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三代诗”以来，在诗歌中进行“反抒情”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以抒情的方式来建构诗歌则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过时的行为。然而抒情这一文学表现方式，作为最初的诗歌诞生方式之一种，其流脉却永远都没有中断过。陈世骧先生甚至断言：“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尽管陈先生当时发言的语境可能并未囊括中国新诗的历史在内，但纵观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抒情的传统仍然此起彼伏。一如司马迁曾言，天是人之始，父母是人之本。人穷的时候容易反本，故劳苦倦极则呼天，疾痛惨怛则呼父母。诗歌的创作也是如此，其诞生的“机理”本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其写作范式经历多少变化，在“最后”都会导向“情”这一“根本”所在。我甚至有一种预感，新诗到最后仍要回到抒情的路数上来。
　　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写作中，传统的抒情写作得到了许多诗人的回应。这其实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所在，那就是诗歌如何面对“真诚”这一核心议题。而抒情的写作，在这一问题上最容易得到分辨。多年来，罗振亚先生一直从事中国新诗研究。也许洞察到诗歌研究与诗歌写作之间的隔阂往往给研究带来断裂之感，也许意识到诗歌写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对诗歌研究，故而对于诗歌创作他亦颇下心力。《与家人和土地对话》即是他最近创作一组的优秀作品。在这组诗歌中，诗人以发抒情性为主导，以友情、亲情和土地为倾诉对象，将内心中不可抑制的情愫以诗为媒介进行了既自然又张弛有度的宣导，一方面建立起了个人情感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语言的有效表达找到了诗之为诗的重要意义，为我们再次彰显出了传统抒情诗的魅力。
　　中国自有诗以来，诗歌最大的优越性和最令人愉悦的感受莫过于在语言上创造一种纯净的质地，然后将主体的情思泉水一般泠然带出。罗振亚善于把握这种诗的产出脉络，无论是诗思的进退还是章句的秀隐，都做得相当自然。以《朋友远行》一诗为例来看，该诗就像是诗人对着当年的老友倾诉衷肠，先以“不用”为“用”暗接一个隐喻，然后以具体的日常情事增衍出诗的内在“活力”。最难得的是像“可你还没亲近炉火/窗外就傳来一片烫伤的蝉鸣”“兰花开遍湖边路旁/你鼻炎和关节的疼痛会越来越轻”这样质朴而又充满了张力的语言，丝毫看不出雕琢的痕迹，然而却仍能使人感觉到隐秘的痛从中汩汩攒来。此外，诗歌的结尾也是娓娓款款，激荡的叙述令人内心潸然：“唯有像植物离开土地/此后故乡只是梦中的一道树影/如果你实在想兄弟们了/就在雷雨天尽情地吆喝几声”。这样的语言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语言，看起来并无太多的“可能性”值得呼唤，然而锥心的“吆喝”亦让人难以摆脱感动的纠缠。从具体的情感叙述看，罗振亚的诗歌以“真诚”为最大的丈量点，并由此将新诗写作多年来对语言的“迂回”“旋绕”还原到对语言的“切实”和“尊重”上，故弄玄虚的东西被断然剔除，诗歌明朗的“质地”得到了救赎。
　　不过，罗振亚对于诗之境地的“进攻”却并未止于此。在谈到当下诗歌整体乏力的现状时，他曾经指出“缺少批判力度”和“精神思索的创造性微弱”是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而其根本则在于抒情主体哲学意识的淡薄。为此，他主张“诗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冲击力，必须先凝固成哲学然后再以感注形态呈示出来。”（刘波、罗振亚《罗振亚教授访谈录》，见罗振亚著《与诗相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14页）以此之故，其诗歌中常常见出哲学的根柢或身影便成为一种惯常的现象。《父亲临终前说出三个字》和《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等诗篇虽然是以“亲情”和“故乡”为直接描摹的对象，然而诗人“醉卧沙场”式的叙述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朝着地理学和哲学高度的“乡愁”抵达上所做的种种努力，让人理所当然地想起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这样深刻的哲思。当然，我们亦能够察觉到诗人并非刻意向哲学靠拢，因为“发微探幽”的最高境界仍然以“自然”为尊。
　　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曾用“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来形容克尔凯郭尔学说问世之后思想界为之一新的情形。我认为这句话恰好可以作为新诗写作的一个至高点。罗振亚的诗歌虽然以质朴、抒情为格调，然而却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伸展的。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