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公众的认知中，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它让人身心愉悦，却无人探究其发生机制。最近，一项研究给了幸福一个更加明确的内涵。
1+1=2。这样的公式令人一目了然。如果能将人的情绪也通过公式标注，那么只需找到ABCD等公式中的元素，是不是就能剔除抑郁加深快乐呢？
《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托德·卡什丹博士列出了一组“幸福的公式”。托德表示，用数学公式的方式来解释幸福非常有趣，而少了公式中的任何一部分，人们都不会感到幸福。
幸福的公式
托德的幸福公式由6个部分组成：
M——活在当下，即珍惜你周围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看到的生活之美，遇到问题不逃避且勇于解决；
C——拥有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烈兴趣，即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拥有想了解的一切愿望，喜欢接触有趣的人，并热爱与人交谈；
L——喜爱的工作，即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既对其充满激情，又能从中获得满足，并将自己从中的感悟体会，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T——他人的关怀，即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能赞美他人、帮助他人、倾听他人的心声；
N——重视身边的人际关系，即学会表达爱，关心他人及其家庭，与人产生矛盾时要积极解决，而不是放任自流；
B——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仅要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还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并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等等。
将这6个部分加减乘除——（M×16+C×1+L×2）+
（T×5+N×2+B×33），就能获得幸福。
不难发现，6个因素中不包含金钱。这意味着，在这个“超级秘方”中，幸福与金钱并不直接相关。
可是，在现代社会，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口头承认，但是心里几乎都将幸福与金钱画上等号。为何研究发现与人们认知产生偏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科学道理呢？
幸福与金钱无关
托德·卡什丹并不是从事幸福研究路上的“独行侠”。多年来，众多学者、研究机构都力图通过实证的方式研究幸福。这些学者来自一系列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科学。
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研究人员从这样一个想法开始进行研究，即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幸福”或效用函数的一般公式：幸福=f×（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食结构，其他个人特征，区域特点，国家的特性）。
然后，研究人员利用类似于在医学统计、计量经济学、量化管理科学采用的定量方法，在人口中随机抽样，使用多回归分析技术，将某些幸福的测量形式作为这些方程式的因变量，计算这些所谓的“幸福方程式”的系数大小。这种方法就像一个流行病学家采用的方法——他希望了解到各种因素对一个人得到好的生活结果，或者坏的生活结果（诸如患上癌症）的影响程度。
2006年，美国人克鲁格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幸福与金钱的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高收入会带来好心情是种错觉。那些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很少有人时刻感觉到比其他人幸福，他们的生活往往会更紧张，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而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发现，幸福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拥有较高的匹配度。
这些客观因素包括金钱吗？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是更多的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安德鲁·奥斯瓦德的研究是基于对数干人的分析。这些人都回答了关于自我满意度的问题。奥斯瓦德的结论是，当其他假设条件不变时，更多的钱会使他们更幸福。他通过对意外中奖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是如果人的感情、健康或者工作受到影响，单纯地追求金钱并不会使你快乐。奥斯瓦德表示，这些远比金钱更重要。结婚带来的幸福，每年的价值约为7万英镑——虽然考虑到当前婚礼的开销，结婚已经不那么划算了。保持健康和拥有工作同样很重要，价值约为每月几万英镑。
“幸福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也曾提出一个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2010年，由伊斯特林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54个国家居民与幸福有关的各种数据，如经济增长率、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等，发现金钱的多少与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存在正比关系。这一结论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那些刚摆脱了贫困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伊斯特林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
这足可见，金钱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当GDP遇到GNH
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也被称作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在1998年提出，并成为这个国家度量自身发展水平的指标，替代了传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
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必须要知道，推动新世纪前进的这些剧烈变革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生的不确定性。”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他们的GNH主要内容包括：平等的社会发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环境，高度负责的政府。在生活环境方面，不丹的森林覆盖率达72%，26.23%的国土都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让人们仿佛生活在梦想中的天堂。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倡导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自由是评判发展的基本标准，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经济增长、工业化或者技术进步。
哈佛大学幸福学教授泰勒·沙哈尔也提出，幸福感能够帮我们赢得成功，经常体验积极情感的人更能够感觉到自我能力、自我决定力和正向的人际关系力量，这些感觉会进而提升工作效能、创造力与潜能。但成功并不必然导致幸福感。
根据组织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高效能公司员工所展现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为5.6：1，这两者之间存在独特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平衡处理这种关系，就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实现和谐，进而在社会内部实现和谐，而这能改变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责编：崔雪芹）
