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律师不认可法官的事实发现或法律判断，不仅有权利甚至也有义务提出抗议。只不过，律师的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不得变成对法官能力或品行的攻击
　　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对手是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答案似乎应该是侦控机关。不过自李庄案以降，中国法庭上却时常出现角色的错位：辩护律师矛头所指，可能更多的是法官席。
　　本应中立裁判的法官，经常赤膊上阵与律师直接对抗。鉴于法官大有从裁判员变身运动员之虞，律师干脆也超越法庭的边界，利用网络撬动舆论对法院施压，甚至有律师诉诸“给法官送红薯”等行为艺术。
　　如此一来，原本针对事实和法律的个案争议，逐渐演变为法官和律师相互间的人身攻击。这种直接叫板法庭的辩护，律师常以“死磕”自嘲。诸多个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旁观者因为不知真相，不敢贸然判断。然而法律界的争论却引出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律师是否可以批评法官？如果可以，律师批评法官的界限何在？
　　必须承认，律师与法官意见相左是刑事诉讼的常态。诉讼的首要目的是利用碎片化的证据材料还原历史的真相，进而进行恰当的法律评价。囿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历史真相并非总能被顺利发现，冤假错案时而有之。此时就非常需要律师站在非官方立场进行辩护，以期实现“兼听则明”。至于对个案的法律评价，本身就是见仁见智之事，不仅法官与律师之间经常难以达成共识，即便在法官内部，比如合议庭成员之间或上下级法官之间，也常有激烈争论。法律史上甚至流行一种观点，即法律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异议推动的。
　　由是之故，如果律师不认可法官的事实发现或法律判断，不仅有权利甚至也有义务提出抗议。只不过，律师的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不得变成对法官能力或品行的攻击。
　　在西方传统法律职业伦理中，对法官个人的尊重是律师义务之一。比如美国律协的《模范职业行为准则》要求，对于法官的能力和品行，律师不得草率予以评价，有意中伤更是严格禁止。不仅如此，当法官声誉遭受不当批评时，律协还鼓励律师挺身维护。原因不难理解：法官乃正义之化身，是法治大业的守护神。当法官不被信任，司法失却公信力，法律人固然首当其害，最终受损的却必然是公众福祉。以此观之，律师与法官其实是共生的利益伙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因此，各国普遍要求律师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声誉，尽量避免批评法官的能力和品行。
　　更进一步说，即便是针对事实发现和法律判断的分歧，律师对法官的批评也应局限于法庭之内，不得动辄诉诸大众舆论。比如台湾地区《律师伦理规范》就规定：“律师就受任之诉讼案件于判决确定前，不得就该案件公开或透过传播媒体发表足以损害司法公正之言论。”理由在于，为了保障法官独立，法庭理应是一个“隔音空间”，法官只考虑系争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也“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如果允许舆论对未决案件轻易臧否，可能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使法官裁判异化为“媒体审判”。
　　然而当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至少在一些敏感案件中，法官的独立性经常遭到权力、上意等法外因素的侵蚀，从而难以保持对规则底线的坚守。当法官本身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的时候，律师若想有效维护当事人利益，可能不得不诉诸法庭之外的力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广泛运用，恰好又为律师提供了“最后一根稻草”。
　　当律师找到法官的命门，千方百计促动舆论就成为死磕律师的必然选择。“死磕”最关键的是，律师需要懂得造势和借势的技巧，要善用冤案作为武器，通过展示权力的残暴和蒙冤者的痛苦，一方面激发民众的同情与愤怒，另一方面也将纯粹的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使律师获得相对法官的道德优势。此计若成，法院不想服软都难。
　　毋庸讳言，律师的死磕行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从小处说，一些律师似乎难免蓄意炒作的嫌疑，甚至有律师故意抹黑法官以赚取眼球。从大处说，死磕律师一方面谴责法院沦为强权的家奴，另一方面又借用法外力量向法院施压，既难免州官与百姓之嫌，也必然进一步削弱本已不堪的司法独立性。何况，死磕律师对法官的污名化，以及采用的非常规舆论手段，往往使得公众进一步丧失对司法和法律职业的整体信任，这对法治建设大业可能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