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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博物馆作为朝阳地区最大的一家博物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境内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工作，馆藏历代铜镜200余面，其中唐代铜镜26面，大多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个别镜出土于有明确年代的纪年墓。这些铜镜根据形制可以分三类，即圆形镜、花式镜和八角形镜;根据纹饰可以分为四神纹镜、瑞兽纹镜、龙凤瑞兽纹镜、瑞兽葡萄纹镜、鸾鸟瑞兽纹镜、葡萄蔓枝纹镜、瑞兽花枝纹镜、飞鸟花枝纹镜、鸾凤纹镜、瑞花纹镜等，纹饰精致。根据铭文有“秦王”“仁寿”“照日”“菱花”“光流”和“盘龙”等。本文拟将现收藏于朝阳博物馆的唐代铜镜汇集在一起分别介绍，并参照以往学界专业研究成果，谈一点自己浅显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铜镜介绍
（一）四神纹镜
1.“秦王”铭四神規矩纹镜1件。1977年12月于朝阳县七道泉子公社公皋大队出土，出土时已经残碎并部分缺失。镜圆形，镜钮及钮座形状已不详。镜背以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呈双弦纹凸起。内区布局作规矩配置，所谓规矩配置“即由大方格和V纹分成四区，每区布置四神各一”（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从此镜残存的图案来看，钮外以双线构成方形格，格外仅存一完整的虎纹和龙、蛇的部分图案，推测应为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镜钮为中心于方格外等分排列，各据一方。高圈带内侧边缘现存双重的V形符号四个，即四规，与方框的四角相对，规内饰有草叶纹。外区为铭文带，为右旋读四句五言诗“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俗欲照胆，特是自朋心”。现仅存楷书16个字。镜边缘斜立，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图1）。镜面背呈银灰色，镜钮座周围残存铁锈痕迹。镜直径17.1厘米。
铭文为“秦王”的铜镜目前见诸报道非常少，见于发表的有：
（1） 1979年在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二股流一队江边出土1件（张雪岩：《吉林集安出土的古镜》，《文物》，1986年第6期），内区无规矩纹，饰四只绕钮奔驰似狐的瑞兽，间饰以花草，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持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口自明心。”被定为唐代武德以后。
（2）河南省洛阳岳家村415号唐墓出土1件（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内区无规矩纹，钮座外四骏马呈奔驰状，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
（3）山东省滕州博物馆收藏1件（葛海洋：《鉴容正仪光照千秋》，《理财收藏》，2018年第4期）。镜内区无规矩纹，饰四只“功狗”绕钮追逐，外区为铭文带，年代定为唐。
（4） 1986年在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出土1件（杨清秀等：《介绍几面馆藏铜镜》，《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内区规矩配置，四只瑞兽奔驰于规矩四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持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口自朋心。”年代被定为初唐。
（5）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53页），月宫葵花镜，左面为桂树，右面为玉兔执杵臼捣药，钮下为蟾蜍。外围铭文带三圈，有“秦王之镜，照胆照心，……吾今为之造此镜……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等字样。
上述6件“秦王”铭铜镜进行比对，朝阳博物馆藏秦王镜与集安、洛阳及滕州的完全不同，集安等镜无规矩配置，所饰的四兽更像是奔马、“功狗”等，而与河南新乡北站出土的铜镜在纹饰上极为相似，均为四神，在纹饰布局上明显具有汉规矩镜的特点，四神体态也较汉魏时期略显丰腴，应为初唐镜。上海博物馆藏月宫葵花镜虽非瑞兽纹，但铭文中的“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则表明“秦王”铭镜自初唐直至盛唐时期仍有铸造。
另外，铭文“特是自明心”缘何写成“特是自朋心”？究其原因，应与唐代文书避讳制度有关，唐讳包括庙讳、御讳、太子讳、官讳和家讳。武则天称帝后，避讳逐步升级，还出现了外戚讳。除避正名外，还避偏旁。则天皇帝本名武照，后自造“曌”为名， “曌”由上“明”下“空”组成，工匠在书写时按制规避，故将“明”写作“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镜年代应为武则天时期。
（二）瑞善纹镜
2.四兽纹镜1件。1963年7月朝阳市南门外取土场发现。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座外两周圆弦纹与钮座间隔一周16枚小乳钉纹。弦纹外等距饰有四只兽首，昂首向上。其外以浮雕似龙、似虎四只瑞兽为主题纹饰，四兽依次布局，昂首、曲颈、躬身、长尾，尾端或向上钩，或向下卷，空地随意布置着祥云纹，四兽于细云间做奔走状，极富动感。近缘处为三周双弦纹，间饰连续排列的∞形曲线纹带和小三角形锯齿纹饰带各一周。窄平沿，缘边向内翘呈斜坡状（图2），镜面、背呈银灰色，略有锈蚀。直径14.7厘米。
3.“仁寿”铭瑞兽纹镜1件。残缺多处。镜圆形，半球形钮，从残存图案分析钮座应为八瓣莲花式，花瓣外为一周栉齿纹，外连接一周细小的连珠纹。镜背以高圈带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呈双弦纹凸起。内区在连珠纹带外饰数只瑞兽，体态弯曲，以祥云纹填地。外区为铭文带和龙凤纹带各一周。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八句四言诗，共计32字铭文“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彩，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铭文首尾间有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相隔。其外隔一周小三角形锯齿纹饰、数只体态伸展的龙、凤纹，龙凤间饰以草叶纹。边缘斜立，缘内饰三角锯齿纹、一形纹各一周，一形纹呈连续不断、波浪起伏式排列，波谷间饰几何纹（图3）。镜直径23.4厘米。
类似带有“仁寿”二字铭文的铜镜目前也有多例发表，如下：
（1）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仙山并照”四神纹镜（辽宁省博物馆：《净月澄华》，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1件。内区呈规矩配置饰四神图案，外区为铭文带： “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彩，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并认为“或与隋朝初并天下有关”，年代定在隋唐。 （2）河南洛阳龙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墓（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00页）出土的瑞兽十二生肖镜，内区浮雕六兽，似狮似虎，形态各异。外区楷书铭文带一周： “四言：淮南起照，仁寿传名。缘玉斯表，熔金勒成。时雍炎晋，节茂朱明。爱模鉴澈，用凝流清。光无亏满，叶不枯荣。”其外为浮雕十二生肖图像，镜缘饰连云纹，年代定为初唐。
（3）《博古图录》收录四神十二生肖镜1件，内区四神各据一方，四神间饰以四规，外区为铭文带： “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扬州总官府造青铜镜一面，癸来年元正朝贡，其铭日上元启祚，灵鉴飞天，一登仁寿，子万斯年。”（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铭文带外浮雕十二生肖。
关于铜镜铭文“仁寿”二字，有学者认为或与隋文帝杨坚“仁寿”年号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指魏宫仁寿殿及其所悬之大方铜镜， “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二寸立着庭中”（王士伦：《谈谈我国古代的铜镜》，《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徐殿魁先生根据“一登仁寿，子万斯年”镜铭认为铭文中‘仁寿’二字已成吉语，其意应引申为长宜子孙（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01页）。
观察以上铜镜，朝阳博物馆仁寿镜铭文与辽宁省博物馆四神镜铭文完全相同，所饰瑞兽较辽博四神镜所饰四神更丰腴也更灵动些，兽的形态有从瘦长向丰腴转化的趋向，符合初唐镜的特点。《博古图录》收录的四神十二生肖镜铭文记载扬州总管府于武德五年（623年）铸造一面“仁寿”铭镜，也表明了“仁寿”镜的流行时间。
4.“照日”铭瑞兽纹镜1件。镜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以高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呈双弦纹凸起。内区浮雕四兽似狼似狐，做奔跑、腾跃姿态，空地衬以花草。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四旬五言绝旬： “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冒整，妾映点庄成。”镜边缘斜立，近缘外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呈银白色，锈蚀严重、残缺。直径10.8厘米。
5.“照日”铭瑞兽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孟克乡西上台大队第五生产队出土。镜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镜背以高圈带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内区饰浮雕四兽，兽似狼似狐，做绕钮奔驰状，空地衬以花草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四句五言绝句：“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冒整，妾映点庄成。”铭文首尾以一枚小乳钉相隔。镜缘斜立，近缘处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图4）。镜呈银白色，光可鉴人，背略有锈蚀。直径9.6厘米。 据孔祥星、刘一曼先生研究“照日”铭瑞兽镜主要流行于唐武德至高宗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三）龙凤瑞兽纹镜
6.“盘龙”铭龙凤瑞兽纹铜镜1件。1972年1月朝阳市珍珠岩厂唐杨律墓出土。圓形，半球形钮，十二瓣花式钮座，座外一周栉齿纹向外辐射，外连接一周细小的连珠纹。高圈带内侧饰栉齿纹和三角形锯齿纹各一周，内区以四枝对称的莲花将纹饰分成四区，区内分别饰龙、凤及瑞兽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八句四言诗： “盘龙丽匣，凤舞新台。鸾惊影见，日耀花开。团疑璧转，月似轮回。端形鉴远，胆照光来。”铭文首尾相接处以由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相隔。近缘处饰栉齿纹、波浪起伏的一形纹各一周，于波谷间饰忍冬纹和几何纹。镜缘呈斜坡式，镜面微凸，呈银灰色，有光亮，光可鉴人（图5）。直径19.9厘米。据杨律墓志（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记载， “以垂拱元年十月十三日葬于威州城西北三里平原”。“垂拱”虽然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实际上是武则天操纵朝政。 “垂拱元年”即公元685年，表明此镜年代应不晚于垂拱元年，即应为武则天时流行铜镜之一，为盛唐镜。
（四）瑞兽葡萄纹镜
