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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初作者简介：高建初，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继续教育部。
摘 要：作者对胡适、郭沫若两位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师，进行了生活、政治、艺术等方面的细密比对，既瞻仰了他们的辉煌成就，也对二人的求真之路作了客观的归纳分析。虽不免挂一漏万，倒也不乏新意。
关键词：胡适；郭沫若；求真；大师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出现过两位伟大的诗人，虽然他们分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但其生活经历、政治地位、艺术成就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郭沫若。
一、学贯中西
胡适，1891年出生于徽州绩溪上庄村，父亲曾任过台湾知州。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后到上海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影响。1910年官费赴美留学，后由农学改学文学，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并终身服膺。
胡适很喜欢“谈墨”，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深受赫胥黎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获得了36个博士头衔，反映了中西文化对他的认可。
郭沫若小胡适一岁，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少年上过私塾，14岁前对先秦学术、文化打下良好的功底。1914年赴日本留学，由学医改从文。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人的作品，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熏陶，接受了斯宾诺沙、尼采、达尔文、克罗齐、列宁等人的思想，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
郭沫若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的底蕴，偏好庄子、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从中接受的叛逆精神既与他稍后接触的“泛神论”一拍即合，也为他在甲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郭老除了是一流的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之外，还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书法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占有崇高的地位，，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二、振臂一呼
1915年9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胡适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是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个主张，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为新文学形式提出初步设想，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他大声疾呼文学改革，国语统一，女子解放，他的关于贞操、礼教、婚姻、父子、教育改良和戏剧改良的见解，可谓标新立异，他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喊，更如一声春雷，震撼着绵亘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昏暗长空。毛泽东曾说过，胡适和陈独秀曾取代康有为、梁启超而成为他心中的楷模。
1919年郭沫若在日本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作小说《牧羊哀话》，同期的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1921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东京组建创造社，发表第一部诗集《女神》，以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充满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和反抗精神的《女神》的出现，让已近阑珊的这出新诗运动大戏，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胡适引领的新诗运动实绩主要在诗体的解放，而在诗情领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意义的深度上，当时的大多数诗歌作品，在表现新文化思想内容方面，都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时代水平。诗人余光中说：“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而《女神》全面而深刻地触及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所有最敏感的内容：自由民主思想，个性解放和反抗专制的精神，歌颂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等等，成为了丰富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郭沫若的文学革命觉悟虽然稍迟于胡适，但他却是最有实绩的创作者。
三、绽放的奇葩
在诗作方面：胡适于1920年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
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了新诗集《女神》
在剧作方面：胡适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孔雀胆》、《聂荧》。
在论文方面：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等
郭沫若有《甲申三百年祭》等
在论著方面：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国禅学史》、《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齐白石年谱》等
郭沫若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等
在译作方面：胡适译有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及《先秦名学史》的英文论著。
郭沫若译有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歌《浮世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等。
四、诤友与词臣
两人都在各自所属的政坛任过职，胡适的任职经历比较平淡，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有过几次做大官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希望做统治者的诤臣和诤友。
相对来说，郭沫若的政坛经历就显赫多了。早期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等。
巧合的是：胡适、郭沫若都与毛泽东、蒋介石这两大敌对阵营的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相比来说，胡与蒋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打交道多些，就风格来说，可谓一个“诤臣”，一个“喇叭”。
