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推动欧洲陷入极权主义。
　　随着右翼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的方兴未艾，欧洲的政治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正在遭受威胁。
　　今年年初发生的针对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袭击，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言论自由正面临任何严重威胁。恐怖袭击也不意味着伊斯兰激进主义即将以某种方式吞噬或改变西方社会。这次事件真正凸显的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威胁：那就是针对欧洲犹太人的歧视和暴力行动正在死灰复燃。
　　《查理周刊》是19世纪法国讽刺宗教政治人物的低俗、野蛮传统所遗留的最后一点痕迹——完全可以被看成言论自由的符号。欧洲人群起捍卫一项重要的原则：无论言论自由是多么可恶，但它仍在任何民主国家占有一席之地。
　　同样，英国作家、有“尼罗河女儿”之称的吉斯丽·利特曼的预言“西方的伊斯兰厄运”，亦即所谓的“欧拉伯”的出现，根本就没有成为现实。没有任何伊斯兰政党在欧洲议会占据席位;举足轻重的穆斯林人物在欧洲主要文化和政治权力中心发挥的作用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任何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进入到欧盟机构当中。
　　虽然极端分子招募、引诱年轻的欧洲穆斯林参与他们的行动，但是这并没有反映出伊斯兰主义者在欧洲的传播势不可挡，甚至从中也看不出伊斯兰在欧洲的影响力。相反，它体现出极端分子疯狂地妄图影响欧洲地区，但事实是，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渴望融入而非挑战现有秩序。
　　欧洲真正受到威胁的是犹太人群体。2006年，法国犹太人宜兰·哈里米被绑架到地窖并残酷折磨了三个星期，导致其最终丧生的惨剧。2012年，三名犹太学生和一位犹太教士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被枪杀。悲剧还没有结束，2014年4月，一对犹太情侣在巴黎郊区被劫，原因是袭击者认为“犹太人一定非常有钱”（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之后强奸了那名妇女）。一个月之后，一名法国圣战分子袭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犹太博物馆，并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的惨剧。几个月后，巴黎的一间犹太教堂遭到了暴徒的袭击。
　　上述事件所引发的公愤远没有《查理周刊》事件那样强烈。假设巴黎的犹太超市4名犹太人遇害事件发生在其他情况下，而非《查理周刊》恐怖袭击的团伙，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它不会引发其后的捍卫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的大规模运动。
　　有人认为，巴勒斯坦困境是造成欧洲反犹太暴力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动机。但是，201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多的欧洲人认为长久以来的反犹太（而非反以色列）情绪助长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
　　激进伊斯兰教早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前就一直在宣扬仇犹主义，而且即使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后这种活动也不会停止。伊斯兰极端主义通过吸引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男青年的注意力而变得越来越高调，在此情况下，导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稀奇的。
　　但如果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给犹太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欧洲没有未来。最近，国际互联网调查机构舆观（YouGov）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英法民众抱有反犹太主义观点。由波兰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进行的另一次调查显示，在2013年，大约63%的波兰人相信犹太人合谋控制银行体系和全球媒体。
　　这个问题不仅对犹太人，而且对整个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六十年前曾经指出的那样，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推动欧洲陷入极权主义。随着右翼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的方兴未艾，欧洲的政治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正在遭受威胁。
　　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险性。120年前，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因称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为“盲目愚昧”而受到攻击。今年初，在法国国民议会纪念左拉的一次演讲中，瓦尔斯质问：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在法国的大街上有人呼喊“杀死犹太人”？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法国同胞因其犹太身份而遭到杀戮？随后，他警告说，法国反犹太主义的复兴显示，民主已经陷入了危机。他举例说，很显然，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写入法国教科书引发了一些人的焦虑，这种情况就是反犹太主义的一例。
　　但是迄今为止，瓦尔斯仍然是唯一一位强调上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的欧洲政治家。其他政治家现在要加快脚步，而且同时不应排除出台旨在影响以色列对巴政策的大胆策略。
　　与此同时，为深深植根于欧洲历史中（也植根于伊斯兰历史中）的问题寻找脱罪的方法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这些方法就包括将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归咎于以巴冲突或年轻的穆斯林受到疏离。如果想要避免再次陷入恐惧、仇恨和骇人听闻的政治魔掌，欧洲人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