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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是我国第一代法国文学博士，“五四”时期女作家陈学昭老师的百岁诞辰。对她的革命精神和学术业绩，有很多文章阐述。我，作为晚辈，和她有过交往的人，只能从我的感受中，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
第一次见到陈学昭
那是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上海文学》（当时称《上海文艺》）刚复刊半年，我从“四个面向”的中学调回编辑部不久，第一次外出组稿，想请文化老人为我们写稿，因为他们大都在骇浪怒涛的政治旋涡中翻滚过，搏击过，他们的灵心慧眼，经过熬炼，更解人生真谛，我由衷地佩服他们。我去了杭州，看望“五四”时期就写了不少好作品的老作家陈学昭。请当时还在杭州工作的李小林陪我去。
那时，陈学昭还没有彻底平反改正。她唯一的女儿陈亚男，还在浙大校办工厂当杂务工。她们相依为命的母女俩，住在杭大宿舍的危楼上。
我们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进她们的木板房，见到的是两张木板床，一张油漆剥落的书桌，几只木凳。室内无一长物。我心头不禁涌上一缕凄惶寒意。这就是“五四”时期女作家，我国第一代法国文学博士的家么？当我流动的目光转向手中递来茶水的陈学昭时，我的思想凝住了。
她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头发完全银白。一身干净合体平贴的蓝布对襟罩衫、西式长裤，衬托出她的脸色更加白皙细洁。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透出纯净、真诚、热切、柔和的目光。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没有生分感。她和小林较熟，她用带有浙江乡音的普通话先向小林询问些她们熟人的近况。当知道我是为《上海文艺》向她组稿时，眼睛里亮了一下。她向我讲述了那些年在茶场、在农村、在学校的种种情况，平缓地、娓娓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话语中透出净化后的睿智达观洒脱。但她说，一时还无法写出新的感受。我稍稍知道一些她的革命经历：她1940年就去了延安，投身革命，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57年那场众所周知的大灾难中，她被打成另类，下放农村、茶场劳动。三十年代，她还在上海与鲁迅先生有过来往。在法国读书时，是作为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为《大公报》写稿获得生活费的。她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很有影响……我请她想想能不能写一点过去的回忆。她略略静默一下，来了精神，讲了些在四川、延安的生活片断。我真看不出，她还有如此大的韧劲。对那些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刚刚跌伤过腰腿，走路还不太方便。但我看她腰骨挺拔，全无伤病的样子。她的举手投足，言谈笑颦，处处显出脱俗高雅的气度，与我想象中的“老革命”很不一样。
小林有事，就先离开了，我留下来再谈了会。我走时，陈老师怕我摸不着方向，送我下楼；在柳树绽出嫩绿的小径上，走了好远。临别时，她又向我询问起上海一位女作家菡子的近况。
菡子是老《收获》的编委，1957年就和我有来往，后来她调到上海，我们还一起下乡劳动，很熟。我如实告诉她，菡子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实属莫名其妙，又是很无奈。她单身生活了很久。文化大革命中，又突然经人介绍和一位部队的老同志结婚。听人说，她很想当一位受欢迎的后母，但事与愿违，这种家庭关系很难相处，这使她非常痛苦。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也是很不幸的。
她叹了口气，不无感伤地说：“她何必自找苦吃呢？我早就劝过她！”
我们站在春寒料峭有些潮湿的校园里，在这个话题上，谈了很久。突然，她眼神黯淡，嘴唇微微颤抖地说，“我这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四周一片静寂。灰云低垂。她让人几乎觉察不到地抿了抿嘴唇，迅即扬起了头。她的话语，她的神情，像刀刻斧凿般，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她不知什么叫幸福！如果不是错失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不是遭受过九死一生的磨难，不是经历过灭顶挣扎的坎坷人生，是绝不会发出如此慨叹的。
为了崇高理想跋涉
我带着愤愤不平，回到上海，立即找来她的名著《工作着是美丽的》一口气读完。我是多么难以平静。联系她和别人对我说过的一些事情，更理解她在书中所写的关于女主人翁不幸婚姻的一段话：“她好像一只戒备男人很森严的小雀子，如果你慢慢走近去，走近去，她会飞了。你只有趁她不备时，一下扑过去，就胜利了。”我把这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为自己理解了她婚姻上的不幸，从心底升起真挚的同情与敬爱，也为她抱屈。难怪周恩来同志1942年在延安见到她时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这件事做错了，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你年轻时不识人，要识人啊！……”
