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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境内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但它却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太行山东麓的滹沱河畔,成为令中外游客敬仰的圣地。这一切都是缘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纵横捭阖,指挥若定,谱写了一曲壮丽辉煌的赞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周恩来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战争打了一年多,蒋介石损兵超过200万,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而1947年11月12日的石家庄解放,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河北西柏坡的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已经在西柏坡打开了局面。为了更便于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偏居陕北1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前往河北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指挥全国的解放。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中央纵队(前委)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1948年1月20日,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和任弼时来电: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接到电令后,后委立刻开始着手指挥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第二次“大搬家”。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搬迁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则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所以,在1948年1月初,后委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头,预先布置通讯接转工作。据查,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转移的路线分南北两路。南路由三交镇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崞县,这时崞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需从豆村南下进入平山;北路从三交镇经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1948年1月下旬,按杨尚昆的要求,军委二局、三局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首先离开三交镇,接着第二批52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祝捷大会上作了“中央机关转移动员报告”,并于3月23日开始东渡黄河,在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后,又向华北转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陕北来的工作人员与中办在三交镇的工作人员合为一路跟随毛主席转移;在兴县刘家曲的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为一路在武装保护下携带百余箱档案向西柏坡进发。两路人马同走北路,于1948年4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城南庄和西柏坡。
在曾三率领下,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全体成员携带着各自的档案材料,从山西兴县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翻越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这次转移,和第一次转移有些不同,不是由保管委员会自己组织的临时武装小组保护而是由正规武装保护,在材料保管委员会启程以后,除贺龙派来的武装分队外,沿途也有部队护送,沿途设有兵站,一般五十里或六十里地一个,吃住均有保障,而且都是在解放区内行军,比较安全。只是五台县还驻有阎锡山的部队,在这里走了一段崎岖的山路,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省地界就更安全了。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档案转移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准备,档案不是一包一捆了,而是全部装入铁皮箱内。这种铁皮箱子比原来一包一捆好,比木头箱子轻,既挡风又防雨。各单位共装64箱,其中甲类19.5箱,乙类24.5箱,丙类5.5箱,丁类14.5箱。每个文件箱编上号,哪些是重点保护的,哪些是可以临时处理的都在箱号上暗示出来。这些档案不用人背,而是全部用牲口驮。在撤离延安时,有些档案工作者是身背肩挑档案转移的。这次不同了,驮档案的牲口有毛驴也有骡马。骡马能载重,走的快。4月初出发,5月上旬就到西柏坡了。进入河北平山后,党中央首长驻西柏坡,中办秘书处驻东柏坡,机要处驻北庄,中央组织部驻南庄,总政治部材料科仍归部队,驻峡峪。至此,第二次转移档案的任务顺利完成,材料保管委员会结束了使命。