瑞兽葡萄镜又称为海马葡萄镜、禽兽葡萄镜等，主要形制为圆形，主题纹饰由四、五、六只瑞兽加葡萄蔓枝叶实组成，也有内区不饰葡萄纹，而在外区饰葡萄纹加长尾鸟、蜂蝶、蜻蜓或龙、凤纷纷出场，竟相雀跃。
7.瑞兽飞鸟葡萄纹镜1件。2006年9月朝阳市纤维厂唐墓M6出土，出土时已残破。圆形，半球形钮，六瓣花式钮座，镜背以双重小三角形锯齿纹的高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浮雕五只瑞兽，首尾相接，互相追逐，有的背部似长有一双鸟羽状翅膀，兽外空地饰细小流云，五兽好似在云中奔跑。外区饰六串葡萄蔓枝叶实呈S形布置，间饰五只飞鸟。缘内侧置双重大小三角锯齿纹带（图6）。直径12.1厘米。
8.瑞兽飞鸟葡萄纹镜1件。1992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2页）。镜圆形，半球形钮，六瓣花式钮座。镜背以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的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钮外饰五只绕钮的瑞兽，兽似狮似虎，或昂首，或回首，或低首，或侧首，或平首，长尾上扬，前爪弯曲回勾似抓物，做首尾追逐奋力奔跑状，兽背部两侧有鸟羽状物，瑞兽似长了一对翅膀，加之兽体两侧饰细流云，使之好似飞奔于流云之间。外区饰六株葡萄蔓枝叶实呈S形布置，葡萄果粒饱满，枝叶柔长，葡萄卷须呈螺旋状卷曲，其中五株葡萄旁饰五只长尾鸟，或展翅飞翔，或啄食葡萄，或口衔枝条，形态各异，生动逼真，图案立体感极强。边缘斜立，缘内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呈银白色，略有锈蚀。镜体厚重，镜缘尖翘（图7）。直径11.9厘米。
9.瑞兽葡萄纹镜1件。1987年8月朝阳市第二三四医院门诊部唐墓出土。镜圆形，由于残缺，钮及钮座形制不详。镜背以高圈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残缺，以葡萄蔓枝叶实为地，上饰瑞兽纹。外区亦以葡萄蔓枝叶实纹为地，饰伸展的龙纹和凤纹，龙凤相间。内外区葡萄颗粒饱满，卷须呈螺旋状。镜缘斜立，近缘处饰一周缠枝卷草叶纹带呈一形连绵不断（图8）。镜呈银白色，直径18.1厘米。该镜纹饰精美，制作精致，虽残缺严重，仍不失为唐镜精品。 10.狻猊葡萄纹镜1件。1997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圆形，蛙形钮，蛙双眼圆睁，头向前伸，四肢匍匐，身体拱起，身下有长方形穿孔。镜背以一周单齿纹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外四周对称饰四只高浮雕的狻猊，狻猊外饰以九枝葡萄蔓枝叶实。狻猊头硕大，面部圆形，昂首向上，曲体卧伏，长尾或上扬，或卷曲，有的将两三枝葡萄枝抓在手里，有的用手抓着葡萄，还有的在用手拨开枝叶，四肢或抓或蹬，姿态各异，均攀爬于葡萄蔓枝间做逐戏状。外区饰飞鸟共9只，有的展翅飞翔，有的合拢羽翼，有做站立姿态，有的啄食葡萄，有的憩息于叶，形态各异，飞鸟间饰葡萄蔓枝叶实。镜缘厚重作尖翘，边缘斜立，近缘处饰弦纹一周，其内饰53朵祥云纹密布一周。镜呈银白色，光可鉴人，略有锈蚀（图9）。直径9.9厘米。此镜纹饰枝条柔长而舒展，果实丰硕而饱满，生动活泼的瑞兽，各式纷飞的禽鸟，加之镜缘细密的云纹，使得整个画面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11.狻猊葡萄纹镜1件。1997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圆形，蛙形钮，蛙张嘴，头向前伸，四肢伏地，似乎马上就要一跃而起，隆起的腹部下具半圆形穿孔。镜背以一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上无纹饰。内区于钮外四周对称饰四只高浮雕的狻猊，其外满饰葡萄枝叶纹。狻猊面部似猴，背部有扇形短直线纹似鱼鳍状，曲身细长尾，于葡萄枝叶间或抓、或蹬，姿态各异，做攀爬葡萄蔓枝状。外区以葡萄蔓枝叶实纹为地，饰六只展翅飞翔的飞燕，间饰蜻蜓、蛱蝶等，生动活泼，形态各异。镜缘厚重作尖翘，边缘斜立，缘内饰76朵叠云纹带密布一周（图10）。镜呈银白色，有绿锈。直径11.3厘米。该镜背纹饰葡萄颗粒饱满，枝叶相互缠绕柔长呈S形，内外区纹饰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
12.狻猊葡萄纹镜1件。1972年11月于辽宁省朝阳县二十家子公社何家窝铺大队前窗户辽墓出土。镜圆形，伏兽纽，兽四肢伏地做伏卧姿，尾背拱起处具穿孔，尾短小、弯曲。镜背以高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钮外六只狻猊，狻猊头部硕大，曲身，长尾微扬，四肢伏于葡萄蔓枝做攀爬状。葡萄蔓枝呈S形伸枝展叶、盘互交错，葡萄颗粒饱满，清晰可见。外区饰十二只飞舞的长尾鸟，每三只为一组，以葡萄枝叶相隔，鸟长尾弯曲，或头向缘，或头向钮，均做展翅飞舞状。葡萄纹旁饰蛱蝶，蝶展双翅做飞翔状。边缘斜立，缘内饰一周对称的五叶草纹57株密布一周，五叶草间饰小圆点纹（图11）。镜呈银白色，略有锈蚀，出土时裂为三块，已复。直径17.5厘米。该镜所饰葡萄枝叶柔长，果实饱满，狻猊、长尾鸟活泼生动，整个镜背纹饰繁而不乱，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动态画面，极具魅力。
据孔祥星先生研究，瑞兽葡萄纹镜开始流行的时代其上限应在唐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瑞兽葡萄纹镜中的图案都含有吉祥的寓意。燕子于古诗中多有赞咏，如“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句，被看成是爱情的象征;古人亦常作诗咏赞蛱蝶，如“復此从凤蝶，双双花上飞。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违”，为喻同心之意;受东汉神学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认为只要能“羽化”或乘上翼兽，人死后就可以升天成仙，因此在瑞兽身体两侧加上翅膀，以希冀主人死后骑乘翼兽能够升天成仙。狻猊，按《说文》曰：“婋，狮子也。”《尔雅》日：“狻猊如虥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按文献记载，狻猊即狮子，是由印度通过西域传人唐朝的。在佛教中，狮子被称为枲伽、僧伽彼，不仅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坐骑，还是佛的化身，《大智度经》卷八日：“又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外道中，一切降伏，故名人中狮子。”表示佛有大的威力，能降伏一切，无所畏惧。佛的说法为狮子吼，《过去现在因果论》卷一曰：“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提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纹饰在汉以前的铜镜中从未出现过，是随着佛教的传人而兴起的。可以说，瑞兽葡萄纹镜的出现是唐王朝接纳西域文明之风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五）鸾鸟葡萄纹镜
13.鸾鸟葡萄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唐墓出土。镜圆形，伏兽钮，兽首微扬，四肢伏地做伏卧状，脊背隆起下具穿孔。镜背高圈带呈双重弦纹凸起，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饰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绕钮飞翔，鸾鸟外饰葡萄枝蔓叶实纹。外区饰葡萄枝蔓叶实五组呈一形“三道弯”式，每组葡萄果粒、葡萄实叶及飞燕各一置于“弯”内。葡萄颗粒饱满、叶脉清晰，飞燕展翅飞翔。边缘斜立，缘内饰一周三角锯齿纹带（图12）。直径9厘米。该镜以鸾鸟为主，以葡萄藤蔓为辅，花形饱满，叶脉旋转，纹饰繁而不乱，极具装饰效果，充满了生活气息。
据徐殿魁先生研究，鸾鸟葡萄纹铜镜“最受青睐的时期集中在武则天长寿年间至玄宗开元时期，亦即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
鸾鸟葡萄纹铜镜与瑞兽葡萄纹铜镜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果把瑞兽葡萄纹镜的瑞兽换成是鸾鸟，即是一方完美的鸾鸟葡萄纹铜镜。瑞兽葡萄纹铜镜主要流行于高宗、武则天时期，而鸾鸟葡萄纹是玄宗时期最流行的纹饰之一。假设将鸾鸟葡萄纹镜的葡萄换成花枝，则成为一面典型的雀绕花枝镜，可见雀绕花枝镜与鸾鸟葡萄纹镜亦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六）葡萄蔓枝纹镜
14.葡萄蔓枝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东三家唐墓出土（张洪波、贾宗粱：《辽宁朝阳五座唐墓》，《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圆形，宽桥形钮，八瓣莲花形钮座。直径9.5厘米。
15.葡萄蔓枝纹镜1件。圆形，半球形钮，八瓣莲花式钮座。锈蚀严重。直径9.4厘米。
16.葡萄蔓枝纹镜1件，1975年5月朝阳县八里堡菜窖2号墓出土。镜为圆形，宽桥形钮，八瓣莲花形钮座，每片花瓣边缘内凹。直径9.5厘米。
三面铜镜纹饰相同。以斜立高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圈带内侧饰栉齿纹一周。内区饰5枝葡萄蔓枝叶实纹呈f形，葡萄颗粒饱满，枝叶肥大几乎与葡萄大小相当。外区饰一周忍冬纹带饰呈一形，波浪起伏连续不断，边缘斜立，缘内饰云朵89朵、栉齿纹各一周（图13），镜面、背呈银白色。 前述三面铜镜无论大小、纹饰布局都基本一致，类似铜镜在朝阳衬布厂唐M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市衬布厂历年清理的9座唐墓出土文物》，《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河南偃师杏园李珣墓都有出土，衬布厂M3的年代据考证“下限为8世纪中期”、李殉墓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据徐殿魁先生研究“这类镜应出现于玄宗开元以前，主要流行于盛唐及中唐”（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14页）。
（七）瑞兽花枝纹镜
17.狻猊花枝纹镜圆形，伏兽钮，兽首略向上扬，四肢伏卧，体态丰腴，肢体结构明显，肢爪颈健，背脊高耸下具穿孔，尾较直。无钮座。斜立高圈带将镜背分成内外两区，高圈带无纹饰。内区有四只狻猊，浮雕感很强，头硕大，半圆形双耳，耳后短直线发呈扇形向后梳，双目圆睁.张口露齿，神态刻画传神，目光炯炯有神。背部饰扇形短直线纹似鱼鳍状，纤毫毕现。体态丰腴，呈曲体伏卧状，昂首向上，尾卷曲，姿态各异，或攀或爬或抓住枝藤嬉戏，其外空隙配以折枝莲花枝，花枝作[形布置。花瓣、叶肥厚敦实，枝干不是真实、通直的，而是以道劲有力的“S”形结构来表现。外区以一只飞鸟、一株葡萄、一花枝为一组图案，其六组，飞鸟分别为鸳鸯、鸾凤和飞燕，或展翅飞翔，或立于枝叶，或回首，姿态各异，葡萄果实饱满、枝叶硕大。边缘斜立，缘饰38朵流云纹密布一周（图14）。直径9.6厘米。
如果将折枝莲花枝换成葡萄蔓枝叶实，那么此镜当是一面非常完美的狻猊葡萄纹镜，可见二者间的承继关系。
（八）飞鸟花枝纹镜
馆藏飞鸟花枝纹镜共3件，均为菱花形和葵花形，所饰飞鸟均呈双数，呈对称布置，鸟外饰对称花枝，镜背的内区和边缘都饰有小簇花，后期雀鸟消失，仅存花枝，被称为花枝镜，有四簇、六簇、八簇不等，花枝造型有渐趋饱满、向圆团形发展的趋势。
18.双鸾衔绶纹葵花镜1件。镜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素面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左右饰一对鸾凤，鸾凤夹钮相对，口衔绶带，绶带上飘，双翅舒展，鸾羽上扬，脚踏在盛开的折枝莲花上作舞姿，形象俊美，婀娜多姿。钮上方配置一对飞翔的雀鸟，共衔一条绶带，钮下饰一对鸳鸯衔吻在一起。外区依葵花形八瓣缘内共饰两组纹样：一组是一枝折枝牡丹花枝，花旁一只蜜蜂;另一组是一枝折枝莲花枝，旁边一朵祥云，两组纹饰相间环列。镜边缘斜立，窄平沿（图15）。直径16.3厘米。此镜双鸾脚踏莲枝，姿态轻盈柔美舒展，动态十足，线条流畅，铸作精美，整体纹饰布局对称而活泼，犹如一幅盛唐时代的花鸟画。