真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经受住那么多的打击与磨难。
1938年，她在法国生养的聪敏活泼的男孩棣棣，3岁时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长到6岁，在重庆因出麻疹转为脑炎，不幸夭折；1942年8月，她在延安生下女儿还不满九个月，就发现丈夫已移情别恋，不得不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那时，她才36岁。从此，独自挑起抚养女儿的担子……
1943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从未摸过纺车的大知识分子，每天伏案之余，坐在窑洞外，专注地纺线3小时以上。她纺的线质优，每月除了完成上缴任务外，还能攒积几个零用钱买鸡蛋、麦芽糖，给住宿在保育院的女儿吃。她还学会在行军途中骑马、打枪。她是那么真诚地为着崇高的理想而忘命地学习、劳动、工作。
有那么多了解她的人，关心她、爱她、帮助她。有人要她改变一下在国外养成的习惯，多和别人交谈，融进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可她很难完全做到，因此而感到痛苦。1947年，蔡畅大姐到法国参加国际妇女大会回来，为她带回一封充满友爱之情的信。那是她在法国读书时的好友蔡柏龄写的。蔡柏龄从蔡大姐处听到自己“极亲爱的女友”尝尽了艰辛而难以平静，他立即给女友写了这封信请蔡大姐带来。信中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以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像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意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1947年3月27日
我猜想，在当时孤寂艰难处境下，这封信会是股暖流，给了她慰藉。确实如此，陈学昭读完信以后，大哭一场，倾泻了多年郁积于心的悲愁。
后来，她法国之行的安排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她不仅没能和蔡柏龄相见。在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中，她被打成了右派。
这位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毅然从法国奔赴延安，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走与工农兵结合道路的善良知识分子，怎么懂得在波谲云诡中保护自己？她只是说过浙江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话，就遭受了20多年的磨难与痛苦。
我很担心，我们在小径上关于婚姻问题的谈话，会牵动她深藏心底的痛楚；真怕她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伤痛。
她给了我一篇散文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回沪后，很快收到了她寄来的散文《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文章记叙了1946年她行军到瞻榆地区，遇见《大刀进行曲》的作者，当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麦新同志，第一次见面就成永诀的往事。文章写得清丽动情。这说明她已不再为个人的不幸伤感，又进入对革命岁月美好的回忆中去了。我很为她高兴。这篇散文，立即编发在1978年第6期的《上海文艺》上。
刊物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得了。我不忍心让读者的种种问题去打扰她，我便以编辑的名义，给读者一一复了信，当然没有把作者的地址告诉他们。我告诉读者，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帮助解答问题。
过了两年，我还想请陈学昭为我们写点什么，就给她写了一封约稿信，并将我如何代她给读者复信的情况讲了讲，还附了我处理过的读者来信原件给她。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写道：
新琪同志：您好！
您的信及附来读者的信，已收到好些日子了！谢谢您对我的关怀及鞭策！杭州自入秋以来，经常下雨，潮湿阴凉，我的坐骨神经痛，经常发作，简直无法久坐。信就这样拖一天又一天。到今天才给您写信，请您原谅！
您不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这些陌生人，我很感谢您。读者的来信太多，我整天写复信，精力时间都不够用。我老又病，无助手，真觉做人太难。多谢您给我的帮助！我现在只好让人去骂了。
目前我在写《工作着是美丽的》第三集的末一节。原想能在九月底写成，结果现在快到10月底了，还没写成，被乱糟糟的杂事打断，加上身体不好。谢谢您给我的鞭策，可是眼前我还没想到写别的小说。
匆匆恕草敬祝
撰安！
陈学昭
10月26日 1981年
再次向她约稿
一晃10年过去了。很多人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消失，可是陈学昭老师独特的风韵，饱经风霜苦难的慨叹，一直让我难忘。
