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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好久不见。”还没等记者站起来主动打招呼,张剑炜已经伸出了手。
距离上次专访已有近1年时间了。庞巴迪中国区的办公地点由北京嘉里中心28层搬到了银泰中心39层。虽然距离不远,不过在张剑炜看来,这象征着一种蒸蒸日上。
张剑炜经常每天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作为全球著名轨道交通设备和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张剑炜“没有晚上,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早上6点半起床,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是他集中处理中国事务的时间。由于庞巴迪运输集团的总部在德国,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是他的欧洲时间,而晚上到第二天一大早,则是他的北美时间,因为庞巴迪公司总部和宇航集团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在庞巴迪的网站上,公司以“不断快速升迁”来描述张剑炜的职业生涯。1995年他进入庞巴迪,一年后由经理提拔为总监,两年后就升为运输集团的全球副总裁。1999年,张剑炜被庞巴迪派往中国,单枪匹马开发铁路轨道交通业务。2005年,他开始同时负责庞巴迪宇航和运输两大集团在中国的全部业务。
见过张剑炜的记者有两个共识。第一,尽管他的睡眠时间足够的短,但在他的脸上看不出倦意;第二,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能保证跟每个采访过他的记者建立起信任甚至是朋友关系,可以一边和他一起抽烟,一边谈天说笑。
不过这次,他打破了第一个共识。张剑炜明显的老了,脸上也略带着疲惫。毕竟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了。“可能是因为刚从加拿大出差回来。” 张剑炜笑着给记者解释道。
在谈到很少有时间陪女儿时,记者难得在他的眼神中读到了一种悲伤。他靠着椅子,把脖子往后仰了仰,在停顿几秒之后,勉强笑着对记者说:“因为一年到头都很忙,家人都责怪我。我在家里地位最低,谁都怕,不过好在他们都很理解我。我很爱这个家,可问题是,两者不能兼顾。”
张剑炜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工作狂,因为本身并不想工作,可是责任逼迫他又必须做这些事情。他没有多大的梦想,也没什么野心,只要做好每天的每件事情就可以了,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庞巴迪的高管,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中国和庞巴迪的双赢,也许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想。” 张剑炜说。
我小的时候想当兵,觉得参军很光荣。记得第一次带军帽时特别激动,不过是别人给我的。后来因为哥哥当兵了,参军的光荣使命就轮不上我了。
1974年,17岁的我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到山东东明县农村。那时候什么都干过,种青年林、修青年路,动不动就万人大会师,天不亮就起来。一到晚上,就拿个大喇叭。因为表现好,19岁就当上了公社团委书记兼党委常委。
高考刚恢复,我就带头参加,当时只想着给年轻人做个表率,结果自己迈进了天津大学的校门,学内燃机,从此弃农从工。毕业后得到了一个远赴加拿大的留学机会,先后获得蒙特利尔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管理学博士。1995年博士毕业后,我作为项目经理进入庞巴迪公司,先从成本分析做起,进而从事项目管理。本想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再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没想到一待就到现在了。
1998年我被任命为庞巴迪运输(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代表。主要负责开发庞巴迪运输在中国的业务。当时在北京我是单枪匹马,连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家里办公。
老实说,那时我并不想回国。我觉得一旦回来,自己在国际职场上的经历就断线了。我才刚开始积累企业经验,正豪气冲天地想在国际江湖上闯荡闯荡,没想到就被公司派回来了。换句话说,要是我自己主动回国,还有点高大形象,起码也是赤子报国,可是庞巴迪把我送回来,那算什么?也就是一块“夹心饼干”,外国人把你看作中国人,中国人认为你是假洋鬼子。当初和公司说好只待两年的,但没想到一待就下不来了。
当时中国总裁一职一直空缺,直到2005年9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庞巴迪公司中国总裁。这次任命是庞巴迪首次在中国将运输和宇航两大集团结合起来。接手之后,我的压力更大了。
有同事质疑我对公司的忠诚,认为我是庞巴迪的“右派”分子。有一次开会讨论销售给中国的产品如何定价,我主张降价,一些外国同事就说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没有一心为庞巴迪工作。而我刚被派到中国时,有的中国人就说我是假洋鬼子。面对这些质疑,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是中国人,但是我对庞巴迪的忠诚并不比你少;你说我是假洋鬼子,但是我的爱国也绝对不亚于你。”
从我本身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中国和庞巴迪的双赢,这是我总的行事原则。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利益和庞巴迪的利益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补的。
两个齿轮在转动的时候有个啮合点,也就是这两个齿轮相切的点。啮合点上的切线速度是相同的,如果速度不同就会产生摩擦。我把合作的共同利益就看作是这个啮合点。作为外企高管,我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共同利益,既符合公司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常常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就不会太难。