玄宗开元年间盛行用花绶祝寿，使得鸾鸟衔绶纹饰流行起来。唐诗中有许多精彩的描述，如“双双衔绶带，两两度桥人”，“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 “曾见双鸾舞镜中，联飞接影对春风”等，“绶”谐音“寿”，口衔绶带寓意吉祥富贵，长命百岁。镜中的鸾，乃“赤神灵之精也”，传说中凤凰的一种，在中国古代和龙纹一样，有着吉祥和平、幸福美满的含义，古人用鸾凤和鸣来比喻夫妻感情和睦。鸳鸯，唐朝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咏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表明在唐人心中，鸳鸯与美好爱情息息相关，被看作是爱情的象征;莲，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纯洁、清廉，亦是佛教之圣花;牡丹，宋人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唐代视牡丹为国花，象征着吉祥幸福、繁荣昌盛，也是文人劲骨刚心、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的写照。因此这类图案在唐代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窟、建筑等装饰上十分流行，在唐纪年墓中也多有出土，“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墓、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和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合葬墓、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墓、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墓中都出土了对鸟镜，证明这类铜镜流行于盛唐、中唐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154页）。
19.雀绕花枝纹菱花镜1件。1976年1月于朝阳镇南马厂五队出土。镜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钮，钮外以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纹饰布局系四只雀鸟同向排列绕钮翻飞，鸟首微扬、伸颈，展双翅，短尾，做飞翔状，四雀鸟间饰以四枝并蒂花枝。外区菱花形镜缘内又饰以蜂、蝶、花枝各四组，蜂、蝶均做展翅飞翔状。镜面所饰花枝有叶有苞，内区、边缘纹饰相映成趣，画面简洁清新。镜质地光亮细腻，呈银白色略泛黑灰，镜背有黑漆，部分锈蚀，窄平沿，斜缘边（图16）。直径11.6厘米。
雀绕花枝镜是唐镜中最为绚丽的镜型之一，主题纹饰是禽鸟和花枝，是将花朵、花枝与飞燕、雀鸟等协调地搭配在一起，代替了原来的葡萄果、葡萄蔓枝与瑞兽的组合，成为新的纹饰组合。
20.飞鸟纹葵花镜1件。朝阳市师专唐墓出土。镜呈八曲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以素面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外饰四只飞鹤，鹤展双翅做绕钮飞翔状。外区依葵花形八瓣缘内分饰蜜蜂与花草纹样。窄平沿，斜缘（图17）。直径11.5厘米。镜面多处锈蚀。
（九）鸾凤纹镜
21.鸾凤纹葵花镜1件。朝阳县农机厂金墓出土。镜呈八曲葵花形，桥形钮，无钮座。主题纹饰为一只凤鸟，凤纹占据镜体大部，头顶羽冠作翩翩起舞姿态，凤曲颈呈S形，回酋.双翅舒展腾空，尾羽弯曲上扬，丰腴自然，体态舒展，凤左爪抓地，右爪弯曲回勾、右腿微抬，双腿粗壮有力，窄缘边凸起（图18）。纹饰清晰，铸工精良。直径16.8厘米。
（十）瑞花鏡
22.“菱花”铭菱叶纹铜镜1件。1980年7月朝阳市肉联厂一号唐墓出土。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镜背面高圈带饰以斜立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饰浮雕11束卷曲菱叶纹，每束菱叶纹由五条枝叶组成，其中第一、五条枝叶分别为前、后束菱叶纹的第五、第一条枝叶，这样每束菱叶纹看似是独立的，实际上11束菱叶纹又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枝叶尖端向同一方向弯曲，表现了动感。叶纹秀丽柔健，细腻利落。外区铸有“镜发菱花，净月澄华”八字右旋楷书铭文，每字间饰有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其外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缘尖翘。直径9.2厘米。此镜含锡量较高，表面光滑，有极强的亮光，至今仍光可照人（图19）。据孔祥星先生考证，“镜发”铭镜主要流行于唐武德至高宗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23.菱花纹葵花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出土。六瓣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钮外等距饰三朵四瓣菱花，中间以圆点外加一周圆作花蕊。宽平沿，边缘斜立（图21）。直径5.4厘米。
“这种花朵的图案，取材于菱花，菱为水生，叶浮于水面而张开，喻镜之明净如水”（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59页），以菱花为纹饰的铜镜在唐代并不多见。
24.“大吉”铭宝相花纹镜1件。2003年朝阳市纤维厂唐孙道墓出土。镜圆形，半球形钮，钮外饰双线弦纹为八尖瓣花式钮座。背以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和栉齿纹带各一周，呈双弦纹凸起。内区环绕钮座饰六个圆圈状团花纹饰，每一朵团花由六瓣喇叭状花瓣及卷叶纹样组成，中间饰七圆点为花蕊，花瓣外围以细密栉齿纹外接连珠纹再围圆形成团花。每两团花间隙处填以对称的忍冬卷草纹及图案化花卉，叶纹极其精细，排列亦极规整。外区为楷书铭文带，铭文右旋读六句四言： “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迥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零。”“零”与“光”首尾相接处以两小乳钉间“大吉”二字相隔，共计26个字。铭文外侧饰栉齿纹带一周、三直线组成波浪状纹间小乳钉纹带一周。镜面微凸，呈银白色，光可鉴人，此镜制作极其精致，实为唐镜精品（图20）。直径22厘米。据墓志记载，孙道于“大唐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壬辰朔十一日壬寅葬子营州城南五里”（孙道墓志现藏于朝阳博物馆），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表明了此镜的流行年代为初唐至盛期。
此镜心图案与上海博物馆藏练形团花镜、照心团花镜（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67、68，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西安东郊韩森寨551号初唐墓出土的玉匣铭团花镜及洛阳伊川白沙岭唐墓出土的“灵山”铭团花镜（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14页）纹样几乎完全相同，陈佩芬研究认为： “此类图案，出于艺人对生活的感知和想象，提炼于大自然的花朵。这种花朵，当属于宝相花的一类或其衍生。……从此，神人神兽一类的纹饰，完全被佛教的宝相花和其他较为现实生动的纹饰所代替了。”（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25.六瓣团花纹葵花镜1件。1972年5月朝阳市韩贞墓出土。铸制，镜呈八曲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钮外饰两种六朵不同形花瓣相间排列，其中一种为六尖瓣莲花，花瓣顶缘尖，中间有7个小圆点、外加一圆圈表示花蕊;另一种为六凹瓣蔷薇花，花瓣顶缘内凹，中间饰7个小圆点表示花蕊。窄素缘，镜出土时残破，镜背部分锈蚀并有黑漆。镜呈银白色，含锡较多（图22）。镜直径15.2厘米。该镜出土于韩贞墓（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墓内发现有墓志，记载韩贞于唐“天宝三载甲申闰二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迁窆于柳城郡西北原”。 “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天宝三载即公元744年，表明该镜的主要流行年代应为盛唐前后。
（十一）唐代的新工艺——银壳金花镜
26.银壳金花鸟兽葡萄纹八角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出土。镜八角形，背嵌银壳、鎏金，置拱腰蟾蜍钮，无钮座。自钮向外伸出四株葡萄蔓枝叶，每株三枝三叶，至近缘处以叶相连，衬以细密鱼子纹为地。钮左右饰一对鹊鸟，一鸟回顾栖于枝上，一鸟嘴衔葡萄枝;钮上下饰两兽攀缘花枝做奔驰状，兽形状似狮子，回酋，曲身，尾上扬，二鸟二兽以枝蔓为界。边缘斜立，镜缘隆起平沿（图23）。直径6厘米。镜背鎏金已多失，有锈蚀。
“此镜的尺寸很小，当是妇女背袋中的临时化妆用品。镜背镶嵌的银壳鎏金，在当时是属于珍贵的器具。”（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8页）因在银壳上鎏金，又被称为银壳金花镜，此类镜共同特征是：铜镜周边向上隆起而中间下凹，将錾出细密花纹又修剪成形的银箔嵌入下凹处，银箔以鱼子纹为地，制作出花纹，突起的采用压印，阴线的为“錾刻”，是金银细作工与铸工相结合的产物。
此鏡鎏金、饰鹊鸟，唐代称为“金鹊镜”。鹊为瑞鸟，鹊呜叫有灵鹊报喜之意， “明明金鹊镜，了了玉台前”“破颜看鹊喜，拭泪听猿啼”描述的就是这种镜子。由于它寓意吉祥，加之花纹清晰满密、制作精巧又金光灿灿，极其华美，因而备受时人青睐。《旧唐书》记载：唐玄宗的寿诞在八月初五，开元十七年定寿诞日为千秋节，第二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可见其佳品已作为皇帝对四品以上大臣的赏赐之物。
此镜与河南偃师唐玄宗二十六年（738年）杏园李景由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出土的银壳金花鸾鸟瑞兽纹菱花镜无论大小、纹饰上都十分相似，但形制略不同;除银壳鎏金外，其形制、纹饰均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河南偃师杏园宋祯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出土的二鸾二兽镜相似，应为同期，主要在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流行。目前见于著录的还有1989年陕西西安市郊国棉五厂住宅小区65号唐墓出菱花镜、1992年陕西西安东郊出菱花镜、河南洛阳关林307号唐墓出菱花镜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银背鎏金鸟兽菱花小镜（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8页）等，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1件银背金花镜（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28页），直径超过44厘米，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一面。银背镜目前遗存数量不多，出土的仅10余面，足见银背镜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铸造的。
从此镜的纹饰看，与鸾鸟瑞兽镜和瑞兽葡萄纹镜也有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
为便于叙述，根据朝阳博物馆藏唐镜的特点列表如下：
一、一点认识 隋唐时代结束了南北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国家实现了统一。唐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人们生活安定、富足，声名远播，万邦来朝，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唐政府在今朝阳设置的营州总管府及以后的营州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就是为“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而设置的，著名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可通达西域，朝阳正是此路上的一个点，因此朝阳交通可谓四通八达，与四方贸易交往频繁，这一点从朝阳境内出土的大量唐代器物可得到证明。朝阳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铜镜均出土于境内，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镜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基本一致，给人以清新、华丽、优雅、绮丽的美感，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感，为中国古代铜镜史上的顶峰之作。
