶性病变到确诊出现恶性心包积液的中位时间约为14.5个月。
心包引流术均使用心包穿刺术。引流液中51例呈血性，18例呈淡黄色浆液性，14例呈淡血色浆液性。其中41例查见恶性细胞。平均恶性心包积液引流量为430ml（引流量介于10-1300ml）。17例患者接受了引流后心包腔注入干扰素α2b。并发症相对较少，9例患者出现导管阻塞，3例出现迷走神经性低血压。 心包穿刺术后心包积液复发率约为44%（95% CI，37.3-49.4）。恶性心包积液非进展生存期达到1年的患者占56%（44%-70%）。26例患者需要后期进一步治疗方案：15例再次接受心包穿刺术，7例接受心包开窗术，4例接受心包置管引流。
中位生存期为40.3周（95% CI，24.9-55.7）。心包穿刺术后经后续治疗可延长生存期：接受后续治疗比未接受治疗为20.3±7.8 （95% CI， 25.0-55.5）比11.9±5.7 （95% CI， 0.8-22.9） （P<0.001）。为明确心包积液复发是否与患者生存期相关，我们对比了复发患者和无复发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38.5周（95% CI， 25.4–51.6）比47.7周 （95% CI， 3.9–99.5），（P=0.796），无相关性。
经过多元分析发现唯一能够影响恶性心包积液患者非进展生存期长短的因素是“血性心包积液”。对总生存期而言“性别”和“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5.讨论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83例在我院住院治疗患有恶性心包积液并接受心包穿刺术治疗的患者。有效控制率达到66%。在其他的类似研究中报道最高的控制率达到78%，该项研究对275例恶性心包积液患者实行持续心包引流术[6]。其他机构报道的控制率介于10%到44%[7]。
对其他干预方式如心包开窗术（有效控制率达86-92%）而言，心包穿刺术治疗恶性心包积液的控制率相对较低。但我们认为对于恶性肿瘤这种生存期相对较短的患者心包穿刺术以其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2.9%）和死亡率（0.7%）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对于这类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而言，治疗的重点应侧重于尽力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生活质量，降低风险和减少花费。心包穿刺术可缓解绝大部分患者的症状，是一种安全、简单、可床旁操作的技术。与其他操作相比死亡率更低。
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恶性心包积液患者找出能降低复发率的预测因素可以使患者在改进治疗方案后获益。本研究发现延长恶性心包积液复发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独立因素为“血性引流液”。这可能是由于该性状的心包引流液含有较高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故其蛋白密度较高；同时其含有较高的血小板会促进凝血和纤维化，进而降低继续产生心包液的几率。
对总生存期研究，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女性发病”及“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与较高的预期寿命相关。这与其他报道相符：男性发病与恶性心包积液预后不良相关[6]。我们发现原发肿瘤诊断并非影响生存期的预测因素，排除了这种差异是由于样本中乳腺癌例数较高所致的怀疑。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往往经心包引流治疗后有相对较长的生存期，可能是由于这类患者前期未接受放化疗等具有损伤性的治疗。这类患者在接受完心包穿刺引流治疗后可能会提高患者自身机能水平以备接受进一步的抗肿瘤治疗。同样这与前期相关报道一致：在接受化疗期间出现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与较低的生存预期相关[8]。
既往报道中大多认为细胞学阳性（即心包液脱落细胞学检查查见恶性肿瘤细胞）与预后不良相关[3，6，9，10]。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引流液细胞学结果不会影响患者生存期，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同[11]。这点可以解释为引流液细胞学阴性结果不能排除癌性相关积液的可能，因为可能单个心包液细胞学样本检测敏感性不高（67%-92%）[12]。
一些学者尝试在充分引流心包积液后注入组织硬化剂以期获得较好的疗效。干扰素α是一种应用成熟的用于控制恶性胸腔积液的药物[13]；有一些非对照试验显示其针对恶性心包积液的治疗有效[14，15]。但在部分尝试使用其作为组织硬化剂的前瞻性研究中却发现其并不如之前设想的有效。本研究中的17例接受了心包腔注入干扰素α2b治疗，有10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复发，复发率达59%，基于此我们认为干扰素α不会增加患者的恶性胸腔积液复发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本研究主要局限性在于所有臨床数据获得是回顾性的，且对于复发患者的处理非一致。对于使用干扰素α2b进行硬化疗法没有准确的评价。最后研究样本量小可能导致可能重要的预测因素未发现。心包穿刺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病情，且仅34%的患者需要进一步治疗。“女性”和“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应考虑更积极的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Theologides A. Neoplastic cardiac tamponade. Semin Oncol 1978；5：181–192.
