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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达沃斯论坛鲜明地揭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对回缩，而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领域大步向前的新时代。从参会者的发言和议论看，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民意基础不稳，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可能极其艰难。虽然特朗普很可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发动舆论战，但这种单兵作战、舆论上赚吆喝的做法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系统性的、全面的影响。中国应该沉着应对，分清特朗普政府的虚招和实招，不过分回应其“挑衅”，而在核心关节抓住软肋回应其种种刁难；同时积极务实地抓住新型全球化的机遇，真正成长为新的全球领导者。
每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都是窥视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窗口，201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尤其如此，其很可能成为折射未来世界经济变局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必须务实地推进全球化，而不是开倒车。这吹响了中国风格的新型全球化的号角，明确树立了中国作為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新领军者的定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会者对特朗普未来执政的种种分析以及对整个西方国家未来一段时间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分析偏于悲观，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正在逐步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领导者的地位上全面退出，并将各自为战，进入一个比较混乱的发展时期。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新的领导机遇。
特朗普上台标志着美国独大时代的终结
达沃斯论坛上，欧亚集团主席、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鲜明地指出，特朗普的上台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倒不如说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已经告别其全球绝对老大地位。
他指出，特朗普一再批判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的一系列执政的错误，其实仅仅在于他想批判他们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美国再也不是那个一国坐大、一言九鼎的大国了。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给民众包括精英人士带来了种种的冲击。比如说，美国已经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主导中东政治格局，美国也不可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说一不二了。这就导致了美国全体国民的失落。因此，从本质上讲，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伟大”这一听起来极其辉煌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美国必须接受它作为多元化全球体系一员的历史新地位。特朗普的口号将沦为一种空想。
特朗普代表不了民众意志，其执政的基础极其不稳
很多参会者指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美国民众意志的总统；相反，他是阴差阳错借着一股巧劲儿上台的。事实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其大选总票数是输给希拉里的，他只不过是利用了美国中西部两个州以及宾夕法尼亚这一东部州部分白人工人的不满，钻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空子才上台的。因此，特朗普的上台，跟当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的背景完全不同，其事实上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分裂而不是团结。
果不其然，达沃斯论坛之后，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时，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出现了几百万人的抗议大游行。特朗普时代，将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一致向前进的时代。
在政治运作层面，这可能意味着国会许多议员不愿与白宫合作，因为他们担心本选区百姓对特朗普极为反感从而影响自己的连任。
特朗普施政将举步维艰
在达沃斯论坛上，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办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明确指出，当前金融市场对特朗普的期望过高，特朗普的施政策略至少短期在经济领域很难兑现。比如说，他的减税政策需要国会通过，一般总统提出减税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方案，最后的细则需要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制定并通过，而且往往得经过多轮讨价还价才能通过，其技术极其繁琐，过程极其冗长，一般至少需要8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特朗普宣布的迅速减税只是一个不易落实的口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一般不愿意通过可立即开工的投资项目；另外，由于这种已经完成了可行性分析、可以立即开工的投资项目在美国少而又少，即便国会通过了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真正落地也需要很多年。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美国国会通过一套整体的贸易保护措施，往往需要经过反复争斗，很难一蹴而就，尤其是在当前共和党占优的国会，因为共和党人一般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政府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短期内绕过国会，采用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针对个别产品和个别公司发动制裁，来打击自由贸易，而这是违反美国法制精神的，可能进一步加深美国的分裂。
总之，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很难在经济领域对之前的若干承诺作出全面的、实质性的兑现。
特朗普政府的行政能力备受质疑
在达沃斯不同分会场上，参会者纷纷议论，特朗普政府的行政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很多经济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富有经济政策经验的经济学者做后盾，这跟里根时代完全不同。当年，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受到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等学者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这次达沃斯会议上，有一位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坦言，自己曾经被特朗普团队邀请入阁，但他严词拒绝，他说在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经历会给任何一个严肃学者的学术生涯留下污点。
与严肃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达沃斯有一位特朗普团队的“大腕”，带着墨镜，随员、记者前呼后拥，来往于各个分论坛，气宇轩昂，俨然若革命成功后的领袖。他叫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负责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关系。他和我在一个讨论全球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的公开论坛上同台，并无特别观点。会后一查，才发现此兄是法学院毕业，高盛投资银行原高管，后来创办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典型的华尔街人士。
另外，特朗普政府缺乏富有行政经验的前政府官员，其成员多为大企业和高盛公司的前任高管以及退休将军，他们不懂政府和国会运作的方式，这可能导致特朗普政府执政早期遇到很多困难，举步维艰。
综合以上分析，不仅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民意基础非常不稳，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也可能极其困难。但是特朗普本人是极其高调、唯恐没有争议的政客，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传统的政策制定的战场上屡战屡败，而特朗普很可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发挥个人作用，直接针对单个产品、单个企业发动舆论上的战争。中国方面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认识到这种单兵作战、舆论上赚吆喝而实际上难以成行的做法并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系统性的、全面的影响，只是当时会在国际舆论场上兴风作浪。
中国应高举新型全球化大旗，坚定信心，沉着、务实应战特朗普乱政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的、坚持新型全球化的声音，中国有决心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挑衅和政策冲击，中国方面一定要坚持大局、正面回应，不与特朗普在低层次舆论战上过分周旋，而应该沉着应对，分清特朗普政府的虚招和实招，不过分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同时在核心关节抓住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例如特朗普政府与包括高盛在内的美国大企业关系密切，中国可以盯紧美国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加强与它们的沟通，做好它们的工作，让它们明白开全球化的倒车对美国经济不利，对美国大公司尤其不利，以此来回应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刁难。