在谈判的时候,我常常让庞巴迪降价,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有两个原因。首先,不降价,用户不满足,我们就没有竞争性;其次,我让庞巴迪降价,降的是成本而不是赢利。
与其他跨国企业不同,庞巴迪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就主动提出技术转让,而且是全面、系统的转让,同时转让的技术也是先进而成熟的,不把中国作为实验场。1998年庞巴迪就与中国最具实力的机车制造企业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厂共同投资,成立“青岛四方-庞巴迪-鲍尔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青藏铁路上运行的客车就在这个企业里生产。2006年,庞巴迪又把在全球销售最好的Q400型支线飞机的机身拿到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全球就这一个生产点,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很多人说不能往中国转让技术。其实转让也不是白白转让,是拿技术换市场的。同时,在你转让技术的同时,也存在对技术的升级和改造。比如青藏铁路的列车,虽说是庞巴迪的技术,但又不完全是。因为青藏线的条件是全球唯一的,我们起初并没有现成的技术,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之上根据铁道部的要求和青藏线实际情况升级的。所以说,这项技术是诞生在中国。
在很多人眼中,跟中国铁路与航空业打交道,拿的是动辄以亿元计的政府订单,必然会遭遇很多潜规则,里面也肯定有不少灰色交易。但庞巴迪在中国做政府关系,全靠我们的两条腿去跑、一张嘴去游说。我们拿订单从不用中间人,也没有一个有“背景”的销售团队。庞巴迪虽是世界500强,但由于中加关系多年来一直不够紧密,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我们缺少加拿大政府的支持。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的时候,我会跟客户很坦白地讲我的压力和苦恼。但不是让人家可怜我,而是让人家理解我们的诚心诚意。
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职业经理人”,因为职业经理人常常跳槽,而我在庞巴迪一待就是15年。也有公司来挖我,给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庞巴迪。但是我都拒绝了。别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不离开,说我是个神经病,其实还是因为传统的教育,忠诚观念强。职业经理人大多认为自己是给别人打工的,公司不是他的。但在我脑海中,我就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
与很多经理人的洋派风格不同,我在商务礼仪上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去拜见用户,我一定会提前到达见面地点,与人握手也要用双手。以前我请别人吃饭、喝茶,因为我没有专车,我就让别人打车过来。为了尊重别人,我常常是在餐馆门口等着,一看出租车过来了,就立刻把车票给付了。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我的电话非常忙,但很少让秘书接,哪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我也常常耐心回复。
我经常会说庞巴迪现在在中国的战略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解理解再理解。学习、理解了中国的文化、需求,你才能适应,这是成功的关键。另外,做什么都要从长远考虑。合作就是这样,你不要总想着占便宜,短期内你可能会吃点亏,但这很正常也是必需的。
对很多职业经理人来说,好的“政绩”是他们跳槽的敲门砖,他们往往会放弃在短时间内无法给自己带来政绩的好项目,追求一些能够立刻见效的项目。如今庞巴迪在中国拿到的很多项目,是我在几年前开发积累的。比如青藏铁路我们就从1999年开始跟踪,一直到2005年才签约。中国目前有37个城市在计划建设地铁、轻轨等300多个轨道项目,我们都在跟踪。可能没有短期回报,但是一定会有长期回报。
一个人要有人格,公司也要有自己的人格。这点非常重要。我尊重与我们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理解我,觉得我不容易,从内心上想帮助我。越是在你成功的时候,越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记曾经帮助你的人,也尽量不要记恨给你麻烦的人。
有句话叫做良药苦口利于病。前年我跟一个销售总监去见一位航空公司的老总,一见面他就抱怨我们的问题,说完后跟我道歉说本来不想一见面就谈让我尴尬的事情。他没想到我会很高兴的接受批评。
实际上,让负责人知道问题所在从而去找解决方案很重要。别人是报喜不报忧,我是多报忧少报喜,要让领导有危机感。前几年我的一个领导问我动车组竞标怎么样,我说情况不好。事实上挺好的,我只是让他感觉到危机感,因为好消息会让人飘飘然。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说,有人说我是庞巴迪里的布尔什维克。在你最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们的轨道交通运输业务已经很成功了,但我还是要找出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最低要求,决不能让庞巴迪最高领导由于我的错误理解或建议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目前我们在铁路和轨道交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80列超高速列车、120列高速动车组车辆、338辆铁路高档客车、225辆青藏高原列车、500台电力机车、武广线高速铁路信号系统、北京机场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广州珠江新城无人驾驶捷运系统、深圳地铁一号线车辆、上海地铁九号线和七号线车辆等。但在航空领域,因为我们曾经的一些错误而丧失了在中国发展的先机。假如说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庞巴迪应该比今天更成功,尤其是在航空领域。现在我们的航空业务已经恢复得很好了,2009年我们在C系列飞机上就获得了很大的订单。但经济危机来了,我的日子也跟着难过起来,中国航空业正在削减飞机购买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继续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这样也就不怕竞争了。