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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1979年朦胧派诗人顾城创作的《一代人》。光明的喻义有多种，1977年恢复高考便是其一。
　　两次高考，如愿以偿
　　1975年春，孙久文在高中畢业后到毗邻北京顺义县城的平各庄公社胡各庄大队（现已变为仁和社区）插队。两年后，孙久文回城，在西城区副食品管理处的一家副食商店做了一名售货员。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同年9月，恢复高考的消息给整天在针头线脑、酱油醋中打转儿的孙久文带来了希望。
　　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孙久文报考了清华大学。在他的记忆中，公布成绩时他的总分为324分（当年满分是400分），四科的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当他踌躇满志地等待录取的时候，却没在榜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没录取我？”他忐忑、失望地询问高考办的人。他们翻阅试卷和档案后告诉他：“清华大学退回档案的理由是政审不合格。”
　　他心里十分纳罕，父亲勤勤恳恳地在铁道部工作多年，怎么会有政审问题。
　　从秋到春，时间如手缝中流走的沙。父亲看到他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十分心疼，劝慰道：“别再找了，不如再考一次。高考也不是只有一次。”
　　听了父亲的话，孙久文摆脱委屈、不满的情绪，“既然理科不要我，我就改考文科。”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
　　复习和考试都非常顺利，这得益于他上中学时，赶上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抓教育和科学。学校对教学抓得紧，让他打好了文理科的基础。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录取分数线约370分，他考了389分，顺利地被人大录取。
　　改志愿，换专业
　　换专业这事儿，一直让孙久文印象深刻。起初，他报的是党史专业，在录取之前，他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信中的大意是人大复校不久，在原有稀少的专业中，新增了若干专业。他从信纸中列举的专业中看到了“生产布局”四个字。尽管他并不清楚它背后的含义，当时觉得这个专业名很好听。于是，他改了志愿。
　　当时在人大学习，班上的同学年纪普遍偏大。年纪最大的同学比孙久文大十岁。在一个专业里，每个省招收1-2人，这样设置的目的是希望毕业后，他们回到各自的省份，做计划经济工作。
　　同学们的出身都不同，有插队知青、农村青年等。第一天报到后，在北京长大的孙久文给同学们帮忙。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同学。他挑着扁担来报到，前面挑着铺盖卷儿，后面挑着书本。
　　他进屋后，出人意料把扁担一放，身体站得笔直，声音激昂地说：“有什么任务，请马上给我分配。”后来孙久文了解到，这位同学之前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同学们都很淳朴，学习都非常用功。停滞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当时社会上积攒了一大批人。大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孙久文感慨道。
　　进入专业学习后，他才知道生产布局专业的真正含义。当时我国是计划经济，生产布局的任务是如何为国民经济进行生产配置。比如，当年辽宁鞍山建设钢铁厂，主要是因为鞍山、本溪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抚顺有煤炭资源，营口的海港便于钢材运输。“生产布局所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国内学者留学海外。他们把西方较为流行的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理论引入国内，逐渐创立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国内的生产布局专业、经济地理专业也逐渐改为区域经济学。
　　在创立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再兴教授、周起业教授、张敦富教授，北京大学的扬吾杨教授、胡兆量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陈栋生教授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拥有的良好科研环境和科研基础，与当年前辈们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奋斗密不可分。”
　　寻觅旧城保护的真谛
　　专业的延展性总能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上个世纪80年代，孙久文参与了北京农村发展和山区发展的研究，包括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等。1998年，他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专家顾问。
　　2000年，宣武区政府成立了专家顾问组，专家们为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问题提供建议。“尽管只有十余位专家，但他们都是重量级的前辈，如郑效燮、罗哲文、黄国雄等，还有我的大学同学黄序等。”有时也请王世襄、王世仁等大家一起开会，议论旧城保护的问题。当时，专家们更多地介入北京旧城改造的研究。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孙久文，也有机会提出自己对旧城发展的建议。他还参与了宣南文化、会馆改造、天桥演艺区的规划等。