在西柏坡的第一课是保密教育。西柏坡是党中央设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中心。西有阎锡山部队,北有傅作义部队,敌人随时有袭扰破坏或军事进攻的可能。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来此不久,即于1948年5月19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为领导的“中央保密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叶子龙、李质忠、曾三都是保密委员会成员,他们按照《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对全体工作人员首先进行了保密教育。同时,把党中央机关驻地西柏坡、东柏坡、北庄、南庄划为第一保卫保密区,把其他地区划为第二至第九保卫保密区。在保密区内实行通行证制度,没有通行证不准进入本地区。
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档案工作将会面向全国,将要由农村转移到大城市,将要从战争环境转变为和平环境。下一步,档案的转移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建设中考虑转移工作。
首先,要从档案管理工作制度上做准备。大规模的战争环境即将过去,和平环境即将到来,形势的发展告诉档案工作者必须建立既适应战时要求又符合和平环境的各种规章制度。于是,在杨尚昆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秘书处制定和健全了三项有关档案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一是,坚持档案归档制度。1947年6月制定的《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条例》中规定了“归档”的条款。1948年6月又制定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必须接收保存党务材料、政权建设材料、军事材料、经济与文化建设材料、工运、农运、青年和妇女工作材料等等。1948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接连发了《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等重要文电,明确规定:一个部委内各工作机构承办完毕的文电应向本机关秘书处集中移交,各部委承办完毕的文电分别向中央秘书处和中央机要处移交。这样,在进城前就建立与健全了文件、电报的归档制度,为新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打下了基础。二是,坚持档案发借制度。在健全“归档制度”的同时,又健全了档案发借制度。因为不强调“归档”,就不会有集中完整的档案,不强调“发借”,要档案也无用。为此,1948年8月30日,经任弼时、杨尚昆批准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等文件中指出:各秘书部门不仅注重保管,尤其注重利用。注重利用,就是把档案变成“活”材料,或者按规定发给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阅读使用;或者有求必应地借给需要者使用;或者将有关“档案目录大纲”送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参阅,他们一旦需用什么材料就立即送上等等。三是,坚持档案销毁审批制度。在1948年7月5日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以及1949年1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条例》中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的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种文电存毁的规定和杜绝滥烧档案的政策,不仅针对档案转移而言,对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根本建设。
其次,按平战结合原则再次分类整理档案。在山西兴县刘家曲按重要性与机密性清理档案,是适应战时转移和保护档案的需要,但还不能适应平时大量查找使用和科学管理档案的要求。于是,利用在平山县西柏坡暂住的机会,中央秘书处和中央机要处分别制定了新的文件、电报分类整理原则。一是,电报的分类整理。根据1947年周恩来在中央机要处《机要保密问题的报告提纲》的批示:“为使机要工作真正达到秘密、准确、及时三者矛盾的统一和集中的程度,必须在制码、传递、使用、保管、销毁五种工作上,都能做到合乎‘保密’的绝对要求”。在1948年制定的《中央办公厅关于收发电报的处理办法》中规定:电报应分党务、政治、军事、政权、群众团体各大类,以组织机构结合电报内容再将大类分成小类。一切接收到的电报应交承办机关办理,但机要处应及时清退并及时分类整理,及时归档和有秩序的管理。二是,文件的分类整理。1948年中央秘书处在修订的《材料科工作条例》中附有《材料分类表》和分类编目解说,规定在重新分类整理档案时,一定不要打乱原来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分类的原则,而是以原来的分类为基础,将各类档案再细分为:综合类、党务类、政权类、军事类和群众运动类等等。在分类或细类下面再视文件多寡设项或设目。“项”是最小的类,“目”即是案卷。例表如下:
AI总类(重要而机密文件类)
100综合类(分类)
110(项)政策指导
120调查报告
130工作总结
140(略)
200党务
210政治思想
220党的建设
230党的组织
240干部管理
240.1(目)干部任免
240.2干部将征
240.3干部培训
240.4干部审查
240.5干部教育
250宣传工作
300 (略)
三是,编制目录。在兴县编制的是“目录大纲”,这种大纲是文件统计、某一问题文件的综合介绍和重要文件填写细目的混合体,只能供参考,还不能成为比较理想的检索工具。因而,这次在平山对档案进行了再整理后编制了一套文件目录和文件互见目录。文件目录以总类为单位装订成本式目录,分类也可设目录分册。如不设分册,在本式目录中可设“目录卡”分开。目录项目主要有总类号、分类顺序号、文件名称(标题)、成文时间、受文者和发文者、页码和备注等。互见目录又称辅助目录,用于对综合性文件的分析,即将某一综合文件分解为政治、党务、军事等等专题,并将这些专题在文件目录中附注,以便查用。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恢复中央和中央军委各机关,并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包罗万象。此外还有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1948年5月,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据杨尚昆同志回忆: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及党中央对档案工作是非常高度重视。