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一部《庐山恋》让人们记住了张瑜，当时她的一头披肩长发、几十套时髦的行头、说话举止中的娇憨和嗲劲，不知迷倒了多少影迷。25年后，48岁的张瑜依然活跃在荧屏上，《任长霞》演出盛誉连连，《鲁迅》中对许广平的诠释也风采不减当年。
　　当然，她现在最重要的角色是制片人，从1995年开始，她将在好莱坞吸收到的知识活学活用，每年一部戏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地推出。
　　
　　要试做敢作敢为的人
　　
　　记者：2005年，你分别在两部戏（《鲁迅》、《任长霞》）中饰演角色，而在这之前，你已经9年没有演电影，你有压力吗？和你同时代的许多女演员都没了声音，此番你“重出江湖”，准备再演到什么时候？
　　张瑜：其实我认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很多事情，特别是演艺生涯，真的很难预测。我没有刻意去想过为什么演或者为什么不演，有些事情太在意反而不好。（笑）我的好多成功，像《庐山恋》之类的，其实都是在朦胧中获得的，但是有一点我十分坚信，那就是“做一样要像一样”，这是我父母从小教导我的。年轻时候，看到一些演员离开银幕时，我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我的艺术生命也会同样短暂，还曾动过趁着年轻早点改行的念头。但是最终我想，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该踏踏实实走下去，我肯定要演到演不动为止！
　　记者：看得出来，你是个敢作敢为的女人，1990年学成归国后，你毅然决定走向幕后做一名影视制作人。这样的转型对你来说有压力吗？
　　张瑜：这个转换可真不是轻而易举的，太艰难了。我刚开始以为制片只是个制片而已，可以自己抓剧本，抓自己喜欢的题材，抓自己喜欢的班子等等。结果做了才发觉，制片人是非常艰苦的工作，甚至连演员打架你都要管。我听到很多当过制片人的朋友都说“像孙子一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好在，我自己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太阳有耳》在柏林得了46届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评人奖，这就让我当时对自己的制作实力和班底信心大增。后来的很多戏都是融资拍摄的，现在我基本每年推出一部电视剧，严格的操作流程和管理模式是我当年在好莱坞学来的，现在非常受用。
　　记者：有媒体说你在美国留学后回国制片，已经深谙炒作的要领。我想问一问，你是否非常善于经营自己的事业，步步为营？
　　张瑜：其实我一直是个粗线条的人，对于经营事业，同样只有粗线条的规划。我觉得如果划分得太细，应变起来就很难，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实在太大。每个人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点其实都同时存在着利弊关系，关键是看自己怎样应对。比如，我在1985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毅然决定去美国学习电影电视制作，当时也没太多想法，只是觉得人应该不断充实自己。对于很多媒体报道的什么“婚姻破裂”、“去国外疗伤”等等传言我一概不闻不问，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几年异乡学习下来，我更是坚信了“知识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这种说法，任何人都取之不去，这是赴美留学的利。而弊就在于学成之后我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好在，这一步步走来，我还算顺利。
　　
　　要保持永不衰竭的美
　　
　　记者：在演艺圈里，“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些经久不衰的电影明星们总是一再被人提起。你怎样认为自己的美，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城市，你对美的概念又如何呢？
　　张瑜：其实，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美的，我总是对自己的容貌很遗憾。我缺乏天生丽质，既没有大家闺秀那样的端庄，也没有小家碧玉那样的娇媚，如果不是年轻时那个偶然的机会，我绝对不会当电影演员。当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到渐渐对电影有了浓烈的兴趣，并立志要当一辈子电影演员起，也开始为自己条件的先天不足而烦恼。应当感谢前辈们的指点，不久以后，我对于什么是美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懂得，皓齿朱唇固然是一种美，但如果没有丰实的内心世界，这种美也会显得轻薄。所以，我相信不断地丰富自己，看书看电影，再将所有的感情溶到电影创作中，这样的美最终会是真实的，观众才会喜欢。上海的确是个吸引人的地方，我从小生长在这里，更是明白它背后深藏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在上海的艺术领域里，美几乎已经从浮华的形式里摆脱了出来，完全注重更深刻的内容了。
　　记者：你难道从不认为自己是美丽的吗？
