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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虽然在挑战男性话语霸权和争取女性意识进步方面做了一定努力，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女性世界的过分“私人化”建构，面对男性时矛盾甚至逃离的复杂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难以在两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导致要求解放的女性自身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陷入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娜拉”们的新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私人化;困境;平衡
中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立足本土生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尤其是九十年代陈染、林白、伊蕾等一批女性作家，以“私人化”的叙事态度回到女性的生命现实，给男性话语霸权和传统的文学规范以冲击和挑战。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无疑有利于女性意识的进步与现代化，但不能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由于过分执著女性个体“私人化”的表达，难以在两性世界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从而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国的现代女性意识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觉醒了，无数像子君一样的娜拉们勇敢地冲出就家庭，追求自由和爱情。但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明确指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比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娜拉们，新时期女性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新的精神困境产生了。由于对女性世界的过分“私人化”建构，同时在面对男性时又始终是矛盾甚至逃离的态度，因此难以在两性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导致要求解放的女性自身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陷入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娜拉们的新的困境。正如陈晓明在《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中指出的：“那些初露端倪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写作和文学创造新的副产品，这不过是一次勉强的解放和随意的自觉。毫无疑问，女性写作依然存在诸多的局限和不足。”[1]
一、女性世界的过分“私人化”
“私人化”的叙事态度是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私人生存经验来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处境。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封闭空间里的人，外部世界尤其是男性世界的强大让她憎恶并且惧怕，她交往最多的两个人是同样隶属于女性世界的母亲和禾寡妇。即使是一直威胁和侵犯她T先生带她品尝了性爱的禁果，但对性的认识和反思更多的在女性自身进行。女性主人公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或苦思或独语，进行自我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她们迷恋自己的身体，并且大胆地坦诚女性身体的需要。这种被评论家概括为身体叙事的叙事策略，也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私人化”写作的重要特征，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书写的规范，用女性最隐秘的身体和性来表达女性意识的决绝与立场。
但是对这种“私人化”的过分追求，在彰显女性意识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写作的某些弊端。过分执著于“私人化”的表达，无疑将导致女性只能困囿于自我狭小的空间，与公共生活完全隔离。正如戴锦华在《陈染：个人与女性的书写》中评价陈染的创作时指出：“以一种并不激烈但执拗的拒绝的姿态，陈染固守着她的‘城堡’，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那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不如说只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2]以陈染为代表的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度的自我关注和写作行为的个人化，社会、人群是她们有意规避的。男性书写的历史对女性的遮蔽让她们对历史和社会产生怀疑，而无法在公共社会中得到共鸣与认同的遭遇更使她们选择回归自身。但是过分执著于私人生活的表达，使女性主义文学在自制的密闭城堡中或呐喊或彷徨，但最终却鲜有回声，只能自生自灭。
二、对男性的复杂态度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对男性的态度普遍是复杂且矛盾的，一些作品能在批判男权的同时正视女性身体对男性的欲望需求，表现女性对男性既想逃离又有所期待的矛盾态度。但更多的作品中男性主要处在被批判、被反抗的对立面，女性构筑的私人空间拒绝男性的加入，有的甚至转而追寻同性之爱。这种态度源于一直以来的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遮蔽与压制，使得女性主义文学用决绝、极端的书写方式进行反抗。《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少年时期用剪刀剪碎了父亲的裤子，象征着她与男性世界决裂的开始，表明女性在面对男性和自身时的复杂态度。
在与男性对抗、矛盾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又极力表现女性情谊，暧昧地传达出对同性之爱的向往。同样是陈染的《私人生活》，作者竭力描写了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的女性情谊。不同于暴躁、虚伪的男性，倪拗拗和禾寡妇呆在一起都会感到平静、快乐。两个女性对彼此身体的赞美和迷恋，相同的生理构造和接近的心理诉求，使女性更能理解女性。对于这一点，评论家们有了不同的看法，丁帆在《“女性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中针对陈染提出的同性之爱进行驳斥：“她不去首先推翻以男性视阈为霸权地位的现行世界的不平等，而企图在同性之中寻觅柏拉图式的自以为是最人道最人性的精神之恋。”[3]在他看来，女性写作中对同性之爱的彰显，其实可以看作是女性在面对男性时的矛盾态度无从解决，又无法真正改变男性占霸权地位的现行世界时给自己寻找到的一个退居之所，女性主义文学没有明确在反对男性话语霸权时男性饰演的真正角色，这个角色又和女性自身应以何种关系共存。
三、寻求两性之间的平衡
整个人类之初即由男性和女性组成，两性共同构成了整个世界，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女性意识、女权主义的出现，是基于反抗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男性占主导、女性被遮蔽的事实。具体到文学上，一直以来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的塑造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想象，不管是“白玫瑰”还是“红玫瑰”，都显示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物。这种想象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缺乏真正认识的表现，他们没有去挖掘女性的内心需求，没有重视女性价值的实现。所以，一旦女性意识从被遮蔽被附属的位置觉醒，首先要表达的必定是对男性世界的不满，然后进行自我发掘，用传统中认为最隐秘的女性身体来作为叙事策略，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这种方式本身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女性反抗男性的最直接最有冲击力的表达方式，但从女性主义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方式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女性被压制的处境走向女性完全自我狂欢的盲目。女性主义文学应该对日渐流行的身体叙事把握一个度，以免过犹不及。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主人公不妨走出幽闭的卧室，用自身不同于男性的独特世界来解读社会，和男性理智对话，真正形成一种可以与之抗衡的平等的张力。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在寻求两性世界平衡的道路上，因为种种限制因素实在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这不仅仅是女性作家的使命，更是需要男性共同参与的合作性任务。惟有此，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和要求解放的女性自身才不会在娜拉的另一种困境中挣扎太久。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戴锦华，陈染.个人与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3）.