1.馆藏唐代铜镜的分期。按孔祥星先生研究将唐镜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1）初唐：自唐建国至高宗弘道末年（618-683）;（2）盛唐：自武则天光宅元年至唐玄宗开元末年（684-741）;（3）中唐：自玄宗夭宝元年至德宗贞元末年（742-805）;（4）晚唐：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昭宣帝天祜末年（806-907）。由于“朝阳地区在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以后，即被契丹所占领，随着中原势力的退缩.这里已看不到与中原相似的唐墓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第69页），所以朝阳地区唐墓年代最晚在安史之乱之前，即中唐前阶段。前述26面镜，经过与相似铜镜对比分析，基本上都属于初唐和盛唐的，少见中唐镜。
2.色泽。上述几件铜镜在颜色上基本上都呈银白色并且纹饰非常清晰，有的现在仍光亮如新，这是因为工匠在制镜时，在铜质的合金中添加了铅和锡的成分，有关资料记载，唐代铜镜铜含量在66.67%以上，锡铅含量之和则在30%左右，加锡既可以增加铜镜的硬度，又可以使铜镜的光泽度大大增强;而加铅的作用不但使得铜镜表面匀整，而且利用铅在冷却后不收缩的特性，使镜背纹饰更加完整清晰、纤毫毕现。不仅如此，有的铜镜镜面微凸，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物体被照到的面积。沈括说：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入面，仍复量鉴之大小、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212页）表明唐代工匠已懂得镜面曲率与镜成像大小之间的关系。
3.形制。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前述26面铜镜中，圆形镜19面，花式镜6面，八角形镜1面。圆形镜数量最多，表明唐代铜镜在形制上仍是以圆形为大宗，但这种传统形式已被打破，首创了花式镜和八角形镜等，形式各异的铜镜开始出现，铜镜的种类大大丰富起来。花式镜多为八瓣花式，少见六瓣花式，包括菱花形镜和葵花形镜，菱花形镜的镜边设计成似菱花的图案形，葵花形镜的镜边作连弧近乎葵花的图案形，花式镜和花卉、花鸟等主题纹饰相结合，愈加自由舒展、清新华丽。
4.镜钮与钮座。镜钮也称镜鼻，是镜背中央的最高点，中间有孔，考古发现有的镜钮部发现有铁锈痕，也有的镜钮中穿有铁线，是用来将镜子悬挂在支架上或墓室顶部，现在某些农村地区还有在房屋正门上方悬挂镜子的，其意用来辟邪。统计表中26面铜镜，半球形镜钮16件，占比61.5%，伏兽钮6件，桥形钮2件，2件钮形状不明。唐以前铜镜的镜钮多是圆钮、弓形钮、弦纹钮等，唐代铜镜仍以半球形钮为主，首创了伏兽钮，雕刻细致、栩栩如生，与各种花鸟纹饰的配合交相辉映、锦上添花;也出现了桥形钮，相较于后世如宋、辽时期的镜钮，由于唐镜比较厚重，故镜钮也较宋辽时镜钮宽厚。在镜钮与钮座的形制组合方面，半球形钮配置圆饼形钮座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唐时仍流行，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半球形钮分别与圆饼形钮座和花式钮座相配置，花式钮座多为六瓣和八瓣花形，只见一件十二瓣花式钮座。从朝阳博物馆所藏唐镜来看，瑞兽纹镜的半球形镜钮多配有圆饼形钮座，而饰以葡萄蔓枝叶实纹铜镜上的半球形镜钮多配以六瓣或八瓣莲花式钮座，以花鸟纹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则是只有半球形钮而无钮座。另外，一些有着瑞兽、飞鸟和葡萄组合的铜镜上还出现了伏兽钮，兽均呈伏卧姿，体态较丰腴、健硕，肢体结构明显，背部高耸，有的头部低垂，也有的头部略向上扬起，伏兽钮铜镜普遍都没有钮座，这表明以伏兽为钮的铜镜已经没有了钮座的表现区域。同样流行于盛唐的飞鸟花枝镜、飞鸟镜及花枝镜等都使用半球形钮而没有钮座，表明盛唐至中唐时铜镜的钮座已不被重视，已经失去了在镜背的一席之地。
5.鏡缘纹饰。通过前述铜镜可以看到主要有三角形锯齿纹带、栉齿+云纹带、云纹带、草叶纹带、缠枝纹带、云纹草叶纹带、昆虫纹带、直线纹带及无纹饰的。其中以三角锯齿纹带最多，此纹饰带主要出现在汉代，初唐时多使用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盛唐时使用单三角形锯齿纹带，但已经逐渐被草叶纹带、缠枝纹带及各种云朵式纹带等代替，并且由于重视铜镜本身的纹饰，镜缘的装饰也越来越被忽视，慢慢地出现了素面无纹的缘边，盛唐时飞鸟花枝镜和花卉纹镜缘已不见任何装饰。
6.镜背分区。在镜背纹饰的分区上，初唐时期铜镜尚分内外两区，有的还分内中外三区，到盛唐时已出现了少数不分区的铜镜，这种趋势一直影响到后世铜镜。能够使铜镜分区的是高圈带——界棱，初唐时在高圈带内侧饰双重三角形锯齿纹带，盛唐时界棱以栉齿纹作为装饰，也有无任何装饰的，直至发展到后来界棱消失。
7.铜镜铭文。唐代铜镜铭文与前代也有了很大的区别。西汉初期铭文多“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心思美人，毋忘大王”“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表达男女相思爱情情感方面的内容：王莽时期出现了天禄、凤凰、辟邪等瑞兽降临方面的铭文，用来显示王莽应天命代汉，歌颂他的文治武功;东汉出现了对汉王朝的祝福以及追求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等内容的铭文;十六国时期多出现一些诸如“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君宜高官”之类的铭文。唐镜铭文一改前朝风格，而以歌颂镜子、梳妆美丽等闺阁整妆的内容为多，如“光流”“照日”“镜发”等，陈佩芬先生说： “隋和初唐的镜边，承袭前代的遗风，往往有一个铭文，不过铭文的内容和以前的大不相同。当时对镜子的颂诗，铸镜的技术，以初唐和盛唐为最佳，中唐以后停滞，晚唐则趋于退化。”（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唐镜铭文多是四句五言，八句四言次之，也见有六句四言和二句四言的，这与唐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诗的繁荣为铜镜铭文带来了丰富的素材，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呈现出浓郁的盛唐景象。 8.纹饰。唐代铜镜在纹饰上不但继承了前朝铜镜的传统，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以神兽类为主要装饰纹样，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缺乏创新，缺少多样化。四神规矩镜为汉魏晋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镜种之一，四神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认为四神乃“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是作为神灵的化身出现的，神秘、威严、庄重是其风格特点。四神的出现和道家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唐朝建立以后，李氏皇族奉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先，将道教视为国教，使道教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以四神作为装饰题材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装饰在铜镜上，在墓志边饰和陶俑组合等方面的运用也非常广泛。在墓志装饰方面，朝阳博物馆收藏的许多唐代墓志都刻有四神图像，例如：（1）朝阳市纺织厂北唐墓出土的“隋建节尉汲加朝散大夫王君墓志铭”（朝阳博物馆：《朝阳纺织厂唐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第365页），于盝顶形志盖四坡面刻四神，墓主王君葬于龙朔元年（661年）;（2）“大唐故人张君之墓志”（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唐张狼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四坡面阴刻四神，张狼于上元三年（676年）下葬;（3）朝阳重型机械厂出土的“大唐营州王君墓志铭”（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四坡浮雕四神图，墓主王德于唐仪凤四年（679年）下葬;（4）“大唐故杨君墓志之铭”（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出土于朝阳市西梁珍珠岩厂，志盖四坡阴刻四神，墓主人杨律葬于垂拱元年（685年）;（5）朝阳农校院内出土的“大唐果毅将军之志”（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朝阳唐骆英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盖四坡阴刻四神，志记载墓主人骆英葬于大周长寿二年（693年）;（6）“大唐骆府君墓志之铭”（蔡强、于俊玉：《朝阳唐代骆本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志盖四坡也刻有四神，骆本葬于大周长寿二年（693年）;（7）朝阳县西大营子公社河南大队的高英淑墓志（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编者误记“唐延载元年”为738年），盖也于四坡阴刻四神，墓主高英淑葬于延载元年（694年），以上7方志盖四坡均雕饰有四神图案，在时间上自661-694年，即7世纪中晚期，属于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时期，可见此时以四神图案作为装饰纹样还是相当流行的。除此之外，以瑞兽代替四神为主要纹饰的瑞兽镜也比较盛行，此时的瑞兽不能确指是哪一种，如西上台大队出土铜镜的瑞兽纹饰，似狮、似龙、似狐，瑞兽亦由南北朝时的静态趋于向动态发展，但初期在布局上仍比较拘束谨严， “规矩配置”和钮外配连珠纹等都是从汉代以来铜镜中经常出现的传统因素。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初唐时期瑞兽镜仍配置有铭带，至盛唐时各种植物纹样纷纷登场，铜镜内区、外区的分界已经渐趋于消失，使得瑞兽的空间变得宽敞、自由，且瑞兽较之以前更加生动活泼，形象日渐丰满。
唐高宗麟德元年出现了瑞兽葡萄纹铜镜。葡萄，汉又作蒲桃，原本是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种子，《前汉书》卷九十六记载： “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日： “今北道诸州归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此后纺织品上开始出现了以葡萄作为装饰的纹样，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说的就是葡萄纹饰。到了唐代，唐人认为葡萄能令人健壮、益气强身、延年益寿，加上葡萄藤叶茂盛，翠绿喜人，其果实繁密、晶莹透亮，惹人喜爱，因此，将葡萄枝叶纹作为装饰纹饰，并赋予了长寿、多子、富贵等吉祥寓意，施肩吾的“朝织葡萄绫”，白居易的“带缬紫葡萄，袴花红石竹”，李端的“葡萄长带一边垂”等都是形容丝织品上的葡萄纹。高宗时期的铸工们将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铜镜纹饰，瑞兽葡萄镜一时成为最引入注目的镜类，以上26面铜镜中带有葡萄纹镜就占了近1/3，编号8、10、11三件铜镜出土于朝阳市中心市场唐M9， “出土的铜镜是唐代中期的习见之物”（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1页）。此时，纯粹的瑞兽镜已经从铜镜的主要纹饰中渐渐淡出，退居于从属地位，以走兽类动物纹为主体的装饰纹样逐渐被以禽鸟和花卉植物的装饰题材所取代，飞鸟花枝花卉纹铜镜应运而生，很快流行起来。