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几次提名让胡适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赞扬胡适品德高尚，称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可胡适似乎并不为所动，在传记记载中，他对蒋屡有劝谏，多次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作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里说话更方便些，他仍然喋喋不休地鼓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他建议蒋介石“毁党救国”，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尽早结束独裁专制政体，开放台湾的民主政治机制，建立起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制度。
作为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者，郭沫若在建国后的期间里，其所有学术活动都唯毛泽东的好恶是瞻，这与他“盛世明君”的思想有关，他坚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盛主。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已到了崇拜和迷信的程度，他不会、也不敢想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把毛看作神，对毛五体投地。他选择了学术服务于政治，表现突出的是《李白和杜甫》一书。他和毛主席有过多次诗词的唱和，并长期成为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但始终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大多是逢迎之作。仅是逢迎最高领导人也就算了，连江青这种人也逢迎起来，这种关键时侯只求自保的政坛表现，只能让他的自身形象史评蒙羞。
五、布道者之路（一）
胡适在留美期间，温馨和谐的生活氛围，使他领略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他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我们不可不先明白科学观念的两大变迁。
一是科学律令，从前的人认为科学律令是万世不变的，然而50年来，这种观念大大改变了。
二是生存进化，起初的人认为种类是不变的，直到60年前达尔文《种源论》，才说明种类是要改变的，可见生存进化的道理，全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归结起来就是：第一，一切真理是人定的，第二，生活是活动的、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
他又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他认为杜威特别看重知识和思想，其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他的思想方法是以怀疑为起点，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这就是胡适所毕生倡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注脚。
他主张有用便是真理，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但认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对当时的教育界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胡适从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当下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经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所以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不仅如此，胡老夫子在政坛的经历操守也笃行了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他对统治者始终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坦坦荡荡、无欲则刚。
（二）
郭沫若在日本，受到了斯宾诺沙、尼采、泰戈尔、达尔文、克罗齐、歌德、惠特曼、列宁等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
泛神论在东西方都有古老的传统，东方以印度思想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他们的共同性在于：认为宇宙或自然，万物（表象），与唯一的神（本体）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观念。如谓神即自然，神即绝对精神，神即理念等等。
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或宇宙即神，神即大自然、宇宙。亦就是Nature God；universe God.
费尔巴哈说：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所以从本质上说，泛神论乃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对郭沫若来说，泛神即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他更多的不是对神的敬畏，而是神话的自我。
与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不同的是，郭沫若更多地洋溢着青春的理想和热情，而且葆有对中国古代固有生命精神的特殊理解和信念。在别人倾注全力对旧中国的现实进行解剖的时候，他却倾其全部热情呼唤着凤凰更生的烈火。这种“动”的倾心，对进化的向往，对革命的憧憬，必然表现出旺盛的活力。这一点恰与泛神论合拍，郭沫若所说的“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与斯宾诺沙的“神即自然”，黑格尔的“人就是神”一脉相承。显然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进化追求和革命志向，正是郭沫若泛神观念中神所具有的特殊生命内涵，也是他所呼唤人性中的神性的价值核心。
正是诗人对泛神论的吸纳，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的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周扬语）
首先，郭沫若的诗歌在广度、高度、深度、远度、速度等多重纬度上体现出开阔、高远的特征。例如《晨安》，即以宇宙意识为创作的心理基点，高扬人在宇宙中的主体精神。又如《天狗》，极力张扬主体精神：“我是天狗，天狗是我，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彰显了郭老“自我也是神，我即是神”的泛神理念。
其次，郭沫若在诗中大量使用了阔大、雄壮、奇特的意象，如《星空》中的“太空中只有闪烁的的星和我”，“我迎风向海上飞驰”，意境极其壮阔，表现了万物（表象）与本体神的完美统一。
第三，他写诗也常用清新明朗的意象。诗歌大都选取晴朝、霁月、日出、大海、白云等作为表象：如《晴朝》，就绘就了一幅欢快生动的春天图画，极力抒发了“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的愉悦心境。
总之，《女神》中出现的自然万物乃至宇宙整体形象，到处洋溢着他所憧憬的时代美感，通过它们能够准确地将其心中的神展现给读者，也正是这种进化的神、日新的神、革命的神，造就了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泛神论大大提高了郭沫若诗歌的自我表现力，增加了诗歌的表现空间。
纵观两位大师，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成就相当，主流都是在年青时代背负民族的希望留学海外，接受了当时先进思想的熏陶并终身服膺，归国后乐道好施，敢为人先，乃至艺术上登峰造极。
大师去也！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无论如何也得书写上他们的名字。
参考文献：
［1］白吉庵《胡适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唐韬《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4］陈寿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
