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4岁的余太湖出生在贵州山区，因家庭贫困，少年时便辍学了。后来，余太湖到贵阳学习修车技术。一次，师父让他去买汽车配件，他骑着自行车绕了两小时也没买到。“怎么可能没有呢？”师父见他空手而归，不禁质疑。原来，余太湖把英文字母“Y”读成了汉字“丫”。师父听了既好气又好笑，余太湖则羞红了脸。
　　2010年，余太湖应聘成为贵阳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回到母校龙坝乡光明小学，看到老家的孩子仍旧没有课外书读。“不能让孩子们像我一样吃没有文化的苦！”余太湖有了为孩子们捐书的想法。
　　余太湖此时虽说已经在贵阳安了家，但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儿子需要抚养，他的工资仅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向亲戚朋友讨书，准备多积攒一些后送到母校。经过大半年时间，余太湖积攒了近300本图书，他把书一一修补好后送到了母校。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学校也捐一些书？”得知余太湖为母校捐书的事情后，又有一些学校的校长找到了他。原来，贵州山区的很多小学都没有图书室，孩子们除了教科书，基本没有课外读物。余太湖感觉有些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你要的书我收拾好了，晚上来取吧！”一次，余太湖刚载上乘客准备从贵阳郊区开往城区，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按下了免提键。“太好了，下班我就过去！”挂了电话，车上的乘客揶揄道：“师傅你可真会赚钱，下班后还去收废品呀？”余太湖连忙解释：“我收书是为了送到学校，给山里的孩子们读……”他跟乘客讲了自己为学校捐书的事情。“我家正好有你需要的课外书。”听说余太湖是为山区的孩子讨书，乘客非常支持。对方要了余太湖的联系方式，并提了几点建议：“交通广播电台收听率很高，何不通过交通广播呼吁一下？你每天接触的人很多，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乘客是否愿意捐书。”“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余太湖为找到新的讨书方式分外高兴。
　　那位给余太湖提建议的乘客不仅拿出了家里的书，还买了300元的新书交给了余太湖。如果人人都有这份爱心，事情做起来不就容易多了？从此，余太湖开始向陌生乘客讨书。在余太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好心人积极为孩子们捐书。
　　2014年年初的一天，在一所学校附近，一位30多岁的女士上了余太湖的车。和往常一样，余太湖又讲起了捐书的事。“留个电话吧！我孩子有不少课外书，整理好后你来取。”余太湖连忙把电话和QQ号都给了对方。半个月后，他接到乘客的電话：“我想问一下，建一个小学图书室需要多少钱？”“大概5万元吧！”余太湖简单地算了一下。“我这里有5万元，捐给学校建图书室吧。”这名乘客本来计划带孩子去三亚旅游过年，当她在余太湖的QQ空间看到他送书到山区学校的照片，便和孩子决定用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事。
　　余太湖通过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联系到北京的一家图书公司，准备把乘客捐的钱换成书。图书公司听说他的事迹后，收下了5万元，却提供了价值18万元的图书。余太湖高兴极了，马上在润弟、光明和小里三所小学和龙坝中学建了4个图书室。这份来自个人的大额捐赠让余太湖很是感动，好心人的支持也让他讨书的热情越来越高。仅两年时间，他就先后帮助10多所小学建了图书室，解决了这些小学缺乏课外书的问题。
　　2017年，余太湖当选“CCTV年度慈善人物”，他带妻子一起到北京领奖。妻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丈夫善行的认可，说：“虽然有时候我唠叨他，但每次听他说起孩子们看书时满足的表情，我也感到高兴。”
　　余太湖就像火种，点燃了更多人的爱心。6名出租车驾驶员陆续加入了他的送书队伍，有些乘客听说后也自告奋勇地参与了进来。
　　“我跟你一起去送书，看看有没有家庭特别困难的孩子。”一位爱心人士想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余太湖便发起了“一帮一爱心100”公益活动。由爱心人士每个月拿出100元资助一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直到孩子上了大学后能勤工俭学为止。
　　2018年，经民政部门批准，余太湖的公益团队注册成为贵州众恒助学中心公益组织，余太湖任理事长。中心有8名日常管理人员，还有个300多人的公益微信群，志愿者遍及全国。除了捐书之外，余太湖和他的公益团队还为一些学校捐赠了大量体育用品，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2020年4月，余太湖针对资助过的学校发起了首届“蒲公英”征文比赛。8月16日，颁奖仪式在贵州众恒助学中心办公室举行。活动现场，除了教师和学生代表，还有许多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大家都感叹：一次偶然的乘车经历，竟然为共同的公益事业创造了机缘。
　　到目前为止，余太湖的公益组织已在贵州山区建立了小型图书室70个，共捐赠图书15万余册，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超过13万件。
　　如今，余太湖仍旧每天开着出租车奔驰在贵阳的街头，奔走在为山区孩子捐书助学的道路上。他说：“尽自己的能力做有意义的事，让孩子们多读书，我觉得很幸福和满足。”
　　（摘自《莫愁·时代人物》2020年第12期，海底飞花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