我不在乎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重视的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对个人来说,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时间不够用。我的业余爱好很多,篮球、乒乓球、排球、羽毛球等等,不过这都是上学时候玩的,自从来到庞巴迪之后就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喜欢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在我看来,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直来直去的方式最好。我在加拿大的房子前面就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有人说打高尔夫可以和高端人士接触,但我的确没有时间。很多外企的老板都会参加什么私人俱乐部,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
我在北京的别墅里种了很多花,都是很便宜的那种。我家人经常说我,这些小破花养什么养。但我喜欢从幼苗时候开始养,对已经长大的花不感兴趣。比如榆树,我喜欢插个枝,看到它们每天在成长,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像做事情一样,如果一下子就成功了,你并不一定有感慨,只有经历了一点点的过程才会体会到更多。
我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退休计划,前面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我就知道这是条路,我会努力地一直走下去。
《商务周刊》:您最崇拜或者树为榜样的人是谁?
张剑炜:一个真正的人。
《商务周刊》: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的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张剑炜: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段话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说的那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话一直在鞭策我抓紧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还很欣赏《孙子兵法》中的那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孟子曾说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商务周刊》:请您向《商务周刊》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张剑炜:由于太忙,每天有200多个邮件要回,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看书了。但我很喜欢看一些老书,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会经常翻阅。
距离上次专访已有近1年时间了。庞巴迪中国区的办公地点由北京嘉里中心28层搬到了银泰中心39层。虽然距离不远,不过在张剑炜看来,这象征着一种蒸蒸日上。
张剑炜经常每天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作为全球著名轨道交通设备和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张剑炜“没有晚上,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早上6点半起床,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是他集中处理中国事务的时间。由于庞巴迪运输集团的总部在德国,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是他的欧洲时间,而晚上到第二天一大早,则是他的北美时间,因为庞巴迪公司总部和宇航集团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在庞巴迪的网站上,公司以“不断快速升迁”来描述张剑炜的职业生涯。1995年他进入庞巴迪,一年后由经理提拔为总监,两年后就升为运输集团的全球副总裁。1999年,张剑炜被庞巴迪派往中国,单枪匹马开发铁路轨道交通业务。2005年,他开始同时负责庞巴迪宇航和运输两大集团在中国的全部业务。
见过张剑炜的记者有两个共识。第一,尽管他的睡眠时间足够的短,但在他的脸上看不出倦意;第二,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能保证跟每个采访过他的记者建立起信任甚至是朋友关系,可以一边和他一起抽烟,一边谈天说笑。
不过这次,他打破了第一个共识。张剑炜明显的老了,脸上也略带着疲惫。毕竟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了。“可能是因为刚从加拿大出差回来。” 张剑炜笑着给记者解释道。
在谈到很少有时间陪女儿时,记者难得在他的眼神中读到了一种悲伤。他靠着椅子,把脖子往后仰了仰,在停顿几秒之后,勉强笑着对记者说:“因为一年到头都很忙,家人都责怪我。我在家里地位最低,谁都怕,不过好在他们都很理解我。我很爱这个家,可问题是,两者不能兼顾。”
张剑炜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工作狂,因为本身并不想工作,可是责任逼迫他又必须做这些事情。他没有多大的梦想,也没什么野心,只要做好每天的每件事情就可以了,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庞巴迪的高管,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中国和庞巴迪的双赢,也许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想。” 张剑炜说。
我小的时候想当兵,觉得参军很光荣。记得第一次带军帽时特别激动,不过是别人给我的。后来因为哥哥当兵了,参军的光荣使命就轮不上我了。
1974年,17岁的我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到山东东明县农村。那时候什么都干过,种青年林、修青年路,动不动就万人大会师,天不亮就起来。一到晚上,就拿个大喇叭。因为表现好,19岁就当上了公社团委书记兼党委常委。