　　“学经济学的人，看待事物比较客观。但我们看问题总是冷冰冰的，尤其缺少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在与文物大家接触的过程中，孙久文感受到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城市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旧城保护之中。这也提升了他对古城保护的认识。
　　他在参与会馆改造时，感触颇深。会馆是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我国明清时期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一种封建性团体。会馆是当时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大体可分为三种：试馆、行馆和仪馆。
　　据统计，当年宣南地区的会馆有140-150所。除了规模较大的湖南会馆、安徽会馆，还有很多小型会馆。如果政府不保护，它们就会慢慢消失。“我们很擅长保护景点，却不注重保护古城的风貌。后者才是旧城保护的真谛。”
　　好奇心是驱动力
　　孙久文年轻时，喜欢下象棋、打桥牌。1985年，他在人大留校后，和搭档们连续十年获得“钟声杯”桥牌比赛的冠军。“后来，教书、搞科研，儿子也慢慢长大，我的这些技能都荒疏了。”孙久文笑道。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孙久文在人大执教已有33年了。他能坚持下来，一方面，是被人民大学的文化底蕴所吸引，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区域经济学的爱好。“研究区域经济有很多机会满足我的好奇心。我经常跟学生们说，我去过的城市比没去过的多。”虽然他今年62岁，依然带着学生去外地调研。孙久文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就像古代的地理学家一样，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探究当地的人文地理、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区域经济学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区域的空间结构随着条件的变化，总有意想不到的热点出现。”研究区域与经济的关系，也要考虑大自然的因素。想要把它们说清楚，要下很大功夫。
　　例如，当前国人都十分好奇雄安新区未来的样子。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并不是公布了规划，就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了。”孙久文强调。
　　这座新城的定位是什么？像日本筑波科学城，还是兼顾总部经济等其他经济形式？未来雄安新区到底能容纳多少人？新城建多大合适？在教育方面，是让国内的高校到雄安新区办分校，还是干脆办一所雄安自己的大学更高效？我们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尽管区域经济不断出现新问题，推动学者去研究，但也有不少挑战。对孙久文来说，承担一个地方课题最大的挑战是与当地地方政府的交往。随着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水平越来越高，对课题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这些困难都能克服。”孙久文笑道。
　　与区域规划或城市规划的项目相比，他更喜欢带着学生们去做有研究性的課题。因为前者可能会把学生训练成一名城市规划的工匠，而后者却能培养学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去年，孙久文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县域经济的调研项目。他带着十几名学生一起到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调研，并形成文字报告。“做课题的花费比课题经费还少，但能让学生们通过调研，理解县域经济的发展脉络，这就是最大的价值。”孙久文指着一摞崭新的调研报告欣慰地说。
　　比起当网红，宁愿爬格子
　　2017年8月29日，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该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最后落入太平洋海域。事发之后，日本政府和媒体纷纷谴责朝鲜的行为。
　　当时在课堂上，一位同学向孙久文提问：“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提召回使节，而只是谴责朝鲜呢？”
　　孙久文觉得这位学生很有想法，向他解释：联合国曾规定，主权国家领陆和领海垂直向太空100公里之内的空间，称之为领空。如果朝鲜的导弹在日本上空超过100公里之上就没有侵犯日本的领空权。
　　“孙教授，您要去了知识付费平台，肯定比他们讲得好！”一些学生听了孙久文的课后这样对他说。
　　为什么不去知识付费平台展示自己的能力？记者不是第一个这样提问的人。“我只是没有兴趣。虽然科研工作远没有在那些平台上赚得多或吸引人，但做知识达人必然会牺牲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活动。我现在还不想抛下它们。”孙久文耐人寻味地说。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变现是人们更看重的事情，却容易被一叶障目。每一位经济学者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孙久文教授对科研的执着与坚持，更令记者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