唐代铜镜上的卷草、瑞花、株花等以“S”形卷藤骨架的形式来表现，枝叶回转随意翻卷，花叶造型接连掩映，依镜的形势灵活变幻，绝无重复，非常有利于气势和情感的抒发，成为铜镜纹饰的主要题材之一。有学者指出，“盛唐以后，花草枝叶类纹饰逐渐摆脱了从属、点缀地位，而一跃成为主体花纹，涌现了包括宝相花、花枝镜在内的瑞花镜等主要以花草纹饰的镜类，这些镜子以其艳丽华美的风格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镜类之一”（昭明、洪海：《古代铜镜》，中国书店，1997年，第39页）。可以说唐代的铜镜纹饰处在由瑞兽→瑞兽葡萄→瑞兽花草→飞鸟花草→花草枝物纹饰转变阶段，诚然，铜镜纹饰由瑞兽向禽鸟、花卉植物的演变是与整个唐代装饰纹样图案的演变趋势一致的， “自晋魏到隋唐的过程中，敦煌图案的纹样，早期是以几何形及动物形象为主，渐渐演变到唐代而以植物的形象为主”（常书鸿：《谈敦煌图案>，《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这种演变一直影响到后世，在宋、辽时期的铜镜上出现了大量的植物花卉、飞鸟的图案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唐代铜镜开了花草植物纹样作为主要装饰题材的先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铜镜介绍
（一）四神纹镜
1.“秦王”铭四神規矩纹镜1件。1977年12月于朝阳县七道泉子公社公皋大队出土，出土时已经残碎并部分缺失。镜圆形，镜钮及钮座形状已不详。镜背以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呈双弦纹凸起。内区布局作规矩配置，所谓规矩配置“即由大方格和V纹分成四区，每区布置四神各一”（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从此镜残存的图案来看，钮外以双线构成方形格，格外仅存一完整的虎纹和龙、蛇的部分图案，推测应为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镜钮为中心于方格外等分排列，各据一方。高圈带内侧边缘现存双重的V形符号四个，即四规，与方框的四角相对，规内饰有草叶纹。外区为铭文带，为右旋读四句五言诗“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俗欲照胆，特是自朋心”。现仅存楷书16个字。镜边缘斜立，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图1）。镜面背呈银灰色，镜钮座周围残存铁锈痕迹。镜直径17.1厘米。
铭文为“秦王”的铜镜目前见诸报道非常少，见于发表的有：
（1） 1979年在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二股流一队江边出土1件（张雪岩：《吉林集安出土的古镜》，《文物》，1986年第6期），内区无规矩纹，饰四只绕钮奔驰似狐的瑞兽，间饰以花草，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持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口自明心。”被定为唐代武德以后。
（2）河南省洛阳岳家村415号唐墓出土1件（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内区无规矩纹，钮座外四骏马呈奔驰状，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
（3）山东省滕州博物馆收藏1件（葛海洋：《鉴容正仪光照千秋》，《理财收藏》，2018年第4期）。镜内区无规矩纹，饰四只“功狗”绕钮追逐，外区为铭文带，年代定为唐。
（4） 1986年在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出土1件（杨清秀等：《介绍几面馆藏铜镜》，《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内区规矩配置，四只瑞兽奔驰于规矩四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赏得秦王镜，持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口自朋心。”年代被定为初唐。
（5）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53页），月宫葵花镜，左面为桂树，右面为玉兔执杵臼捣药，钮下为蟾蜍。外围铭文带三圈，有“秦王之镜，照胆照心，……吾今为之造此镜……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等字样。
上述6件“秦王”铭铜镜进行比对，朝阳博物馆藏秦王镜与集安、洛阳及滕州的完全不同，集安等镜无规矩配置，所饰的四兽更像是奔马、“功狗”等，而与河南新乡北站出土的铜镜在纹饰上极为相似，均为四神，在纹饰布局上明显具有汉规矩镜的特点，四神体态也较汉魏时期略显丰腴，应为初唐镜。上海博物馆藏月宫葵花镜虽非瑞兽纹，但铭文中的“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则表明“秦王”铭镜自初唐直至盛唐时期仍有铸造。
另外，铭文“特是自明心”缘何写成“特是自朋心”？究其原因，应与唐代文书避讳制度有关，唐讳包括庙讳、御讳、太子讳、官讳和家讳。武则天称帝后，避讳逐步升级，还出现了外戚讳。除避正名外，还避偏旁。则天皇帝本名武照，后自造“曌”为名， “曌”由上“明”下“空”组成，工匠在书写时按制规避，故将“明”写作“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镜年代应为武则天时期。
（二）瑞善纹镜
2.四兽纹镜1件。1963年7月朝阳市南门外取土场发现。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座外两周圆弦纹与钮座间隔一周16枚小乳钉纹。弦纹外等距饰有四只兽首，昂首向上。其外以浮雕似龙、似虎四只瑞兽为主题纹饰，四兽依次布局，昂首、曲颈、躬身、长尾，尾端或向上钩，或向下卷，空地随意布置着祥云纹，四兽于细云间做奔走状，极富动感。近缘处为三周双弦纹，间饰连续排列的∞形曲线纹带和小三角形锯齿纹饰带各一周。窄平沿，缘边向内翘呈斜坡状（图2），镜面、背呈银灰色，略有锈蚀。直径14.7厘米。
3.“仁寿”铭瑞兽纹镜1件。残缺多处。镜圆形，半球形钮，从残存图案分析钮座应为八瓣莲花式，花瓣外为一周栉齿纹，外连接一周细小的连珠纹。镜背以高圈带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呈双弦纹凸起。内区在连珠纹带外饰数只瑞兽，体态弯曲，以祥云纹填地。外区为铭文带和龙凤纹带各一周。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八句四言诗，共计32字铭文“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彩，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铭文首尾间有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相隔。其外隔一周小三角形锯齿纹饰、数只体态伸展的龙、凤纹，龙凤间饰以草叶纹。边缘斜立，缘内饰三角锯齿纹、一形纹各一周，一形纹呈连续不断、波浪起伏式排列，波谷间饰几何纹（图3）。镜直径23.4厘米。
类似带有“仁寿”二字铭文的铜镜目前也有多例发表，如下：
（1）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仙山并照”四神纹镜（辽宁省博物馆：《净月澄华》，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1件。内区呈规矩配置饰四神图案，外区为铭文带： “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彩，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并认为“或与隋朝初并天下有关”，年代定在隋唐。 （2）河南洛阳龙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墓（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00页）出土的瑞兽十二生肖镜，内区浮雕六兽，似狮似虎，形态各异。外区楷书铭文带一周： “四言：淮南起照，仁寿传名。缘玉斯表，熔金勒成。时雍炎晋，节茂朱明。爱模鉴澈，用凝流清。光无亏满，叶不枯荣。”其外为浮雕十二生肖图像，镜缘饰连云纹，年代定为初唐。
（3）《博古图录》收录四神十二生肖镜1件，内区四神各据一方，四神间饰以四规，外区为铭文带： “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扬州总官府造青铜镜一面，癸来年元正朝贡，其铭日上元启祚，灵鉴飞天，一登仁寿，子万斯年。”（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铭文带外浮雕十二生肖。
关于铜镜铭文“仁寿”二字，有学者认为或与隋文帝杨坚“仁寿”年号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指魏宫仁寿殿及其所悬之大方铜镜， “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二寸立着庭中”（王士伦：《谈谈我国古代的铜镜》，《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徐殿魁先生根据“一登仁寿，子万斯年”镜铭认为铭文中‘仁寿’二字已成吉语，其意应引申为长宜子孙（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01页）。
观察以上铜镜，朝阳博物馆仁寿镜铭文与辽宁省博物馆四神镜铭文完全相同，所饰瑞兽较辽博四神镜所饰四神更丰腴也更灵动些，兽的形态有从瘦长向丰腴转化的趋向，符合初唐镜的特点。《博古图录》收录的四神十二生肖镜铭文记载扬州总管府于武德五年（623年）铸造一面“仁寿”铭镜，也表明了“仁寿”镜的流行时间。
4.“照日”铭瑞兽纹镜1件。镜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以高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呈双弦纹凸起。内区浮雕四兽似狼似狐，做奔跑、腾跃姿态，空地衬以花草。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四旬五言绝旬： “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冒整，妾映点庄成。”镜边缘斜立，近缘外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呈银白色，锈蚀严重、残缺。直径10.8厘米。
5.“照日”铭瑞兽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孟克乡西上台大队第五生产队出土。镜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镜背以高圈带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内区饰浮雕四兽，兽似狼似狐，做绕钮奔驰状，空地衬以花草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四句五言绝句：“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冒整，妾映点庄成。”铭文首尾以一枚小乳钉相隔。镜缘斜立，近缘处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图4）。镜呈银白色，光可鉴人，背略有锈蚀。直径9.6厘米。 据孔祥星、刘一曼先生研究“照日”铭瑞兽镜主要流行于唐武德至高宗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三）龙凤瑞兽纹镜
6.“盘龙”铭龙凤瑞兽纹铜镜1件。1972年1月朝阳市珍珠岩厂唐杨律墓出土。圓形，半球形钮，十二瓣花式钮座，座外一周栉齿纹向外辐射，外连接一周细小的连珠纹。高圈带内侧饰栉齿纹和三角形锯齿纹各一周，内区以四枝对称的莲花将纹饰分成四区，区内分别饰龙、凤及瑞兽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楷书右旋读八句四言诗： “盘龙丽匣，凤舞新台。鸾惊影见，日耀花开。团疑璧转，月似轮回。端形鉴远，胆照光来。”铭文首尾相接处以由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相隔。近缘处饰栉齿纹、波浪起伏的一形纹各一周，于波谷间饰忍冬纹和几何纹。镜缘呈斜坡式，镜面微凸，呈银灰色，有光亮，光可鉴人（图5）。直径19.9厘米。据杨律墓志（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记载， “以垂拱元年十月十三日葬于威州城西北三里平原”。“垂拱”虽然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实际上是武则天操纵朝政。 “垂拱元年”即公元685年，表明此镜年代应不晚于垂拱元年，即应为武则天时流行铜镜之一，为盛唐镜。
（四）瑞兽葡萄纹镜
瑞兽葡萄镜又称为海马葡萄镜、禽兽葡萄镜等，主要形制为圆形，主题纹饰由四、五、六只瑞兽加葡萄蔓枝叶实组成，也有内区不饰葡萄纹，而在外区饰葡萄纹加长尾鸟、蜂蝶、蜻蜓或龙、凤纷纷出场，竟相雀跃。
7.瑞兽飞鸟葡萄纹镜1件。2006年9月朝阳市纤维厂唐墓M6出土，出土时已残破。圆形，半球形钮，六瓣花式钮座，镜背以双重小三角形锯齿纹的高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浮雕五只瑞兽，首尾相接，互相追逐，有的背部似长有一双鸟羽状翅膀，兽外空地饰细小流云，五兽好似在云中奔跑。外区饰六串葡萄蔓枝叶实呈S形布置，间饰五只飞鸟。缘内侧置双重大小三角锯齿纹带（图6）。直径12.1厘米。
