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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入手处。从形式入手分析内容，揭示艺术与文化产品的形式所蕴含的历史现实、意识形态、乌托邦等内涵，这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乌托邦”作为詹姆逊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关键词之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价值取向，它与意识形态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双重维度，且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然而，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异于传统乌托邦内容的探讨。乌托邦的考察在他这里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即在“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中，以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结合辩证地阐发乌托邦思想;或者说，詹姆逊把乌托邦的政治研究转变为文本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本身的内涵、价值也消融在乌托邦文本的思考之中。科幻小说是詹姆逊最看重的乌托邦文本形式，它既是认识现实的手段，也是从未来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勾画出“世界缩影”，以便让人们发现所处的意识形态局限，为探寻一个更加合理、美好的社会提供参考。
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本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或“好地方”。自该词诞生之日起，人们主要用来表达两种意思：其一，表示否定和批判，指不切实际、毫无根据的空想;其二，表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指美好的地方和完美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尤其通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将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假想学说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指明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可以凭借逐步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列宁依据俄国现实，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得以实现的预言，并在理论、革命、文化领域引导俄国革命走向成功。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摒弃乌托邦的欺骗性与虚假性，用一种科学的实践理论取代乌托邦空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脱离政治、经济与革命现实，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发展成审美的乌托邦理论。卢卡奇建立“叙事与总体性”的联系，渴望依托文學艺术的审美形式，重建人类内心世界的完整性;布洛赫连接“乌托邦与希望哲学”，将乌托邦扩大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本体论意识，它渗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神话、童话、通俗小说、影视、广告、建筑、医疗、环境等无所不包;马尔库塞从“人格爱欲与乌托邦”的关联入手，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消灭异化、爱欲全面解放并主导社会的“新感性”生活，而艺术形式就是实现这种乌托邦远景的媒介。
相比而言，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不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性、科学性、宏观性。他倡导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并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乌托邦传统，以一种极为辩证的视野看待乌托邦问题。可以说，“辩证法”是詹姆逊乌托邦观念的核心。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他援引本雅明关于文化是集“文明与野蛮”为一体的双重论断，将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成功地转入乌托邦范畴，指出马克思阐发意识形态为虚假意识或结构性局限的观点，也可理解成借用“文化形式呈现出的价值或欲望和事业”[1]。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关键。首先，詹姆逊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汲取了资本主义否定性批判中的肯定性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式分析，也包括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贡献。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宗教的田园诗般的关系，用公开、露骨、无耻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和政治的幻想。然而，资产阶级也由于改进生产工具、提供便利的交通，把一切民族甚至包括野蛮的民族也卷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中。简言之，“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2]因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的论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强烈的“否定解释学”中包含了“肯定”的因素。
其次，詹姆逊借鉴保罗·利科的解释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也应包括否定与肯定的阐释。詹姆逊认为利科的解释学具备双重动机：怀疑与聆听。一方面，解释学是非神秘化、还原、清除妄见的过程;另一方面，解释学也是聆听、服从、肯定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中应有与利科肯定解释学相同的东西;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必然包含积极肯定的方面——乌托邦的维度。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3]这表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同一的，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乌托邦即意识形态，这是一种集体辩证法。
