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信疆先生因书而结缘。那是在1995年春天,好友鲍元恺教授以作曲家的身份赴台湾访问,带去了我的《东方既白》。这是我的一本艺术评论集,其中收录了我与鲍元恺关于音乐艺术的一篇对话。那天晚上,忽然接到鲍元恺从台北打来的电话,说他正与几位台湾的文化名人聚会,并说我的书受到一位台北同行的激赏。随后,他就把电话交给了那位同行——这,就是我与高信疆先生的第一次跨海通话。当时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已然淡忘了,只记得高先生对我的几篇文字评说甚详,还希望我能给他主持的台湾报纸写点东西。印象中,这位同行确实是一个目光敏锐、博览群书的报人。
　　转眼之间就到了1997年。这时,高先生已转到香港明报主持笔政,他通过台湾音乐家阿镗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家。这次,高先生开门见山地邀请我“出山”,到香港明报协助他办报。我与高先生从未谋面,竟然受到他如此盛情的邀请,更以重任相托,这举动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令我在感动之余,也感到有些突兀。我思索片刻,以不懂粤语为由婉言相辞。高先生竟说:“我也不懂粤语,办报没问题呀!”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位充满热情和期待的前辈报人。好在当时我已受命赴港采访回归报道,便与高先生相约:待我到香港以后,见面详谈。
　　我没想到,约见高先生会如此费周折。他那段时间正在布局明报欧洲版和美国版的事情,满世界飞来飞去的。我有空他不在,他回来了我又没空。这么折腾了三五回都没约上。最后,高先生竟然定了一个大家都能有空的时间:凌晨一点在他家见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凌晨访友。我与高先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感谢他的知遇之恩,但也明确表达了不能来港办报的原委。高先生虽有些遗憾,也表示充分理解。除了谈办报,我们那天的话题基本没有离开书。他详细打听大陆读书界的情况,询问一些他只见其文未见其人的作家情况,如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他写过评介她报告文学的文章)、老作家孙犁等等。我也是一味地向他了解台湾文坛的人物和作品,如我的同乡、散文家罗兰,武侠大家古龙和高阳,诗人余光中以及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李敖等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台湾作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至少都与他的办报生涯有过深深浅浅的联系。这让我顿时对面前这位同行刮目相看了——报人的分量,从来是以他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来显现的。那天,我从高先生随意聊起的这些人与事,就已掂出了他在台湾报界的分量。
　　聊到晨曦初露,高先生依然余意未尽。可他4点钟要到明报去办事,6点钟就要飞欧洲了。他竟然邀请我随他一同去报社继续聊下去。我不得不叹服他的精力之旺盛。来到他的办公室,我立时就被他那满墙的书架惊呆了。他哈哈大笑说,你看,我说让你来一趟没错吧!这里的书,都是我来香港买的,忙得没时间读。你喜欢那本,尽管拿去。好书就怕没人读,你读我读,对书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说,夺人之美,君子不为——我看看就是眼福啦!他笑道,你太客气了。还是我来帮你挑吧!说着,就从书架往下取书,不一会儿就拿了一大摞。我说,我拿不动这么多,书太沉了!他撇撇嘴说,读书人还怕书沉吗?
　　真是快人快语!我当即明白为何台湾那些读书人如此喜欢他、如此愿意与他交往、给他写稿了——这是一个爱书如命的性情中人!