我的生命也流逝了大半，已从工作了30几年的编辑岗位退了下来，但又不甘休息，参加了《文化老人话人生》的编辑工作。我再向陈学昭老师约稿。从1991年7月9日开始，给她连续寄去四封约稿信和“简报”。直到10月8日，也没得到回音。我有些焦躁不安，猜测她外出了，搬家了，也许病了……
没有想到，10月9日收到单位收发室电话，通知我去取信。因为我退休后每月只回单位一次，而这次是为出版社编书，约稿信是用出版社的信封。我到自己单位去取信，打开一看，竟是陈学昭寄来的手稿。文章的题目是《可贵的痕迹》，字数不多，但却是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她在文中写道：
当我拿起笔来写东西，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及一切——几种难过的疾病：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但腰椎骨增生，必须坐硬板凳；双脚浮肿，需要搁在一块高、低的木板上——专请木工师傅做的——刚搁上木板，脚好过一点，但搁上一忽，这块木板就在脚底下渐渐离去。我患糖尿病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已经成了习惯，也无所谓痛苦、难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她还在稿件里附了一封简短的信：
彭新琪同志：您好！
蒙您四次惠示，我因写不出什么，到今天才写了几句，现在寄奉，请您给我指正！如不合用，请不要难为您们了！请恕我至今才写奉，不像样吧！荒煤同志的话很好，“人老，心不老。”
匆匆恕草，敬祝大安！
陈学昭
八月十六日 一九九一年杭州
呀，看见信末的日期，我愣住了。原来文稿在50天前就已寄出，只是被两个单位的收发室积压批转，整整耽搁了48天才到我手中！我真气愤！但又奈何不得。
从信的歪歪扭扭字迹看，作者写得极为辛苦，是躺在床上草就的。她一定奇怪我没有及时回信，我怕她会等急了。
我赶紧取出纸笔，给作者写信，说明迟复的原因，感谢她的赐稿，并告知我将于19日下午天目山笔会结束，专程到杭州她的寓所去看望她，请她准备几张照片让我带回，以便和文稿同时刊用。我一再表示对她的敬爱和感谢，我不加掩饰地写道：您是那么的美，您年轻时的照片，一定能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希望她能从这封真挚的信中，获得一点久盼不见回音的补偿。
寄出这封信，我就到西天目山去了。只等笔会结束，再去访她。
万万没有想到，笔会结束前夕，我从临安文化局一位同志那里，听到陈学昭已于10日凌晨病逝的消息。我先是执意不信，说是误传。他再三说是他亲耳听见杭州电话，后来还见了报；我还是半信半疑。直至见到《浙江日报》头版，加着黑框的遗像，我才感到无以言状的悲哀。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袭上心头。这一夜，我没能合眼，我真懊恼，我的通讯地址只写在信末而没在出版社的信封上，加写自己的住址。我还懊恼，怎么没有早几天再写封催稿信，让老人知道一点信息……
现在一切都晚了，无法弥补了。她再也见不到我的回信，再也听不到我发自内心的敬爱之声。而这些，她原本可以见到，完全应该收到，可就是没能收到。这事多么荒唐，无法想象。 只见到了她的遗像
笔会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陈学昭先生的寓所。这是一幢如上海新式里弄样的楼房，保养得很好，油漆一新的楼梯，平缓亮洁，和10多年前大不一样。她们家就住在二楼。
我走进陈学昭生前作卧室兼书房的宽敞屋子，面对鲜花簇拥的老人遗像，看着台子上她生前用过的遗物：眼镜、镇纸、泡着老姜的酒精瓶、温度计、钢笔……止不住泪水泉涌，我的心似被沉重的铅砣往下拽去。
我恭敬地献上鲜花。
和陈学昭相依为命共同度过50个春秋的亚男，酷似她的母亲，她特地留在家中等我。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她读了我寄去的每一封信，特别是最后的那封信，使我们一见如故。她向我讲述了老人病重及弥留期间的一些情况。
老人很早就患了高血压症，可一直也没有很好休息治疗。1979年彻底改正，调回浙江省文联，恢复副主席职务后，才认真到医院看病。这时，查出她患有糖尿病、坐骨神经痛、脊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可是她急于要补回白白流逝的20多年宝贵时间，不顾年老体病，夜以继日地写作。短短12年，她已带病写出小说、散文、回忆录和翻译作品共11部，最后一部散文集《心声寄语》15万字的校样也已经校阅过了。
亚男的爱人陈树淼，一位憨厚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在亚男当杂务工时成为她家成员的，一直敬重自己的岳母。近年来，见岳母身体如此虚弱，写作又如此艰辛，多次劝她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再写了。可是老人仍按自己的意愿倔强地写下去。每天每天，每餐每餐，都吃着同样单调、无味少油的微量粗粮和蔬菜，难得家里用瘦肉包馄饨，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她每次都是坐在硬板凳上一笔一画写几段，又躺到床上休息片刻，再坐起来继续写。他们心痛老人，可又拗不过老人……
我想，老人是急于在生命之火燃尽之前，为人类留下更多的财富，她的一生不是都在为别人吗？她何曾为自己想过？老人把事业看得比生命重啊！
亚男指着窗下的一张大写字台说：母亲这么病，每天还要把自己的写作情况记在台历上。
我走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书桌前，看到案头的台历。翻到8月17日的这一张，上面记着：上午起草回答上海文艺出版社文章《可贵的痕迹》寄彭新琪收，夜才抄清。亚同意。