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对回缩、中国在国际治理和全球化方面大步向前的新时代。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全景。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中国应该积极务实地紧紧抓住新型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真正成为全球新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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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都是窥视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窗口，201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尤其如此，其很可能成为折射未来世界经济变局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必须务实地推进全球化，而不是开倒车。这吹响了中国风格的新型全球化的号角，明确树立了中国作為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新领军者的定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会者对特朗普未来执政的种种分析以及对整个西方国家未来一段时间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分析偏于悲观，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正在逐步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领导者的地位上全面退出，并将各自为战，进入一个比较混乱的发展时期。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新的领导机遇。
特朗普上台标志着美国独大时代的终结
达沃斯论坛上，欧亚集团主席、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鲜明地指出，特朗普的上台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倒不如说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已经告别其全球绝对老大地位。
他指出，特朗普一再批判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的一系列执政的错误，其实仅仅在于他想批判他们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美国再也不是那个一国坐大、一言九鼎的大国了。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给民众包括精英人士带来了种种的冲击。比如说，美国已经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主导中东政治格局，美国也不可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说一不二了。这就导致了美国全体国民的失落。因此，从本质上讲，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伟大”这一听起来极其辉煌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美国必须接受它作为多元化全球体系一员的历史新地位。特朗普的口号将沦为一种空想。
特朗普代表不了民众意志，其执政的基础极其不稳
很多参会者指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美国民众意志的总统；相反，他是阴差阳错借着一股巧劲儿上台的。事实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其大选总票数是输给希拉里的，他只不过是利用了美国中西部两个州以及宾夕法尼亚这一东部州部分白人工人的不满，钻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空子才上台的。因此，特朗普的上台，跟当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的背景完全不同，其事实上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分裂而不是团结。
果不其然，达沃斯论坛之后，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时，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出现了几百万人的抗议大游行。特朗普时代，将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一致向前进的时代。
在政治运作层面，这可能意味着国会许多议员不愿与白宫合作，因为他们担心本选区百姓对特朗普极为反感从而影响自己的连任。
特朗普施政将举步维艰
在达沃斯论坛上，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办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明确指出，当前金融市场对特朗普的期望过高，特朗普的施政策略至少短期在经济领域很难兑现。比如说，他的减税政策需要国会通过，一般总统提出减税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方案，最后的细则需要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制定并通过，而且往往得经过多轮讨价还价才能通过，其技术极其繁琐，过程极其冗长，一般至少需要8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特朗普宣布的迅速减税只是一个不易落实的口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一般不愿意通过可立即开工的投资项目；另外，由于这种已经完成了可行性分析、可以立即开工的投资项目在美国少而又少，即便国会通过了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真正落地也需要很多年。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美国国会通过一套整体的贸易保护措施，往往需要经过反复争斗，很难一蹴而就，尤其是在当前共和党占优的国会，因为共和党人一般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政府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短期内绕过国会，采用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针对个别产品和个别公司发动制裁，来打击自由贸易，而这是违反美国法制精神的，可能进一步加深美国的分裂。
总之，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很难在经济领域对之前的若干承诺作出全面的、实质性的兑现。
特朗普政府的行政能力备受质疑
在达沃斯不同分会场上，参会者纷纷议论，特朗普政府的行政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很多经济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富有经济政策经验的经济学者做后盾，这跟里根时代完全不同。当年，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受到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等学者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这次达沃斯会议上，有一位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坦言，自己曾经被特朗普团队邀请入阁，但他严词拒绝，他说在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经历会给任何一个严肃学者的学术生涯留下污点。
与严肃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达沃斯有一位特朗普团队的“大腕”，带着墨镜，随员、记者前呼后拥，来往于各个分论坛，气宇轩昂，俨然若革命成功后的领袖。他叫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负责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关系。他和我在一个讨论全球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的公开论坛上同台，并无特别观点。会后一查，才发现此兄是法学院毕业，高盛投资银行原高管，后来创办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典型的华尔街人士。
另外，特朗普政府缺乏富有行政经验的前政府官员，其成员多为大企业和高盛公司的前任高管以及退休将军，他们不懂政府和国会运作的方式，这可能导致特朗普政府执政早期遇到很多困难，举步维艰。
综合以上分析，不仅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民意基础非常不稳，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也可能极其困难。但是特朗普本人是极其高调、唯恐没有争议的政客，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传统的政策制定的战场上屡战屡败，而特朗普很可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发挥个人作用，直接针对单个产品、单个企业发动舆论上的战争。中国方面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认识到这种单兵作战、舆论上赚吆喝而实际上难以成行的做法并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系统性的、全面的影响，只是当时会在国际舆论场上兴风作浪。
中国应高举新型全球化大旗，坚定信心，沉着、务实应战特朗普乱政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的、坚持新型全球化的声音，中国有决心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挑衅和政策冲击，中国方面一定要坚持大局、正面回应，不与特朗普在低层次舆论战上过分周旋，而应该沉着应对，分清特朗普政府的虚招和实招，不过分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同时在核心关节抓住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例如特朗普政府与包括高盛在内的美国大企业关系密切，中国可以盯紧美国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加强与它们的沟通，做好它们的工作，让它们明白开全球化的倒车对美国经济不利，对美国大公司尤其不利，以此来回应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刁难。
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对回缩、中国在国际治理和全球化方面大步向前的新时代。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全景。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中国应该积极务实地紧紧抓住新型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真正成为全球新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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