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公权的书法，论者很多。论来论去，其实就是“颜筋柳骨”这一个词组中的一个字：骨。
　　骨头，是柳公权的书艺留给人们最为突出的印象。柳公权的字体，犹如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人，但却肢体端正，棱角分明，不弯不曲，不媚不俗，有铮铮硬朗之势，凛凛坚挺之气。那些字，仿佛是由杠木条搭建的，仿佛是钢筋棍拼接的。关庄塬上的杠木，搭建起了中国书法的丰碑；耀州铁砧上锻造的钢筋棍，拼接出了柳公权书法的骨骼，也拼接出了柳公权灵魂的示意图。
　　有一句话，叫“字如其人”。这句话流传许久，从未见有人跳出来责其荒谬，足以说明它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字的确是人内在精神的外化物，从中完全可以破译书写者潜藏于身潜伏于心的诸多内容：性情，人格，境界，等等。
　　不管柳公权外在表现如何，比如是不是见了达官就点头，见了贵人就弯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性子很直。在权贵面前，即使点头哈腰，那也是佯装出来的，并非心性使然。他的一生，不论走到哪里，都带有书生的倔强，也带有耀州人的憨直。他不是圆滑无角的玻璃球，也不是随风飘摆的墙头草，更不是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他是杠木，是土疙瘩，是生铁，是比他晚六七百年出生的关汉卿笔下“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苏轼被贬，有其诗词为证；柳宗元遭流放，有其散文为据；但柳公权是否也曾遭遇过与他们同等的厄运，因缺乏文字记述，后人无法详知。可以预见的是，柳公权身居官场，不会太开心。官场拍马溜须的恶俗之风，与他的书生意气，与他的固执性格，从根本上是对立与冲突的。也许，有柳公绰罩着他，企图给他设置圈套嫁祸于他的人有所收敛和顾忌，他才躲过一劫又一劫。他后半世辞官不做，回到故乡，并产生了严重的厌世心理。这种负面情绪，无疑是官场给他投射的心理暗影。
　　柳公权人生的后半程，收缩自己的翅膀，像蝙蝠一样将自己隐匿了起来。他隐居的地方，名叫柳沟，位于耀州城南两公里处。柳沟因柳公权而得名，文献里说他在此研磨书艺云云。但此等言论，不过是一层涂抹的脂粉而已，与实际情形并不吻合。无人记录与柳公权促膝长谈的内容，后人也就无法触摸他真实的内心。他的前胸与后背，其实皆为一团迷雾。除了偶尔发之于笔端的简短言辞，他遗留给这个世界有关自己的东西，实在少之又少。从纸面到生活，柳公权很缄默，很自闭，不会轻易脱下衣服，将身体的伤痕展示给人看。
　　我相信他的身体与心理，并不缺乏伤疤，不缺少幽暗，不缺少阴冷——我的断言，并非信口雌黄，而是基于常识的一种判断和推理。以柳公权骨骼之挺、关节之硬、脾性之犟、格调之孤，他能合群吗？能随波逐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一个唯有圆通和中庸才能安身立命的文化环境里，四棱饱满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棱角预示着冲突，而冲突带来的裂痕，终其一生未必能够弥合。
　　中外古今所有具有大家气象的艺术家，无一不和现实处于一种对峙状态。现实是庸人的现实，自然就会以庸人的眼光打量他，以庸人的尺度丈量他，以庸人的标准要求他，悲剧的是，他们偏偏不甘于平庸。于是，他们那大象般庞大的身躯，根本卧不进一个婴儿的洗澡盆里。他们有自己的内心准则，有自己的善恶取舍，绝不愿意尾随庸人整齐划一的行进步伐，亦步亦趋。然而，他们的我行我素，在很多人看来不但是过错，简直就是罪孽，甚至是急于疗救的精神疾患。现实是石头，他们是鸡蛋，两相碰撞，结局早已注定。现实呈现出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总想将他们同化，将他们吞噬，但他们抗拒着，挣扎着，不屈服，不投降。如此这般，他们境遇之险恶，可以想象。为了自保，有些艺术家甘堕尘泥，最终消失于无形；有的玩起了游击战，你退我进，你进我退；有的打起了太极拳，以柔克刚，曲中藏直；有的壮烈牺牲，成为求索之路上的殉道者。