在阐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关系上，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两个概念的起源、发展、内涵。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历史、具体的，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代表一种虚假意识，后者则是超越现实并力图实现的目标，区别两者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实现。概括地说，那些“歪曲地解释过去的社会秩序或歪曲地解释潜在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完全实现的思想”，属于乌托邦。[4]显然，詹姆逊的思路异于曼海姆，曼海姆侧重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区别，而詹姆逊则注重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阐发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再者，詹姆逊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结合，发现“文化操纵”与“乌托邦满足”之间的分离，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同一性。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曾阐发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他认为以往伟大作品所蕴含的阶级意识形态会产生一种“虚假意识”的剩余，这部分被称作“进步的文化”是由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产生。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可被理解为没有遇见乌托邦的功能而继续作用着的文化实体的媒介”[5]。布洛赫的大众文化研究表明乌托邦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意识，它以伪装、转变、扭曲、置换的方式潜藏在所有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中。如一般读物、美国的西部电影提供了理想生活的虚假图像，橱窗唤起了渴望的欲求，童话制造出一张舒适的安乐椅，马戏成为展示奇异、绝技和滑稽的梦幻舞台，等等。 在布洛赫的启示下，詹姆逊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控制中发现了补偿性、替代性的满足。这涉及一套复杂的修辞策略，那些具有危险的原型政治冲动变成了无害的、被控制的、重新被引导并提供的虚假客体。詹姆逊在《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不能仅从精英立场来评判，即只看成意识形态控制与消遣娱乐，大众文化应理解成对社会和政治焦虑与幻想的改造工作，它能够在低级、通俗的立场上表达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进而达到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意识形态控制所包含的潜在乌托邦满足，启发詹姆逊思考《启蒙辩证法》中“方法与目的”的分离。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操纵，而反犹太主义分析则表明法西斯主义思想深处的乌托邦本质。不过，詹姆逊认为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一切阶级意识——或换言之，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统治阶级意识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对立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一样——都是乌托邦性质的”[6]。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应采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视角：一方面，运用否定解释学进行意识形态去蔽、除幻;另一方面运用肯定解释学揭示意识形态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这两方面应同时展开且并行不悖。
二、“形式、文本、乌托邦”的辩证法
詹姆逊探讨乌托邦的方法有些独特，他避开乌托邦内容的设想规划，将乌托邦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形式作为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切口，在乌托邦研究中意味着方法的转向，即“乌托邦与形式”的结合。从文艺形式入手阐发乌托邦，乌托邦的政治性依存于文学性。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指出，乌托邦在传统上属于政治话题，但对文学形式来说，这又是一种不寻常的命运：乌托邦的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备受质疑，因而在结构上其政治地位也暧昧不明。从形式思考乌托邦，“这一命题的价值在于将对乌托邦的讨论从内容上转移到了表现形式上”[7]。也就是说，詹姆逊的乌托邦侧重文艺形式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在这里成为一种阐释方法，即乌托邦文本与乌托邦政治相结合，以“文化的乌托邦”策略间接表达对政治乌托邦的追求。
在詹姆逊看来，立足于文艺形式的文本乌托邦阐释，必须区分出“乌托邦形式”和“乌托邦愿望”。前者指诉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學形式，后者指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冲动或乌托邦实践。乌托邦的文本阐释要首先明确乌托邦的冲动、愿望和实践的范围，以便从中获得阐释的层次视域。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例，詹姆逊提出两条研究脉络：其一，希望实现的乌托邦计划。其二，在不同表现形态和实践中隐晦的各种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冲动。其中，第一条脉络是系统性的，包括政治实践、文学文本形式、目的性的群体组织、空间城市等;第二条是晦涩的乌托邦冲动，它具有幻想性，也是意识形态的诱饵，主要包括政治和社会理论、民主和自由改革、纪念性建筑等。