［5］左怀建《边缘游走：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7］陈永志《试论<女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8］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摘 要：作者对胡适、郭沫若两位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师，进行了生活、政治、艺术等方面的细密比对，既瞻仰了他们的辉煌成就，也对二人的求真之路作了客观的归纳分析。虽不免挂一漏万，倒也不乏新意。
关键词：胡适；郭沫若；求真；大师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出现过两位伟大的诗人，虽然他们分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但其生活经历、政治地位、艺术成就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郭沫若。
一、学贯中西
胡适，1891年出生于徽州绩溪上庄村，父亲曾任过台湾知州。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后到上海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影响。1910年官费赴美留学，后由农学改学文学，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并终身服膺。
胡适很喜欢“谈墨”，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深受赫胥黎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获得了36个博士头衔，反映了中西文化对他的认可。
郭沫若小胡适一岁，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少年上过私塾，14岁前对先秦学术、文化打下良好的功底。1914年赴日本留学，由学医改从文。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人的作品，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熏陶，接受了斯宾诺沙、尼采、达尔文、克罗齐、列宁等人的思想，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
郭沫若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的底蕴，偏好庄子、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从中接受的叛逆精神既与他稍后接触的“泛神论”一拍即合，也为他在甲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郭老除了是一流的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之外，还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书法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占有崇高的地位，，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二、振臂一呼
1915年9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胡适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是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个主张，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为新文学形式提出初步设想，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他大声疾呼文学改革，国语统一，女子解放，他的关于贞操、礼教、婚姻、父子、教育改良和戏剧改良的见解，可谓标新立异，他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喊，更如一声春雷，震撼着绵亘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昏暗长空。毛泽东曾说过，胡适和陈独秀曾取代康有为、梁启超而成为他心中的楷模。
1919年郭沫若在日本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作小说《牧羊哀话》，同期的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1921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东京组建创造社，发表第一部诗集《女神》，以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充满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和反抗精神的《女神》的出现，让已近阑珊的这出新诗运动大戏，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胡适引领的新诗运动实绩主要在诗体的解放，而在诗情领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意义的深度上，当时的大多数诗歌作品，在表现新文化思想内容方面，都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时代水平。诗人余光中说：“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而《女神》全面而深刻地触及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所有最敏感的内容：自由民主思想，个性解放和反抗专制的精神，歌颂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等等，成为了丰富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郭沫若的文学革命觉悟虽然稍迟于胡适，但他却是最有实绩的创作者。
三、绽放的奇葩
在诗作方面：胡适于1920年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
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了新诗集《女神》
在剧作方面：胡适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孔雀胆》、《聂荧》。
在论文方面：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等
郭沫若有《甲申三百年祭》等
在论著方面：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国禅学史》、《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齐白石年谱》等
郭沫若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等
在译作方面：胡适译有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及《先秦名学史》的英文论著。
郭沫若译有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歌《浮世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等。
四、诤友与词臣
两人都在各自所属的政坛任过职，胡适的任职经历比较平淡，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有过几次做大官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希望做统治者的诤臣和诤友。
相对来说，郭沫若的政坛经历就显赫多了。早期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等。
巧合的是：胡适、郭沫若都与毛泽东、蒋介石这两大敌对阵营的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相比来说，胡与蒋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打交道多些，就风格来说，可谓一个“诤臣”，一个“喇叭”。