　　所有赢得历史尊敬的艺术家，其实都不是与现实搏击的胜利者，而是现实尚未来得及吞咽的瓮中之鳖。现实是战胜不了，但现实与现实也在博弈，也在你推我搡，比如朝廷的更替，君主的承继，都有可能预留出某些缝隙和空当。正因为现实的自顾不暇，他才有可能在历史的陈列馆里，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生存还是艺术，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自然也是一个两难抉择。选择前者，追求现世的荣华与享受，向现实妥协，向现实谄媚，往现实那张粗糙的脸上涂脂抹粉，給现实那段丑陋的腰身披红戴花，如此，倒是成全了自己的“身”，却也毁灭了自己的“义”。不仁不义的人生必然猥琐，猥琐的灵魂，即使再努力，再刻苦，其艺术都会矮化为灌木丛；选择后者，就要以牺牲前者作为代价，脚下的路会泥泞，饭钵里的饭食会稀少，身上的衣着会单薄，鞭子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抽来，污秽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泼来。这样的生命旅程，布满了羁绊，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只要坚守，只要挺住，只要不在风暴中折腰，不在雷电中迷失，至最后，必能生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或聚集成一座巍峨的高山。艺术之树，不仅是用汗水浇灌的，还得用血液来滋养；思想之花，不但要经得起风霜雪雨的频繁肆虐，还要经得起明箭暗矢的屡屡中伤。
　　柳公权归隐的柳沟，是一条位于塬畔的土壑，长不足千米，宽不足百尺，深深的，窄窄的，很是局促。两边的土塬，本该浑然一体，但在相互靠拢中，仿佛打了个盹，漫不经心地留下了一条开裆裤一般的谷缝。沟内并不平坦，两侧的土坎，像土色的刀斧，摇摇欲坠，却又稳若泰山。柳沟尽管位居州城的不远处，却也无比荒芜。那时的州城，人口远没有现在这等密集，又黑灯瞎火，一出城，蓬蓬的荒草几乎要与城墙比试高低。每到黄昏，老鸦就像乌云一样地飞来，在城墙的上空盘旋，其凄厉的哀鸣，营造出无比阴森的氛围。城内的店铺与住户，早早地关门，没有特别紧要的事情，夜幕降临后，城内的人一般是足不出城的。即使偶尔有人要去城外，也是呼朋唤友，且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扛着一根粗粗硬硬的打狼棍。狼特别地多，三五成群在城外游荡，每见有人出城，便狂风一样呼啸着朝其扑来。
　　柳公权不知如何在柳沟安身的。柳沟里没有溪水长流，他每饮一瓢水，恐怕都得挑着木桶去石川河里舀。他的饭食，是来自官家的供给，还是自筹？谁在供养他的吃喝？谁在伺候他的笔墨纸砚？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荒草蔽日荆棘遍地的深沟里，他是如何与狼共处的？柳沟里肯定有狼窝，狼视柳沟为自己当然的领地。况且，狼的嗅觉很是灵敏，一粒火星，一微灯光，一袅炊烟，它不会判断不出那是有人在活动的。人在狼的眼里，是敌手，也是美食。狼知道有人闯入自己的疆域，冒犯自己的威严，不会不追踪，对其熟视无睹的。但奇迹的是，狼似乎并未伤害到柳公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待解之谜。 　　柳公权即使归隐，估计也难以真正做到与世隔绝。原因在于，他毕竟是名人，且誉满华夏。名气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以极强的吸引力，能调动起很多人来围绕自己打转转。那些附庸风雅的市侩，那些爱慕虚荣的官吏，那些求取功名的学子，那些忠实的崇拜者和朝三暮四的凑热闹者，免不了要频频前来叩响柳公权的窑门。