[2]Gross JL， Younes RN， Deheinzelin D， Diniz AL， Silva RA， Haddad FJ.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ymptomatic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solid malignancies. Ann Surg Oncol 2006；13：1732–1738.
[3]Cullinane CA， Paz IB， Smith D， Carter N， Grannis FW Jr. Prognostic factors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the patient with concurrent malignancy. Chest 2004；125：1328–1334.
[4]Wilkes JD， Fidias P， Vaickus L， Perez RP. Malignancy-related pericardial effusion. 127 cases from the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Cancer 1995；76：1377–1387. [5]Dequanter D， Lothaire P， Berghmans T， Sculier JP. Severe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oncurrent malignancy：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rognostic factors influencing survival. Ann Surg Oncol 2008； 15：3268–3271.
[6]Tsang TS， Seward JB， Barnes ME， Bailey KR， Sinak LJ， Urban LH， Hayes SN. Outcom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treatment of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cy. Mayo Clin Proc 2000；75：248–253.
[7]Vaitkus PT， Herrmann HC， LeWinter MM. Treatment of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J Am Med Assoc 1994；272：59–64.
[8]Yonemori K， Kunitoh H， Tsuta K， Tamura T， Arai Y， Shimada Y， Fujiwara Y， Sasajima Y， Asamura H.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treated by pericardial drainage in solid-malignancy patients. Med Oncol 2007；24：425–430.
[9]Wang HJ， Hsu KL， Chiang FT， Tseng CD， Tseng YZ， Liau CS. Technical and prognostic outcomes of double-balloon pericardiotomy for large malignancy-related pericardial effusions. Chest 2002；122：893–899.
[10]Gornik HL， Gerhard-Herman M， Beckman JA. Abnormal cytology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cancer patients with pericardial effusion. J Clin Oncol 2005；23：5211–5216.
[11]Wang PC， Yang KY， Chao JY， Liu JM， Perng RP， Yen SH. Prognostic role of pericardial fluid cytology in cardiac tamponade associated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hest 2000；118：744–749.
[12]Meyers DG， Meyers RE， Prendergast TW. The usefulness of diagnostic tests on pericardial fluid. Chest 1997；111：1213–1221.
[13]Wilkins HE 3rd， Connolly MM， Grays P， Marquez G， Nelson D. Recombinant interferon alpha-2b in the management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s. Chest 1997；111：1597–1599.
[14]Pizzamiglio DRPA. Terapia topico con beta interferon in un caso di versamento pleuro-pericardico neoplastico. Minerva Med 1991；82：687.
[15]Wilkins HE 3rd， Cacioppo J， Connolly MM， Marquez G， Grays P. Intrapericardial interferon in the management of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Chest 1998；114：330–331.
