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州科技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费孝通先生终其一生的研究，在其提出的著名理论和设想中鲜明地体现出了具有内在的层次性和兼容并包性的人文精神，这一精神既体现在费孝通先生将研究对焦于解决本民族中的农民问题，又体现在其对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状态这一构想之中。胸怀世界，关怀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正是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之内核所在。
【关键词】：费孝通；人文精神；“以民为本”；“天下大同观”
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学者，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其中最著名的如“差序格局”理论、“美美与共”的设想等，这些理论抑或设想均建构在其自身的实际生活经历以及具体的社会实践这一基础之上的，這与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就费先生提出的理论或者设想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从一种宏观的视角来认识这种人文精神的层次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内在特质。
一、
费孝通之问——“农民何以贫困？”——向我们展示了费孝通先生的了解中国、志在富民的学术研究之目的，这亦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出于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关怀而发出的历史之问。农民问题在近代，甚至直至今天仍旧是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以来，直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富强始终离不开农民问题这一国之本要，脱离这一基石，整个现代化蓝图就如同空中楼阁。
其中以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为典型，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此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在中国近代从传統向现代的大转变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基层农村社会该如何做出调整以适应大趋势之发展，而非固步自封或者相对静止地延续下去。费先生既认识到这一转变的发展趋势，也认识到了这一过程的转变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因此，研究传统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作准备，是为了对中国基层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作出的准备性工作，以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知识基础之上的。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一书中“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应付之道”。费孝通在本书中通过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认为其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而非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正如在《乡土重建》中所表述的，“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动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1]进而从“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这一论点出发，提出中国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这一乡村工业在近代西方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倾销和冲击这一大背景下陷于奔溃，使传统的、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这一转化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使发展成果集中于少数资产者手中。
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多次实地考察，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土地、人口、家庭以及农业和手工业劳作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其目的在于从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抽象出系统的概念范畴，理论的抽象是为了给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发展指出发展之路，力求以解决内心之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农民的贫苦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首要社会问题。同样，放眼于世界，在俄国历史上有关农民问题一直也是贯穿于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19世纪尤其以赫尔岑、车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早期革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60—70年代继承了早期革命激进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思想中则强调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希冀否定旧制度以期为俄国寻找出一种发展的道路，其中建立在农村公社这一基层组织基础之上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一种典型的选择方向。抛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性质这一点，而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所发起运动的出发点来看，他们寄希望通过自己的呐喊和“到民间去”运动在俄国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为人民启蒙，希望人民达到“个人的自觉”以解放自己。概而论之，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在。
二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设想是费孝通先生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架构。全球化进程起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思潮伴随着西方的对外扩张抑或殖民进程，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直至今日。费先生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提出“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解决“文明冲突”的方法在于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指各种不同文明的民族群体，要懂得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不同地区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古有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以及中国的汉文明，中古时代有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近代有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的农耕文明，文明之所以区分成不同的类别，其根本就是在于不同国家或者种族的发展都有其独特性所在。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费孝通先生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做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构想，提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小结
作为人文学者，费孝通先生从本民族以及全世界民族的不同着力点出发，在中国国内通过实践研究努力为农民寻找出解决贫困的行之有效之方法，站在全世界未来发展的立场上，提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构想，这正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学术为民、治世为民的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精神的层次性以及开放性我们从其思想可以洞见，这是良知学者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奠定的精神财富，同时为我们的价值取向树立了标杆，指引着我们的治学道路和人生价值的未来体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M]，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
[4]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J]，读书，1994（10）.
作者简介；张艳（1991—），江苏扬州人，汉族，苏州科技学院生态伦理方向研究生，曾在北大核心期刊《道德与文明》上发表过《关于“环境悬崖”基本属性的几点思考》。
【摘要】：费孝通先生终其一生的研究，在其提出的著名理论和设想中鲜明地体现出了具有内在的层次性和兼容并包性的人文精神，这一精神既体现在费孝通先生将研究对焦于解决本民族中的农民问题，又体现在其对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状态这一构想之中。胸怀世界，关怀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正是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之内核所在。
【关键词】：费孝通；人文精神；“以民为本”；“天下大同观”
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学者，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其中最著名的如“差序格局”理论、“美美与共”的设想等，这些理论抑或设想均建构在其自身的实际生活经历以及具体的社会实践这一基础之上的，這与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就费先生提出的理论或者设想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从一种宏观的视角来认识这种人文精神的层次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内在特质。
一、
费孝通之问——“农民何以贫困？”——向我们展示了费孝通先生的了解中国、志在富民的学术研究之目的，这亦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出于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关怀而发出的历史之问。农民问题在近代，甚至直至今天仍旧是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以来，直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富强始终离不开农民问题这一国之本要，脱离这一基石，整个现代化蓝图就如同空中楼阁。
其中以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为典型，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此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在中国近代从传統向现代的大转变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基层农村社会该如何做出调整以适应大趋势之发展，而非固步自封或者相对静止地延续下去。费先生既认识到这一转变的发展趋势，也认识到了这一过程的转变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因此，研究传统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作准备，是为了对中国基层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作出的准备性工作，以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知识基础之上的。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一书中“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应付之道”。费孝通在本书中通过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认为其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而非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正如在《乡土重建》中所表述的，“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动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1]进而从“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这一论点出发，提出中国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这一乡村工业在近代西方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倾销和冲击这一大背景下陷于奔溃，使传统的、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这一转化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使发展成果集中于少数资产者手中。
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多次实地考察，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土地、人口、家庭以及农业和手工业劳作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其目的在于从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抽象出系统的概念范畴，理论的抽象是为了给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发展指出发展之路，力求以解决内心之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农民的贫苦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首要社会问题。同样，放眼于世界，在俄国历史上有关农民问题一直也是贯穿于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19世纪尤其以赫尔岑、车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早期革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60—70年代继承了早期革命激进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思想中则强调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希冀否定旧制度以期为俄国寻找出一种发展的道路，其中建立在农村公社这一基层组织基础之上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一种典型的选择方向。抛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性质这一点，而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所发起运动的出发点来看，他们寄希望通过自己的呐喊和“到民间去”运动在俄国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为人民启蒙，希望人民达到“个人的自觉”以解放自己。概而论之，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在。
二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设想是费孝通先生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架构。全球化进程起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思潮伴随着西方的对外扩张抑或殖民进程，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直至今日。费先生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提出“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解决“文明冲突”的方法在于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指各种不同文明的民族群体，要懂得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不同地区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古有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以及中国的汉文明，中古时代有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近代有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的农耕文明，文明之所以区分成不同的类别，其根本就是在于不同国家或者种族的发展都有其独特性所在。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费孝通先生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做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构想，提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小结
作为人文学者，费孝通先生从本民族以及全世界民族的不同着力点出发，在中国国内通过实践研究努力为农民寻找出解决贫困的行之有效之方法，站在全世界未来发展的立场上，提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构想，这正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学术为民、治世为民的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精神的层次性以及开放性我们从其思想可以洞见，这是良知学者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奠定的精神财富，同时为我们的价值取向树立了标杆，指引着我们的治学道路和人生价值的未来体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M]，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
[4]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J]，读书，1994（10）.
作者简介；张艳（1991—），江苏扬州人，汉族，苏州科技学院生态伦理方向研究生，曾在北大核心期刊《道德与文明》上发表过《关于“环境悬崖”基本属性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