可以想象得出，柳公权隐居的窑洞前，时不时就有枣红大马拴于树桩，官轿重辎咯吱碾过。那些握有实权的官吏，不会无视柳公权衣食住行之艰困，定然会竭尽全力，以护佑他生命之危和解决他衣食之忧的。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读书人，深谙柳公权的重量，但吏就不一定了。好的一点是，吏对官俯首帖耳，得无条件地听从并服从于官的调遣。依我猜测，柳公权绝非一人在柳沟生活。在官们的授意和安排下，会有一帮吏专门伺候他。这些从衙门里抽掉出来的服务人员，伺候他的衣食，照顾他的起居，并负责为他打狼驱蛇。除了吏，还有那些围绕在他身旁的门徒，为他铺纸的铺纸，磨墨的磨墨，润笔的润笔，以便近身领略他一笔一画的神韵，从而获得书写的真谛。
　　除了在长安做官以及在其他地方游历，柳公权的一生中，有近乎一半的时间是在耀州消耗掉的。少年长之于耀州，晚年回归于耀州，耀州这方故土，始终像一条隐形的绳，拴着他那颗似箭的归心。
　　柳公权的书法书艺，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后人的说三道四，已无力改变它的基本样貌。我所关注的重点，是他作为一个士人的精神秉性，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文字匠的运笔与落笔。止步于文字笔画，恐怕永远不能真正地读懂柳公权。
　　当然，我对柳公权的身体状况也怀有好奇。如果柳公权真如传说中的那样，出生于柳家塬，并在柳家塬度过生命的最初阶段，那么，有一个疑问就会浮现而出：他患有大骨节病吗？他走起路来是步履稳健还是一瘸一拐？
　　关庄塬的北部地区，包括柳家塬，皆为大骨节病的猖獗区。有诸多的村落，村里的男女老少皆染此病，无一遗漏。那些患病者，走起路来像是遭遇锥心之痛似的，咬牙切齿，东倒西歪。由于病症，很多人形若侏儒，个头矮小，腿短臂短。
　　大骨节病是由水土中的某种矿物质元素所致，医学始终对其束手无措。要杜绝这种病症，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土壤和饮水，但这些，却又超出了医学的能力范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科技极限。人为土地上的植物，荣枯更替，旧去新来，但自始至终，土壤与流水，却亘古不变。唐代时期的柳家塬，和而今的柳家塬，从地形地貌上，从土壤水分上，并无多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导致大骨节病的矿物质元素，并非在柳公权生命的陨落之后，才渗入柳家塬的水土里，而是古已有之。柳公权生长于大骨节病极其泛滥的地区，别人皆染此病，唯独他能独善其身？
　　从柳家兄弟后来的作为来看，他们又不大像是大骨节病患者。尤其是柳公绰，史书尽管未有关于他相貌的描述，但依据他担任兵部尚书一职，也能推测出，他无疑身手矫健。兵部尚书，虽为文人官职，但对身体肯定有一些特殊要求的。一个被抬在担架上的将军，也许具有卓越的軍事才华，但不足以鼓舞士气；一个患有大骨节病的兵部大拿，也不能总是让人搀扶着行走的。军界的总头，为震慑下属，常常会间隔性地于众目睽睽之下露一手的，最常见的，莫过来一场策马扬鞭的表演。作秀之外，若真遇到战事，他也不能一味地缩在宫里，纸上谈兵，而是要亲赴疆场，坐镇指挥。所有这些，对其身体条件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柳公绰的身体是端正的，健康的，以此推论，柳公权的身体也应该无恙。但无恙的身体与大骨节病肆虐的柳家塬，又无法并拢，无法对接，这不得不使人对柳公权的出生地产生疑问：他真的柳家塬人吗？不能因为柳家塬的村名里有一个“柳”字，就想当然地认定柳家塬就是柳公权的家乡。