高考刚恢复,我就带头参加,当时只想着给年轻人做个表率,结果自己迈进了天津大学的校门,学内燃机,从此弃农从工。毕业后得到了一个远赴加拿大的留学机会,先后获得蒙特利尔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管理学博士。1995年博士毕业后,我作为项目经理进入庞巴迪公司,先从成本分析做起,进而从事项目管理。本想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再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没想到一待就到现在了。
1998年我被任命为庞巴迪运输(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代表。主要负责开发庞巴迪运输在中国的业务。当时在北京我是单枪匹马,连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家里办公。
老实说,那时我并不想回国。我觉得一旦回来,自己在国际职场上的经历就断线了。我才刚开始积累企业经验,正豪气冲天地想在国际江湖上闯荡闯荡,没想到就被公司派回来了。换句话说,要是我自己主动回国,还有点高大形象,起码也是赤子报国,可是庞巴迪把我送回来,那算什么?也就是一块“夹心饼干”,外国人把你看作中国人,中国人认为你是假洋鬼子。当初和公司说好只待两年的,但没想到一待就下不来了。
当时中国总裁一职一直空缺,直到2005年9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庞巴迪公司中国总裁。这次任命是庞巴迪首次在中国将运输和宇航两大集团结合起来。接手之后,我的压力更大了。
有同事质疑我对公司的忠诚,认为我是庞巴迪的“右派”分子。有一次开会讨论销售给中国的产品如何定价,我主张降价,一些外国同事就说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没有一心为庞巴迪工作。而我刚被派到中国时,有的中国人就说我是假洋鬼子。面对这些质疑,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是中国人,但是我对庞巴迪的忠诚并不比你少;你说我是假洋鬼子,但是我的爱国也绝对不亚于你。”
从我本身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中国和庞巴迪的双赢,这是我总的行事原则。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利益和庞巴迪的利益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补的。
两个齿轮在转动的时候有个啮合点,也就是这两个齿轮相切的点。啮合点上的切线速度是相同的,如果速度不同就会产生摩擦。我把合作的共同利益就看作是这个啮合点。作为外企高管,我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共同利益,既符合公司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常常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就不会太难。
在谈判的时候,我常常让庞巴迪降价,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有两个原因。首先,不降价,用户不满足,我们就没有竞争性;其次,我让庞巴迪降价,降的是成本而不是赢利。
与其他跨国企业不同,庞巴迪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就主动提出技术转让,而且是全面、系统的转让,同时转让的技术也是先进而成熟的,不把中国作为实验场。1998年庞巴迪就与中国最具实力的机车制造企业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厂共同投资,成立“青岛四方-庞巴迪-鲍尔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青藏铁路上运行的客车就在这个企业里生产。2006年,庞巴迪又把在全球销售最好的Q400型支线飞机的机身拿到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全球就这一个生产点,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很多人说不能往中国转让技术。其实转让也不是白白转让,是拿技术换市场的。同时,在你转让技术的同时,也存在对技术的升级和改造。比如青藏铁路的列车,虽说是庞巴迪的技术,但又不完全是。因为青藏线的条件是全球唯一的,我们起初并没有现成的技术,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之上根据铁道部的要求和青藏线实际情况升级的。所以说,这项技术是诞生在中国。
在很多人眼中,跟中国铁路与航空业打交道,拿的是动辄以亿元计的政府订单,必然会遭遇很多潜规则,里面也肯定有不少灰色交易。但庞巴迪在中国做政府关系,全靠我们的两条腿去跑、一张嘴去游说。我们拿订单从不用中间人,也没有一个有“背景”的销售团队。庞巴迪虽是世界500强,但由于中加关系多年来一直不够紧密,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我们缺少加拿大政府的支持。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的时候,我会跟客户很坦白地讲我的压力和苦恼。但不是让人家可怜我,而是让人家理解我们的诚心诚意。
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职业经理人”,因为职业经理人常常跳槽,而我在庞巴迪一待就是15年。也有公司来挖我,给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庞巴迪。但是我都拒绝了。别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不离开,说我是个神经病,其实还是因为传统的教育,忠诚观念强。职业经理人大多认为自己是给别人打工的,公司不是他的。但在我脑海中,我就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
与很多经理人的洋派风格不同,我在商务礼仪上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去拜见用户,我一定会提前到达见面地点,与人握手也要用双手。以前我请别人吃饭、喝茶,因为我没有专车,我就让别人打车过来。为了尊重别人,我常常是在餐馆门口等着,一看出租车过来了,就立刻把车票给付了。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我的电话非常忙,但很少让秘书接,哪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我也常常耐心回复。
我经常会说庞巴迪现在在中国的战略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解理解再理解。学习、理解了中国的文化、需求,你才能适应,这是成功的关键。另外,做什么都要从长远考虑。合作就是这样,你不要总想着占便宜,短期内你可能会吃点亏,但这很正常也是必需的。