日历的前一页，记了她给《西湖》编辑部一篇文章的事，并写道：“我说，那我这稿必须10月里发稿。”我要催他们发表，我写了短信给高松年同志附去。（这就是《我在法国的日子》一文——彭注）
日历的后几页，没有再记写稿的事。从日记上看，给我的这篇《可贵的痕迹》是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是她的绝笔。也看出，她多么急切地希望见到自己的文章早日刊出，也许她已有了某种预感……
8月底，老人糖尿病加重，日记中断。亚男告诉我：9月20日，老人住进了医院，由于抵抗力太差，28日肺部受感染发高烧，经过抢救，老人从昏迷中醒来，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创作，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女婿问她，是不是想回家？她说，是。可是她已不能离开医院了。
亚男夫妇和念中学的女儿，日夜轮流守护在老人病榻旁，老人弥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她。
虽经医院大力抢救，但终是回天无术，老人仙逝了。老人体质实在太差了！
亚男取出一张过期报纸告诉我，早在母亲辞世前一年，父亲病逝了。母亲见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和这篇报道，曾平静地说：“看来，这个人后来变好了。”
真是善良、大度啊，她最终还原谅了这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男人。她过去从不向别人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本来也遵从她的做人准则，不提其名了，但后来看到有些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了何穆的名字，而且人已作古，我在这里也就不妨提一提他的大名：何穆。我从这张报纸上，读到了悼念何穆文章，还印着他的遗像，从照片上看，慈眉善目，有着长长的胡子。文中谈到他的夫人已双目失明……”他自己是劳模，在延安时就是医院院长……人与人的关系该怎么说呢？
亚男还告诉我，五十年代末，陈学昭被打成右派，何穆曾带信来给亚男，如果生活困难可以到北京他那里去……亚男没有理他。她不能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虽然后来，亚男确实因受到“牵连”没能上大学。但母亲身上的灰尘扫去后，她染了头发，坐在青年人中间读夜校，还是拿到了大专文凭，圆了大学梦……
我向亚男要了几张老人从年轻到晚年的照片。60多年前，她在法国读书的一张，自然卷曲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目光流盼，光彩照人，真叫我爱不释手。
巴金先生认识她
回到上海，我去看望巴金先生，我将在杭州学士坊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他。我看见巴老镜片后面莹莹的泪光。他幽幽地说，1928年他在法国时，收到胡愈之的信，要他为陈学昭找一个食宿比较便宜的地方，但当时他正要回国，所以没有帮上忙。他想了想，又说，1955年他刚从霞飞坊（现在称淮海坊）搬来武康路住所的第二个月，陈学昭陪同法国作家萨特和萨特的终身伴侣一起到家里来过，听说是陈毅副总理把接待任务交给陈学昭的，从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一路陪同，萨特很满意，临走前，写了《我的中国之观感》。
我告诉巴金先生，陈学昭走得很快，没有太大痛苦。先生接口说了一句，她的事情已做完了。
是的，我说，要写的东西基本上都完成了。
也就是这天，巴金先生教我要在信封上写明自己的地址，他说，人的习惯是照信封上的地址写回信。他自己就是这样……
看来，巴老对陈学昭的情况相当熟悉，也很关怀。就在l991年5月份，巴老在杭州小住，还让小林和侄孙李舒代他去探望过陈学昭。李舒那天还为老人拍过照片。为了拍照，老人还特地戴上法国小帽。她是那么爱整洁，注意仪表。
照片上，她消瘦了，但眉眼中依然透出俊秀、豪爽、炯炯有神，多么美呀，过去、现在以至永远，在我心目中，她都是美丽的！
最近从亚男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得知，学昭先生在八十年代终于见到了年轻时的挚友蔡柏龄的一家人，也和季志仁互通了音讯。她写道：
（1980年7月1日下午4时）蔡先生夫妇到龙游路看望母亲。蔡先生走进这间房，立在原地略微环视一下后，请他的夫人落座。……原以为蔡先生会坐在西墙的沙发上以便与母亲交谈，可是他却不，顾自坐到母亲的床沿上，还两腿悬空，以显示他坐得很舒服。
两人用中国话交谈，顶多lO分钟吧，听到母亲唤我。我进屋，发现蔡先生两眼晶莹闪光。他正仰着头，面色沉重，沉入一种不愉快的冥想中。如此短暂的时间叙述完自己苦难经历，蔡先生不可能完全领会，可是有一点可以相信，蔡先生已经明白，我母亲自从离婚后没有再组建新的家庭，母女相依为命。可想，蔡先生为朋友难过，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更胜于物质。他们彼此都了解对方各自对物质的需求看得很淡薄，唯独精神方面，思想感情方面，却深沉而凝重。
学昭先生从1980年底开始和她的另一位挚友季志仁也取得了联系，书信不断。亚男写道：
母亲愉悦欣慰，历经22年之久的坎坷磨难之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有机会将积压心头多年的心里话和生活感受与青年时期的朋友倾诉交谈，她的心愿实现了。
