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唐代人工栽培的茶树已遍及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4个省区，同现代的茶产地大体相当。也就是说，凡是适宜于种茶的地方，唐人都栽种了茶树。
　　由于各地的气候状况与土壤条件略有不同，因而唐茶的品色便出现了高低之分。这一点，陆羽《茶经》曾予说明。
　　按陆羽的见解，山南茶以峡州(今湖北宜昌。此指治所所在地，下同)为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茶以光州(今河南光山)上，义阳郡(今河南信阳)、舒州(今安徽怀宁)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茶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茶以彭州(今四川彭县)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茶以越州上(今浙江绍兴)，明州、婺州(今浙江金华)次，台州下。同时，陆羽记载了恩州、播州、费州、夷州、鄂州、袁州、吉州、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等11州的茶，囿于见闻，他只说茶质“未详”，但“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依陆氏所云，唐代的优质茶已遍及产茶各区。
　　当然，陆羽所论唐茶产地高下，不免带有个人偏好。实际上，唐朝产茶区，无论何处都有精品问世，并敞开市场向全社会供应茶叶产品。凡是产茶区，均会有各种各样的交贸活动出现。在江浙一带，茶叶产品更是覆盖远近。杜牧《题茶山》有云：“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泉嫩黄金涌 芽香紫璧裁。”《樊川文集》卷一一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悉交易。”茶产区的产品产销两旺，这便给唐人的饮茶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唐代的优质茶多被朝廷指定为贡品。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全国向朝廷贡茶的有河南道的怀州，山南道的峡州、归州、夔州、梁州，淮南道的寿州、庐州、蕲州、申州，江南道的睦州、湖州、常州、福州、饶州、溪州，剑南道的雅州，合计16州。此与陆羽所评茶产地之高下便略有不同。此外，还有其它地区的贡茶见载于史册，如《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引《苏州记》云：“山出美茶，岁为入贡”，便指苏州长洲县洞庭山之茶。裴汶在《茶述》中说：“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翻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看来，天下美茶均被皇家朝廷识而括之，并以官方的感受来评定优劣。
　　唐代的贡茶不但注重产地，更注重茶质的选择，可以说是优中选优。李郢写有一首《茶山贡焙歌》，便对当时的贡茶情景作了深切的揭示，其诗云：“使君爱客情无己，客在金台价无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怡催。朝饥暮匐谁兴衰，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推。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有同样的叙述：“闻道新年入山里，蛰早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此外，袁高《茶山诗》亦有“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的诗句。诸诗从多种角度来强调上贡茶品的优良，并同时指出了贡茶劳动的艰辛和催贡的急迫。
　　在茶叶生产高涨、茶叶销售兴旺、饮茶风习弥漫的唐朝，茶叶出现了以地域为标志的名优品牌。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这样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芷、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唐国史补》所列各种名茶在唐代都已名扬四海。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蒙顶茶与顾渚茶了。
　　蒙顶茶又叫蒙山茶。按蒙山位于四川雅安附近，自西汉末年就有产茶的记录，素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谈。《元和郡县志》卷三二《严道县》记载：“蒙山，在县南一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蒙顶茶：“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唐人王敷《茶酒论》，列出名茶数品，其中特别强调“蜀川蒙顶”。郑谷《蜀中三首》有“蒙顶茶畦千点露”之句，歌颂蒙山一带的茶田。由蒙顶茶所带动，蜀茶在唐朝名声顿显，四方人士均指蜀产为最佳物种。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绿芽十片火前春”，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顺以赠答八韵》：“鸟觜撷浑牙，精灵胜馍铘。……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都是对蜀茶的高度赞美。
　　顾渚位于今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这里三面环山，东朝太湖，是茶树生长的理想之地。唐人写诗咏及顾渚，无不涉及茶事。如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云：“我有云泉邻渚山，山中茶事颇相关。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家园不远乘露摘，归时露彩犹滴沥。初看怕出欺玉英，更取煎来胜金液。昨夜西峰雨色过，朝寻新茗复如何。女宫露涩青芽老，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清冷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在唐代，顾渚紫笋与蜀中蒙顶齐名。号为吴、蜀茶中冠冕，故当时人咏茶，必以二者并列为先。韦处厚《茶岭》云：“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刘禹锡《西山兰茗试茶歌》云：“何况蒙山顾诸春，白泥赤印走风尘。”《谢寄新茶》：“石上生芽二月中，蒙山顾渚莫争雄。”指的都是这一点。顾渚紫笋茶一直是朝廷索贡的名品，当地官府曾为之全力生产。《元和郡县志》就载：“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之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累月方毕。”《南部新书》戊卷记载：“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当时湖州和常州的的地方官都选择顾渚附近的金沙泉为造茶之所，利用这里的优质泉水造茶。毛文锡《茶谱》这样记载：“湖州长兴县吸木岭金沙泉，即每岁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土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皆至焉。”制造出的优质茶，按惯例要先贡京师。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这样描写顾渚茶到达京师的情景：“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
　　对于其它名茶，唐人同样为之强烈赞誉。比如峡州碧涧诸品就曾博得一代盛名，郑谷赋诗云：“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吴僧漫说鸦山好，蜀客休夸鸟觜香。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加春味长。”(《峡中尝茶》)
　　浙江天目山出产的茶亦为唐人所鉴赏，皎然有诗云：“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此外，皎然还吟咏过剡溪茶：“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山琼蕊浆。”李群玉赞赏过石廪茶：“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云凌烟露，采掇春山芽。……顾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持瓯默吟味，摇膝空咨嗟。”
　　福建出产的茶在唐代名声初起，其中闻名者有蜡面茶，产于武夷山一带。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猪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沈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宜，晚铛宜煮北山泉。”这种蜡面茶在唐代同样属于贡品。《唐文拾遗》卷五八《赐朝臣茶药奏》记载开成四年分赐在京武官每人“蜀茶二斤、蜡面茶二斤”，便是蜀茶与闽茶使于朝恩颁赐的例证。《旧唐书》卷二○下《衰帝纪》所载天二年诏，便有福建“只供进蜡面茶”的记述。
　　唐朝人还不断发现新的茶叶名品，并公诸于世。《李太白全集》卷一九有这样一段叙述：“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像这样独茗居奇的现象在唐朝时而可见。
　　唐代的名茶不但在中原大地上受到广泛欢迎，而且还流传到周边各民族之中。《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春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沼湖者。”可见，唐代名茶成为远疆民族的帐前佳品，可谓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