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文艺始终以创造文明和弘扬道德为己任，以优美的形式和诗意的表达，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使人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定格为思想的圭臬和道德的范式，也使得文艺的生命长存、青春永驻，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同辔而行。
　　正因为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巨大、辐射面广阔、渗透性强烈、作用力持久，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其重要的地位。优秀文艺应当反映生活的本质，表现人性的本真，摄取时代的魂魄，摹写社会的变革，特别是通过艺术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挖掘与全面观照，营造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环境和刚健的思想氛围，使人们在艺术的陶醉与情感的激扬中，自觉而又自然地向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聚集，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境界。要达到这个目的，创作者就必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担当精神，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文艺作品内在充盈和辐射出来的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就是真善美的力量。古往今来，举凡真正能够增智立德、经年传世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同，正是因为内涵于其中的道德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文艺类的书籍之所以会被划入“经”的范畴，就是因为这些文艺作品具有道德的熏陶和传导功能。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的思想范式与道德传统，正是在这个熏陶和传导过程中逐渐积淀、升华，并最终烙印在我们灵魂深处，成为我们的精神根脉与道德标识。《诗经》为什么要叫做“经”，是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因为其中融贯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鲁迅的小说，看似在讲故事、绘场景、写人物，但力透纸背的却无一不是鲜明而强烈的社会道德评判。抗战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屈原》是历史剧，却引发了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极度不安与恐慌。为什么？就因为在屈原、婵娟等人物的身上，无不散发着作者的爱国激情与道德评析。而今，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之所以会掀起收视热，除了艺术因素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剧中所蕴含的巨大道德力量。
　　文艺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弘扬良知与布达道义，就是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只靠玩形式、玩技巧，而忽视作品的精神品位与道德蕴涵，则注定是难成正果的。至于那些媚俗化、低俗化和徒然追求时髦、刺激，一味戏谑、单纯牟利的所谓创作，当然就更是对文艺的曲解和亵渎了。
　　在文艺创作中，真善美是道德的最大值和文明的最高值。创作主体要在创作实践中抓住这个关节点，需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艺术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需要经过多方砥砺和艰苦磨练。除了艺术认知、艺术水平、艺术功力、艺术技巧上的艰苦磨练之外，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在于思想、品格、精神、道德上的不断磨练与提升。首先要树立为人民而创作的观念。有了这个基础性前提之后，最关键的就在于必须具有创作源于生活的认知。这实际上是要回答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只有方向与道路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谈得上深入生活及艺术修炼，才有条件和能力通过文艺作品来有效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因为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向上向善之力，只有在为人民而创作的深情与愿景中才能获得，也只有在激荡着时代风云的现实生活中方可撷取。与此同时，我们也“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只有方向正确、感情真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文艺作品，才具有传递向上向善价值观的条件与能力。而这种传递能力的生成，则依赖于方向与精神、生活与艺术、道德与理想、情操与功力的完美结合。
　　价值观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核心，更是思想认识的“总开关”，而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则是精神和道德的升华。文艺作品正是在传递向上向善价值观的过程中，既向人生与社会挥发了正能量，又使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特别是在思想多样化与价值多样化的时代，这种挥发尤显可贵，这一功能殊为重要。事实上，真正的文艺创作，从来就是通过这一方式而取信于民、赢得社会，并成为彪炳史册的精神丰碑和永不褪色的审美对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