重拾巴黎的温情，友情依然，情景不再。与朋友之间的距离并未阻隔母亲对往事的怀念，在忆旧中寄托纯真的友情，成为母亲晚年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朋友理解的淡淡的慰藉和着友情的淡淡的甜润，其间伴随着虔诚的追悔的心情。
第一次见到陈学昭
那是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上海文学》（当时称《上海文艺》）刚复刊半年，我从“四个面向”的中学调回编辑部不久，第一次外出组稿，想请文化老人为我们写稿，因为他们大都在骇浪怒涛的政治旋涡中翻滚过，搏击过，他们的灵心慧眼，经过熬炼，更解人生真谛，我由衷地佩服他们。我去了杭州，看望“五四”时期就写了不少好作品的老作家陈学昭。请当时还在杭州工作的李小林陪我去。
那时，陈学昭还没有彻底平反改正。她唯一的女儿陈亚男，还在浙大校办工厂当杂务工。她们相依为命的母女俩，住在杭大宿舍的危楼上。
我们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进她们的木板房，见到的是两张木板床，一张油漆剥落的书桌，几只木凳。室内无一长物。我心头不禁涌上一缕凄惶寒意。这就是“五四”时期女作家，我国第一代法国文学博士的家么？当我流动的目光转向手中递来茶水的陈学昭时，我的思想凝住了。
她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头发完全银白。一身干净合体平贴的蓝布对襟罩衫、西式长裤，衬托出她的脸色更加白皙细洁。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透出纯净、真诚、热切、柔和的目光。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没有生分感。她和小林较熟，她用带有浙江乡音的普通话先向小林询问些她们熟人的近况。当知道我是为《上海文艺》向她组稿时，眼睛里亮了一下。她向我讲述了那些年在茶场、在农村、在学校的种种情况，平缓地、娓娓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话语中透出净化后的睿智达观洒脱。但她说，一时还无法写出新的感受。我稍稍知道一些她的革命经历：她1940年就去了延安，投身革命，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57年那场众所周知的大灾难中，她被打成另类，下放农村、茶场劳动。三十年代，她还在上海与鲁迅先生有过来往。在法国读书时，是作为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为《大公报》写稿获得生活费的。她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很有影响……我请她想想能不能写一点过去的回忆。她略略静默一下，来了精神，讲了些在四川、延安的生活片断。我真看不出，她还有如此大的韧劲。对那些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刚刚跌伤过腰腿，走路还不太方便。但我看她腰骨挺拔，全无伤病的样子。她的举手投足，言谈笑颦，处处显出脱俗高雅的气度，与我想象中的“老革命”很不一样。
小林有事，就先离开了，我留下来再谈了会。我走时，陈老师怕我摸不着方向，送我下楼；在柳树绽出嫩绿的小径上，走了好远。临别时，她又向我询问起上海一位女作家菡子的近况。
菡子是老《收获》的编委，1957年就和我有来往，后来她调到上海，我们还一起下乡劳动，很熟。我如实告诉她，菡子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实属莫名其妙，又是很无奈。她单身生活了很久。文化大革命中，又突然经人介绍和一位部队的老同志结婚。听人说，她很想当一位受欢迎的后母，但事与愿违，这种家庭关系很难相处，这使她非常痛苦。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也是很不幸的。
她叹了口气，不无感伤地说：“她何必自找苦吃呢？我早就劝过她！”
我们站在春寒料峭有些潮湿的校园里，在这个话题上，谈了很久。突然，她眼神黯淡，嘴唇微微颤抖地说，“我这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四周一片静寂。灰云低垂。她让人几乎觉察不到地抿了抿嘴唇，迅即扬起了头。她的话语，她的神情，像刀刻斧凿般，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她不知什么叫幸福！如果不是错失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不是遭受过九死一生的磨难，不是经历过灭顶挣扎的坎坷人生，是绝不会发出如此慨叹的。
为了崇高理想跋涉
我带着愤愤不平，回到上海，立即找来她的名著《工作着是美丽的》一口气读完。我是多么难以平静。联系她和别人对我说过的一些事情，更理解她在书中所写的关于女主人翁不幸婚姻的一段话：“她好像一只戒备男人很森严的小雀子，如果你慢慢走近去，走近去，她会飞了。你只有趁她不备时，一下扑过去，就胜利了。”我把这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为自己理解了她婚姻上的不幸，从心底升起真挚的同情与敬爱，也为她抱屈。难怪周恩来同志1942年在延安见到她时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这件事做错了，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你年轻时不识人，要识人啊！……”
真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经受住那么多的打击与磨难。