　　当然，推测柳公权是柳家塬人，也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其中，最为突出的明证，就是柳氏兄弟的墓茔。按运势，按风水，让义村村北的田野，根本算不上最佳。以耀州之辽阔，地势之错落，找到一处风水的绝佳之地，并非难事。然而，他们弃别处而不往，何以偏偏要将自己土葬于让义村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离家近一些。柳家塬过于狭窄，又因地势高挺而易于招风，且不靠山，不邻水，依照阴阳原理，显然不大适合埋葬。自己的村子地理环境不佳，眼睛便朝更远处瞭望，于是让义村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界。让义村与柳家塬，隔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男女嫁娶频繁，柳家塬的不少人家和让义村不少人家互为亲戚，而亲戚，越走越亲热，不走则疏离。
　　让义村应该有柳氏兄弟的亲戚的。至于是他们的舅家，还是姑家，抑或是姨家，后人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小就翻越过那道深沟，在让义村的陋巷里走来走去。他们在让义村走亲戚，在让义村的坡地里放羊割草，在让义村的杏树上摘杏吃，甚至有可能在让义村的田野里偷西瓜吃。比起柳家塬来，让义村简直就是一个大世界，塬面相对开阔，地势相对坦荡，这等从小形成的记忆，会伴随他们整整一生。
　　我相信，依他们的身份，墓地早在生前就已规划好，且请风水先生进行过仔细勘察和把脉。也就是说，对让义村的土地以身相许，体现的是他们的真实意愿，而非外人的强迫所致。他们没有回归祖墓，与自己的先辈、与自己的父母躺在一起，这样做，大概基于这样的原因：一则，不管有无实权，但他们都有官职在身。按照朝廷颁布的旨令，官员埋葬，坟有多高，园有多大，须遵循规制。他们一旦将自己与父母葬在一起，作为晚辈，坟墓却要比先辈大出许多，这从孝道的角度，无疑站不住脚，颇有几分大逆不道。二则，他们早就对自身的身后事宜有所预判：肉身虽亡，名声依存。一个人的名气，犹如云雾，总能带给这个人某些神秘的色彩，从而撩拨起公众的好奇心。名气在相当程度上，犹如磁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召唤力。可以想见，即使柳公权阖然长逝，也难以一了百了。流水无情，落花有意，那些寻找他踪迹的人，那些对他怀有敬意的人，还有那些喜欢跟风的人，免不了会追到他的墓地来。这拨人前脚离开，那拨人后脚又到。很少有来访者轻步轻声，以免惊动墓中的酣眠者。只要拜谒者在两人以上，就制造出各种声音，喧嚷不已。假如他们与先辈们葬在一起，这样的噪音，无疑对先辈会造成惊扰。 　　他们给自己独自开辟了沉眠之地，于是让义村村北的田畴里，就多出两座可供后人瞻仰，也可供后人盗掘的古墓。两座隆起的土堆，一座埋着唐代的兵部尚书柳公绰，另一座埋着唐代的大书法家柳公权。
　　柳公权兄弟的坟墓，最初应该坐落于一座修葺的墓园里。墓园有无围墙不可考，但至少有界碑。墓园里栽有诸多的树木，以表达庇荫之意。碑石立于墓前，石雕卧于墓侧，以显示墓主身份之显赫。但一千年后，所有这些都已荡然无痕，唯有两座土堆，昂首于耕田中。
　　盗墓活动之于中国社会，可谓源远流长。有史料记载的盗墓活动，从春秋时期就已开始，至今天，依然没有终结。盗墓显然受之于逐利的驱动，问题的核心在于，墓中是否有利可逐。普通人家，活着时粗食褛衣，葬埋时稍微殷实的人家，勉强可以用一具薄棺给逝者敛尸，过于贫苦的人家，只能给逝者裹一张席子，哪里还有财物作为陪葬品？但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则不同，他们活着时荣华富贵，过世后也要大动干戈，不但将坟墓建得很大，给厚重的棺木雕龙刻凤，甚至于为预防盗窃，给木棺套上一具石棺作为护身的外套，而且要还将许多值钱之物，陪葬入墓。级别高的石人石马列队肃立，级别低的钱币列罐摆放，还有那些家财万贯却无级别的，也是银饰头上戴，金牙口中嵌，绫罗身上披。
