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在亚太战略博弈强化背景下，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强化乃至“升级”趋势受到瞩目。即使经历了政权更替，日本政府仍从推动“战略性外交”目标出发，围绕“印太构想”推进外交部署，积极促进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

四边战略互动强化中的日本

　　2020年，全球大国与地缘政治博弈因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而加剧，亚太地区秩序重组态势更为复杂。在美国对华对抗思维驱动及积极外交策动下，美日印澳四方围绕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了战略呼应与协作，而日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推手作用。事实上，在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中，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既是该地区的权力结构骨架，也是秩序规则及相关价值观的观念支持体系。无论安倍政权还是菅义伟政权，都试图将这一设想融合到日本外交战略的几大核心环节——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及国际（地区）秩序建构行动当中。当前，“印太构想”已经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支柱之一，而以印太区域为重心，以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为纽带的美日印澳双、多边合作则成日本试图充分“活用”的主要战略工具。
　　过去一年，日本对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的促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持推动四边战略对话。2020年10月上旬，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议，这是四国继2019年9月纽约联大期间会晤之后的第二次外长会议。日本作为东道主积极组织各方聚焦战略合作，弥合彼此分歧，并大力支持自2017年11月重启的四边司局级会谈持续开展。部分日本官方专家还积极建议将四边外长会议早日升格为首脑会谈，进一步固化并提升四边战略对话机制。
　　第二，支持打通防务合作体系。日本积极主张将原有美日印、美日澳三边防务合作，特别是海上军演，扩展到四边乃至更大范围。2020年11月，美日印澳首次共同举行“马拉巴尔”军演。另外，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1月澳总理莫里森访日时两国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基本达成一致，12月中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将首次接纳澳军官作为联络员。以上动向配合日美防务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四方在情报共享、联合训演、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防务合作。
　　第三，推动增强经济合作功能。美日澳自2019年11月起公开发起旨在构建国际基建项目标准的“蓝点网络计划”。过去一年，日本在该项目规则制定、机构设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借此进一步推动各方在“高质量基建”领域的项目合作。2020年9月，以疫情下保障经济安全为背景，日印澳又公开提出“供应链弹性倡议”，并联合美国加强产业供应链合作。在具体推动增强“印太构想”经济合作功能、寻求掌控区域经济秩序方面，日本无疑是四方中最活跃的。
　　第四，联合强化海洋安全主导。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日益具有“海权同盟”色彩。其中，日本持续高调倡导所谓“航行自由”“海洋法治”原则，并积极促使美日印澳四边共同关注海洋安全，在国际场合相互呼应支持，引导多边议程，并实质协助各方介入干预南海问题，支持沿岸国家“海洋安保能力建设”，共同确保战略影响。

“领导者作用”与多元化战略

　　关于日本在美日印澳四边互动中的角色，不少观察者指出，尽管拥有压倒性实力的美国是其实质主导者，但基于美国战略影响力收缩和亚太地区“去单极化”趋势的加强，日本的角色日益走向前台，并得到凸显。有美国智库报告称，日本正努力谋求在印太从协调者成为领导者，这反映了日本不断增强的战略自信与外交雄心。一些日本战略学者亦表示，特朗普时代至今美国亚太战略较以往更多地暴露出脆弱性与摇摆性，印太各国对美国战略承诺及领导能力日益欠缺信任，加上中国的崛起带来所谓“战略不透明”与“力量失衡”，这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秩序稳定责任，也为日本发挥所谓“领导者作用”提供了机遇。日方认为，存在几项有利于己的战略资产：一是相对稳固的日美关系与美国的战略支持;二是长期经营亚洲地区外交积累的成果;三是基于民主国家体系与“国际贡献”，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作为协调者及“观念贡献者（vision provider）”的优势;四是各方针对中国崛起的“共同忧虑与预防措施”。
　　在推动“印太战略（构想）”过程中，日本的战略思考具有两面性：地缘战略竞争与地区协调合作。前者是日本战略的现实出发点，后者则赋予前者更为有利的道义立场与发展环境。安倍执政后期，日本的基本战略是努力淡化前者而凸显后者，特别是极力强调日本“印太构想”在提供地区经济及安全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日本始终坚持推动构建美日印澳这一“集中了除中国以外所有地区强权的权力结构”，这一方面反映了基于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竞争仍是日本战略的主导性思考，另一方面，日方也意识到过度偏重于美日印澳这一封闭性、排他性框架并不利于其“印太构想”的持续性展开。毕竟在区域经济与社会治理合作方面，日本要寻求利益最大化，不可能无视中国。而避免在大国战略博弈中选边乃至被卷入冲突，亦是地区其他中小国家的基本诉求。
　　为了确保战略效果及可持续性，日本在总体对外战略及“印太战略”体系内，一方面支持美日印澳战略协作，另一方面亦寻求战略对象与手段的多元化。在美日印澳四边体系中，日本首要确保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调动日印、日澳关系中的传统友好积累与現实利益诉求，打造“准同盟关系”。而在超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多元化战略方面，日本则主要采用以下手段：一是支持东盟发挥“中心角色”，寻求日本与东盟各国在印太的“战略对接”与更深度相互依存;二是引导欧洲大国的“外部参与”，以构建开放性合作框架为名支持欧盟及英法德等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借助外部力量争取有利站位;三是平衡对华政策中的两面性，既促使相关战略安排发挥牵制中国的作用，但亦尽力避免与中方的直接冲突。为此日方公开表示不期望美日印澳四边成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对抗性框架，比如所谓“亚洲小北约”。

日本未来的行动趋势

　　由于国内疫情趋于严重，日本政府正集中力量优先防疫等内政事务，但在对外政策上仍做出积极应对国际变局的姿态。2021年1月1日，菅义伟发表新年感想称：“即使国际形势日益不明朗，日本的外交方针仍不动摇。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推进战略行动，同时也将与周边邻国构建稳定关系。”1月3日，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重视多边主义，期望在‘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他表示：“（日本）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我）希望在拜登新总统就任后，尽早与之见面，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纽带。与此同时，还将与澳、印、欧洲与东盟等国家及地区强化合作，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行动。”日方期望借拜登政府上台之机，抓住主要矛盾，加强对美国战略的影响乃至“牵引”，促使其回归亚太盟国协调体系，并由此加强与“民主盟国”的全面合作。但同时亦强调要与中国等邻国保持“战略稳定”。2020年11月下旬，菅义伟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强调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推进，包括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的策略方式，既反映了日本针对外部体系性压力、特别是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而做出的应变，亦反映了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高度现实主义与实力取向。无论从权力政治还是意识形态角度，日本都将依托并利用美日印澳这一“民主安全菱形”视为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的一种“直接而可靠”的方式。但正如很多人，包括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前景不明”，但亚太及印太地区大的趋势仍是和平、发展与合作。新冠疫情尽管局部激化了国家间矛盾，但中长期来看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及地区合作需求，任何国家都难以抗拒这一趋势。在此情况下，日本战略的未来，包括其意欲实现的所谓“领导角色”，取决于其战略手段能否达成真正的平衡性与协调性，特别是超越过去固有的战略框架与“思维图式”，理性而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推动更广范围的亚太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