1938年，她在法国生养的聪敏活泼的男孩棣棣，3岁时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长到6岁，在重庆因出麻疹转为脑炎，不幸夭折；1942年8月，她在延安生下女儿还不满九个月，就发现丈夫已移情别恋，不得不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那时，她才36岁。从此，独自挑起抚养女儿的担子……
1943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从未摸过纺车的大知识分子，每天伏案之余，坐在窑洞外，专注地纺线3小时以上。她纺的线质优，每月除了完成上缴任务外，还能攒积几个零用钱买鸡蛋、麦芽糖，给住宿在保育院的女儿吃。她还学会在行军途中骑马、打枪。她是那么真诚地为着崇高的理想而忘命地学习、劳动、工作。
有那么多了解她的人，关心她、爱她、帮助她。有人要她改变一下在国外养成的习惯，多和别人交谈，融进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可她很难完全做到，因此而感到痛苦。1947年，蔡畅大姐到法国参加国际妇女大会回来，为她带回一封充满友爱之情的信。那是她在法国读书时的好友蔡柏龄写的。蔡柏龄从蔡大姐处听到自己“极亲爱的女友”尝尽了艰辛而难以平静，他立即给女友写了这封信请蔡大姐带来。信中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以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像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意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1947年3月27日
我猜想，在当时孤寂艰难处境下，这封信会是股暖流，给了她慰藉。确实如此，陈学昭读完信以后，大哭一场，倾泻了多年郁积于心的悲愁。
后来，她法国之行的安排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她不仅没能和蔡柏龄相见。在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中，她被打成了右派。
这位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毅然从法国奔赴延安，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走与工农兵结合道路的善良知识分子，怎么懂得在波谲云诡中保护自己？她只是说过浙江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话，就遭受了20多年的磨难与痛苦。
我很担心，我们在小径上关于婚姻问题的谈话，会牵动她深藏心底的痛楚；真怕她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伤痛。
她给了我一篇散文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回沪后，很快收到了她寄来的散文《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文章记叙了1946年她行军到瞻榆地区，遇见《大刀进行曲》的作者，当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麦新同志，第一次见面就成永诀的往事。文章写得清丽动情。这说明她已不再为个人的不幸伤感，又进入对革命岁月美好的回忆中去了。我很为她高兴。这篇散文，立即编发在1978年第6期的《上海文艺》上。
刊物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得了。我不忍心让读者的种种问题去打扰她，我便以编辑的名义，给读者一一复了信，当然没有把作者的地址告诉他们。我告诉读者，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帮助解答问题。
过了两年，我还想请陈学昭为我们写点什么，就给她写了一封约稿信，并将我如何代她给读者复信的情况讲了讲，还附了我处理过的读者来信原件给她。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写道：
新琪同志：您好！
您的信及附来读者的信，已收到好些日子了！谢谢您对我的关怀及鞭策！杭州自入秋以来，经常下雨，潮湿阴凉，我的坐骨神经痛，经常发作，简直无法久坐。信就这样拖一天又一天。到今天才给您写信，请您原谅！
您不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这些陌生人，我很感谢您。读者的来信太多，我整天写复信，精力时间都不够用。我老又病，无助手，真觉做人太难。多谢您给我的帮助！我现在只好让人去骂了。
目前我在写《工作着是美丽的》第三集的末一节。原想能在九月底写成，结果现在快到10月底了，还没写成，被乱糟糟的杂事打断，加上身体不好。谢谢您给我的鞭策，可是眼前我还没想到写别的小说。
匆匆恕草敬祝
撰安！
陈学昭
10月26日 1981年
再次向她约稿
一晃10年过去了。很多人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消失，可是陈学昭老师独特的风韵，饱经风霜苦难的慨叹，一直让我难忘。
我的生命也流逝了大半，已从工作了30几年的编辑岗位退了下来，但又不甘休息，参加了《文化老人话人生》的编辑工作。我再向陈学昭老师约稿。从1991年7月9日开始，给她连续寄去四封约稿信和“简报”。直到10月8日，也没得到回音。我有些焦躁不安，猜测她外出了，搬家了，也许病了……