　　盗墓者看中的不是墓中的僵尸，而是陪葬品。盗墓也是一门专业，只是这门专业带有邪恶的性质。持久地盗挖墓洞，早就练就出一双火眼金睛。他们朝某座坟头轻瞥一眼，就能断定这座坟里埋着的是“人”还是“人物”。“人物”比“人”多一个字，但两者之间已悬殊有别。一个人，要从“人”爬升到“人物”，并非那么容易。正因为不容易，“人物”才格外受到公众的青睐和仰慕。盗墓者心里明白，人的贫富贵贱，从一丛蒿草萋萋的黄土堆里就能轻易区分。土堆肥大而浑圆，且气势逼人，一定埋有大人物。有大人物睡在墓里，还能缺少陪葬物？而那些小坟丘，扁扁平平的，无疑属于穷人的墓茔。挖掘穷人的墓，那是枉费心机，从中至多能掏腾出一盏脏兮兮的油灯，不会再有其他收获。
　　盗墓者紧盯的，无疑是大人物和富裕户的墓地。一些富裕人家，富而不贵，连葬埋逝者，也显得极为俗气。比如，有很多人家，在逝者尸骨未寒时，请来牙医，将逝者原有的牙齿予以拔除，为其更换上一颗颗的金牙。金牙的数量不等，从四颗八颗，到十六颗二十八颗，多寡完全依据主人的意愿而定，但必须是偶数。镶嵌金牙，一是为了摆阔，以使自己在熟人面前更有面子；二是为了行孝，以显示自己对长者无比的孝顺。然而，行孝也是一种表演，隐含其中的，还是在为自己的面子涂彩增光。
　　金牙很快就成了盗墓者的最爱。盗墓者从老虎嘴里抜虎牙，有相当的风险，但从死人嘴里抜金牙，却毫无难度可言。盗墓者常常是白天勘察，夜里行动。风高月黑，天地寂然，正是他们蠢蠢欲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像田鼠一样，猫着腰，腰里别着短把铁铲，甚至腰里缠着雷管的导火线，向着既定的目标出发。东方泛白时，他们又缩回身来，躺在炕上呼呼大睡。盗一座墓，很少有一次性盗掘成功的，有时三回五回，有时八回十回。估计墓中的东西不多，就在墓旁斜开一个小口，小口延伸进墓道，勉强能够容纳一个瘦子扑趴出入。猜测墓中有猛料，于是干脆就对坟墓开膛破肚，从坟顶开始挖掘。一夜过去，墓被刨出了一个深坑，但远未触底，于是就在天亮前，抱来一些玉米秸将其掩盖，等到第二天夜里再继续挖掘，直至将墓中的金银财宝悉数劫走。
　　有盗墓者仅盗得的金牙，就有一老碗之多，且不论其他。当然，盗墓者也并非只有收获，而没有付出代价。他们有的被塌陷的土壁掩埋，气绝身亡；有的是被墓中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熏晕过去，撒手人寰；有的被墓主发现，逃离不及，活活被乱棍打死。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盗墓皆为造孽之事，既然为孽，纵然人不报应，天都会对其进行责罚——很少有盗墓者逃过惩罚的，他们不是绝后无嗣，就是身患怪病，抑或家里灾祸连连。
　　命中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却硬要攫取，有违天意和人伦，必致祸端——这是亘古不变的天律。
　　盗墓者很少有单独行动的，大多为三五人纠集在一起，团伙作案。但比起那些军阀来，他们不过是些零敲碎打的毛毛虫。历史上不乏集团化盗墓的实例，尤其是兵荒马乱之际，盗墓俨然成为补充军需和犒劳将士的重要手段。于是君主的墓被盗，王侯将相的墓被盗，太子公主的墓被盗，商户的墓被盗，名人的墓被盗……柳公权兄弟的墓，在漫长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代盗墓者，像一群群的苍蝇盯上鲜血一样，围绕着它游来荡去。帝王的陵园，有专人看守，尚且一次次地遭遇毒手，何况柳公权的墓无人管护呢！
　　柳公权兄弟的墓，在前些年才进行了修葺，并加以整容：圈起了围墙，构筑了围栏，并在大门的入口处，建起了两排相互对称的仿古建筑。但在之前，它一直裸露在一块田地里，兔子可以出没，野狼可以踩踏，盗墓贼可以光顾，牧羊者可以牵着羊让羊在这里啃草。
　　千余年了，风雨剥蚀，犁铧蚕食，盗墓贼盗挖，使柳氏兄弟的墓冢越变越小。墓里除了两人的尸骨，估计早已空空如也。曾经的那些石碑，那些雕刻，甚至于那一棵棵的古树，都统统没有了踪影。
　　也不能說官方对此熟视无睹。至少在近数十年里，官方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的，只是保护显得力度不够而已。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负责管理文物的官家，雇用了让义村的一位村民，充当墓地的保护神。柳氏兄弟躺卧的田地，恰归这位村民耕种。官家助其在自家的地里，建起了一座低矮的土坯瓦房，他与妻子就吃住在了这里。白天他在地里干活，一听到狗叫声，就扔下锄头或镢头，跑来一探究竟。他的腿患有轻微的大骨节病，走起路来并不利索，纵然有人搞破坏，他即使想追赶，恐怕也难以追上。