1+1=2。这样的公式令人一目了然。如果能将人的情绪也通过公式标注，那么只需找到ABCD等公式中的元素，是不是就能剔除抑郁加深快乐呢？
《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托德·卡什丹博士列出了一组“幸福的公式”。托德表示，用数学公式的方式来解释幸福非常有趣，而少了公式中的任何一部分，人们都不会感到幸福。
幸福的公式
托德的幸福公式由6个部分组成：
M——活在当下，即珍惜你周围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看到的生活之美，遇到问题不逃避且勇于解决；
C——拥有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烈兴趣，即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拥有想了解的一切愿望，喜欢接触有趣的人，并热爱与人交谈；
L——喜爱的工作，即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既对其充满激情，又能从中获得满足，并将自己从中的感悟体会，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T——他人的关怀，即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能赞美他人、帮助他人、倾听他人的心声；
N——重视身边的人际关系，即学会表达爱，关心他人及其家庭，与人产生矛盾时要积极解决，而不是放任自流；
B——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仅要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还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并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等等。
将这6个部分加减乘除——（M×16+C×1+L×2）+
（T×5+N×2+B×33），就能获得幸福。
不难发现，6个因素中不包含金钱。这意味着，在这个“超级秘方”中，幸福与金钱并不直接相关。
可是，在现代社会，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口头承认，但是心里几乎都将幸福与金钱画上等号。为何研究发现与人们认知产生偏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科学道理呢？
幸福与金钱无关
托德·卡什丹并不是从事幸福研究路上的“独行侠”。多年来，众多学者、研究机构都力图通过实证的方式研究幸福。这些学者来自一系列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科学。
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研究人员从这样一个想法开始进行研究，即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幸福”或效用函数的一般公式：幸福=f×（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食结构，其他个人特征，区域特点，国家的特性）。
然后，研究人员利用类似于在医学统计、计量经济学、量化管理科学采用的定量方法，在人口中随机抽样，使用多回归分析技术，将某些幸福的测量形式作为这些方程式的因变量，计算这些所谓的“幸福方程式”的系数大小。这种方法就像一个流行病学家采用的方法——他希望了解到各种因素对一个人得到好的生活结果，或者坏的生活结果（诸如患上癌症）的影响程度。
2006年，美国人克鲁格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幸福与金钱的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高收入会带来好心情是种错觉。那些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很少有人时刻感觉到比其他人幸福，他们的生活往往会更紧张，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而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发现，幸福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拥有较高的匹配度。
这些客观因素包括金钱吗？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是更多的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安德鲁·奥斯瓦德的研究是基于对数干人的分析。这些人都回答了关于自我满意度的问题。奥斯瓦德的结论是，当其他假设条件不变时，更多的钱会使他们更幸福。他通过对意外中奖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是如果人的感情、健康或者工作受到影响，单纯地追求金钱并不会使你快乐。奥斯瓦德表示，这些远比金钱更重要。结婚带来的幸福，每年的价值约为7万英镑——虽然考虑到当前婚礼的开销，结婚已经不那么划算了。保持健康和拥有工作同样很重要，价值约为每月几万英镑。
“幸福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也曾提出一个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2010年，由伊斯特林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54个国家居民与幸福有关的各种数据，如经济增长率、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等，发现金钱的多少与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存在正比关系。这一结论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那些刚摆脱了贫困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伊斯特林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
这足可见，金钱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当GDP遇到GNH
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也被称作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在1998年提出，并成为这个国家度量自身发展水平的指标，替代了传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
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必须要知道，推动新世纪前进的这些剧烈变革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生的不确定性。”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他们的GNH主要内容包括：平等的社会发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环境，高度负责的政府。在生活环境方面，不丹的森林覆盖率达72%，26.23%的国土都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让人们仿佛生活在梦想中的天堂。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倡导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自由是评判发展的基本标准，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经济增长、工业化或者技术进步。
哈佛大学幸福学教授泰勒·沙哈尔也提出，幸福感能够帮我们赢得成功，经常体验积极情感的人更能够感觉到自我能力、自我决定力和正向的人际关系力量，这些感觉会进而提升工作效能、创造力与潜能。但成功并不必然导致幸福感。
根据组织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高效能公司员工所展现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为5.6：1，这两者之间存在独特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平衡处理这种关系，就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实现和谐，进而在社会内部实现和谐，而这能改变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责编：崔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