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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曾说过：“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汉学家们做学问从文献学入手，这正是继承了中国文献学的传统。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