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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扶贫思想并不是空想而成，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不仅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因此，深入探析习近平扶贫思想产生的逻辑架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思想;三维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紧紧围绕扶贫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决定性进展。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历史前提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减租减息”、“实现全体农村人民共富裕”。同时，他认为党是消灭贫困的核心，要经历罕见的艰难和奋斗之后才能获得成功。习近平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既吸收了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整体反贫困的优势，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反贫的具体措施。习近平扶贫思想强调把消除贫困和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解放深度结合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强调将脱贫攻坚和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江泽民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就反贫困的战略布局、主要内容、具体措施等作了深刻阐释，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以及“五个坚持”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在其基础上提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严密有机地构成了扶贫思想的层级体系。胡錦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扶贫工作，将扶贫工作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工作相结合，助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习近平强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在继承历任党中央领导集体消除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以贯之地秉承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
二、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工资数量、工人的生活状况等方面考察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形式，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及根源，认为消灭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扶贫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从制度层面论述贫困产生的原因及解决贫困的方式，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彻底消灭贫困，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快速地、大规模地实现脱贫。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习近平扶贫思想充分吸收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依靠自身的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才可能真正地消除贫困。因此，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提高其能力和素质，就得依赖于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习近扶贫思想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涵，强调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历经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依然透显出巨大的思想伟力，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基石。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同时，习近平扶贫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三、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69年1月，不到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在七年的知青岁月里，他和当地群众共同吃住、共同劳动，切身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也在心底埋下了立志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种子。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方式，习近平带领群众从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问题入手，打淤泥坝、修梯田、建沼气池，使这个一到青黄不接就几乎全村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正定是习近平从政起步的地方，为解决正定老百姓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他身体力行办实事，走遍全县200多个村子，在深刻了解贫困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正定旅游模式”，念好“人才经”，这些思想及实践，使正定摘掉了多年的贫困帽子。1988 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模式改革和机制创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弱鸟如何先飞”[2]1、“经济大合唱”[2]10、“滴水穿石”[2]57等思想战略。2002年，习近平到浙江任职，针对扶贫问题，他认为要把握贫困动态变化，讲求针对性和准确性，要做到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使扶贫资金真正落到实处、行之有效。针对浙江发展的区域优势和经济优势等，提出了指向未来发展的“八八战略”，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与反贫困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新路子，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和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更高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贫困问题。他先后到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等地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连续6年30余次出征考察扶贫情况，先后对脱贫攻坚做了100余次重要批示，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具有严密逻辑的完整思想体系。
习近平扶贫思想既源于习近平的工作和成长经历，也源于习近平对社会主义贫困演变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把握，特别是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才诞生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制度的特色扶贫思想。这充分展示和构建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越性，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系和新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
[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思想;三维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紧紧围绕扶贫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决定性进展。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历史前提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减租减息”、“实现全体农村人民共富裕”。同时，他认为党是消灭贫困的核心，要经历罕见的艰难和奋斗之后才能获得成功。习近平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既吸收了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整体反贫困的优势，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反贫的具体措施。习近平扶贫思想强调把消除贫困和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解放深度结合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强调将脱贫攻坚和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江泽民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就反贫困的战略布局、主要内容、具体措施等作了深刻阐释，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以及“五个坚持”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在其基础上提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严密有机地构成了扶贫思想的层级体系。胡錦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扶贫工作，将扶贫工作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工作相结合，助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习近平强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在继承历任党中央领导集体消除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以贯之地秉承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
二、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工资数量、工人的生活状况等方面考察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形式，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及根源，认为消灭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扶贫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从制度层面论述贫困产生的原因及解决贫困的方式，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彻底消灭贫困，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快速地、大规模地实现脱贫。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习近平扶贫思想充分吸收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依靠自身的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才可能真正地消除贫困。因此，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提高其能力和素质，就得依赖于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习近扶贫思想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涵，强调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历经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依然透显出巨大的思想伟力，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基石。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同时，习近平扶贫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三、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69年1月，不到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在七年的知青岁月里，他和当地群众共同吃住、共同劳动，切身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也在心底埋下了立志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种子。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方式，习近平带领群众从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问题入手，打淤泥坝、修梯田、建沼气池，使这个一到青黄不接就几乎全村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正定是习近平从政起步的地方，为解决正定老百姓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他身体力行办实事，走遍全县200多个村子，在深刻了解贫困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正定旅游模式”，念好“人才经”，这些思想及实践，使正定摘掉了多年的贫困帽子。1988 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模式改革和机制创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弱鸟如何先飞”[2]1、“经济大合唱”[2]10、“滴水穿石”[2]57等思想战略。2002年，习近平到浙江任职，针对扶贫问题，他认为要把握贫困动态变化，讲求针对性和准确性，要做到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使扶贫资金真正落到实处、行之有效。针对浙江发展的区域优势和经济优势等，提出了指向未来发展的“八八战略”，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与反贫困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新路子，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和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更高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贫困问题。他先后到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等地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连续6年30余次出征考察扶贫情况，先后对脱贫攻坚做了100余次重要批示，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具有严密逻辑的完整思想体系。
习近平扶贫思想既源于习近平的工作和成长经历，也源于习近平对社会主义贫困演变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把握，特别是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才诞生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制度的特色扶贫思想。这充分展示和构建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越性，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系和新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
[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