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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中国目前应处于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期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整体来看，目前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投资与合作方式上，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占很大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21.5亿美元，从规模上远小于实际利用外资额923.95亿美元的规模，但同比增长率却达到了96.7％。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实证分析以及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阶段性的规律，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由于经济落后，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都很少或几乎没有；在第二阶段，人均GDP为400～1 500美元时，外资不断流入并开始有少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数，且绝对值不断增大；在于第三阶段，人均GNP为2000～4000美元时，企业对外投资额将大幅上升，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速。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但绝对值不断变小：在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对外投资流出量超过流入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正且呈增大趋势。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2007年达到2456美元，正处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三阶段，即对外投资处于快速成长时期。实际情况是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增速在近3年来也确实快于外资流入增速。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需求日趋明显。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使得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也刺激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数量扩张的外贸增长模式及加工贸易方式，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额快速提升并产生巨额贸易顺差。传统的粗放型、出口鼓励型的外贸增长模式不利于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附加值不高的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但是在资源瓶颈日益凸显、劳动力成本攀升、国际大宗能源原料价格大幅波动，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技术性贸易壁垒多样化、贸易保护主义隐蔽化复杂化的条件下，这种以价格和数量为主要竞争手段换取的出口快速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随着出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面临愈来愈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为61.4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0起，反补贴案件11起、保障措施案件10起，特保案件2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从反倾销等传统领域向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形式扩展，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同时，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从另一角度看，加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约50％，大量国内企业缺少自主品牌，OEM加工的比重大，出口产业的污染高、能耗高，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但分得的贸易利益却较少，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要求，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是弥补上述外贸增长方式缺陷的重要手段。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技术改造和研发等环节的支持力度，提高能够发挥中国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对外投资，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规模和功能，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等合作方式。境外加工贸易可以有效释放中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
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快对外投资提供良好时机
目前，仍在不断走向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很多境外的市场和企业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宏观角度看，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严重萎缩也使各国政府对外资的流入会采取更加鼓励和欢迎的态度，给予更多的优惠措施，对外资收购本国重点企业的审查政策会变的相对宽松。虽然我们较难判断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否已经见底，但起码我们可以断定目前国际资产价格处是在较低的水平，是适合对外新建投资，收购兼并的时期之一。对于那些存在资金方面充裕的中国企业来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的价值被放大，可以转换成为谈判筹码，方便制定对其有利的交易条款，弥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验不足的缺陷，在定价等谈判中取得主动地位。如果能抓住时机，科学运作，金融冬天或许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黄金期。当然，具体到某个行业、项目，对外投资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还需要企业做严谨的具体分析，谋定而后动，不可盲目冲动。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除了考虑资产价格，还要注意选择的并购对象必须是能够完全驾驭的，能够跨境整合资源，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法规和游戏规则，能够发挥管理的协同效益，能够让并购行为发挥1+1>2的效果。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降低外汇储备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是贸易顺差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作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200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94万亿美元。过高的外汇储备规模使中国面临较大的贮备货币汇率波动风险，如果美元在未来出现较大贬值，中国将遭受巨额损失。解决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问题，目前采用的国家主权基金投资、购买美国国债等都不是治本之道，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大企业自主对外投资力度。因为，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私人部门投资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不是政府自身的投资行为。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便利的调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化解和降低汇率风险，这既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也是应对短期危机的策略。从相反的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在国际收支方面，中国自1991年以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其中仅1993年的经常账户和1998年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有小额的逆差。而从2003年之后，这种顺差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额较大，2008年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达1917.2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 顺差达到719.3亿美元。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限制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方式是决不可行的，只能有从经常项目的扩大进口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扩大对外投资方面入手。在目前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不旺盛的条件下，鼓励私人部门扩大进口的难度显然较大，所以，促进投资便利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最佳选择。在国家层面上，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开辟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更加便利的渠道，鼓励国内企业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加快对外投资，对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多元化外汇储备、降低汇率风险都十分必要。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有很多是在采用国内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从这个角度说，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带动出口，对稳定外需，扩大内需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加大能源资源领域对外投资力度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投资需求的萎缩，这会直接导致对能源、资源预期消耗的下降，使资源企业面临经营困局，国际油价的剧跌使一些国家能源企业的资金链愈加紧张。此时，无论是以企业参股形式还是全资收购国外能源企业，成本都比较低，面临东道国政府的干预也相对较少。金融危机之下加快海外能源，资源的开发或并购，世界各大能源消费国都在积极行动。日本、韩国与印度，都分别在加快与俄罗斯、伊拉克等资源大国的能源投资与合作的力度。积极布局海外战略能源、资源是资源缺乏型国家的必然选择。最近，中国出台的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能源，矿产类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权由商务部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使审批程序简化，这表明了国家对能源、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支持态度。2月下旬，中国分别与巴西、俄罗斯签订了“贷款换石油”的合作计划，中国分别向其提供1 00亿和250亿美元的贷款。巴西按市价每日向中国供应10～16万桶石油，俄罗斯从2011--2030年按照每年1500万吨的规模向中国通过管道供应总计3亿吨石油。从严格意义上讲，用贷款换石油并不能看作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只是通过与产油国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互利双赢。与参股，并购或合作投资开发外国能源项目相比，通过贷款换石油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前者更为稳定可靠，能获得一个更有保障的能源供应，但实现的难度却较大。能源产业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各国政府都有较严格的监控，能否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本国的能源开发项目，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还应积极加大“能源外交”的力度，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与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提供良好的政治因素保障。