8.瑞兽飞鸟葡萄纹镜1件。1992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2页）。镜圆形，半球形钮，六瓣花式钮座。镜背以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的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钮外饰五只绕钮的瑞兽，兽似狮似虎，或昂首，或回首，或低首，或侧首，或平首，长尾上扬，前爪弯曲回勾似抓物，做首尾追逐奋力奔跑状，兽背部两侧有鸟羽状物，瑞兽似长了一对翅膀，加之兽体两侧饰细流云，使之好似飞奔于流云之间。外区饰六株葡萄蔓枝叶实呈S形布置，葡萄果粒饱满，枝叶柔长，葡萄卷须呈螺旋状卷曲，其中五株葡萄旁饰五只长尾鸟，或展翅飞翔，或啄食葡萄，或口衔枝条，形态各异，生动逼真，图案立体感极强。边缘斜立，缘内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呈银白色，略有锈蚀。镜体厚重，镜缘尖翘（图7）。直径11.9厘米。
9.瑞兽葡萄纹镜1件。1987年8月朝阳市第二三四医院门诊部唐墓出土。镜圆形，由于残缺，钮及钮座形制不详。镜背以高圈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残缺，以葡萄蔓枝叶实为地，上饰瑞兽纹。外区亦以葡萄蔓枝叶实纹为地，饰伸展的龙纹和凤纹，龙凤相间。内外区葡萄颗粒饱满，卷须呈螺旋状。镜缘斜立，近缘处饰一周缠枝卷草叶纹带呈一形连绵不断（图8）。镜呈银白色，直径18.1厘米。该镜纹饰精美，制作精致，虽残缺严重，仍不失为唐镜精品。 10.狻猊葡萄纹镜1件。1997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圆形，蛙形钮，蛙双眼圆睁，头向前伸，四肢匍匐，身体拱起，身下有长方形穿孔。镜背以一周单齿纹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外四周对称饰四只高浮雕的狻猊，狻猊外饰以九枝葡萄蔓枝叶实。狻猊头硕大，面部圆形，昂首向上，曲体卧伏，长尾或上扬，或卷曲，有的将两三枝葡萄枝抓在手里，有的用手抓着葡萄，还有的在用手拨开枝叶，四肢或抓或蹬，姿态各异，均攀爬于葡萄蔓枝间做逐戏状。外区饰飞鸟共9只，有的展翅飞翔，有的合拢羽翼，有做站立姿态，有的啄食葡萄，有的憩息于叶，形态各异，飞鸟间饰葡萄蔓枝叶实。镜缘厚重作尖翘，边缘斜立，近缘处饰弦纹一周，其内饰53朵祥云纹密布一周。镜呈银白色，光可鉴人，略有锈蚀（图9）。直径9.9厘米。此镜纹饰枝条柔长而舒展，果实丰硕而饱满，生动活泼的瑞兽，各式纷飞的禽鸟，加之镜缘细密的云纹，使得整个画面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11.狻猊葡萄纹镜1件。1997年6月朝阳市中心市场唐墓M9出土。圆形，蛙形钮，蛙张嘴，头向前伸，四肢伏地，似乎马上就要一跃而起，隆起的腹部下具半圆形穿孔。镜背以一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上无纹饰。内区于钮外四周对称饰四只高浮雕的狻猊，其外满饰葡萄枝叶纹。狻猊面部似猴，背部有扇形短直线纹似鱼鳍状，曲身细长尾，于葡萄枝叶间或抓、或蹬，姿态各异，做攀爬葡萄蔓枝状。外区以葡萄蔓枝叶实纹为地，饰六只展翅飞翔的飞燕，间饰蜻蜓、蛱蝶等，生动活泼，形态各异。镜缘厚重作尖翘，边缘斜立，缘内饰76朵叠云纹带密布一周（图10）。镜呈银白色，有绿锈。直径11.3厘米。该镜背纹饰葡萄颗粒饱满，枝叶相互缠绕柔长呈S形，内外区纹饰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
12.狻猊葡萄纹镜1件。1972年11月于辽宁省朝阳县二十家子公社何家窝铺大队前窗户辽墓出土。镜圆形，伏兽纽，兽四肢伏地做伏卧姿，尾背拱起处具穿孔，尾短小、弯曲。镜背以高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钮外六只狻猊，狻猊头部硕大，曲身，长尾微扬，四肢伏于葡萄蔓枝做攀爬状。葡萄蔓枝呈S形伸枝展叶、盘互交错，葡萄颗粒饱满，清晰可见。外区饰十二只飞舞的长尾鸟，每三只为一组，以葡萄枝叶相隔，鸟长尾弯曲，或头向缘，或头向钮，均做展翅飞舞状。葡萄纹旁饰蛱蝶，蝶展双翅做飞翔状。边缘斜立，缘内饰一周对称的五叶草纹57株密布一周，五叶草间饰小圆点纹（图11）。镜呈银白色，略有锈蚀，出土时裂为三块，已复。直径17.5厘米。该镜所饰葡萄枝叶柔长，果实饱满，狻猊、长尾鸟活泼生动，整个镜背纹饰繁而不乱，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动态画面，极具魅力。
据孔祥星先生研究，瑞兽葡萄纹镜开始流行的时代其上限应在唐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瑞兽葡萄纹镜中的图案都含有吉祥的寓意。燕子于古诗中多有赞咏，如“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句，被看成是爱情的象征;古人亦常作诗咏赞蛱蝶，如“復此从凤蝶，双双花上飞。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违”，为喻同心之意;受东汉神学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认为只要能“羽化”或乘上翼兽，人死后就可以升天成仙，因此在瑞兽身体两侧加上翅膀，以希冀主人死后骑乘翼兽能够升天成仙。狻猊，按《说文》曰：“婋，狮子也。”《尔雅》日：“狻猊如虥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按文献记载，狻猊即狮子，是由印度通过西域传人唐朝的。在佛教中，狮子被称为枲伽、僧伽彼，不仅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坐骑，还是佛的化身，《大智度经》卷八日：“又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外道中，一切降伏，故名人中狮子。”表示佛有大的威力，能降伏一切，无所畏惧。佛的说法为狮子吼，《过去现在因果论》卷一曰：“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提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纹饰在汉以前的铜镜中从未出现过，是随着佛教的传人而兴起的。可以说，瑞兽葡萄纹镜的出现是唐王朝接纳西域文明之风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五）鸾鸟葡萄纹镜
13.鸾鸟葡萄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唐墓出土。镜圆形，伏兽钮，兽首微扬，四肢伏地做伏卧状，脊背隆起下具穿孔。镜背高圈带呈双重弦纹凸起，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饰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绕钮飞翔，鸾鸟外饰葡萄枝蔓叶实纹。外区饰葡萄枝蔓叶实五组呈一形“三道弯”式，每组葡萄果粒、葡萄实叶及飞燕各一置于“弯”内。葡萄颗粒饱满、叶脉清晰，飞燕展翅飞翔。边缘斜立，缘内饰一周三角锯齿纹带（图12）。直径9厘米。该镜以鸾鸟为主，以葡萄藤蔓为辅，花形饱满，叶脉旋转，纹饰繁而不乱，极具装饰效果，充满了生活气息。
据徐殿魁先生研究，鸾鸟葡萄纹铜镜“最受青睐的时期集中在武则天长寿年间至玄宗开元时期，亦即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
鸾鸟葡萄纹铜镜与瑞兽葡萄纹铜镜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果把瑞兽葡萄纹镜的瑞兽换成是鸾鸟，即是一方完美的鸾鸟葡萄纹铜镜。瑞兽葡萄纹铜镜主要流行于高宗、武则天时期，而鸾鸟葡萄纹是玄宗时期最流行的纹饰之一。假设将鸾鸟葡萄纹镜的葡萄换成花枝，则成为一面典型的雀绕花枝镜，可见雀绕花枝镜与鸾鸟葡萄纹镜亦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六）葡萄蔓枝纹镜
14.葡萄蔓枝纹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东三家唐墓出土（张洪波、贾宗粱：《辽宁朝阳五座唐墓》，《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圆形，宽桥形钮，八瓣莲花形钮座。直径9.5厘米。
15.葡萄蔓枝纹镜1件。圆形，半球形钮，八瓣莲花式钮座。锈蚀严重。直径9.4厘米。
16.葡萄蔓枝纹镜1件，1975年5月朝阳县八里堡菜窖2号墓出土。镜为圆形，宽桥形钮，八瓣莲花形钮座，每片花瓣边缘内凹。直径9.5厘米。
三面铜镜纹饰相同。以斜立高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圈带内侧饰栉齿纹一周。内区饰5枝葡萄蔓枝叶实纹呈f形，葡萄颗粒饱满，枝叶肥大几乎与葡萄大小相当。外区饰一周忍冬纹带饰呈一形，波浪起伏连续不断，边缘斜立，缘内饰云朵89朵、栉齿纹各一周（图13），镜面、背呈银白色。 前述三面铜镜无论大小、纹饰布局都基本一致，类似铜镜在朝阳衬布厂唐M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市衬布厂历年清理的9座唐墓出土文物》，《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河南偃师杏园李珣墓都有出土，衬布厂M3的年代据考证“下限为8世纪中期”、李殉墓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据徐殿魁先生研究“这类镜应出现于玄宗开元以前，主要流行于盛唐及中唐”（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14页）。
（七）瑞兽花枝纹镜
17.狻猊花枝纹镜圆形，伏兽钮，兽首略向上扬，四肢伏卧，体态丰腴，肢体结构明显，肢爪颈健，背脊高耸下具穿孔，尾较直。无钮座。斜立高圈带将镜背分成内外两区，高圈带无纹饰。内区有四只狻猊，浮雕感很强，头硕大，半圆形双耳，耳后短直线发呈扇形向后梳，双目圆睁.张口露齿，神态刻画传神，目光炯炯有神。背部饰扇形短直线纹似鱼鳍状，纤毫毕现。体态丰腴，呈曲体伏卧状，昂首向上，尾卷曲，姿态各异，或攀或爬或抓住枝藤嬉戏，其外空隙配以折枝莲花枝，花枝作[形布置。花瓣、叶肥厚敦实，枝干不是真实、通直的，而是以道劲有力的“S”形结构来表现。外区以一只飞鸟、一株葡萄、一花枝为一组图案，其六组，飞鸟分别为鸳鸯、鸾凤和飞燕，或展翅飞翔，或立于枝叶，或回首，姿态各异，葡萄果实饱满、枝叶硕大。边缘斜立，缘饰38朵流云纹密布一周（图14）。直径9.6厘米。
如果将折枝莲花枝换成葡萄蔓枝叶实，那么此镜当是一面非常完美的狻猊葡萄纹镜，可见二者间的承继关系。
（八）飞鸟花枝纹镜
馆藏飞鸟花枝纹镜共3件，均为菱花形和葵花形，所饰飞鸟均呈双数，呈对称布置，鸟外饰对称花枝，镜背的内区和边缘都饰有小簇花，后期雀鸟消失，仅存花枝，被称为花枝镜，有四簇、六簇、八簇不等，花枝造型有渐趋饱满、向圆团形发展的趋势。
18.双鸾衔绶纹葵花镜1件。镜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素面圈带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左右饰一对鸾凤，鸾凤夹钮相对，口衔绶带，绶带上飘，双翅舒展，鸾羽上扬，脚踏在盛开的折枝莲花上作舞姿，形象俊美，婀娜多姿。钮上方配置一对飞翔的雀鸟，共衔一条绶带，钮下饰一对鸳鸯衔吻在一起。外区依葵花形八瓣缘内共饰两组纹样：一组是一枝折枝牡丹花枝，花旁一只蜜蜂;另一组是一枝折枝莲花枝，旁边一朵祥云，两组纹饰相间环列。镜边缘斜立，窄平沿（图15）。直径16.3厘米。此镜双鸾脚踏莲枝，姿态轻盈柔美舒展，动态十足，线条流畅，铸作精美，整体纹饰布局对称而活泼，犹如一幅盛唐时代的花鸟画。
玄宗开元年间盛行用花绶祝寿，使得鸾鸟衔绶纹饰流行起来。唐诗中有许多精彩的描述，如“双双衔绶带，两两度桥人”，“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 “曾见双鸾舞镜中，联飞接影对春风”等，“绶”谐音“寿”，口衔绶带寓意吉祥富贵，长命百岁。镜中的鸾，乃“赤神灵之精也”，传说中凤凰的一种，在中国古代和龙纹一样，有着吉祥和平、幸福美满的含义，古人用鸾凤和鸣来比喻夫妻感情和睦。鸳鸯，唐朝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咏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表明在唐人心中，鸳鸯与美好爱情息息相关，被看作是爱情的象征;莲，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纯洁、清廉，亦是佛教之圣花;牡丹，宋人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唐代视牡丹为国花，象征着吉祥幸福、繁荣昌盛，也是文人劲骨刚心、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的写照。因此这类图案在唐代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窟、建筑等装饰上十分流行，在唐纪年墓中也多有出土，“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墓、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和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合葬墓、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墓、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墓中都出土了对鸟镜，证明这类铜镜流行于盛唐、中唐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154页）。