划分莫尔乌托邦的内容，目的在于破解乌托邦的层次内涵。詹姆逊参照布洛赫的乌托邦研究，指出“总体性”是乌托邦范畴的特点。它决定了乌托邦的实现形式：乌托邦城市、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公社或村庄、乌托邦文本等。这些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已经合法化，也更符合审美地满足文学形式的需求。詹姆逊发现，布洛赫的解释学包含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即先明确乌托邦的表达形式，而后破译形式背后的乌托邦冲动。的确，布洛赫成功地实现了乌托邦与大众文化形式的结合。乌托邦形式涵盖了所有生活、文化和心理领域，其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从游戏到专利药品，从神话到大众娱乐，从肖像画到技术，从建筑到性爱，从观光旅游到玩笑和无意识”[8]。
最终，詹姆逊从布洛赫那里获得了解读乌托邦文学的方式：身体、时间、集体性，并以四个层次来表达乌托邦讽喻文学的阐释视域，从低到高依次是：乌托邦实施（文本）、身体（讽喻的）、暂时性（道德的）、总体性（神秘解释学的）。其实，詹姆逊诠释乌托邦文本的层次，与《政治无意识》提及中世纪神学、弗莱的诠释模式相类似。中世纪四层次阐释系统是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解释的。弗莱改造后的四层次系统是文字的（literal）和描述的（descriptive）、形式的（formal）、神话或原型的（mythical or archetypal）、神秘解释的（anagogic）。从这些模式的类比中可以发现，詹姆逊乌托邦阐释的起点是文本形式，然后揭示形式的讽喻意义，逐步上升至道德、神秘解释的层面。可见，“形式、文本、乌托邦”在詹姆逊乌托邦观念中是统一的，它们构成一种辩证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形式、文本意味着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乌托邦内涵的阐发必须以它们为前提。另一方面，乌托邦内涵深化了对形式、文本的认识，使得文本性与政治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性寄予了詹姆逊全新的乌托邦思想，并通过他对乌托邦的存在、内容问题的思考，真正架起乌托邦“从文本到政治”的桥梁。从乌托邦的存在看，詹姆逊既吸收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又坚持乌托邦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乌托邦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启发詹姆逊思考文化制品中普遍存在且被压抑的乌托邦欲望。詹姆逊认为所有当代艺术，无论高雅文化的现代主义，还是大众文化中各种通俗、冒险、哥特、科幻和侦探类作品，都将人们对生活的幻想作为潜在动力，而表面则采取歪曲、压制、移置等“无意识的形式”。因此，探寻文化制品中的乌托邦冲动及欲望，成为文本阐释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把乌托邦理解成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将其视为文化文本的内在分析维度，而不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工具。
从乌托邦的内容看，詹姆逊赞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从差异性反思乌托邦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倾向，倡导“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相结合的乌托邦。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阿多诺的“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交换体系”大致相同。但是，交换体系或同一性不能替代偶然、孤立的事件。或者说，交换关系、同一性就像“普遍”，使用价值、非同一性就像“特殊”，“说‘特殊’是在强调‘普遍’，不管你用这些词继续做什么”[9]。所以，詹姆逊主张从“非同一性”认识“同一性”，它们之间差异和共性并存。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歌手约瑟芬纳，或鼠人》为例，约瑟芬精湛的演唱技艺使其赢得称赞和热捧，这表明她与人民的差异、非同一性。约瑟芬认为正是自己的歌声将人民凝聚在一起，大家应该答应她要求放松、休息等特权。但是，人民无视约瑟芬的特殊要求，约瑟芬伤心地选择离开人民，可人民并未感到蒙受任何损失。詹姆逊认为这个文本以艺术家的寓言再现了社会，表明彻底抹杀差异性的同一性意味着极权主义政治，约瑟芬的故事揭示了从艺术差异性到社会同一性的逆转，“差异被同一性抹去，但只有它能在一瞬间揭示出同一性”[10]。 三、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
“科幻小说”被詹姆逊视为揭示乌托邦最恰当的文学形式。他追随加拿大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达科·苏文（Darko Suvin），“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11]。或者说，科幻小说是大于乌托邦的文学形式，乌托邦属于科幻小说的一个子集。因为科幻小说中包含着对乌托邦的理解、认知、价值，这些乌托邦内涵的表达依赖于科幻小说的独特形式。《未来考古学》是詹姆逊全面、深入研究“科幻小说与乌托邦”的代表作，该书从科幻小说的特点、功能、文本解读三方面，揭示了科幻小说以“世界缩影”的手段，阐发人类在乌托邦幻想上的认知、局限以及选择的可能性。
首先，从科幻小说的特点来说，它在认知、实践两个层面上运行。在认知层面上，科幻小说依靠从未来想象现实进而把握、认识当前现实。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本身是一种“文化征候”，“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把握社会制度冷暖的特权途径”。[12]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小说的新时间观念，即“现时”是未来某一时刻的过去，而历史小说中“现时”则是过去的结果。当科幻小说从未来想象现时，其认识论价值便是让我们觉察所处生产方式带来的局限，也正是这种限制让人们的想象力陷入了困境。换言之，当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的泥沼，想象那是地球引力本身的力量。[13]