就是在西柏坡的这些日子里,在党中央及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文书档案工作者在为党中央服务的同时,正积极从事着搬迁档案进京的准备,经过10个月在建立体制,制定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努力,终于为中央档案进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争打了一年多,蒋介石损兵超过200万,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而1947年11月12日的石家庄解放,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河北西柏坡的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已经在西柏坡打开了局面。为了更便于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偏居陕北1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前往河北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指挥全国的解放。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中央纵队(前委)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1948年1月20日,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和任弼时来电: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接到电令后,后委立刻开始着手指挥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第二次“大搬家”。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搬迁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则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所以,在1948年1月初,后委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头,预先布置通讯接转工作。据查,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转移的路线分南北两路。南路由三交镇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崞县,这时崞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需从豆村南下进入平山;北路从三交镇经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1948年1月下旬,按杨尚昆的要求,军委二局、三局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首先离开三交镇,接着第二批52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祝捷大会上作了“中央机关转移动员报告”,并于3月23日开始东渡黄河,在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后,又向华北转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陕北来的工作人员与中办在三交镇的工作人员合为一路跟随毛主席转移;在兴县刘家曲的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为一路在武装保护下携带百余箱档案向西柏坡进发。两路人马同走北路,于1948年4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城南庄和西柏坡。
在曾三率领下,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全体成员携带着各自的档案材料,从山西兴县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翻越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这次转移,和第一次转移有些不同,不是由保管委员会自己组织的临时武装小组保护而是由正规武装保护,在材料保管委员会启程以后,除贺龙派来的武装分队外,沿途也有部队护送,沿途设有兵站,一般五十里或六十里地一个,吃住均有保障,而且都是在解放区内行军,比较安全。只是五台县还驻有阎锡山的部队,在这里走了一段崎岖的山路,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省地界就更安全了。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档案转移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准备,档案不是一包一捆了,而是全部装入铁皮箱内。这种铁皮箱子比原来一包一捆好,比木头箱子轻,既挡风又防雨。各单位共装64箱,其中甲类19.5箱,乙类24.5箱,丙类5.5箱,丁类14.5箱。每个文件箱编上号,哪些是重点保护的,哪些是可以临时处理的都在箱号上暗示出来。这些档案不用人背,而是全部用牲口驮。在撤离延安时,有些档案工作者是身背肩挑档案转移的。这次不同了,驮档案的牲口有毛驴也有骡马。骡马能载重,走的快。4月初出发,5月上旬就到西柏坡了。进入河北平山后,党中央首长驻西柏坡,中办秘书处驻东柏坡,机要处驻北庄,中央组织部驻南庄,总政治部材料科仍归部队,驻峡峪。至此,第二次转移档案的任务顺利完成,材料保管委员会结束了使命。
在西柏坡的第一课是保密教育。西柏坡是党中央设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中心。西有阎锡山部队,北有傅作义部队,敌人随时有袭扰破坏或军事进攻的可能。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来此不久,即于1948年5月19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为领导的“中央保密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叶子龙、李质忠、曾三都是保密委员会成员,他们按照《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对全体工作人员首先进行了保密教育。同时,把党中央机关驻地西柏坡、东柏坡、北庄、南庄划为第一保卫保密区,把其他地区划为第二至第九保卫保密区。在保密区内实行通行证制度,没有通行证不准进入本地区。
