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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破裂，传统的中共史学认为蒋介石“反苏、反共”。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之前约8年的时间里，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朋友。
从1921年起到1927年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正式代表团三次访问苏联。1921年底为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国焘率领的30余人中国代表团内就有孙中山委派的正式代表张秋白，邵力子以上海太平洋与中国社的名义派遣的记者《民国日报》朱枕薪。1923年正式以国民党名义访问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由蒋介石率领，第二个是1925年胡汉民率领的代表团。
邵力子所在的代表团于1926年9月到达苏联，这是国民党第三个代表团。时值国共合作时期，该团内还有中共代表谭平山。
邵力子赴苏前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三二○事件;二是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三是1925年底的西山会议派正式打出了反苏反共的旗帜并且做出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李大钊的国民党党籍等决议。这让人感到国共关系中一阵强劲的寒风;四是北伐过程中，中共依照共产国际指示发动猛烈的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工农政策上同国民党发生激烈争论，两党关系紧张，亟待调整。
所向披靡的北伐把中国革命到底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前景提到日程之上。究竟用什么思想来指导国民运动的发展？国民党能否坚持其三民主义？国民党能否实施其《整理党务案》？始自孙中山的对苏关系的实用主义策略：既靠苏联援助，又不容许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能否继续下去？能否既容共又把共产国际视为“自己人”的中共排除于未来的权力之外？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一直想在共产国际中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以“独揽”对苏外交。孙中山有过建立国民党联络委员会直接同共产国际联络的想法，这样一些事情就勿需再通过中国共产党了。胡汉民知悉此事，他的苏联之行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接纳国民党为共产国际成员的要求。但是他的努力未果。中国国民党得到的是共产国际同情党的地位，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其支部（拙文《胡汉民为国民党的地位与共产国际的周旋》已有介绍，见《世纪》2013年第5期）。正在崛起的蒋介石，心犹不甘，于胡汉民回国后不久，便又派邵力子出使苏联。
蒋介石交待邵力子的两大使命
邵力子又名邵闻泰，生于1882年，早年的同盟会员，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与国共两党都有渊源，与苏俄已经有间接交往，由他任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该报“觉悟”副刊用许多篇幅介绍新俄情况。
早在1926年6月，蒋介石同邵力子谈话时就提到“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当时蒋指的统一是由他本人指挥军队，由他本人和国民党“集中领导”。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国民党“金主”的莫斯科、袋里装有给国民党粮草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心目中的集中统一，却是跨党的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内拥护苏联的左派势力联合组成左派政府，掌权者并非蒋介石一个人，而是“汪蒋合作”。虽然三二○事件后汪精卫出走欧洲，有关方面在努力争取汪回国正是为此目的。蒋介石对情况心知肚明。所以在邵力子行前嘱其向斯大林转达：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此为邵的使命之一。邵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就中国工农运动、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交换看法。
1926年9月邵力子到达苏联。他于1926年9月中旬提交第一份报告给共产国际。他在报告中说“受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派遣前来”，使命是就“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指示”能是什么呢？邵力子不知道已经有人为他的使命设绊，这指的是一份电报，那是时在中国的吴廷康发给共产国际的，吴廷康知道蒋介石想独揽党权军权，便建议共产国际，“目前只能同他（邵力子）谈蒋介石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并请他把这一点电告蒋介石”。
讲到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时，邵力子像蒋介石、胡汉民一样，也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应当与世界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及其核心共产国际的领导。
邵力子人很机敏，他知道在农民土地政策问题上国民党与奉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共有明显分歧，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出现的“好得很”和“糟得很”的激烈对立的声音响于耳际。但他在报告中介绍运动情况时，态度十分慎重。既没有赞颂，也没有谈及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只有一段颇费思索的话：“蒋介石同鲍罗廷有过一次谈话，通过了一个决议，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其公布”，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云遮雾罩。