在实践层面上，科幻小说把自身作为经验世界的实验室，以“世界缩影”的方法组建文本，而这种文本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在表达形式上制造出某种“认知抽离”效果，有些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科幻小说的认知抽离意味着与现实拉开距离，凭借艺术的“异在化”进行社会批判。恰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世界就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另一个异在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异在化，才能完成它的认识功能。”[14]以美国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为例，她在构思小说时常常切除经验现实，以抽象、简化的方式创造缩影式的新世界。如《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力图勾画一个没有欲望和资本主義的世界，它由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环境唤起;无处不在的商品、消费、享乐、沉溺、放纵等，激发作家思考缺失商品世界的样子。“剪除法”制造出的世界缩影，近似于一种反抗现实的政治立场。
其次，从科幻小说的功能来说，它在乌托邦的认识、力比多愿望的激发和实现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不同，两者存在结构性差异。科幻小说侧重科学理性，以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为乌托邦提供科学的认知论。幻想小说偏好基督信仰、魔法世界、自然崇拜等，代表各种审美声音和实践的大杂烩，它演绎的依旧是中世纪贵族的审美意识形态。只有当幻想小说的魔法世界不再怀旧，真正的乌托邦才会出现。从乌托邦的认识讲，科幻小说将乌托邦的理解从内容转向形式。科幻小说借助文学形式建立起独特的时间观念，如它描绘的未来并不是社会的真实未来，未来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某个时刻的未来”[15]，当下则成为“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16]。这种独特的时间结构把当下作为历史来理解，我们也正是从发自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中获得了对当下的思考。因此，詹姆逊把乌托邦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子变种。当后现代乌托邦作为政治话语寿终正寝之时，科幻小说又重新发现了它的乌托邦使命。
此外，科幻小说还依靠自身形式激发了人们潜在力比多愿望的满足。从精神分析的压抑与反应机制讲，科幻小说可以撇开科学认知，曲折地表达被现实压抑的情感、幻想、愿望。然而，科幻小说又提供一种象征性满足，用各种表达形式遮蔽欲望的存在。如科幻小说关于灾变暴力的描绘：倒塌的房屋、东京湾的水怪等其实都是托词，它们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深层的无意识幻想。或者说，科幻小说中暴力的叙述具有双重动机。一方面，它打破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烦闷;另一方面，它是对未能实现这种无意识幻想的一种怨恨和报复心理。[17]
再者，从科幻小说的文本解读来说，乌托邦是重要的阐释维度。《未来考古学》中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可简要归为三类：其一，对异类生命的乌托邦想象。通过探讨外星异类生命的身体、性别、婚姻、社会制度等，表达对工业社会的深刻批判。如奥拉夫·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1886—1950）的《星球缔造者》，讲述在另一个星球中发现四种异类生命：软体动物（活动的船），鱼类和生物学相近的蜘蛛类组成的共生生物群，鸟形的智慧生物群，植物人。这些异类生命都具有某些人类的特点，这也说明想象力总是受制于现存社会。詹姆逊指出，这部小说表现了社会文化批判的模式，它谴责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对人性的剥夺。因为工业化被理解为诱惑，它讲求短期利益，阻碍自然进程，摧毁社会成就中一切积极的东西。
其二，对生产的乌托邦反思。从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到商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再到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代真实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制造出新的乌托邦幻景。以勒奎恩的小说《失去所有权的人》（The Dispossessed）为例，孪生星球安娜瑞斯和乌拉斯意味着贫苦和富足的对立。安娜瑞斯星球代表老套的官僚制度;乌拉斯星球的商品化和过度审美则代表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中呈现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后现代“复杂与简单”的对立相关。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弹性资本主义”，计算机化使情境生产和产品的系统变化成为可能，整个社会貌似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实际上，互联网的集体性是乌托邦的一种替代或置换。后现代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换了以往的商品生产，新的生产逻辑正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生产”，也即德波的“景观社会”，它们呈现出网络生产的乌托邦幻象。
其三，对体裁不连续性的政治解读。“体裁性期待”也是解读科幻小说的重要工具，科幻小说中“体裁的不连续性”意在揭示乌托邦的伦理问题。如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的《星河战队》（Starship）（1958），该小说包含了多种叙事类型，如冒险故事、超自然故事、灾难小说等。每种类型的体裁性期待皆终止于不完全满足的时刻，继而被一种毫无关联的新体裁性期待所取代。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体现了社会现象和梦魇的操作，形式本身意味着内容的一种投射，它掩藏着来自伦理、政治动机的压迫。奥尔迪斯意识到小说的政治性，各种叙事类型背后揭示出迥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即乌托邦的伦理问题。《星河战队》的结尾政治问题重新出现，飞船的伪宇宙探险变成人类对同胞的操纵，体裁小说终究成为政治寓言。 注释
[1]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2.
[2][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
[3]同[1]，p.296。
[4]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
[5][德]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6]同[1]，p.289。
[7][美]詹姆逊：《未来考古学》，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8]同上，第11页。
[9][美]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0]Fredric Jameson，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8.