没有想到，10月9日收到单位收发室电话，通知我去取信。因为我退休后每月只回单位一次，而这次是为出版社编书，约稿信是用出版社的信封。我到自己单位去取信，打开一看，竟是陈学昭寄来的手稿。文章的题目是《可贵的痕迹》，字数不多，但却是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她在文中写道：
当我拿起笔来写东西，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及一切——几种难过的疾病：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但腰椎骨增生，必须坐硬板凳；双脚浮肿，需要搁在一块高、低的木板上——专请木工师傅做的——刚搁上木板，脚好过一点，但搁上一忽，这块木板就在脚底下渐渐离去。我患糖尿病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已经成了习惯，也无所谓痛苦、难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她还在稿件里附了一封简短的信：
彭新琪同志：您好！
蒙您四次惠示，我因写不出什么，到今天才写了几句，现在寄奉，请您给我指正！如不合用，请不要难为您们了！请恕我至今才写奉，不像样吧！荒煤同志的话很好，“人老，心不老。”
匆匆恕草，敬祝大安！
陈学昭
八月十六日 一九九一年杭州
呀，看见信末的日期，我愣住了。原来文稿在50天前就已寄出，只是被两个单位的收发室积压批转，整整耽搁了48天才到我手中！我真气愤！但又奈何不得。
从信的歪歪扭扭字迹看，作者写得极为辛苦，是躺在床上草就的。她一定奇怪我没有及时回信，我怕她会等急了。
我赶紧取出纸笔，给作者写信，说明迟复的原因，感谢她的赐稿，并告知我将于19日下午天目山笔会结束，专程到杭州她的寓所去看望她，请她准备几张照片让我带回，以便和文稿同时刊用。我一再表示对她的敬爱和感谢，我不加掩饰地写道：您是那么的美，您年轻时的照片，一定能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希望她能从这封真挚的信中，获得一点久盼不见回音的补偿。
寄出这封信，我就到西天目山去了。只等笔会结束，再去访她。
万万没有想到，笔会结束前夕，我从临安文化局一位同志那里，听到陈学昭已于10日凌晨病逝的消息。我先是执意不信，说是误传。他再三说是他亲耳听见杭州电话，后来还见了报；我还是半信半疑。直至见到《浙江日报》头版，加着黑框的遗像，我才感到无以言状的悲哀。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袭上心头。这一夜，我没能合眼，我真懊恼，我的通讯地址只写在信末而没在出版社的信封上，加写自己的住址。我还懊恼，怎么没有早几天再写封催稿信，让老人知道一点信息……
现在一切都晚了，无法弥补了。她再也见不到我的回信，再也听不到我发自内心的敬爱之声。而这些，她原本可以见到，完全应该收到，可就是没能收到。这事多么荒唐，无法想象。 只见到了她的遗像
笔会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陈学昭先生的寓所。这是一幢如上海新式里弄样的楼房，保养得很好，油漆一新的楼梯，平缓亮洁，和10多年前大不一样。她们家就住在二楼。
我走进陈学昭生前作卧室兼书房的宽敞屋子，面对鲜花簇拥的老人遗像，看着台子上她生前用过的遗物：眼镜、镇纸、泡着老姜的酒精瓶、温度计、钢笔……止不住泪水泉涌，我的心似被沉重的铅砣往下拽去。
我恭敬地献上鲜花。
和陈学昭相依为命共同度过50个春秋的亚男，酷似她的母亲，她特地留在家中等我。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她读了我寄去的每一封信，特别是最后的那封信，使我们一见如故。她向我讲述了老人病重及弥留期间的一些情况。
老人很早就患了高血压症，可一直也没有很好休息治疗。1979年彻底改正，调回浙江省文联，恢复副主席职务后，才认真到医院看病。这时，查出她患有糖尿病、坐骨神经痛、脊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可是她急于要补回白白流逝的20多年宝贵时间，不顾年老体病，夜以继日地写作。短短12年，她已带病写出小说、散文、回忆录和翻译作品共11部，最后一部散文集《心声寄语》15万字的校样也已经校阅过了。
亚男的爱人陈树淼，一位憨厚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在亚男当杂务工时成为她家成员的，一直敬重自己的岳母。近年来，见岳母身体如此虚弱，写作又如此艰辛，多次劝她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再写了。可是老人仍按自己的意愿倔强地写下去。每天每天，每餐每餐，都吃着同样单调、无味少油的微量粗粮和蔬菜，难得家里用瘦肉包馄饨，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她每次都是坐在硬板凳上一笔一画写几段，又躺到床上休息片刻，再坐起来继续写。他们心痛老人，可又拗不过老人……
我想，老人是急于在生命之火燃尽之前，为人类留下更多的财富，她的一生不是都在为别人吗？她何曾为自己想过？老人把事业看得比生命重啊！
亚男指着窗下的一张大写字台说：母亲这么病，每天还要把自己的写作情况记在台历上。
我走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书桌前，看到案头的台历。翻到8月17日的这一张，上面记着：上午起草回答上海文艺出版社文章《可贵的痕迹》寄彭新琪收，夜才抄清。亚同意。
日历的前一页，记了她给《西湖》编辑部一篇文章的事，并写道：“我说，那我这稿必须10月里发稿。”我要催他们发表，我写了短信给高松年同志附去。（这就是《我在法国的日子》一文——彭注）