不过邵力子的言行表明了他坚持的是国民党的立场。写到国民党的迅速发展时，他强调广东省的大部分国民党员来自农民，但他们在国民党内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西山会议派也没有成气候。至于国共关系，他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意味着限制共产党”，仅仅是不给那些企图分裂党的人以把柄，不让他们中伤革命斗争。而对于蒋介石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点，邵力子说蒋当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为了让党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况且邵说共产党也“同意这样做”。他甚至还用共产党人照旧“在各处工作”为例证明两党关系正常。邵力子不愧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他摆出的是一副“和事佬”的姿态。
邵力子“重点突出”，先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如下：“统一领导和同心同德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必须步调一致。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接着便是亮出底牌：“相应地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邵力子归纳蒋介石的要求：
一、国民党应当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请共产国际派一名代表担任国共联席会议的顾问。国民党要求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问题给予指导。国民党要经常派遣本党代表到共产国际去或者常驻。请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更多的顾问。
二、针对我上面谈的情况制定出对待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策略，并要求中共采取统一行动。 三、请就中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加强和巩固国民党，在共同斗争中改善国共关系给予指示。
邵力子把关涉共产党的问题放在此后，他承认，进一步处理两党关系和减少摩擦依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中谨慎地表露着担心。
邵力子在他9月16日和后来的补充报告中强调国民党的领导作用：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并非两个平行政党联合的形式，而是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内来的形式”，“革命的领导者非国民党莫属”。
报告要求于中国共产党的是：
透彻地理解……（一）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也是跨党的共产党人的目标。
（二）为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坚强的政党，就要使这个党有真正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左派，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取得工农的信任。
邵的这番话表面针对中共实际是针对莫斯科的。他没有掩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
（一）一些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且总在摇摆不定;说别看国民党今天保护工农利益，将来它就要压迫工农了。他们想以此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工人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既然这样，工农就开始怀疑国民党了，国民党便不能取得工农的信任……工农不参加国民党……
（二）共产党人竭力吸引左派国民党青年参加共产党，结果纯粹的左派国民党几乎就没有了。
像当年孙中山不允许马林、陈独秀等批评国民党否则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甚至没有苏联援助也在所不惜一样，邵力子直言不讳地表述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严厉要求：
关于军政建设中的那些错误（如果尚有可能纠正），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先与人为善地予以指出，如遭到拒绝，再开始公开批评。
邵力子写这份补充报告时，中国的北伐正顺利进行，受掌握全国政权前景的鼓舞，国民党的文武官员独揽大权排除中共的愿望日益强烈。从蒋介石到下级官员，无一不敏锐地觉察到中共在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事实如何呢？请看中共的方针：
粤区的同志建议，鉴于左派不愿居于C.P.的附庸地位，中共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实际上中共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中共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但实际上要的是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
不仅如此，邵力子在报告中索性直接提出：希望共产党暂时不要在军队内设立秘密组织，如党团。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中共何止是在军队内设立党团，1925年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后为军事委员会）后，筹建共产党军队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有计划的进行之中。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中明确了“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方针 。
11月22日，邵力子和谭平山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开幕式。约一个月后闭幕的此次全会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但是邵力子的主张并没有反映在决议中。
农民国际的回应引起邵力子警觉
到全会开幕时邵力子还没有就他9月份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的回应。倒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农民国际对中国事态表示了更大的兴趣，其关注的程度超过了共产国际。