[11]同[7]，第7頁。
[12][美]詹姆逊：《科幻小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3]同[10]，p.75。
[14][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5]同[7]，第377页。
[16]同[7]，第379页。
[17]参见[美]詹姆逊：《元评论》，《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然而，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异于传统乌托邦内容的探讨。乌托邦的考察在他这里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即在“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中，以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结合辩证地阐发乌托邦思想;或者说，詹姆逊把乌托邦的政治研究转变为文本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本身的内涵、价值也消融在乌托邦文本的思考之中。科幻小说是詹姆逊最看重的乌托邦文本形式，它既是认识现实的手段，也是从未来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勾画出“世界缩影”，以便让人们发现所处的意识形态局限，为探寻一个更加合理、美好的社会提供参考。
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本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或“好地方”。自该词诞生之日起，人们主要用来表达两种意思：其一，表示否定和批判，指不切实际、毫无根据的空想;其二，表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指美好的地方和完美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尤其通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将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假想学说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指明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可以凭借逐步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列宁依据俄国现实，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得以实现的预言，并在理论、革命、文化领域引导俄国革命走向成功。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摒弃乌托邦的欺骗性与虚假性，用一种科学的实践理论取代乌托邦空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脱离政治、经济与革命现实，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发展成审美的乌托邦理论。卢卡奇建立“叙事与总体性”的联系，渴望依托文學艺术的审美形式，重建人类内心世界的完整性;布洛赫连接“乌托邦与希望哲学”，将乌托邦扩大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本体论意识，它渗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神话、童话、通俗小说、影视、广告、建筑、医疗、环境等无所不包;马尔库塞从“人格爱欲与乌托邦”的关联入手，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消灭异化、爱欲全面解放并主导社会的“新感性”生活，而艺术形式就是实现这种乌托邦远景的媒介。
相比而言，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不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性、科学性、宏观性。他倡导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并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乌托邦传统，以一种极为辩证的视野看待乌托邦问题。可以说，“辩证法”是詹姆逊乌托邦观念的核心。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他援引本雅明关于文化是集“文明与野蛮”为一体的双重论断，将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成功地转入乌托邦范畴，指出马克思阐发意识形态为虚假意识或结构性局限的观点，也可理解成借用“文化形式呈现出的价值或欲望和事业”[1]。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关键。首先，詹姆逊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汲取了资本主义否定性批判中的肯定性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式分析，也包括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贡献。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宗教的田园诗般的关系，用公开、露骨、无耻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和政治的幻想。然而，资产阶级也由于改进生产工具、提供便利的交通，把一切民族甚至包括野蛮的民族也卷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中。简言之，“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2]因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的论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强烈的“否定解释学”中包含了“肯定”的因素。
其次，詹姆逊借鉴保罗·利科的解释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也应包括否定与肯定的阐释。詹姆逊认为利科的解释学具备双重动机：怀疑与聆听。一方面，解释学是非神秘化、还原、清除妄见的过程;另一方面，解释学也是聆听、服从、肯定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中应有与利科肯定解释学相同的东西;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必然包含积极肯定的方面——乌托邦的维度。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3]这表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同一的，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乌托邦即意识形态，这是一种集体辩证法。