国际政治关系的扭转不可能短期实现，所以目前用贷款换石油的选择不失为在中短期内的有效方式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整体来看，目前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投资与合作方式上，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占很大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21.5亿美元，从规模上远小于实际利用外资额923.95亿美元的规模，但同比增长率却达到了96.7％。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实证分析以及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阶段性的规律，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由于经济落后，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都很少或几乎没有；在第二阶段，人均GDP为400～1 500美元时，外资不断流入并开始有少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数，且绝对值不断增大；在于第三阶段，人均GNP为2000～4000美元时，企业对外投资额将大幅上升，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速。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但绝对值不断变小：在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对外投资流出量超过流入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正且呈增大趋势。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2007年达到2456美元，正处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三阶段，即对外投资处于快速成长时期。实际情况是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增速在近3年来也确实快于外资流入增速。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需求日趋明显。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使得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也刺激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数量扩张的外贸增长模式及加工贸易方式，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额快速提升并产生巨额贸易顺差。传统的粗放型、出口鼓励型的外贸增长模式不利于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附加值不高的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但是在资源瓶颈日益凸显、劳动力成本攀升、国际大宗能源原料价格大幅波动，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技术性贸易壁垒多样化、贸易保护主义隐蔽化复杂化的条件下，这种以价格和数量为主要竞争手段换取的出口快速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随着出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面临愈来愈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为61.4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0起，反补贴案件11起、保障措施案件10起，特保案件2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从反倾销等传统领域向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形式扩展，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同时，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从另一角度看，加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约50％，大量国内企业缺少自主品牌，OEM加工的比重大，出口产业的污染高、能耗高，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但分得的贸易利益却较少，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要求，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是弥补上述外贸增长方式缺陷的重要手段。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技术改造和研发等环节的支持力度，提高能够发挥中国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对外投资，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规模和功能，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等合作方式。境外加工贸易可以有效释放中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
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快对外投资提供良好时机
目前，仍在不断走向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很多境外的市场和企业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宏观角度看，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严重萎缩也使各国政府对外资的流入会采取更加鼓励和欢迎的态度，给予更多的优惠措施，对外资收购本国重点企业的审查政策会变的相对宽松。虽然我们较难判断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否已经见底，但起码我们可以断定目前国际资产价格处是在较低的水平，是适合对外新建投资，收购兼并的时期之一。对于那些存在资金方面充裕的中国企业来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的价值被放大，可以转换成为谈判筹码，方便制定对其有利的交易条款，弥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验不足的缺陷，在定价等谈判中取得主动地位。如果能抓住时机，科学运作，金融冬天或许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黄金期。当然，具体到某个行业、项目，对外投资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还需要企业做严谨的具体分析，谋定而后动，不可盲目冲动。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除了考虑资产价格，还要注意选择的并购对象必须是能够完全驾驭的，能够跨境整合资源，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法规和游戏规则，能够发挥管理的协同效益，能够让并购行为发挥1+1>2的效果。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是降低外汇储备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是贸易顺差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作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200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94万亿美元。过高的外汇储备规模使中国面临较大的贮备货币汇率波动风险，如果美元在未来出现较大贬值，中国将遭受巨额损失。解决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问题，目前采用的国家主权基金投资、购买美国国债等都不是治本之道，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大企业自主对外投资力度。因为，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私人部门投资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不是政府自身的投资行为。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便利的调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化解和降低汇率风险，这既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也是应对短期危机的策略。从相反的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在国际收支方面，中国自1991年以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其中仅1993年的经常账户和1998年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有小额的逆差。而从2003年之后，这种顺差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额较大，2008年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达1917.2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 顺差达到719.3亿美元。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限制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方式是决不可行的，只能有从经常项目的扩大进口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扩大对外投资方面入手。在目前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不旺盛的条件下，鼓励私人部门扩大进口的难度显然较大，所以，促进投资便利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最佳选择。在国家层面上，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开辟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更加便利的渠道，鼓励国内企业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加快对外投资，对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多元化外汇储备、降低汇率风险都十分必要。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有很多是在采用国内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从这个角度说，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带动出口，对稳定外需，扩大内需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加大能源资源领域对外投资力度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投资需求的萎缩，这会直接导致对能源、资源预期消耗的下降，使资源企业面临经营困局，国际油价的剧跌使一些国家能源企业的资金链愈加紧张。此时，无论是以企业参股形式还是全资收购国外能源企业，成本都比较低，面临东道国政府的干预也相对较少。金融危机之下加快海外能源，资源的开发或并购，世界各大能源消费国都在积极行动。日本、韩国与印度，都分别在加快与俄罗斯、伊拉克等资源大国的能源投资与合作的力度。积极布局海外战略能源、资源是资源缺乏型国家的必然选择。最近，中国出台的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能源，矿产类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权由商务部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使审批程序简化，这表明了国家对能源、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支持态度。2月下旬，中国分别与巴西、俄罗斯签订了“贷款换石油”的合作计划，中国分别向其提供1 00亿和250亿美元的贷款。巴西按市价每日向中国供应10～16万桶石油，俄罗斯从2011--2030年按照每年1500万吨的规模向中国通过管道供应总计3亿吨石油。从严格意义上讲，用贷款换石油并不能看作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只是通过与产油国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互利双赢。与参股，并购或合作投资开发外国能源项目相比，通过贷款换石油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前者更为稳定可靠，能获得一个更有保障的能源供应，但实现的难度却较大。能源产业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各国政府都有较严格的监控，能否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本国的能源开发项目，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还应积极加大“能源外交”的力度，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与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提供良好的政治因素保障。国际政治关系的扭转不可能短期实现，所以目前用贷款换石油的选择不失为在中短期内的有效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