【摘要】目的：研究心包穿刺置管術在终末期癌症患者心包积液中的疗效，减低患者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方法：我们回顾性研究了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5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83例被诊断为恶性疾病并有明显心包积液相关症状患者的病历资料。我们使用两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心包积液复发的预测因素。结果：样本由61名女性和22名男性构成。16例患者在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心包引流术后的复发率约为33%。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达到1年的占56%（47%～71%），心包穿刺术后的中位生存期为40.3±7.9周（95%可信区间，24.9-55.7）。影响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唯一因素是“血性性状心包积液”。经多元分析得出“女性发病”及“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与较高的预期寿命相关。心包穿刺置管术有较高的控制率达67%。结论：对患有恶性疾病的患者，其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操作应该是首选，尤其是针对那些预期不良的终末期患者。
【关键词】心包积液；心包穿刺术；疗效
1.概述
心包积液是一种临床诊疗中极为常见但诊疗过程极为复杂的病理体征。其中顽固性恶性心包积液的处理尤为复杂。国外研究显示尸检发现恶心肿瘤累及心包者约占10%到20%[1]。恶性心包积液患者常常没有明显自觉症状，往往是在作相关非针对心包积液的检查时偶然发现。有症状表现的患者常常表现为心包填塞，这种危急的情况如无法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可迅速造成循环衰竭，甚至死亡。故对其的处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医疗活动。
对恶性心包积液的处理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应迅速缓解心包填塞造成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和患者的急性症状，其次是防止积液在心包腔内再次积聚[2]。但由于缺乏前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目前很难确立最佳的治疗方案。鉴于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群体的特殊性，理想的治疗应该权衡治疗的有效性和患者的生活质量。这部分患者大多伴有恶性疾病的全身转移，即便治疗效果很理想，可一时缓解患者危重病情的进展，但造成患者极低的生活质量和较短的生存期是可想而知的。一些患者的心包积液可能与其本身的恶性疾病并不相关，这类患者则可能获得较长的生存期[3]。
就治疗方式的有效性而言心包穿刺术（Pericardiocentesis）并非是最理想的临床操作。据统计在接受单独心包穿刺治疗的患者中约31%至38%的患者心包积液得到有效控制，且治疗后24到48小时常常再次出现积液[4]。但排开心包积液复发的情况，对终末期患者而言心包穿刺术以其快速缓解症状及较小的侵袭性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而对于那些有较高预期寿命的患者更加激进和有效的方式应该值得争取。本研究正是为了帮助医师选择最佳的心包引流术而进行。为了为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确立最佳治疗策略，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是研究确定伴有恶性心包积液的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心包穿刺术治疗后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
2.病人及研究材料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5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83例被诊断为恶性疾病并有明显心包积液相关症状患者的病历资料。恶性心包积液的诊断均得到临床及超声心动图支持。同时心包积液的量及积聚部位得以明确测量。
对所有入列患者进行以诊断为目的或以缓解症状为目的心包穿刺术。所有患者均接受心电图，传统二维超声检查，部分患者接受胸部螺旋CT扫描。以心脏超声检查确定最佳穿刺部位（积液部位距超声探头距离最短且避开心、肺或其他重要结构）。主要穿刺器械为中心静脉穿刺置管套管针，当穿刺操作确定抽到心包积液后，放入导丝并推出穿刺套管针的金属部分，再顺导丝置入引流导管，最后妥善固定。金属针头固定有心电记录仪，且穿刺方向尽量避免朝向右心室以免损伤。部分病例引流完成后向心包腔内注射干扰素α2b。
心包积液复发指心包积液再次积聚，患者伴有明确临床症状，经心脏超声检查确诊并明确需要干预[5]。当心包积液复发则更加激进的外科策略不得不考虑。恶性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定义为初次心包引流至需要干预的有症状复发间的时间。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为初次心包引流至患者死亡的时间。所有患者均随访至死亡。
3.统计分析
连续性变量以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以百分数表示。可信区间为95%（95% CI）。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示恶性心包积液的无进展生存期的中位时间和总生存时间。生存率分析使用时序检验。预测患恶性心包积液患者生存率的多元分析使用Cox比例危险率模型。P<0.05认为有意义。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14.0软件分析。
4.结果
样本由61例女性和22例男性组成（年龄介于17-77岁，平均年龄47岁）。前期对患者恶性疾病的诊断中包括39例乳腺癌，19例非小细胞肺癌，13例甲状腺癌，8例生殖细胞肿瘤，4例淋巴瘤。34例患者治疗前曾接受过化疗，41例患者接受过对原发病灶的放疗。