日历的后几页，没有再记写稿的事。从日记上看，给我的这篇《可贵的痕迹》是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是她的绝笔。也看出，她多么急切地希望见到自己的文章早日刊出，也许她已有了某种预感……
8月底，老人糖尿病加重，日记中断。亚男告诉我：9月20日，老人住进了医院，由于抵抗力太差，28日肺部受感染发高烧，经过抢救，老人从昏迷中醒来，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创作，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女婿问她，是不是想回家？她说，是。可是她已不能离开医院了。
亚男夫妇和念中学的女儿，日夜轮流守护在老人病榻旁，老人弥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她。
虽经医院大力抢救，但终是回天无术，老人仙逝了。老人体质实在太差了！
亚男取出一张过期报纸告诉我，早在母亲辞世前一年，父亲病逝了。母亲见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和这篇报道，曾平静地说：“看来，这个人后来变好了。”
真是善良、大度啊，她最终还原谅了这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男人。她过去从不向别人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本来也遵从她的做人准则，不提其名了，但后来看到有些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了何穆的名字，而且人已作古，我在这里也就不妨提一提他的大名：何穆。我从这张报纸上，读到了悼念何穆文章，还印着他的遗像，从照片上看，慈眉善目，有着长长的胡子。文中谈到他的夫人已双目失明……”他自己是劳模，在延安时就是医院院长……人与人的关系该怎么说呢？
亚男还告诉我，五十年代末，陈学昭被打成右派，何穆曾带信来给亚男，如果生活困难可以到北京他那里去……亚男没有理他。她不能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虽然后来，亚男确实因受到“牵连”没能上大学。但母亲身上的灰尘扫去后，她染了头发，坐在青年人中间读夜校，还是拿到了大专文凭，圆了大学梦……
我向亚男要了几张老人从年轻到晚年的照片。60多年前，她在法国读书的一张，自然卷曲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目光流盼，光彩照人，真叫我爱不释手。
巴金先生认识她
回到上海，我去看望巴金先生，我将在杭州学士坊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他。我看见巴老镜片后面莹莹的泪光。他幽幽地说，1928年他在法国时，收到胡愈之的信，要他为陈学昭找一个食宿比较便宜的地方，但当时他正要回国，所以没有帮上忙。他想了想，又说，1955年他刚从霞飞坊（现在称淮海坊）搬来武康路住所的第二个月，陈学昭陪同法国作家萨特和萨特的终身伴侣一起到家里来过，听说是陈毅副总理把接待任务交给陈学昭的，从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一路陪同，萨特很满意，临走前，写了《我的中国之观感》。
我告诉巴金先生，陈学昭走得很快，没有太大痛苦。先生接口说了一句，她的事情已做完了。
是的，我说，要写的东西基本上都完成了。
也就是这天，巴金先生教我要在信封上写明自己的地址，他说，人的习惯是照信封上的地址写回信。他自己就是这样……
看来，巴老对陈学昭的情况相当熟悉，也很关怀。就在l991年5月份，巴老在杭州小住，还让小林和侄孙李舒代他去探望过陈学昭。李舒那天还为老人拍过照片。为了拍照，老人还特地戴上法国小帽。她是那么爱整洁，注意仪表。
照片上，她消瘦了，但眉眼中依然透出俊秀、豪爽、炯炯有神，多么美呀，过去、现在以至永远，在我心目中，她都是美丽的！
最近从亚男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得知，学昭先生在八十年代终于见到了年轻时的挚友蔡柏龄的一家人，也和季志仁互通了音讯。她写道：
（1980年7月1日下午4时）蔡先生夫妇到龙游路看望母亲。蔡先生走进这间房，立在原地略微环视一下后，请他的夫人落座。……原以为蔡先生会坐在西墙的沙发上以便与母亲交谈，可是他却不，顾自坐到母亲的床沿上，还两腿悬空，以显示他坐得很舒服。
两人用中国话交谈，顶多lO分钟吧，听到母亲唤我。我进屋，发现蔡先生两眼晶莹闪光。他正仰着头，面色沉重，沉入一种不愉快的冥想中。如此短暂的时间叙述完自己苦难经历，蔡先生不可能完全领会，可是有一点可以相信，蔡先生已经明白，我母亲自从离婚后没有再组建新的家庭，母女相依为命。可想，蔡先生为朋友难过，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更胜于物质。他们彼此都了解对方各自对物质的需求看得很淡薄，唯独精神方面，思想感情方面，却深沉而凝重。
学昭先生从1980年底开始和她的另一位挚友季志仁也取得了联系，书信不断。亚男写道：
母亲愉悦欣慰，历经22年之久的坎坷磨难之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有机会将积压心头多年的心里话和生活感受与青年时期的朋友倾诉交谈，她的心愿实现了。
重拾巴黎的温情，友情依然，情景不再。与朋友之间的距离并未阻隔母亲对往事的怀念，在忆旧中寄托纯真的友情，成为母亲晚年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朋友理解的淡淡的慰藉和着友情的淡淡的甜润，其间伴随着虔诚的追悔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