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几次提名让胡适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赞扬胡适品德高尚，称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可胡适似乎并不为所动，在传记记载中，他对蒋屡有劝谏，多次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作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里说话更方便些，他仍然喋喋不休地鼓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他建议蒋介石“毁党救国”，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尽早结束独裁专制政体，开放台湾的民主政治机制，建立起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制度。
作为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者，郭沫若在建国后的期间里，其所有学术活动都唯毛泽东的好恶是瞻，这与他“盛世明君”的思想有关，他坚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盛主。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已到了崇拜和迷信的程度，他不会、也不敢想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把毛看作神，对毛五体投地。他选择了学术服务于政治，表现突出的是《李白和杜甫》一书。他和毛主席有过多次诗词的唱和，并长期成为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但始终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大多是逢迎之作。仅是逢迎最高领导人也就算了，连江青这种人也逢迎起来，这种关键时侯只求自保的政坛表现，只能让他的自身形象史评蒙羞。
五、布道者之路（一）
胡适在留美期间，温馨和谐的生活氛围，使他领略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他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我们不可不先明白科学观念的两大变迁。
一是科学律令，从前的人认为科学律令是万世不变的，然而50年来，这种观念大大改变了。
二是生存进化，起初的人认为种类是不变的，直到60年前达尔文《种源论》，才说明种类是要改变的，可见生存进化的道理，全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归结起来就是：第一，一切真理是人定的，第二，生活是活动的、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
他又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他认为杜威特别看重知识和思想，其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他的思想方法是以怀疑为起点，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这就是胡适所毕生倡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注脚。
他主张有用便是真理，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但认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对当时的教育界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胡适从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当下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经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所以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不仅如此，胡老夫子在政坛的经历操守也笃行了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他对统治者始终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坦坦荡荡、无欲则刚。
（二）
郭沫若在日本，受到了斯宾诺沙、尼采、泰戈尔、达尔文、克罗齐、歌德、惠特曼、列宁等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
泛神论在东西方都有古老的传统，东方以印度思想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他们的共同性在于：认为宇宙或自然，万物（表象），与唯一的神（本体）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观念。如谓神即自然，神即绝对精神，神即理念等等。
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或宇宙即神，神即大自然、宇宙。亦就是Nature God；universe God.
费尔巴哈说：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所以从本质上说，泛神论乃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对郭沫若来说，泛神即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他更多的不是对神的敬畏，而是神话的自我。
与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不同的是，郭沫若更多地洋溢着青春的理想和热情，而且葆有对中国古代固有生命精神的特殊理解和信念。在别人倾注全力对旧中国的现实进行解剖的时候，他却倾其全部热情呼唤着凤凰更生的烈火。这种“动”的倾心，对进化的向往，对革命的憧憬，必然表现出旺盛的活力。这一点恰与泛神论合拍，郭沫若所说的“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与斯宾诺沙的“神即自然”，黑格尔的“人就是神”一脉相承。显然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进化追求和革命志向，正是郭沫若泛神观念中神所具有的特殊生命内涵，也是他所呼唤人性中的神性的价值核心。
正是诗人对泛神论的吸纳，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的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周扬语）
首先，郭沫若的诗歌在广度、高度、深度、远度、速度等多重纬度上体现出开阔、高远的特征。例如《晨安》，即以宇宙意识为创作的心理基点，高扬人在宇宙中的主体精神。又如《天狗》，极力张扬主体精神：“我是天狗，天狗是我，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彰显了郭老“自我也是神，我即是神”的泛神理念。
其次，郭沫若在诗中大量使用了阔大、雄壮、奇特的意象，如《星空》中的“太空中只有闪烁的的星和我”，“我迎风向海上飞驰”，意境极其壮阔，表现了万物（表象）与本体神的完美统一。
第三，他写诗也常用清新明朗的意象。诗歌大都选取晴朝、霁月、日出、大海、白云等作为表象：如《晴朝》，就绘就了一幅欢快生动的春天图画，极力抒发了“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的愉悦心境。
总之，《女神》中出现的自然万物乃至宇宙整体形象，到处洋溢着他所憧憬的时代美感，通过它们能够准确地将其心中的神展现给读者，也正是这种进化的神、日新的神、革命的神，造就了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泛神论大大提高了郭沫若诗歌的自我表现力，增加了诗歌的表现空间。
纵观两位大师，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成就相当，主流都是在年青时代背负民族的希望留学海外，接受了当时先进思想的熏陶并终身服膺，归国后乐道好施，敢为人先，乃至艺术上登峰造极。
大师去也！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无论如何也得书写上他们的名字。
参考文献：
［1］白吉庵《胡适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唐韬《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4］陈寿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
［5］左怀建《边缘游走：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7］陈永志《试论<女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8］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