　　看护者不是专职看护墓地的，他还有很多个人化的私事要处理，比如走亲戚，上庙会，去街市赶集，去医院看病，且不说一旦夏秋两季收割时，他要在碾场里忙得昏天黑地。墓地，毕竟属于僵化之物。比起墓中的死人，活人的生计要显得更为急切与重要。于是很多时候，看护者似乎魂不守舍，一心二用。 　　不止一次，我领着从外地来的朋友去瞻仰柳公权之墓，都只闻犬吠，不见人影。半人高的麦穗摇曳，或者一人高的玉米林蓬勃，将看护者低矮的土坯房舍几近遮蔽。那条黑白相间的狗，拴在一棵树上，跳着纵着地叫唤，但房舍简易的木门上，那把生锈的铁锁，却紧扣着，丝纹不动。
　　当然，有时候，正在田间弯腰锄地的看护者，会放下锄头，朝我们走来。他面相亲和朴实，目光像探测仪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扫来扫去。当确定我们是真正的游客，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时，他嗫嚅着，询问我们来自何方。我与他攀谈，知他看护墓地领取的补贴，实在微乎其微，不足以养家糊口，这大概是他心猿意马的原因之一。但总体而言，他还是尽心尽力的。他只是一介耕夫，非读书人出身，对柳公权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看护墓地，是出于一己生计之需，而非精神领域的心驰神往。他负责看护，也免不了要向来访者进行讲解。但讲解的内容，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并不具备专业水准。他强调柳公权是个大人物，但大在哪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可敬的守护者。从青丝飘飘起，他就与这两座坟墓厮守，一转眼，三四十年过去，而今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两鬓泛白的他，即使在墓茔被修整之后，依然独自肩负着看护的职责。曾经敞阔的墓地，随便出入靠近，但现在，四周筑砌起了墙壁和门楼，將拜谒者常常拒于大门之外。从大老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赶来，能不能顺利进入，那就要碰运气了。全村的人，唯有他掌控着大门的钥匙。而那唯一的一把钥匙，就拴在他的裤带上，与他须臾不离。有一回，我带异地的朋友前往，却吃了闭门羹。联系到村长，村长急得跺脚，却毫无办法。村长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十五公里开外的村里“吃汤水”（耀州话，指亲戚家举办婚丧嫁娶等，他去行礼），回不来。村长无奈，便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询问他们能不能绕道去他“吃汤水”的村里，将钥匙捎回，但都无果。至最后，我故乡村庄的支书，驱车三十公里，才将他接了回来。见了我，他笑眯眯地说我看你有点儿面熟，好像都来过几次了，咋又来了？
　　是的，他的记忆无误。柳氏兄弟的墓茔，我总共去过五次。
　　25
　　柳氏兄弟的墓地，位于一块相对平整的田地里。这块田地，呈缓缓的起伏状，与整个土塬的地势相契合，北高南低。柳氏兄弟一东一西，头落高处，脚蹬低处，并肩而躺。朝北眺望，远处群山错落；朝南望去，近旁土塬斜倾。
　　柳公绰躺在东侧，柳公权躺在西侧。右为上，左为下，符合礼仪规制。墓茔比起帝王的陵墓，要小许多；但比起寻常百姓来，却大出几许。墓上的土，曾经很是颓唐，杂草丛生，但经过一番折腾，却犹如新坟，土壤虚泛得尚未凝结。柳公权的墓堆之上，长着一棵柏树，看样子非人工栽植，而是由遗落的柏籽生成的。那颗柏籽，或许是老鸦飞过时从嘴里遗落的，或许是某人不小心抛扔的。然而，不论遗落和抛扔，都有功无过，因为由那颗柏籽生成的柏树，俨然矗立为墓园里唯一的原始古木。民间建墓，都要柏树笼罩，何况贵为一国大臣和一国名流的墓茔呢？可以想象，原来的墓园里，柏树苍郁，草绿华艳，辅之以碑刻石雕，该是何等的雍容华贵。但一切都成了昨日黄花，唯有那棵柏树，像是遭到遗弃似的，歪身站立于柳公权的墓上，仿佛一顶草帽，在为墓中的主人遮风遮阳。