在阐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关系上，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两个概念的起源、发展、内涵。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历史、具体的，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代表一种虚假意识，后者则是超越现实并力图实现的目标，区别两者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实现。概括地说，那些“歪曲地解释过去的社会秩序或歪曲地解释潜在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完全实现的思想”，属于乌托邦。[4]显然，詹姆逊的思路异于曼海姆，曼海姆侧重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区别，而詹姆逊则注重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阐发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再者，詹姆逊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结合，发现“文化操纵”与“乌托邦满足”之间的分离，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同一性。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曾阐发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他认为以往伟大作品所蕴含的阶级意识形态会产生一种“虚假意识”的剩余，这部分被称作“进步的文化”是由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产生。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可被理解为没有遇见乌托邦的功能而继续作用着的文化实体的媒介”[5]。布洛赫的大众文化研究表明乌托邦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意识，它以伪装、转变、扭曲、置换的方式潜藏在所有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中。如一般读物、美国的西部电影提供了理想生活的虚假图像，橱窗唤起了渴望的欲求，童话制造出一张舒适的安乐椅，马戏成为展示奇异、绝技和滑稽的梦幻舞台，等等。 在布洛赫的启示下，詹姆逊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控制中发现了补偿性、替代性的满足。这涉及一套复杂的修辞策略，那些具有危险的原型政治冲动变成了无害的、被控制的、重新被引导并提供的虚假客体。詹姆逊在《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不能仅从精英立场来评判，即只看成意识形态控制与消遣娱乐，大众文化应理解成对社会和政治焦虑与幻想的改造工作，它能够在低级、通俗的立场上表达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进而达到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意识形态控制所包含的潜在乌托邦满足，启发詹姆逊思考《启蒙辩证法》中“方法与目的”的分离。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操纵，而反犹太主义分析则表明法西斯主义思想深处的乌托邦本质。不过，詹姆逊认为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一切阶级意识——或换言之，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统治阶级意识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对立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一样——都是乌托邦性质的”[6]。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应采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视角：一方面，运用否定解释学进行意识形态去蔽、除幻;另一方面运用肯定解释学揭示意识形态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这两方面应同时展开且并行不悖。
二、“形式、文本、乌托邦”的辩证法
詹姆逊探讨乌托邦的方法有些独特，他避开乌托邦内容的设想规划，将乌托邦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形式作为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切口，在乌托邦研究中意味着方法的转向，即“乌托邦与形式”的结合。从文艺形式入手阐发乌托邦，乌托邦的政治性依存于文学性。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指出，乌托邦在传统上属于政治话题，但对文学形式来说，这又是一种不寻常的命运：乌托邦的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备受质疑，因而在结构上其政治地位也暧昧不明。从形式思考乌托邦，“这一命题的价值在于将对乌托邦的讨论从内容上转移到了表现形式上”[7]。也就是说，詹姆逊的乌托邦侧重文艺形式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在这里成为一种阐释方法，即乌托邦文本与乌托邦政治相结合，以“文化的乌托邦”策略间接表达对政治乌托邦的追求。
在詹姆逊看来，立足于文艺形式的文本乌托邦阐释，必须区分出“乌托邦形式”和“乌托邦愿望”。前者指诉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學形式，后者指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冲动或乌托邦实践。乌托邦的文本阐释要首先明确乌托邦的冲动、愿望和实践的范围，以便从中获得阐释的层次视域。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例，詹姆逊提出两条研究脉络：其一，希望实现的乌托邦计划。其二，在不同表现形态和实践中隐晦的各种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冲动。其中，第一条脉络是系统性的，包括政治实践、文学文本形式、目的性的群体组织、空间城市等;第二条是晦涩的乌托邦冲动，它具有幻想性，也是意识形态的诱饵，主要包括政治和社会理论、民主和自由改革、纪念性建筑等。
划分莫尔乌托邦的内容，目的在于破解乌托邦的层次内涵。詹姆逊参照布洛赫的乌托邦研究，指出“总体性”是乌托邦范畴的特点。它决定了乌托邦的实现形式：乌托邦城市、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公社或村庄、乌托邦文本等。这些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已经合法化，也更符合审美地满足文学形式的需求。詹姆逊发现，布洛赫的解释学包含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即先明确乌托邦的表达形式，而后破译形式背后的乌托邦冲动。的确，布洛赫成功地实现了乌托邦与大众文化形式的结合。乌托邦形式涵盖了所有生活、文化和心理领域，其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从游戏到专利药品，从神话到大众娱乐，从肖像画到技术，从建筑到性爱，从观光旅游到玩笑和无意识”[8]。
