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十月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回金陵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时，他原来的秘书，如今在磁州做代理知州的赵烈文特意赶来送行。谈话中曾国藩问他工作体会，赵烈文说：“佛经说妇人把忧愁当饭吃，州县官则把说谎当饭吃。”又说：“以前觉得上司和同事需要敷衍，现在看来百姓更需要敷衍。”曾国藩安慰他说：“足下在直隶，光景如果很好，当然最妙，如果有什么不如意处，可随时写信告知，彼此商酌而行。”（《能静居日记》，下同）
　　赵烈文说“州县官把说谎当饭吃”，其实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实际情况是只要当了官，包括做了皇帝，都在把说谎当饭吃。
　　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三日《翁同龢日记》记载说：“殷兆镛、王宪成先后陈奏江苏横征暴敛诸弊，谕李鸿章查办，至是复奏厘捐势难裁撤，各卡委员均无弊窦，每月约二十万，断无岁收四千万之理。旨切责兆镛等以离奇荒唐之词陈奏，假公济私，要誉乡党。本应治以妄言之罪，惟当此言路宏开之际，从宽免议。”
　　在这段文字里，除了“厘捐势难裁撤”六字是真，其余就全是谎话，既是敷衍上奏者，也是糊弄百姓、欺骗舆论，这不是把说谎当饭吃又是什么？最终之所以不敢给殷、王两人治以“妄言之罪”，也不是因为“言路”必须“宏开”，而是怕事情做绝了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只能如此敷衍一下。
　　皇帝為什么要相信李鸿章的谎言？症结就是“厘捐势难裁撤”六字。所谓厘捐，就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和坐商的商品交易税。自从咸丰三年（1853）厘捐制度创立以来，这一税种很快就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其征收数额也大大超过地丁和漕折收入。正是开辟了这项正饷之外的饷源，湘淮军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如今，朝廷还要依靠这支军队镇压捻军和各地农民起义，还需要李鸿章为清政府卖命，“厘捐”当然“势难裁撤”。
　　“厘捐势难裁撤”那就不裁撤好了，殷兆镛、王宪成反映的“江苏横征暴敛诸弊”，总该认真清查并加以改进吧？他们也不。理由是江苏每月征收厘金只有二十万，根本没有他俩说的一年“四千万”之多，所以根本不存在“横征暴敛诸弊”。
　　事实究竟如何呢？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曾向赵烈文密询厘金征收情况，赵烈文如实回答说：“就拿烟土税来说吧，最初每箱收税十两银子，一个月能征收七八万两白银。后来王有龄（曾担任江苏布政使）加到每箱二十两银子，每月上报二十余万不等。现在一箱烟土税高达四十两，每个月反而只能征收三四万两银子。由此类推，就可以清楚其中究竟有多大弊端了。”
　　仅烟土税一项流失就如此严重，殷、王两人检举揭发的“四千万”，自然不能如数进入“国库”而被“各卡官员”肆意侵吞了，可见他俩的检举揭发完全站得住脚。既然如此，“以离奇荒唐之词”糊弄人的就不是他俩而是江苏当局和皇帝。
　　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皇帝和江苏当局可以把说谎当饭吃，可以靠欺骗过日子，但别人信不信，他们是强制不了的。至少曾国藩和赵烈文就不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曾国藩私下交谈时，赵烈文就直言不讳指出了这一点：“李少荃（李鸿章）前与王宪成、殷兆镛等辩难一折，胜而实受伤，且似非奏折体裁。”曾国藩马上附和说：“确实如此。”
　　说谎者的最大悲哀正在这里：他们只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世人。【佚 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