农民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言而喻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的路线，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好得很”，与毛泽东的评价不谋而合。但是农民国际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以为那是国民党心甘情愿地走着苏俄的道路，所以对于同国民党建立经常性联系表现出的主动性也超过了共产国际。农民国际愿意吸收国民党参加其活动，它写给邵力子的信充满热情和期待：
当前阶段中国土地问题的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只有直接和立即唤起中国农民的主动性并建立同他们的组织联系，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为此，您当然要利用别的国家首先是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
三，您是否认为有可能设立（也许您已经做到了）由您掌管的农民部的特别全权代表制并由您向各地派遣这些代表去实施您制定的措施。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建立过这样的全权代表制，用的是“特使”一词，他们是奉派到各地去的。
四，您是否打算立即召开农民代表会议？
农民国际的信使邵力子警觉起来，他悟出了笼罩着莫斯科的强烈革命气氛、立即嫁接苏式经验于中国的强烈愿望。所谓派遣土地问题“特使”到广大农村发动农民斗争地主，就是我们熟悉的工作组，就意味着立即在农村掀起类似十月革命后没收有产者财产和土地的风暴，邵力子感到农民国际在“土地政策上的左倾主张”不可行，他立即采取行动。
10月20日和29日，他在农民国际的会议上两次发言，系统地阐述国民党的政策。介绍国民党的政纲时，他突出的依然是三民主义，反复强调中国农民运动的情况离实施十月革命《土地法令》还远得很，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10月29日的发言中他毫不隐讳地声明“在我们向农民提出口号时，应当避免极左的现象”。 邵力子话锋直指“极左”，在那样气氛中显得“忤逆”。人们从中听出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比邵力子更加“忤逆”、更加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谭平山，他在此次全会上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战友的面公然提出了放弃共产国际道路的问题。谭平山明确表示，要放弃现在国共两党的道路，大胆提出，要抛开国共两党另外组建一个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党。
在左风甚盛的国际共产主义讲台上，两位中国代表的胆识令人惊诧，然而仔细想想，这毕竟是真正来自中国国民运动第一线的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对于他们置身其中的当时毁誉不一的中国农民运动，二人话语的力量自然重过克里姆林宫高官们的美好理想。奇怪的是他们的言论遇冷，既没有引起非议，也没有载入全会决议。 事实上邵力子和谭平山的主张，在国共两党和红都赴华使者们中间都不乏同情者。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苏联顾问铁罗尼、中共领导张国焘;一些被莫斯科视为国民党左派的人如邓演达、宋庆龄也认为此路可行，就连斯大林、联共（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一度为这个第三党的建立提供资助并做出努力（详见拙文《共产国际为何要批判宋庆龄》，《世纪》2014年第4期）。
邵力子为把国民党推向世界煞费苦心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全会闭幕后，邵力子没有立即回国，他在为争取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奔走。还在全会召开之前，邵力子于10月13日农民国际举行的会上曾提出召开一次远东农民代表大会和建立一个常设的农民问题中心的建议，旨在努力宣传国民党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路高歌而表现出不无盲目成分的乐观，如果邵力子建议的这个中心得以建立，中国国民党作为东方大国的未来执政者定会有其相应的地位。
可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建议没有什么热情。远东书记处 1927年1月18日决定接纳的是中共代表谭平山的建议：仅仅在农民国际中设立研究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委员会，由中共方面的谭平山领导，参加者有农民国际、国际土地研究所、远东书记处、中山大学等部门的代表。邵力子开始参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过这仅仅算是他为争取国民党的地位达成的“半个”成果，因为主持者是中共代表谭平山。邵力子在谭的领导之下。
邵力子依然苦思冥想，为贯彻蒋介石要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的意图，他再三力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1927年1月6日莫斯科致电鲍罗廷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说国民党代表可以“以列席代表的资格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邵力子得到的充其量是“列席”。不过总算进了一步。
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议原则上通过了与国民党互派代表的决定，确定国民党代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享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接下来还出现过在远东书记处内新建一个国民党“常设会议”以专门处理有关国民党事务的建议，原定吸收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和邵力子参加。但是它昙花一现，1927年2月11日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个建议。邵力子未能完成其使命。回顾历史，读者会产生无限感慨：国共两党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一样为领导权角逐，国民党的要求要由洋人来“做主”，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
邵力子帮助斯大林等
与蒋介石划清界限