最常见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心动过速，低血压和胸痛。症状急性发作占到所有患者的57%，其余43%患者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慢性表现。70%患者出现心电图异常表现，最常见的异常为QRS波群改变和低电压。16例患者在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从确诊原发恶性病变到确诊出现恶性心包积液的中位时间约为14.5个月。
心包引流术均使用心包穿刺术。引流液中51例呈血性，18例呈淡黄色浆液性，14例呈淡血色浆液性。其中41例查见恶性细胞。平均恶性心包积液引流量为430ml（引流量介于10-1300ml）。17例患者接受了引流后心包腔注入干扰素α2b。并发症相对较少，9例患者出现导管阻塞，3例出现迷走神经性低血压。 心包穿刺术后心包积液复发率约为44%（95% CI，37.3-49.4）。恶性心包积液非进展生存期达到1年的患者占56%（44%-70%）。26例患者需要后期进一步治疗方案：15例再次接受心包穿刺术，7例接受心包开窗术，4例接受心包置管引流。
中位生存期为40.3周（95% CI，24.9-55.7）。心包穿刺术后经后续治疗可延长生存期：接受后续治疗比未接受治疗为20.3±7.8 （95% CI， 25.0-55.5）比11.9±5.7 （95% CI， 0.8-22.9） （P<0.001）。为明确心包积液复发是否与患者生存期相关，我们对比了复发患者和无复发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38.5周（95% CI， 25.4–51.6）比47.7周 （95% CI， 3.9–99.5），（P=0.796），无相关性。
经过多元分析发现唯一能够影响恶性心包积液患者非进展生存期长短的因素是“血性心包积液”。对总生存期而言“性别”和“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5.讨论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83例在我院住院治疗患有恶性心包积液并接受心包穿刺术治疗的患者。有效控制率达到66%。在其他的类似研究中报道最高的控制率达到78%，该项研究对275例恶性心包积液患者实行持续心包引流术[6]。其他机构报道的控制率介于10%到44%[7]。
对其他干预方式如心包开窗术（有效控制率达86-92%）而言，心包穿刺术治疗恶性心包积液的控制率相对较低。但我们认为对于恶性肿瘤这种生存期相对较短的患者心包穿刺术以其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2.9%）和死亡率（0.7%）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对于这类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而言，治疗的重点应侧重于尽力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生活质量，降低风险和减少花费。心包穿刺术可缓解绝大部分患者的症状，是一种安全、简单、可床旁操作的技术。与其他操作相比死亡率更低。
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恶性心包积液患者找出能降低复发率的预测因素可以使患者在改进治疗方案后获益。本研究发现延长恶性心包积液复发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独立因素为“血性引流液”。这可能是由于该性状的心包引流液含有较高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故其蛋白密度较高；同时其含有较高的血小板会促进凝血和纤维化，进而降低继续产生心包液的几率。
对总生存期研究，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女性发病”及“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与较高的预期寿命相关。这与其他报道相符：男性发病与恶性心包积液预后不良相关[6]。我们发现原发肿瘤诊断并非影响生存期的预测因素，排除了这种差异是由于样本中乳腺癌例数较高所致的怀疑。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往往经心包引流治疗后有相对较长的生存期，可能是由于这类患者前期未接受放化疗等具有损伤性的治疗。这类患者在接受完心包穿刺引流治疗后可能会提高患者自身机能水平以备接受进一步的抗肿瘤治疗。同样这与前期相关报道一致：在接受化疗期间出现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与较低的生存预期相关[8]。
既往报道中大多认为细胞学阳性（即心包液脱落细胞学检查查见恶性肿瘤细胞）与预后不良相关[3，6，9，10]。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引流液细胞学结果不会影响患者生存期，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同[11]。这点可以解释为引流液细胞学阴性结果不能排除癌性相关积液的可能，因为可能单个心包液细胞学样本检测敏感性不高（67%-92%）[12]。
一些学者尝试在充分引流心包积液后注入组织硬化剂以期获得较好的疗效。干扰素α是一种应用成熟的用于控制恶性胸腔积液的药物[13]；有一些非对照试验显示其针对恶性心包积液的治疗有效[14，15]。但在部分尝试使用其作为组织硬化剂的前瞻性研究中却发现其并不如之前设想的有效。本研究中的17例接受了心包腔注入干扰素α2b治疗，有10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复发，复发率达59%，基于此我们认为干扰素α不会增加患者的恶性胸腔积液复发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本研究主要局限性在于所有臨床数据获得是回顾性的，且对于复发患者的处理非一致。对于使用干扰素α2b进行硬化疗法没有准确的评价。最后研究样本量小可能导致可能重要的预测因素未发现。心包穿刺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病情，且仅34%的患者需要进一步治疗。“女性”和“确诊原发恶性病变时就已查见恶性心包积液”的患者应考虑更积极的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Theologides A. Neoplastic cardiac tamponade. Semin Oncol 1978；5：181–192.