对很多职业经理人来说,好的“政绩”是他们跳槽的敲门砖,他们往往会放弃在短时间内无法给自己带来政绩的好项目,追求一些能够立刻见效的项目。如今庞巴迪在中国拿到的很多项目,是我在几年前开发积累的。比如青藏铁路我们就从1999年开始跟踪,一直到2005年才签约。中国目前有37个城市在计划建设地铁、轻轨等300多个轨道项目,我们都在跟踪。可能没有短期回报,但是一定会有长期回报。
一个人要有人格,公司也要有自己的人格。这点非常重要。我尊重与我们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理解我,觉得我不容易,从内心上想帮助我。越是在你成功的时候,越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记曾经帮助你的人,也尽量不要记恨给你麻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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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让负责人知道问题所在从而去找解决方案很重要。别人是报喜不报忧,我是多报忧少报喜,要让领导有危机感。前几年我的一个领导问我动车组竞标怎么样,我说情况不好。事实上挺好的,我只是让他感觉到危机感,因为好消息会让人飘飘然。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说,有人说我是庞巴迪里的布尔什维克。在你最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们的轨道交通运输业务已经很成功了,但我还是要找出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最低要求,决不能让庞巴迪最高领导由于我的错误理解或建议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目前我们在铁路和轨道交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80列超高速列车、120列高速动车组车辆、338辆铁路高档客车、225辆青藏高原列车、500台电力机车、武广线高速铁路信号系统、北京机场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广州珠江新城无人驾驶捷运系统、深圳地铁一号线车辆、上海地铁九号线和七号线车辆等。但在航空领域,因为我们曾经的一些错误而丧失了在中国发展的先机。假如说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庞巴迪应该比今天更成功,尤其是在航空领域。现在我们的航空业务已经恢复得很好了,2009年我们在C系列飞机上就获得了很大的订单。但经济危机来了,我的日子也跟着难过起来,中国航空业正在削减飞机购买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继续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这样也就不怕竞争了。我不在乎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重视的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对个人来说,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时间不够用。我的业余爱好很多,篮球、乒乓球、排球、羽毛球等等,不过这都是上学时候玩的,自从来到庞巴迪之后就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喜欢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在我看来,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直来直去的方式最好。我在加拿大的房子前面就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有人说打高尔夫可以和高端人士接触,但我的确没有时间。很多外企的老板都会参加什么私人俱乐部,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
我在北京的别墅里种了很多花,都是很便宜的那种。我家人经常说我,这些小破花养什么养。但我喜欢从幼苗时候开始养,对已经长大的花不感兴趣。比如榆树,我喜欢插个枝,看到它们每天在成长,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像做事情一样,如果一下子就成功了,你并不一定有感慨,只有经历了一点点的过程才会体会到更多。
我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退休计划,前面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我就知道这是条路,我会努力地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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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炜:一个真正的人。
《商务周刊》: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的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张剑炜: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段话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说的那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话一直在鞭策我抓紧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还很欣赏《孙子兵法》中的那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孟子曾说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商务周刊》:请您向《商务周刊》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张剑炜:由于太忙,每天有200多个邮件要回,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看书了。但我很喜欢看一些老书,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会经常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