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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全靠寫作谋生》一文发出后,引起很多讨论。我原本只是想做一篇生活记录,当作对一段生活的告别,因为是有感而发,所以写得非常畅快。
记得那天晚上和朋友聚餐,两个自由职业者、一位出版人,还有一位在某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员工,我们谈起彼此的生活,他们说自由职业需要勇气,担心我的经济状况,其实我心里想,比起拿高薪一直做自己不热爱的事,少赚点钱,做自己热爱的事反而是一件不需要太多勇气的事,因为你并不需要突破什么道德底线,不用委屈自己做你认为无意义甚至负能量的东西,遵从内心,过上自己不那么别扭的生活,固然,会面对收入的下滑、亲友的不解,甚至漫长的孤寂,但对我而言,它比每天如同流水线数据工人、揣摩着领导脸色、干着重复却要说服自己有意义的任务的日子来得快乐地多,选择这样的生活,并不需要上升到多么崇高的理由。
所以,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卖惨,而是如释重负。写作、自由职业,都不是很痛苦的事,所谓疼痛,也是快乐的一部分,每当我看到那些挥汗如雨走起路来匆匆忙忙的外卖员,知道生产车间里忍受断指风险的工人的日常劳动,我就想,写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为什么一些作者,会需要拿写作打苦情牌呢?如果写作真的如此折磨自己,他们早就离开了,能坚持至今,定然有让自己热爱的理由。而我选择写作,也诚然不是出于什么神圣的理由,而只是——它是令我轻松自在、感到自己真正在活着的一种存在。
其实,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选择相似生活,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大有人在。住在我下铺的兄弟,他为电影处女作前前后后搭了二十多万,最严峻的时候,他一度负债七万,为此不得不疯狂接商业项目,透支自己,填补金钱上的窟窿,而他拍好的片子,现在还没过审。
我问他,会为拍这部片子感到后悔吗?他摇头笑了笑,到了这个阶段,不会再想什么后不后悔的事,路是自己选的,都已经走到这份上了,何必再回头。他承认,再回过头看那部片子,还只是一部不成熟的学生作品,但是,若没有那一次尝试,自己就不会实际知道怎么掌镜、怎么运镜,怎么搞定拍摄地点,怎么指导演员选位,又是怎么放下身段去拉投资、谈赞助,乃至电影过审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不去做,就永远只是纸上谈兵,站在圈外看圈内。
而他回想起来,导演时最有感触的节点,是有一个月,拍摄非常紧张,他当时的女朋友不惜从爱丁堡飞回来,在北京陪他撑过那一个月,而剧组的演员,不提任何报酬,无私地在那一个月帮助他去完善这部片子。在导演之前,他完全想象不到自己会得到这份幸运,而他现在坚持,等待片子过审,为的也不只是自己,而是给每一个从中付出的人,都有一个交代。
不知为何,那晚我们聊了许多。他过十天就要去美国了,学三年摄影,那是一家学费高昂的学校,即便省吃俭用,三年下来至少也要花掉一百万元人民币,offer出来时,他和家人为此严肃讨论。去,意味着走上更高台阶的一个可能性,承担一百万支出的压力。不去,错失这个可能性,可以给家里省下大笔经济负担。他的家境并不优越,所以这是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但一番长谈后,家人还是决定支持他。
他说起这件事时,眼睛是泛着光的。他说,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想起一个很普通的夜晚,梅林的末班车到了,站在路边的“我”要不要上去?上去,前方一片未知,但它是今天最后的可能性。不上,什么也不会改变,也不必承担风险。他惊讶的是,平日内敛求稳的自己,遇到这个“末班车”的机会时,竟然会做出事后意想不到的事。算是冲动吗?但不上末班车,就会长久遗憾,那个坐末班车的决定,好像是生命本能在推搡着自己前进。
拍片是一个比写作要协调更多事务的事。写作时,你只面对自己的作品,稿子出来了,和编辑对接,作品最后成色如何、是否发表,作者和编辑握有很大主动权。马尔克斯说,写作者是孤军奋战的,因为理想程度上,作者的确可以靠一己之力完成整部作品。但拍片不是,一部电影涉及制片、导演、编剧、摄像、美术、服装、企划等多个方面,从投资到上映的过程,也需要面临与资方、平台方、合伙人、审查部门的博弈,仅仅是获得公映许可证,首先就需要挂钩有拍摄资质的公司,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
他是青年导演,我是青年作者,他的片子没什么人看,我的小说没什么人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算同病相怜,所以那天晚上,在听到他说起一个青年导演要出头所面对困境时,我有些感同身受,会想起文档里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发的稿子,还有面对编辑拒稿时,努力调节自己心情的瞬间。
但是,和导演要面对的磨难相比,作者被拒稿、被冷落真的不算什么。导演光是筹钱就很伤脑筋,有名如王家卫,拍摄《一代宗师》都要抵押自己的房子,吴克羣曾经风光,结果筹备多年的电影《为你写诗》惨淡收场,他只好频频走穴挽回损失。对没有家底、缺乏强大资本撑腰的导演来说,一部片子的成败可能就决定他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这让我想起胡波,一位过世的青年导演。胡波之死已经被很多媒体讨论过,他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也没有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加速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署名权被威胁。早在《大象席地而坐》拍摄时,胡波和出品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从单机位长镜头的选用到电影的时长,从演员人选到后期剪辑,胡波的四小时剪辑版不符合出品方的要求,在后者看来,这部又闷又长的片如果不删减到两小时,注定会被市场抛弃。胡波为此和恩师王小帅有过争执,出品方一怒之下,甚至威胁要剥夺他的署名权。艺术追求与现实的摩擦,导致了胡波的失望。《大象席地而坐》的摄影师范超曾回忆:“从毕业到影片拍摄完成,胡波这么些年就只在做这一件事情,他对其他事情都可以淡然处置,唯独电影的坎,他过不去。恰恰在这个节骨眼,有人说如果你不妥协,我就要剥夺你的署名,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巨大的。”
讽刺的是,王小帅劝胡波要把电影删减到两小时,他的新片《地久天长》却有174分钟。胡波去世后得到重新认可,他的电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可如果他没有去世呢?或许《大象席地而坐》依然是一部默默无闻的片子,甚至因为片长删减导致的剧情削弱而被遭受批评,而胡波也还是一个不被主流正眼看待的边缘导演。我想,我们时代需要死亡去兑换的事太多了。
也曾想过,如果一年、两年、三年都没写出来,要不要放弃?如果到自己五六十岁的时候,意识到自我的命运,很可能就是普通一生,没什么作品留下来,会以何种心情,面对死亡的到来?我甚至设想,邀请一位编辑朋友,在我死后,把我的小说、散文、诗歌出版,了却一件心愿,但转念一想,卡夫卡拜托朋友把自己的作品焚烧,好像更酷一点。我还做不到像卡夫卡这样决绝,这或许是我钦佩他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已经在路上,就继续走吧。几天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也专攻写作了,不要房地产企业的offer,回老家汕头,过相对平静、每天有足够时间写作的生活。我说,可能我是比较天真的人吧,我对物质的需求确实没那么多。所以当有个人对我说,你现在清贫度日,不努力挣钱,以后买不起房会后悔时,我没有回应,只是心里在想——为什么财富就一定是衡量人生得失的标杆呢?
我想,还是不要随意评判别人的生活了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热爱《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的原因。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