[3] 丁帆.“女性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Z].文艺报，1995-09-01.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私人化;困境;平衡
中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立足本土生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尤其是九十年代陈染、林白、伊蕾等一批女性作家，以“私人化”的叙事态度回到女性的生命现实，给男性话语霸权和传统的文学规范以冲击和挑战。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无疑有利于女性意识的进步与现代化，但不能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由于过分执著女性个体“私人化”的表达，难以在两性世界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从而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国的现代女性意识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觉醒了，无数像子君一样的娜拉们勇敢地冲出就家庭，追求自由和爱情。但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明确指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比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娜拉们，新时期女性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新的精神困境产生了。由于对女性世界的过分“私人化”建构，同时在面对男性时又始终是矛盾甚至逃离的态度，因此难以在两性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导致要求解放的女性自身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陷入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娜拉们的新的困境。正如陈晓明在《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中指出的：“那些初露端倪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写作和文学创造新的副产品，这不过是一次勉强的解放和随意的自觉。毫无疑问，女性写作依然存在诸多的局限和不足。”[1]
一、女性世界的过分“私人化”
“私人化”的叙事态度是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私人生存经验来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处境。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封闭空间里的人，外部世界尤其是男性世界的强大让她憎恶并且惧怕，她交往最多的两个人是同样隶属于女性世界的母亲和禾寡妇。即使是一直威胁和侵犯她T先生带她品尝了性爱的禁果，但对性的认识和反思更多的在女性自身进行。女性主人公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或苦思或独语，进行自我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她们迷恋自己的身体，并且大胆地坦诚女性身体的需要。这种被评论家概括为身体叙事的叙事策略，也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私人化”写作的重要特征，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书写的规范，用女性最隐秘的身体和性来表达女性意识的决绝与立场。
但是对这种“私人化”的过分追求，在彰显女性意识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写作的某些弊端。过分执著于“私人化”的表达，无疑将导致女性只能困囿于自我狭小的空间，与公共生活完全隔离。正如戴锦华在《陈染：个人与女性的书写》中评价陈染的创作时指出：“以一种并不激烈但执拗的拒绝的姿态，陈染固守着她的‘城堡’，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那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不如说只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2]以陈染为代表的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度的自我关注和写作行为的个人化，社会、人群是她们有意规避的。男性书写的历史对女性的遮蔽让她们对历史和社会产生怀疑，而无法在公共社会中得到共鸣与认同的遭遇更使她们选择回归自身。但是过分执著于私人生活的表达，使女性主义文学在自制的密闭城堡中或呐喊或彷徨，但最终却鲜有回声，只能自生自灭。
二、对男性的复杂态度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对男性的态度普遍是复杂且矛盾的，一些作品能在批判男权的同时正视女性身体对男性的欲望需求，表现女性对男性既想逃离又有所期待的矛盾态度。但更多的作品中男性主要处在被批判、被反抗的对立面，女性构筑的私人空间拒绝男性的加入，有的甚至转而追寻同性之爱。这种态度源于一直以来的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遮蔽与压制，使得女性主义文学用决绝、极端的书写方式进行反抗。《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少年时期用剪刀剪碎了父亲的裤子，象征着她与男性世界决裂的开始，表明女性在面对男性和自身时的复杂态度。
在与男性对抗、矛盾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又极力表现女性情谊，暧昧地传达出对同性之爱的向往。同样是陈染的《私人生活》，作者竭力描写了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的女性情谊。不同于暴躁、虚伪的男性，倪拗拗和禾寡妇呆在一起都会感到平静、快乐。两个女性对彼此身体的赞美和迷恋，相同的生理构造和接近的心理诉求，使女性更能理解女性。对于这一点，评论家们有了不同的看法，丁帆在《“女性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中针对陈染提出的同性之爱进行驳斥：“她不去首先推翻以男性视阈为霸权地位的现行世界的不平等，而企图在同性之中寻觅柏拉图式的自以为是最人道最人性的精神之恋。”[3]在他看来，女性写作中对同性之爱的彰显，其实可以看作是女性在面对男性时的矛盾态度无从解决，又无法真正改变男性占霸权地位的现行世界时给自己寻找到的一个退居之所，女性主义文学没有明确在反对男性话语霸权时男性饰演的真正角色，这个角色又和女性自身应以何种关系共存。
三、寻求两性之间的平衡
整个人类之初即由男性和女性组成，两性共同构成了整个世界，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女性意识、女权主义的出现，是基于反抗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男性占主导、女性被遮蔽的事实。具体到文学上，一直以来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的塑造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想象，不管是“白玫瑰”还是“红玫瑰”，都显示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物。这种想象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缺乏真正认识的表现，他们没有去挖掘女性的内心需求，没有重视女性价值的实现。所以，一旦女性意识从被遮蔽被附属的位置觉醒，首先要表达的必定是对男性世界的不满，然后进行自我发掘，用传统中认为最隐秘的女性身体来作为叙事策略，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这种方式本身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女性反抗男性的最直接最有冲击力的表达方式，但从女性主义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方式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女性被压制的处境走向女性完全自我狂欢的盲目。女性主义文学应该对日渐流行的身体叙事把握一个度，以免过犹不及。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主人公不妨走出幽闭的卧室，用自身不同于男性的独特世界来解读社会，和男性理智对话，真正形成一种可以与之抗衡的平等的张力。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在寻求两性世界平衡的道路上，因为种种限制因素实在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这不仅仅是女性作家的使命，更是需要男性共同参与的合作性任务。惟有此，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和要求解放的女性自身才不会在娜拉的另一种困境中挣扎太久。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戴锦华，陈染.个人与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3）.
[3] 丁帆.“女性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Z].文艺报，1995-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