19.雀绕花枝纹菱花镜1件。1976年1月于朝阳镇南马厂五队出土。镜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钮，钮外以圈带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纹饰布局系四只雀鸟同向排列绕钮翻飞，鸟首微扬、伸颈，展双翅，短尾，做飞翔状，四雀鸟间饰以四枝并蒂花枝。外区菱花形镜缘内又饰以蜂、蝶、花枝各四组，蜂、蝶均做展翅飞翔状。镜面所饰花枝有叶有苞，内区、边缘纹饰相映成趣，画面简洁清新。镜质地光亮细腻，呈银白色略泛黑灰，镜背有黑漆，部分锈蚀，窄平沿，斜缘边（图16）。直径11.6厘米。
雀绕花枝镜是唐镜中最为绚丽的镜型之一，主题纹饰是禽鸟和花枝，是将花朵、花枝与飞燕、雀鸟等协调地搭配在一起，代替了原来的葡萄果、葡萄蔓枝与瑞兽的组合，成为新的纹饰组合。
20.飞鸟纹葵花镜1件。朝阳市师专唐墓出土。镜呈八曲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以素面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于钮外饰四只飞鹤，鹤展双翅做绕钮飞翔状。外区依葵花形八瓣缘内分饰蜜蜂与花草纹样。窄平沿，斜缘（图17）。直径11.5厘米。镜面多处锈蚀。
（九）鸾凤纹镜
21.鸾凤纹葵花镜1件。朝阳县农机厂金墓出土。镜呈八曲葵花形，桥形钮，无钮座。主题纹饰为一只凤鸟，凤纹占据镜体大部，头顶羽冠作翩翩起舞姿态，凤曲颈呈S形，回酋.双翅舒展腾空，尾羽弯曲上扬，丰腴自然，体态舒展，凤左爪抓地，右爪弯曲回勾、右腿微抬，双腿粗壮有力，窄缘边凸起（图18）。纹饰清晰，铸工精良。直径16.8厘米。
（十）瑞花鏡
22.“菱花”铭菱叶纹铜镜1件。1980年7月朝阳市肉联厂一号唐墓出土。圆形，半球形钮，圆饼式钮座。镜背面高圈带饰以斜立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饰浮雕11束卷曲菱叶纹，每束菱叶纹由五条枝叶组成，其中第一、五条枝叶分别为前、后束菱叶纹的第五、第一条枝叶，这样每束菱叶纹看似是独立的，实际上11束菱叶纹又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枝叶尖端向同一方向弯曲，表现了动感。叶纹秀丽柔健，细腻利落。外区铸有“镜发菱花，净月澄华”八字右旋楷书铭文，每字间饰有九圈点组成的八瓣形小花。其外饰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镜缘尖翘。直径9.2厘米。此镜含锡量较高，表面光滑，有极强的亮光，至今仍光可照人（图19）。据孔祥星先生考证，“镜发”铭镜主要流行于唐武德至高宗时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23.菱花纹葵花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出土。六瓣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钮外等距饰三朵四瓣菱花，中间以圆点外加一周圆作花蕊。宽平沿，边缘斜立（图21）。直径5.4厘米。
“这种花朵的图案，取材于菱花，菱为水生，叶浮于水面而张开，喻镜之明净如水”（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59页），以菱花为纹饰的铜镜在唐代并不多见。
24.“大吉”铭宝相花纹镜1件。2003年朝阳市纤维厂唐孙道墓出土。镜圆形，半球形钮，钮外饰双线弦纹为八尖瓣花式钮座。背以高圈带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带内侧饰小三角形锯齿纹带和栉齿纹带各一周，呈双弦纹凸起。内区环绕钮座饰六个圆圈状团花纹饰，每一朵团花由六瓣喇叭状花瓣及卷叶纹样组成，中间饰七圆点为花蕊，花瓣外围以细密栉齿纹外接连珠纹再围圆形成团花。每两团花间隙处填以对称的忍冬卷草纹及图案化花卉，叶纹极其精细，排列亦极规整。外区为楷书铭文带，铭文右旋读六句四言： “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迥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零。”“零”与“光”首尾相接处以两小乳钉间“大吉”二字相隔，共计26个字。铭文外侧饰栉齿纹带一周、三直线组成波浪状纹间小乳钉纹带一周。镜面微凸，呈银白色，光可鉴人，此镜制作极其精致，实为唐镜精品（图20）。直径22厘米。据墓志记载，孙道于“大唐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壬辰朔十一日壬寅葬子营州城南五里”（孙道墓志现藏于朝阳博物馆），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表明了此镜的流行年代为初唐至盛期。
此镜心图案与上海博物馆藏练形团花镜、照心团花镜（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67、68，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西安东郊韩森寨551号初唐墓出土的玉匣铭团花镜及洛阳伊川白沙岭唐墓出土的“灵山”铭团花镜（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14页）纹样几乎完全相同，陈佩芬研究认为： “此类图案，出于艺人对生活的感知和想象，提炼于大自然的花朵。这种花朵，当属于宝相花的一类或其衍生。……从此，神人神兽一类的纹饰，完全被佛教的宝相花和其他较为现实生动的纹饰所代替了。”（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25.六瓣团花纹葵花镜1件。1972年5月朝阳市韩贞墓出土。铸制，镜呈八曲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钮外饰两种六朵不同形花瓣相间排列，其中一种为六尖瓣莲花，花瓣顶缘尖，中间有7个小圆点、外加一圆圈表示花蕊;另一种为六凹瓣蔷薇花，花瓣顶缘内凹，中间饰7个小圆点表示花蕊。窄素缘，镜出土时残破，镜背部分锈蚀并有黑漆。镜呈银白色，含锡较多（图22）。镜直径15.2厘米。该镜出土于韩贞墓（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墓内发现有墓志，记载韩贞于唐“天宝三载甲申闰二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迁窆于柳城郡西北原”。 “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天宝三载即公元744年，表明该镜的主要流行年代应为盛唐前后。
（十一）唐代的新工艺——银壳金花镜
26.银壳金花鸟兽葡萄纹八角镜1件。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出土。镜八角形，背嵌银壳、鎏金，置拱腰蟾蜍钮，无钮座。自钮向外伸出四株葡萄蔓枝叶，每株三枝三叶，至近缘处以叶相连，衬以细密鱼子纹为地。钮左右饰一对鹊鸟，一鸟回顾栖于枝上，一鸟嘴衔葡萄枝;钮上下饰两兽攀缘花枝做奔驰状，兽形状似狮子，回酋，曲身，尾上扬，二鸟二兽以枝蔓为界。边缘斜立，镜缘隆起平沿（图23）。直径6厘米。镜背鎏金已多失，有锈蚀。
“此镜的尺寸很小，当是妇女背袋中的临时化妆用品。镜背镶嵌的银壳鎏金，在当时是属于珍贵的器具。”（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8页）因在银壳上鎏金，又被称为银壳金花镜，此类镜共同特征是：铜镜周边向上隆起而中间下凹，将錾出细密花纹又修剪成形的银箔嵌入下凹处，银箔以鱼子纹为地，制作出花纹，突起的采用压印，阴线的为“錾刻”，是金银细作工与铸工相结合的产物。
此鏡鎏金、饰鹊鸟，唐代称为“金鹊镜”。鹊为瑞鸟，鹊呜叫有灵鹊报喜之意， “明明金鹊镜，了了玉台前”“破颜看鹊喜，拭泪听猿啼”描述的就是这种镜子。由于它寓意吉祥，加之花纹清晰满密、制作精巧又金光灿灿，极其华美，因而备受时人青睐。《旧唐书》记载：唐玄宗的寿诞在八月初五，开元十七年定寿诞日为千秋节，第二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可见其佳品已作为皇帝对四品以上大臣的赏赐之物。
此镜与河南偃师唐玄宗二十六年（738年）杏园李景由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出土的银壳金花鸾鸟瑞兽纹菱花镜无论大小、纹饰上都十分相似，但形制略不同;除银壳鎏金外，其形制、纹饰均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河南偃师杏园宋祯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出土的二鸾二兽镜相似，应为同期，主要在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流行。目前见于著录的还有1989年陕西西安市郊国棉五厂住宅小区65号唐墓出菱花镜、1992年陕西西安东郊出菱花镜、河南洛阳关林307号唐墓出菱花镜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银背鎏金鸟兽菱花小镜（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48页）等，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1件银背金花镜（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28页），直径超过44厘米，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一面。银背镜目前遗存数量不多，出土的仅10余面，足见银背镜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铸造的。
从此镜的纹饰看，与鸾鸟瑞兽镜和瑞兽葡萄纹镜也有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
为便于叙述，根据朝阳博物馆藏唐镜的特点列表如下：
一、一点认识 隋唐时代结束了南北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国家实现了统一。唐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人们生活安定、富足，声名远播，万邦来朝，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唐政府在今朝阳设置的营州总管府及以后的营州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就是为“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而设置的，著名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可通达西域，朝阳正是此路上的一个点，因此朝阳交通可谓四通八达，与四方贸易交往频繁，这一点从朝阳境内出土的大量唐代器物可得到证明。朝阳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铜镜均出土于境内，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镜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基本一致，给人以清新、华丽、优雅、绮丽的美感，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感，为中国古代铜镜史上的顶峰之作。
1.馆藏唐代铜镜的分期。按孔祥星先生研究将唐镜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1）初唐：自唐建国至高宗弘道末年（618-683）;（2）盛唐：自武则天光宅元年至唐玄宗开元末年（684-741）;（3）中唐：自玄宗夭宝元年至德宗贞元末年（742-805）;（4）晚唐：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昭宣帝天祜末年（806-907）。由于“朝阳地区在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以后，即被契丹所占领，随着中原势力的退缩.这里已看不到与中原相似的唐墓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第69页），所以朝阳地区唐墓年代最晚在安史之乱之前，即中唐前阶段。前述26面镜，经过与相似铜镜对比分析，基本上都属于初唐和盛唐的，少见中唐镜。