最终，詹姆逊从布洛赫那里获得了解读乌托邦文学的方式：身体、时间、集体性，并以四个层次来表达乌托邦讽喻文学的阐释视域，从低到高依次是：乌托邦实施（文本）、身体（讽喻的）、暂时性（道德的）、总体性（神秘解释学的）。其实，詹姆逊诠释乌托邦文本的层次，与《政治无意识》提及中世纪神学、弗莱的诠释模式相类似。中世纪四层次阐释系统是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解释的。弗莱改造后的四层次系统是文字的（literal）和描述的（descriptive）、形式的（formal）、神话或原型的（mythical or archetypal）、神秘解释的（anagogic）。从这些模式的类比中可以发现，詹姆逊乌托邦阐释的起点是文本形式，然后揭示形式的讽喻意义，逐步上升至道德、神秘解释的层面。可见，“形式、文本、乌托邦”在詹姆逊乌托邦观念中是统一的，它们构成一种辩证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形式、文本意味着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乌托邦内涵的阐发必须以它们为前提。另一方面，乌托邦内涵深化了对形式、文本的认识，使得文本性与政治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性寄予了詹姆逊全新的乌托邦思想，并通过他对乌托邦的存在、内容问题的思考，真正架起乌托邦“从文本到政治”的桥梁。从乌托邦的存在看，詹姆逊既吸收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又坚持乌托邦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乌托邦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启发詹姆逊思考文化制品中普遍存在且被压抑的乌托邦欲望。詹姆逊认为所有当代艺术，无论高雅文化的现代主义，还是大众文化中各种通俗、冒险、哥特、科幻和侦探类作品，都将人们对生活的幻想作为潜在动力，而表面则采取歪曲、压制、移置等“无意识的形式”。因此，探寻文化制品中的乌托邦冲动及欲望，成为文本阐释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把乌托邦理解成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将其视为文化文本的内在分析维度，而不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工具。
从乌托邦的内容看，詹姆逊赞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从差异性反思乌托邦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倾向，倡导“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相结合的乌托邦。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阿多诺的“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交换体系”大致相同。但是，交换体系或同一性不能替代偶然、孤立的事件。或者说，交换关系、同一性就像“普遍”，使用价值、非同一性就像“特殊”，“说‘特殊’是在强调‘普遍’，不管你用这些词继续做什么”[9]。所以，詹姆逊主张从“非同一性”认识“同一性”，它们之间差异和共性并存。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歌手约瑟芬纳，或鼠人》为例，约瑟芬精湛的演唱技艺使其赢得称赞和热捧，这表明她与人民的差异、非同一性。约瑟芬认为正是自己的歌声将人民凝聚在一起，大家应该答应她要求放松、休息等特权。但是，人民无视约瑟芬的特殊要求，约瑟芬伤心地选择离开人民，可人民并未感到蒙受任何损失。詹姆逊认为这个文本以艺术家的寓言再现了社会，表明彻底抹杀差异性的同一性意味着极权主义政治，约瑟芬的故事揭示了从艺术差异性到社会同一性的逆转，“差异被同一性抹去，但只有它能在一瞬间揭示出同一性”[10]。 三、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
“科幻小说”被詹姆逊视为揭示乌托邦最恰当的文学形式。他追随加拿大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达科·苏文（Darko Suvin），“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11]。或者说，科幻小说是大于乌托邦的文学形式，乌托邦属于科幻小说的一个子集。因为科幻小说中包含着对乌托邦的理解、认知、价值，这些乌托邦内涵的表达依赖于科幻小说的独特形式。《未来考古学》是詹姆逊全面、深入研究“科幻小说与乌托邦”的代表作，该书从科幻小说的特点、功能、文本解读三方面，揭示了科幻小说以“世界缩影”的手段，阐发人类在乌托邦幻想上的认知、局限以及选择的可能性。
首先，从科幻小说的特点来说，它在认知、实践两个层面上运行。在认知层面上，科幻小说依靠从未来想象现实进而把握、认识当前现实。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本身是一种“文化征候”，“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把握社会制度冷暖的特权途径”。[12]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小说的新时间观念，即“现时”是未来某一时刻的过去，而历史小说中“现时”则是过去的结果。当科幻小说从未来想象现时，其认识论价值便是让我们觉察所处生产方式带来的局限，也正是这种限制让人们的想象力陷入了困境。换言之，当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的泥沼，想象那是地球引力本身的力量。[13]
在实践层面上，科幻小说把自身作为经验世界的实验室，以“世界缩影”的方法组建文本，而这种文本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在表达形式上制造出某种“认知抽离”效果，有些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科幻小说的认知抽离意味着与现实拉开距离，凭借艺术的“异在化”进行社会批判。恰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世界就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另一个异在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异在化，才能完成它的认识功能。”[14]以美国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为例，她在构思小说时常常切除经验现实，以抽象、简化的方式创造缩影式的新世界。如《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力图勾画一个没有欲望和资本主義的世界，它由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环境唤起;无处不在的商品、消费、享乐、沉溺、放纵等，激发作家思考缺失商品世界的样子。“剪除法”制造出的世界缩影，近似于一种反抗现实的政治立场。