[2]Gross JL， Younes RN， Deheinzelin D， Diniz AL， Silva RA， Haddad FJ.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ymptomatic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solid malignancies. Ann Surg Oncol 2006；13：1732–1738.
[3]Cullinane CA， Paz IB， Smith D， Carter N， Grannis FW Jr. Prognostic factors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the patient with concurrent malignancy. Chest 2004；125：1328–1334.
[4]Wilkes JD， Fidias P， Vaickus L， Perez RP. Malignancy-related pericardial effusion. 127 cases from the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Cancer 1995；76：1377–1387. [5]Dequanter D， Lothaire P， Berghmans T， Sculier JP. Severe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oncurrent malignancy：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rognostic factors influencing survival. Ann Surg Oncol 2008； 15：3268–3271.
[6]Tsang TS， Seward JB， Barnes ME， Bailey KR， Sinak LJ， Urban LH， Hayes SN. Outcom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treatment of pericardial effusion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cy. Mayo Clin Proc 2000；75：248–253.
[7]Vaitkus PT， Herrmann HC， LeWinter MM. Treatment of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J Am Med Assoc 1994；272：59–64.
[8]Yonemori K， Kunitoh H， Tsuta K， Tamura T， Arai Y， Shimada Y， Fujiwara Y， Sasajima Y， Asamura H.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treated by pericardial drainage in solid-malignancy patients. Med Oncol 2007；24：425–430.
[9]Wang HJ， Hsu KL， Chiang FT， Tseng CD， Tseng YZ， Liau CS. Technical and prognostic outcomes of double-balloon pericardiotomy for large malignancy-related pericardial effusions. Chest 2002；122：893–899.
[10]Gornik HL， Gerhard-Herman M， Beckman JA. Abnormal cytology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cancer patients with pericardial effusion. J Clin Oncol 2005；23：5211–5216.
[11]Wang PC， Yang KY， Chao JY， Liu JM， Perng RP， Yen SH. Prognostic role of pericardial fluid cytology in cardiac tamponade associated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hest 2000；118：744–749.
[12]Meyers DG， Meyers RE， Prendergast TW. The usefulness of diagnostic tests on pericardial fluid. Chest 1997；111：1213–1221.
[13]Wilkins HE 3rd， Connolly MM， Grays P， Marquez G， Nelson D. Recombinant interferon alpha-2b in the management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s. Chest 1997；111：1597–1599.
[14]Pizzamiglio DRPA. Terapia topico con beta interferon in un caso di versamento pleuro-pericardico neoplastico. Minerva Med 1991；82：687.
[15]Wilkins HE 3rd， Cacioppo J， Connolly MM， Marquez G， Grays P. Intrapericardial interferon in the management of malignant pericardial effusion. Chest 1998；114：33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