2.色泽。上述几件铜镜在颜色上基本上都呈银白色并且纹饰非常清晰，有的现在仍光亮如新，这是因为工匠在制镜时，在铜质的合金中添加了铅和锡的成分，有关资料记载，唐代铜镜铜含量在66.67%以上，锡铅含量之和则在30%左右，加锡既可以增加铜镜的硬度，又可以使铜镜的光泽度大大增强;而加铅的作用不但使得铜镜表面匀整，而且利用铅在冷却后不收缩的特性，使镜背纹饰更加完整清晰、纤毫毕现。不仅如此，有的铜镜镜面微凸，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物体被照到的面积。沈括说：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入面，仍复量鉴之大小、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212页）表明唐代工匠已懂得镜面曲率与镜成像大小之间的关系。
3.形制。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前述26面铜镜中，圆形镜19面，花式镜6面，八角形镜1面。圆形镜数量最多，表明唐代铜镜在形制上仍是以圆形为大宗，但这种传统形式已被打破，首创了花式镜和八角形镜等，形式各异的铜镜开始出现，铜镜的种类大大丰富起来。花式镜多为八瓣花式，少见六瓣花式，包括菱花形镜和葵花形镜，菱花形镜的镜边设计成似菱花的图案形，葵花形镜的镜边作连弧近乎葵花的图案形，花式镜和花卉、花鸟等主题纹饰相结合，愈加自由舒展、清新华丽。
4.镜钮与钮座。镜钮也称镜鼻，是镜背中央的最高点，中间有孔，考古发现有的镜钮部发现有铁锈痕，也有的镜钮中穿有铁线，是用来将镜子悬挂在支架上或墓室顶部，现在某些农村地区还有在房屋正门上方悬挂镜子的，其意用来辟邪。统计表中26面铜镜，半球形镜钮16件，占比61.5%，伏兽钮6件，桥形钮2件，2件钮形状不明。唐以前铜镜的镜钮多是圆钮、弓形钮、弦纹钮等，唐代铜镜仍以半球形钮为主，首创了伏兽钮，雕刻细致、栩栩如生，与各种花鸟纹饰的配合交相辉映、锦上添花;也出现了桥形钮，相较于后世如宋、辽时期的镜钮，由于唐镜比较厚重，故镜钮也较宋辽时镜钮宽厚。在镜钮与钮座的形制组合方面，半球形钮配置圆饼形钮座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唐时仍流行，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半球形钮分别与圆饼形钮座和花式钮座相配置，花式钮座多为六瓣和八瓣花形，只见一件十二瓣花式钮座。从朝阳博物馆所藏唐镜来看，瑞兽纹镜的半球形镜钮多配有圆饼形钮座，而饰以葡萄蔓枝叶实纹铜镜上的半球形镜钮多配以六瓣或八瓣莲花式钮座，以花鸟纹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则是只有半球形钮而无钮座。另外，一些有着瑞兽、飞鸟和葡萄组合的铜镜上还出现了伏兽钮，兽均呈伏卧姿，体态较丰腴、健硕，肢体结构明显，背部高耸，有的头部低垂，也有的头部略向上扬起，伏兽钮铜镜普遍都没有钮座，这表明以伏兽为钮的铜镜已经没有了钮座的表现区域。同样流行于盛唐的飞鸟花枝镜、飞鸟镜及花枝镜等都使用半球形钮而没有钮座，表明盛唐至中唐时铜镜的钮座已不被重视，已经失去了在镜背的一席之地。
5.鏡缘纹饰。通过前述铜镜可以看到主要有三角形锯齿纹带、栉齿+云纹带、云纹带、草叶纹带、缠枝纹带、云纹草叶纹带、昆虫纹带、直线纹带及无纹饰的。其中以三角锯齿纹带最多，此纹饰带主要出现在汉代，初唐时多使用双重大小三角形锯齿纹带，盛唐时使用单三角形锯齿纹带，但已经逐渐被草叶纹带、缠枝纹带及各种云朵式纹带等代替，并且由于重视铜镜本身的纹饰，镜缘的装饰也越来越被忽视，慢慢地出现了素面无纹的缘边，盛唐时飞鸟花枝镜和花卉纹镜缘已不见任何装饰。
6.镜背分区。在镜背纹饰的分区上，初唐时期铜镜尚分内外两区，有的还分内中外三区，到盛唐时已出现了少数不分区的铜镜，这种趋势一直影响到后世铜镜。能够使铜镜分区的是高圈带——界棱，初唐时在高圈带内侧饰双重三角形锯齿纹带，盛唐时界棱以栉齿纹作为装饰，也有无任何装饰的，直至发展到后来界棱消失。
7.铜镜铭文。唐代铜镜铭文与前代也有了很大的区别。西汉初期铭文多“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心思美人，毋忘大王”“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表达男女相思爱情情感方面的内容：王莽时期出现了天禄、凤凰、辟邪等瑞兽降临方面的铭文，用来显示王莽应天命代汉，歌颂他的文治武功;东汉出现了对汉王朝的祝福以及追求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等内容的铭文;十六国时期多出现一些诸如“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君宜高官”之类的铭文。唐镜铭文一改前朝风格，而以歌颂镜子、梳妆美丽等闺阁整妆的内容为多，如“光流”“照日”“镜发”等，陈佩芬先生说： “隋和初唐的镜边，承袭前代的遗风，往往有一个铭文，不过铭文的内容和以前的大不相同。当时对镜子的颂诗，铸镜的技术，以初唐和盛唐为最佳，中唐以后停滞，晚唐则趋于退化。”（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唐镜铭文多是四句五言，八句四言次之，也见有六句四言和二句四言的，这与唐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诗的繁荣为铜镜铭文带来了丰富的素材，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呈现出浓郁的盛唐景象。 8.纹饰。唐代铜镜在纹饰上不但继承了前朝铜镜的传统，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以神兽类为主要装饰纹样，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缺乏创新，缺少多样化。四神规矩镜为汉魏晋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镜种之一，四神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认为四神乃“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是作为神灵的化身出现的，神秘、威严、庄重是其风格特点。四神的出现和道家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唐朝建立以后，李氏皇族奉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先，将道教视为国教，使道教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以四神作为装饰题材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装饰在铜镜上，在墓志边饰和陶俑组合等方面的运用也非常广泛。在墓志装饰方面，朝阳博物馆收藏的许多唐代墓志都刻有四神图像，例如：（1）朝阳市纺织厂北唐墓出土的“隋建节尉汲加朝散大夫王君墓志铭”（朝阳博物馆：《朝阳纺织厂唐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第365页），于盝顶形志盖四坡面刻四神，墓主王君葬于龙朔元年（661年）;（2）“大唐故人张君之墓志”（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唐张狼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四坡面阴刻四神，张狼于上元三年（676年）下葬;（3）朝阳重型机械厂出土的“大唐营州王君墓志铭”（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四坡浮雕四神图，墓主王德于唐仪凤四年（679年）下葬;（4）“大唐故杨君墓志之铭”（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出土于朝阳市西梁珍珠岩厂，志盖四坡阴刻四神，墓主人杨律葬于垂拱元年（685年）;（5）朝阳农校院内出土的“大唐果毅将军之志”（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朝阳唐骆英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盖四坡阴刻四神，志记载墓主人骆英葬于大周长寿二年（693年）;（6）“大唐骆府君墓志之铭”（蔡强、于俊玉：《朝阳唐代骆本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志盖四坡也刻有四神，骆本葬于大周长寿二年（693年）;（7）朝阳县西大营子公社河南大队的高英淑墓志（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编者误记“唐延载元年”为738年），盖也于四坡阴刻四神，墓主高英淑葬于延载元年（694年），以上7方志盖四坡均雕饰有四神图案，在时间上自661-694年，即7世纪中晚期，属于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时期，可见此时以四神图案作为装饰纹样还是相当流行的。除此之外，以瑞兽代替四神为主要纹饰的瑞兽镜也比较盛行，此时的瑞兽不能确指是哪一种，如西上台大队出土铜镜的瑞兽纹饰，似狮、似龙、似狐，瑞兽亦由南北朝时的静态趋于向动态发展，但初期在布局上仍比较拘束谨严， “规矩配置”和钮外配连珠纹等都是从汉代以来铜镜中经常出现的传统因素。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初唐时期瑞兽镜仍配置有铭带，至盛唐时各种植物纹样纷纷登场，铜镜内区、外区的分界已经渐趋于消失，使得瑞兽的空间变得宽敞、自由，且瑞兽较之以前更加生动活泼，形象日渐丰满。
唐高宗麟德元年出现了瑞兽葡萄纹铜镜。葡萄，汉又作蒲桃，原本是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种子，《前汉书》卷九十六记载： “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日： “今北道诸州归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此后纺织品上开始出现了以葡萄作为装饰的纹样，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说的就是葡萄纹饰。到了唐代，唐人认为葡萄能令人健壮、益气强身、延年益寿，加上葡萄藤叶茂盛，翠绿喜人，其果实繁密、晶莹透亮，惹人喜爱，因此，将葡萄枝叶纹作为装饰纹饰，并赋予了长寿、多子、富贵等吉祥寓意，施肩吾的“朝织葡萄绫”，白居易的“带缬紫葡萄，袴花红石竹”，李端的“葡萄长带一边垂”等都是形容丝织品上的葡萄纹。高宗时期的铸工们将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铜镜纹饰，瑞兽葡萄镜一时成为最引入注目的镜类，以上26面铜镜中带有葡萄纹镜就占了近1/3，编号8、10、11三件铜镜出土于朝阳市中心市场唐M9， “出土的铜镜是唐代中期的习见之物”（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1页）。此时，纯粹的瑞兽镜已经从铜镜的主要纹饰中渐渐淡出，退居于从属地位，以走兽类动物纹为主体的装饰纹样逐渐被以禽鸟和花卉植物的装饰题材所取代，飞鸟花枝花卉纹铜镜应运而生，很快流行起来。
唐代铜镜上的卷草、瑞花、株花等以“S”形卷藤骨架的形式来表现，枝叶回转随意翻卷，花叶造型接连掩映，依镜的形势灵活变幻，绝无重复，非常有利于气势和情感的抒发，成为铜镜纹饰的主要题材之一。有学者指出，“盛唐以后，花草枝叶类纹饰逐渐摆脱了从属、点缀地位，而一跃成为主体花纹，涌现了包括宝相花、花枝镜在内的瑞花镜等主要以花草纹饰的镜类，这些镜子以其艳丽华美的风格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镜类之一”（昭明、洪海：《古代铜镜》，中国书店，1997年，第39页）。可以说唐代的铜镜纹饰处在由瑞兽→瑞兽葡萄→瑞兽花草→飞鸟花草→花草枝物纹饰转变阶段，诚然，铜镜纹饰由瑞兽向禽鸟、花卉植物的演变是与整个唐代装饰纹样图案的演变趋势一致的， “自晋魏到隋唐的过程中，敦煌图案的纹样，早期是以几何形及动物形象为主，渐渐演变到唐代而以植物的形象为主”（常书鸿：《谈敦煌图案>，《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这种演变一直影响到后世，在宋、辽时期的铜镜上出现了大量的植物花卉、飞鸟的图案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唐代铜镜开了花草植物纹样作为主要装饰题材的先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