　　柏树很有些年份了，不敢说它发芽于唐代，但完全可以断定，它生成于明代之前，距今至少六七百年。这棵柏树没有中途夭折，估计是沾了它所处位置的光。砍伐树的人，恐怕是忌惮于墓中主人的报复，才不敢在他头上舞动刀斧。
　　柳氏兄弟的墓前，各立有一块碑石。碑石上的墨迹，为清代陕西巡抚毕沅题写。柳公绰墓前的碑上，刻有“兵部尚书柳公公绰墓”；柳公权墓前的碑上，则书有“唐太子师河东郡王柳公公权墓”，碑石立于“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立碑者，为耀州当时的知事张凤鸣。
　　清代的陕西巡抚毕沅是个很可爱的人，他任职期间，遍游陕西的文物古迹，所到之处，无不挥毫泼墨，题字留言。但说实话，单就他的字体，难以让人对其刮目相看。在那样一个每写一字都要挥毫泼墨的年代，凡能吟咏几句古训书写几行圣贤之言的人，按现在的标准，几乎人人都无愧于书法家的名号。毕沅能被委任为巡抚，毫无疑问是进士出身。作为一个从千人万人中脱颖而出的拔尖人物，毕沅在书写上，实在算不上有多么高深的造诣。他的墨迹，笔画颇显虚脱，架构颇为松懈，宛若陕西民间的美食裤带面，流荡着一股浮夸之气。
　　几乎在陕西的每一个文物景点，都能看到毕沅“到此一游”的身影。毕沅担任巡抚期间，究竟有哪些政绩，因未查阅史料，不甚了了。单就他到处提笔留字这一点，给外人造成的印象，似乎他总是行走在路上，正从这个景点，赶往那个景点。在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状况下，普通人的远行，大多依赖于骑毛驴，而官员的远行，则依靠于坐马车。然而，马车只能在坦途行驶，一经遇到溪流或山路，就得换作坐轿。轿子无车轮，不能自行滚动，唯有人的肩膀扛着它，才能缓缓而移。然而，人的双脚，即使交替频仍，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程。从这里到那里，每一趟出行，都是多么的慢，又是多么的难。毕沅在陕西执掌大权期间，并未坐拥瓮城，埋首于文牍之劳而不可自拔，而是极其频繁地出城兜风，并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了路上——他是否用这种带有自我特点的方式在“走群众路线”，体察民情民意？不得而知。
　　依照中国的国情，可以想象，毕沅每到一处，都仿佛一股龙卷风，必然激起那里的山呼海啸。鸣锣以开道，击鼓以壮威，旌旗猎猎飘展，官员诺诺恭迎，鸡犬窝圈噤声，民众路旁围观。在前呼后拥之下，当地的官员，在恭维与谄媚之余，免不了要投其所好，敬请毕沅题字。毕沅的嗜好，他们烂熟于心，于是早就铺展开宣纸，磨好墨汁，等着毕沅临场发挥。读书人出身的毕沅，对具体的事务，可能有所厌烦，但对题字之类，却无比快意欣然。因为在他灵魂的深处，总有一股“求名当求千古名”的隐欲无法消散。他泼墨题字，可能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当下满足虚荣，身后留下声名。不管他的字迹如何不堪，以他地位之尊，都不缺乏廉价的鼓掌声与虚伪的欢呼声。他一落笔，八字才有一撇，掌声与叫好声，就会如雷贯耳地响彻屋宇。掌声听多了，赞美听顺耳了，毕沅的心态必会悄然发生变化：原来多少还有点儿心虚，对自己的书写半信半疑，现在则坚定了信心，误以为自己确实是王羲之再世，苏东坡复活。于是毕沅越写越多，有求必应，大有不把自己的书体与大名刻上所有石碑誓不罢休的架势。 　　虚荣，也许只是毕沅的表象，他的真实意图，恐怕是要借窝孵蛋，攀枝开花。毕沅懂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深知“人生苦短，去日不多”，明白人不过是一粒飄浮的尘埃，一旦离开，就踪影全无。