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档案工作将会面向全国,将要由农村转移到大城市,将要从战争环境转变为和平环境。下一步,档案的转移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建设中考虑转移工作。
首先,要从档案管理工作制度上做准备。大规模的战争环境即将过去,和平环境即将到来,形势的发展告诉档案工作者必须建立既适应战时要求又符合和平环境的各种规章制度。于是,在杨尚昆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秘书处制定和健全了三项有关档案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一是,坚持档案归档制度。1947年6月制定的《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条例》中规定了“归档”的条款。1948年6月又制定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必须接收保存党务材料、政权建设材料、军事材料、经济与文化建设材料、工运、农运、青年和妇女工作材料等等。1948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接连发了《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等重要文电,明确规定:一个部委内各工作机构承办完毕的文电应向本机关秘书处集中移交,各部委承办完毕的文电分别向中央秘书处和中央机要处移交。这样,在进城前就建立与健全了文件、电报的归档制度,为新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打下了基础。二是,坚持档案发借制度。在健全“归档制度”的同时,又健全了档案发借制度。因为不强调“归档”,就不会有集中完整的档案,不强调“发借”,要档案也无用。为此,1948年8月30日,经任弼时、杨尚昆批准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等文件中指出:各秘书部门不仅注重保管,尤其注重利用。注重利用,就是把档案变成“活”材料,或者按规定发给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阅读使用;或者有求必应地借给需要者使用;或者将有关“档案目录大纲”送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参阅,他们一旦需用什么材料就立即送上等等。三是,坚持档案销毁审批制度。在1948年7月5日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以及1949年1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条例》中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的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种文电存毁的规定和杜绝滥烧档案的政策,不仅针对档案转移而言,对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根本建设。
其次,按平战结合原则再次分类整理档案。在山西兴县刘家曲按重要性与机密性清理档案,是适应战时转移和保护档案的需要,但还不能适应平时大量查找使用和科学管理档案的要求。于是,利用在平山县西柏坡暂住的机会,中央秘书处和中央机要处分别制定了新的文件、电报分类整理原则。一是,电报的分类整理。根据1947年周恩来在中央机要处《机要保密问题的报告提纲》的批示:“为使机要工作真正达到秘密、准确、及时三者矛盾的统一和集中的程度,必须在制码、传递、使用、保管、销毁五种工作上,都能做到合乎‘保密’的绝对要求”。在1948年制定的《中央办公厅关于收发电报的处理办法》中规定:电报应分党务、政治、军事、政权、群众团体各大类,以组织机构结合电报内容再将大类分成小类。一切接收到的电报应交承办机关办理,但机要处应及时清退并及时分类整理,及时归档和有秩序的管理。二是,文件的分类整理。1948年中央秘书处在修订的《材料科工作条例》中附有《材料分类表》和分类编目解说,规定在重新分类整理档案时,一定不要打乱原来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分类的原则,而是以原来的分类为基础,将各类档案再细分为:综合类、党务类、政权类、军事类和群众运动类等等。在分类或细类下面再视文件多寡设项或设目。“项”是最小的类,“目”即是案卷。例表如下:
AI总类(重要而机密文件类)
100综合类(分类)
110(项)政策指导
120调查报告
130工作总结
140(略)
200党务
210政治思想
220党的建设
230党的组织
240干部管理
240.1(目)干部任免
240.2干部将征
240.3干部培训
240.4干部审查
240.5干部教育
250宣传工作
300 (略)
三是,编制目录。在兴县编制的是“目录大纲”,这种大纲是文件统计、某一问题文件的综合介绍和重要文件填写细目的混合体,只能供参考,还不能成为比较理想的检索工具。因而,这次在平山对档案进行了再整理后编制了一套文件目录和文件互见目录。文件目录以总类为单位装订成本式目录,分类也可设目录分册。如不设分册,在本式目录中可设“目录卡”分开。目录项目主要有总类号、分类顺序号、文件名称(标题)、成文时间、受文者和发文者、页码和备注等。互见目录又称辅助目录,用于对综合性文件的分析,即将某一综合文件分解为政治、党务、军事等等专题,并将这些专题在文件目录中附注,以便查用。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恢复中央和中央军委各机关,并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包罗万象。此外还有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1948年5月,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据杨尚昆同志回忆: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及党中央对档案工作是非常高度重视。就是在西柏坡的这些日子里,在党中央及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文书档案工作者在为党中央服务的同时,正积极从事着搬迁档案进京的准备,经过10个月在建立体制,制定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努力,终于为中央档案进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