其次，从科幻小说的功能来说，它在乌托邦的认识、力比多愿望的激发和实现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不同，两者存在结构性差异。科幻小说侧重科学理性，以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为乌托邦提供科学的认知论。幻想小说偏好基督信仰、魔法世界、自然崇拜等，代表各种审美声音和实践的大杂烩，它演绎的依旧是中世纪贵族的审美意识形态。只有当幻想小说的魔法世界不再怀旧，真正的乌托邦才会出现。从乌托邦的认识讲，科幻小说将乌托邦的理解从内容转向形式。科幻小说借助文学形式建立起独特的时间观念，如它描绘的未来并不是社会的真实未来，未来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某个时刻的未来”[15]，当下则成为“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16]。这种独特的时间结构把当下作为历史来理解，我们也正是从发自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中获得了对当下的思考。因此，詹姆逊把乌托邦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子变种。当后现代乌托邦作为政治话语寿终正寝之时，科幻小说又重新发现了它的乌托邦使命。
此外，科幻小说还依靠自身形式激发了人们潜在力比多愿望的满足。从精神分析的压抑与反应机制讲，科幻小说可以撇开科学认知，曲折地表达被现实压抑的情感、幻想、愿望。然而，科幻小说又提供一种象征性满足，用各种表达形式遮蔽欲望的存在。如科幻小说关于灾变暴力的描绘：倒塌的房屋、东京湾的水怪等其实都是托词，它们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深层的无意识幻想。或者说，科幻小说中暴力的叙述具有双重动机。一方面，它打破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烦闷;另一方面，它是对未能实现这种无意识幻想的一种怨恨和报复心理。[17]
再者，从科幻小说的文本解读来说，乌托邦是重要的阐释维度。《未来考古学》中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可简要归为三类：其一，对异类生命的乌托邦想象。通过探讨外星异类生命的身体、性别、婚姻、社会制度等，表达对工业社会的深刻批判。如奥拉夫·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1886—1950）的《星球缔造者》，讲述在另一个星球中发现四种异类生命：软体动物（活动的船），鱼类和生物学相近的蜘蛛类组成的共生生物群，鸟形的智慧生物群，植物人。这些异类生命都具有某些人类的特点，这也说明想象力总是受制于现存社会。詹姆逊指出，这部小说表现了社会文化批判的模式，它谴责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对人性的剥夺。因为工业化被理解为诱惑，它讲求短期利益，阻碍自然进程，摧毁社会成就中一切积极的东西。
其二，对生产的乌托邦反思。从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到商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再到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代真实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制造出新的乌托邦幻景。以勒奎恩的小说《失去所有权的人》（The Dispossessed）为例，孪生星球安娜瑞斯和乌拉斯意味着贫苦和富足的对立。安娜瑞斯星球代表老套的官僚制度;乌拉斯星球的商品化和过度审美则代表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中呈现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后现代“复杂与简单”的对立相关。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弹性资本主义”，计算机化使情境生产和产品的系统变化成为可能，整个社会貌似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实际上，互联网的集体性是乌托邦的一种替代或置换。后现代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换了以往的商品生产，新的生产逻辑正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生产”，也即德波的“景观社会”，它们呈现出网络生产的乌托邦幻象。
其三，对体裁不连续性的政治解读。“体裁性期待”也是解读科幻小说的重要工具，科幻小说中“体裁的不连续性”意在揭示乌托邦的伦理问题。如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的《星河战队》（Starship）（1958），该小说包含了多种叙事类型，如冒险故事、超自然故事、灾难小说等。每种类型的体裁性期待皆终止于不完全满足的时刻，继而被一种毫无关联的新体裁性期待所取代。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体现了社会现象和梦魇的操作，形式本身意味着内容的一种投射，它掩藏着来自伦理、政治动机的压迫。奥尔迪斯意识到小说的政治性，各种叙事类型背后揭示出迥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即乌托邦的伦理问题。《星河战队》的结尾政治问题重新出现，飞船的伪宇宙探险变成人类对同胞的操纵，体裁小说终究成为政治寓言。 注释
[1]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2.
[2][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
[3]同[1]，p.296。
[4]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
[5][德]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6]同[1]，p.289。
[7][美]詹姆逊：《未来考古学》，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8]同上，第11页。
[9][美]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0]Fredric Jameson，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8.
[11]同[7]，第7頁。
[12][美]詹姆逊：《科幻小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3]同[10]，p.75。
[14][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5]同[7]，第377页。
[16]同[7]，第379页。
[17]参见[美]詹姆逊：《元评论》，《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