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也和吃一样，过度奢侈，会破家亡国。
　　《韩非子·十过篇》中，秦穆公问“古之明主得国失国”的经验教训，由余回答说：“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这句话被唐朝诗人李商隐熔铸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名句，千古传诵。
　　别的不说，就拿慈禧来说吧。1894年是甲午战争清政府惨遭败绩的一年，可这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60岁生日时，光“苏州织造”就一次为她定做了135套各色衣料的服装，耗银竟达3万8千多两，费工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想想看，这么多衣服，慈禧穿得过来吗？慈禧的御衣库里，单是适合春末夏初的衣服就有两千多件，请问，如果单靠工资吃饭，慈禧舍得做那么多衣服吗？这些穿不了的衣服，最后只能作为殉葬品埋到了地下。劳动人民的血汗，就这样被慈禧糟蹋了，怎能不让人心疼呢。慈禧这样奢侈，清政府的灭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还有东吴覆亡前的孙皓，也是个淫侈无度之徒。据《三国志·吴书·华覈传》记载，徐陵亭侯华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孙皓上疏进谏，说：“现在百姓贫穷而风俗崇尚奢侈，工匠们做无用之物，妇女们着绮靡衣饰”，而且“争相仿效，唯恐丢了面子。一般的老百姓家庭，也追逐这个潮流，家里没有担石之米的储蓄，外出却穿着绫绮的衣服”。奢侈风助长了虚荣心，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实质的贫穷。
　　宋代末期也是这样。蔡嶷的奏章与华覈如出一辙，蔡嶷不敢说最高统治者荒淫无度，只说“臣看到朝堂之下、士庶之间，侈靡之风，没什么改变……”“衣物的织花、样式日新月异，金珠奇巧的装饰夸奇斗胜。富者得意洋洋地夸口，贫者为自己的朴素感到羞耻，人的欲望怎么才能够稍加控制呢！”蔡嶷的奏章没有引起宋徽宗的重视，北宋灭亡了。
　　与宋徽宗比起来，汉文帝是最明智最朴素的皇帝，这个被班固称为“身上穿着布织的衣服，被宠幸的慎夫人裙裾不拖曳到地上，帷帐上面没有花纹和织绣，以自己的简朴，为天下做榜样”的皇帝，也为儿子汉景帝做出了榜样。汉景帝刘启在去世的前一年还下诏，要“天下务农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一定要“平素有蓄积”，坚决不要兴“雕文刻缕”、“锦绣纂组”的奢靡之风，要以节俭为重，以节俭为荣。
　　正是文、景二帝的简朴之风，开了汉代强盛的先河，让汉代的经济、政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汉武帝时期国力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中宗时，唐代一度出现了穷奢极欲的现象，唐中宗的幼女安乐公主恃宠骄奢，仅仅织一件百鸟毛裙，就“计价百万”。这裙真是美丽至极，“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她这一美不当紧，百官之家竞相仿效，为了得到好的毛羽，江岭的奇禽异兽被捉尽了。可见权威之士、名人子女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
　　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看到了这种奢侈之风的危害和危险，再加上丞相姚崇、宋璟屡以奢靡为谏，玄宗命宫中把奇服尽数拿出，在殿廷上焚毁，不许士庶穿锦绣珠翠之服，从此采捕逐渐停息了，风俗教化日益淳朴。
　　这都是《旧唐书·五行志》里记载的。如果没有唐玄宗反对穿戴的奢靡之风，不但唐代的中兴难以实现，恐怕很多奇禽异兽在那时就已经绝迹。
　　其实，墨子早在《墨子·辞过》中就说过，“欲天下之治”，“为衣服不可不节”。对服饰的奢侈，墨子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向百姓征收很重的赋税，粗暴地夺去百姓穿衣吃饭的财力，用来做锦绣文采靡曼之衣，用黄金做衣钩，珠玉做佩饰，用女子做工织绣文采，男子做工刻缕环纹，穿在身上”，是乱国之本，是乱国之因，不能不防。
　　后世更要警钟长鸣，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