　　张瑜：的确是这样。在看到有些人写文章说我长得美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好笑。换个方面说，如果真是长得很美，也许反而倒不会有今天了。现在我对于今后何去何从已经相当明确，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来追求真正的美，永不衰竭的美。
　　
　　要常怀温柔孝顺的心
　　
　　记者：我听说，你现在上海住的房子，完全是自己设计的，而且和父母住在一起，是这样么？
　　张瑜：没错，我在1991年回上海探望父母的时候，在梅陇地区买了一幢房子。当时那儿还只是一片农田，我支付了80％的订金后，立刻拿起笔，在建房图纸上勾画了起来。我按照在美国住的那幢房子的格局对新房进行了很好的规划，3个月后，一幢完全符合我设计要求的花园楼房便盖好了。有人会认为我买那么大的房子是为了炫耀，其实我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孝敬父母，让他们在晚年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二是为自己在上海找到家的感觉，前些年我就像个流浪儿，尽早安定下来有个温暖的家，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
　　
　　记者：可想而知，你在国外那么多年，最让你牵挂的，应该就是父母吧？
　　张瑜：是的，那时的留学条件与现在比比差之甚远，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更别说E-MAIL之类的了，我有整整七年没有回过家。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家，妈妈知道后心疼不已，找了个录音机，录了一封语音家书，托人带到美国。在那个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封语音家书，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后来，爸爸妈妈也曾到美国来探望过我，当然我从不跟他们说起远在异乡求学的艰苦。相信每个留学生都会这样，尽量挑好的方面说，只为了不让父母操更多的心。现在好了，我出去奋斗了几年，历经艰辛，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闲暇时间便和父母一起享受家庭温暖，我和他们仍保持着孩童时期那般的亲近，有的时候撒撒娇，像个失措的孩子。
　　
　　关于张瑜，几个你不可不知的片断
　　
　　陪毛主席横渡长江边
　　小时候的张瑜酷爱运动，是当时华山中学的文体委员，还“身兼数职”，市游泳队、区乒乓球队、校体操队等都有她昂然的身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文革时期与毛泽东一起横渡长江的经历，至今想来仍让她激动不已。那是1971年，毛泽东最后一次横渡长江，全国大范围选人一起陪渡，张瑜有幸成为10位陪渡人员之一。那是长江最宽的一段，要连续游5个小时，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和休息。这对小张瑜来说是太大的挑战，所幸，她坚持了下来，上岸后立刻摔倒在地，根本不能走路。就这样在地上躺了2个多小时候，她才能勉强站起来走路，那种累垮了的感觉是张瑜一辈子再也没遇到过的。
　　
　　对金钱没有概念
　　张瑜从小就不认钞票，小时候打酱油，打了就赶紧跑回家，目的是让妈妈看一看找的钱对不对。到了美国，她仍然对金钱没有概念，美元、美分统统不认识，港币、台币辨不清楚，上街买东西不敢带大钱，怕被人找错了。回国后的她对新发行的人民币更加眼生，好久好久才用习惯。钱对于张瑜来说，一直是陌生的东西。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张瑜事业上投入的专注，她一门心思都扑在电影上，从来没有为钱财分过心思，鉴于这种禀性，张瑜是从来不会把物质生活放在第一位的。
　　
　　生平第一部戏没有问世
　　张瑜生平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其实不是《春苗》，而是文革时期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的《一分之争》，在那个大环境下，这部戏最终没有问世。当时，剧组全国范围内招人，张瑜当时是陪一个好朋友去面试。轮到那女孩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张瑜看到评委老师没有仔细看她表演，心里就不舒服了。她对那女孩说“别问了，咱们走！”因为嗓门太响，引起了评委老师的注意，就让她也表演一段。张瑜出于倔强的心，随便跳了一段《草原英雄小姐妹》，结果，她竟然收到了出演角色的通知，也从此开始了艺术生涯。
　　
　　曾被指“衣冠不整”
　　张瑜坦言自己在做演员初期几乎不懂演戏，好几部戏都是在懵懂中拍摄完成的，甚至还在拍摄期间闹过不少笑话，简直是大家伙儿的开心果。《啊！摇篮》是谢晋导演和她的第二次合作，演这个戏的时候张瑜体验生活，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当时那里的水很珍贵，而南方人又习惯洗澡，所以张瑜很不习惯。她和一个女演员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清澈透底的小溪，便决定到那边去洗澡。结果制片主任知道后批评了她俩一顿，原来是老农民向组里汇报：你们组里面女同志衣冠不整，几乎裸体，有失我们这边的民俗习惯，要好好的教育。天那，她们甚至连衣服都没脱，只是散开头发在那里洗头，又跳到小溪里面玩水，就被当地保守的农民形容成这样，吓得以后再也不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