　　他给我找了一个结实的布袋子,装了满满一袋书。还有几本装不下,他就硬塞进我随身带的小书包里。我说,我本来只想向您求一本你自己写的书,没想到……高先生淡淡一笑说,我自己的书?这里没有。哦,只有一本我做义工编的书,可以送给你。他从柜子里摸出一本《证严法师静思语》,我请他签名留念,他略一思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是一本大书,我们该怎样写下自己的句读呢?送‘大读书家’侯军”,落款是“弟高信疆,赠于香江,97夏”。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高信疆先生的签名本,它记录了我们初次见面留下的难忘记忆。
　　从此,我们成为声气相求、心灵相通的同道。不论他走到哪里,我们都保持着电话热线的联系,从香港到台北,从台北到北京,十几年间从未间断。他多次来深圳,在我家里延续着我们“香江夜话”式的彻夜畅谈,偶尔,我的妻女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多人的聚谈。由此,我们理解了高先生“中华大文化”的浓厚情结,也知道了他多年来靠着顽强的自我奋斗成长为一代名报人的非凡经历。他是当今华人中为数极少的分别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欧洲、美洲和澳洲都办过报纸的媒体人,他的目光之犀利、视野之开阔、胸怀之远大、胆识之过人,都令我这个报业的后来者倍感钦佩。
　　2001年,他在北京接手一份《京萃周报》,办得风生水起。而我刚好也在深圳接手了一家周报。这一下,我们真的成了同行。我率先聘请他做我的编务顾问,他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的小报拥有了第一个“大牌名人”的招牌。当我再去约请其他名人做顾问时,只要一说“高信疆先生已经答应了”,对方立即慨然应允——就这样,我先后聘请到香港大学者金耀基、大陆名作家余秋雨、新华社老社长穆青等一干名家,成为我们这家小报的顾问。一时间,余有荣焉。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总编顾问座谈会”,高信疆先生从北京赶来了,余秋雨先生也从上海赶来了。开会那天,两位“大牌”都执意要请对方做“压轴”发言,竟然在会场上争起了话筒。最终还是余秋雨抢到先手,余老师说:“俗话说,好戏在后头,有高先生在,肯定要他来唱‘压轴大戏’!”这一幕给人印象深刻,由此也可看出高先生在文化界的特殊影响力。
　　就是在那次会面时,我得到了高先生的第二本签名本,那是他为母亲高冀惠生女士编辑的一册纪念集,书名叫《慈晖亲恩》。我在书中第一次读到高先生写的关于台湾“眷村”的文章,也由此知道了他们这些从大陆飘洋过海的人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了怎样曲折而艰辛的岁月。
　　在我们一南一北办周报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的交往也最为频密,他给我出过不少好点子,还特许我刊发他约来的李敖专栏文章,这对我办报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支持。然而,我与高先生的周报似乎都有点生不逢时,在一个报业竞争极为激烈的时代,周报的生存空间实在被挤压得太狭小了。几年以后,我们的报纸都被迫停刊了。我继续去办日报,而高先生则改做几家公司的顾问,一直住在北京的公寓里。我曾几次去北京看望他,感觉他虽然谈笑如故,但心情已然蒙上了一层阴翳。言谈话语中,不时流露出丝丝缕缕的怅然和无奈。是啊,彼时的台湾正是“独派”当道,离他心目中的“中华大文化”的理想分明是渐行渐远。而报业多舛,也使他身心疲惫。他告诉我,他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读书看碟听音乐。他读的书很多也很杂,天文地理、政经文艺,有新潮也有古典。我曾郑重其事地建议他,应该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我说:“您的办报经历独一无二,应该记录下来供后来者学习借鉴。”他只是笑笑说:“还早还早,不着急!”
　　孰料,天公忌才,不假以寿。去年5月5日,高信疆先生因患癌症,遽归道山,年仅64岁。我当时正值夜班,偶然从香港明报上读到这则消息,登时气噎前胸,呼吸不畅,不得不吃药应急。略微平缓以后,才给好友鲍元恺打电话询问详情。鲍兄说,他也是刚刚知道。据台北的朋友讲,高先生是被李敖强拉着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查就是肝癌晚期。医生本来预计只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是高先生顽强地与病魔搏斗,又延续了一年多才辞世。自前年发现患病住进医院以后,他就很少见客,显然,他不愿让朋友们见到他的病容。他一生都在追求完美!
　　我请鲍元恺先生设法在台北的追思会上送个花圈,以表达我的哀悼之情。几天后,接鲍兄短信,告诉我:“已经由乃菁妹妹办妥,因为只是一个很小的家庭式追思会,就不送花圈了,只是以咱四人名义送鲜花。这四人是,你,我,曹景行,周瑞金。”
　　我深深感谢鲍兄的周到安排。但是,心里却总觉得有个缺憾:作为以书结缘的知音和同道,我总应该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报人。可是,我在彼时彼刻却真是笔重千钧,几次起首,都无法续写下去。转眼之间,高先生的周年祭日就要到了,我谨从与高信疆先生十多年交往中,拎出几个与书相关的细节演绎成篇,用以告慰挚友的在天之灵。我想告诉高先生的是,您的人生已经写下了精彩的句读,而我的人生大书尚未读完。我将尽力点好属于自己的那些句读,以待他日重逢之时,也能带去一份完满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