别说普通人难以在坚硬的大地上踩出足迹，即使是贵为王侯将相，如果无有作为，都会遭后世遗忘。历史记住的，永远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人：要么凿山开道，要么兴风作浪。前者留下英名，后者留下恶名。前者如云，暂且不表。后者如安禄山王莽等，按旧时的观念，皆为犯上作乱者。但由于他们的越轨之举，导致一个朝代原有的政治版图得以改写，自然也就会被历史铭记。作为政绩不那么突出的巡抚毕沅，想要永垂千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名人的牌楼或墓碑上，以谋同在，以求永生。
　　显然，毕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清朝长达三百余年，做过陕西巡抚的有数十人之多，但能让人真正记住名字的，恐怕没有几人，但毕沅却被人记住了。只要游览陕西的文物景点，目光扫描于碑石，就不难发现“毕沅”二字。
　　毕沅的虚荣和私欲，在客观上，对陕西的文物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这也许是他执掌陕西，反打正着，存留于世的最为显著的功绩。有他的题字在此，地方官吏就不敢对文物过度怠慢，并将其随意迁移；有他的留言罩着，相信盗墓者都会胆怯三分，因为他们相信，巡抚一旦大怒，地方衙役必然要对他们进行严厉查办，届时，他们插翅难飞。
　　然而，尽管有毕沅题写的墓碑栽立于此，柳氏兄弟的墓还是没少被盗墓者光顾——这不奇怪，关中大地，从东到西，耸立着七十多座帝王的陵墓，且不说每座帝王的陵墓四周，星星捧月一般地分布着诸多将相以及太子公主的墓茔，这些陵墓，有几座没被盗掘过？传闻秦始皇陵完整无损，但那也只是传说而已，并未被验证。史料记载，秦始皇陵里，注有水银，而水银的毒性，众所周知。水银存在的真伪，无法甄别，也许它真的如史料所记，也许它仅为虚晃一枪的欺骗。秦始皇的奸诈，世之公认，给墓中注入水银，很有可能只是他释放的烟雾弹，以吓阻那些蠢蠢欲动的掘墓者。秦始皇提防与惧怕的，还远不是那些以窃取墓中财物为目的的小毛贼，他还有着更为烈火焚心的深切忧虑。秦始皇横扫六国，在天下无敌的时候，却已天下树敌，因为人心并未因为剑戟的锋锐而天然地归顺。人心与人身，在面对强敌之时，并非步调那么一致。后者可能已跪地投降，但前者却宛若薪之内火，越烧越旺。燃烧的人心，远比燃烧的山林可怕，秦始皇深谙这一点，因此，他一想到百岁之后的种种不堪，就会抑制不住地全身颤抖。他既担心千辛万苦搭建起来的万世基业付之一炬，又忧患基业坍塌后自己被人掘墓鞭尸。秦始皇高砌长城，大筑墓茔，看起来是为炫耀国盛军悍，但其内在的出发点，不外乎于防守。这些浩大工程所显示出的，不是他的霸道，而是他的恐惧。恐惧是双方的——当一方在用铁血的手段，迫使另一方屈服并恐惧时，其实就已给自己的未来，埋伏下了地雷，从而徒增使自己寝食难安的叵测隐患。秦始皇再强势，都无法抗拒死亡。比死亡更令他恐惧的，是六国的揭竿复仇。于是，他用许多殉葬品，来给自己壮胆和壮威，以达恫吓挑战者之目的。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已见天日的兵马俑。兵马俑列队而立，兵马俱全，武装到了牙齿，似乎随时都要出征讨伐。
　　兵马俑位居秦始皇陵的东侧，是秦始皇给自己组建的带有象征性的地下武装力量。那些俑士和车马，皆面东而立，严阵以待，寓意着将要以强大的火力，时刻准备着迎击来自东方的挑衅与谋反。六国都在秦国以东，因此秦始皇防范的重点，在东而不在西。
　　帝王的陵墓至少在当朝，称得上戒备森严，尚且无法逃脱盗墓者的黑手，何况位于荒僻一隅的柳氏兄弟的坟墓呢？柳氏兄弟的坟墓，像深耕的土地，被盗墓者的犁耙，翻腾了一遍又一遍，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鬼魅的身影在出没。
　　当然，柳公权的价值，不在于墓，而在于字。他的柳体书法，是任何盗贼都盗不去的，也是任何骗子也骗不去的。柳公权是一块玉石，早已锁进了中国书法的保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