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时分，已经是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董必武，来到了上海一大会址那幢小楼。这是董必武第二次走进这幢楼房，上一次还是在35年之前的1921年，那一次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代表，在这里创建了改变华夏大地的中国共产党。望着熟悉的小楼，抚今追昔，董必武同志感慨万千。他提笔写下了几个大字：“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20世纪是中国悲喜交加的世纪。世纪帷幕拉开的时候，深重的灾难就降临到中华大地上。历史上赔款最多的《辛丑条约》签订，给本就孱弱不堪和刚刚甲午战败的中国，添上了更深的刀痕。外有强敌窥视，内有军阀混战，国家经济凋敝，社会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
　　转折始于1921年。那年的7月，10多位年轻人来到今天的兴业路上，创建中国共产党，举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这起始的只是一片很小的浪花，但却是波澜壮阔、凯歌奋进的开端。从那天开始，灾难深重的中国开始转折，历经曲折与磨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了光明未来，创造了中国的辉煌。
　　上海。为什么是在上海，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什么是在上海，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产业工人集中，奠定了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和组织特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国际歌》，诞生在1871年以巴黎工人起义为主导的巴黎公社中，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当天，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工人位于革命队伍的最前面。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上海工商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多元交融，有利于传播新的思想。十月革命的炮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深刻影响了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的先進人物，从攻占冬宫的呐喊中听见了未来的希望。李大钊、陈独秀振臂托起黑暗的巨闸让光明进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论证改变中国重塑河山的必然。这些推动中国进步的先进思想，在上海这个主要的文化与思想传播中心，若隐若现又振聋发聩，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准备了舆论和思想基础。
　　上海独特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共产主义力量的萌芽。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上海以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内外多种因素交织的城市。一个现象是，上海存在多个外国租界，这些列强入侵的产物，既是旧中国丧权辱国的标志，又是革命者要奋力铲除的恶疾。列强租界割据，造成上海存在多个不同体系，以路划界，占地为王。革命者可以利用的局面是，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者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让幼弱的革命之花得以生存、生长。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最初的共产主义萌芽，是重要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先后在上海召开，同时，从1921年起一直到1933年1月，12年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开展活动，也是利用了上海便于隐蔽便于开展活动这个特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上海交通便利通达，便于国内外联系，这在20世纪早期，是个重要因素。那个年代，飞机刚刚发明，火车仅有几条单薄的线路，汽车也面临缺少公路的窘境，主要的运输方式还是水运。位居长江与太平洋交界处的上海，通江达海，联通内陆与大洋，是中国仅有的水路及陆路交通最便捷处。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代表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代表着东西南北中国人民的期盼，还依托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选择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是又一个必然。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进步的必然；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上海历史地位的必然。
　　每个人都有籍贯。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籍贯的话，我们可以填：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