1926年10月底上海工人打响了著名的三次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后来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莫斯科一片欢腾。《真理报》《消息报》重彩渲染上海的“革命”气氛。身在莫斯科的邵力子就像1923年蒋介石参观144步兵团时一样，十分兴奋，他目睹“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感到无比兴奋。“英美炮舰轰击南京以后，我们又看见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无限的同情。这实在是足以增加我们的勇气，慰藉我们的哀痛”。“尤其使我们深深铭感的，是这几天苏联工人群众，以一致的热烈的同情，捐款救助我们的在南京死伤于帝国主义者炮火之下的同胞”。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斯大林遥望着东方，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认为那里已经出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曙光，共产国际的理论将要在东方苏维埃式的红色政权中再次体现。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有望“黄袍加身”。
怀着强烈的对共产国际理论的自信，莫斯科的三巨头斯大林、有红色元帅称号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向他们的中国战友蒋介石示好，委托即将归国的邵力子给蒋介石带上照片。斯大林写在照片上的赠语是 “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惠存 庆祝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国的解放，斯大林赠”。
这时的斯大林乐观与担忧相随，身处自相矛盾中，在1927年的春天，共产国际看到其激进政策并未引出理想的结果，一方面承认要“避免过火和冒进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加码，认为“在城市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为改善自身状况而进行的斗争的总政策是错误的。在农村要开展斗争”，然而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既要坚持斗争，又要不过火不冒进——不仅是他，任何人也没有高招。后来斯大林承认，中国复杂的政局让他“糊涂”了。令人扼腕的是，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当了斯大林“糊涂”的替罪羊。这是后话了。
斯大林不愧为有经验的政治家，4月8日他把照片给邵力子的时候笑着说：“如果蒋介石真的把工人纠察队缴械，可我却把自己的照片给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 言下之意是一旦蒋介石“不革命”了，他，斯大林绝对同他划清界限，而站在革命工人一边。
斯大林不幸言中——蒋介石不仅“真的把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而且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民众。邵力子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上，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
在这个重要关头，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娴熟的政治技巧，邵力子记得斯大林已经有言在先，便做出重要决定：“完璧归赵”，把照片归还斯大林等人。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致函当时从武汉回到莫斯科的苏联驻国民政府的代表索洛维耶夫，表示为4月12日的上海事件而感到遗憾，但是他本人决心回到上海，明天上船。邵力子把上述三人照片寄给了索洛维耶夫，4月17日照片回到了莫斯科。
退回的照片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它们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李可夫三人曾几何时对蒋介石信任和尊敬的见证者。这三人应当十分感激邵力子，是他给他们帮了一个大忙，使他们的照片没有落入反革命的蒋介石手中，帮助他们避免了十分可能的尴尬，保护了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领袖的形象。
此外，邵力子为维护中苏关系做着努力，当听到一些人对鲍罗廷不满，特别是蒋介石要求鲍罗廷离开中国的消息时，邵力子立即致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表示对鲍罗廷的感激和挽留之意。
在1926-1927年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份里，邵力子的出使像胡汉民一样，为国民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做出的努力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他的苏联之行为上一世纪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演奏了终曲。
邵力子在前述致索洛维耶夫的信中，表态说自己不当“反革命的工具”。如何理解“反革命”一词，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邵力子为国家团结社会进步做出了努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邵力子出任（1940年）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之前，邓颖超于1939年11月22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邵力子就同情共产党，最近特别致力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反对分裂”，精确评价了当时的邵力子。他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奔走，有目共睹。“和平老人”的称号或许是一个典型的概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从1921年起到1927年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正式代表团三次访问苏联。1921年底为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国焘率领的30余人中国代表团内就有孙中山委派的正式代表张秋白，邵力子以上海太平洋与中国社的名义派遣的记者《民国日报》朱枕薪。1923年正式以国民党名义访问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由蒋介石率领，第二个是1925年胡汉民率领的代表团。
邵力子所在的代表团于1926年9月到达苏联，这是国民党第三个代表团。时值国共合作时期，该团内还有中共代表谭平山。
邵力子赴苏前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三二○事件;二是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三是1925年底的西山会议派正式打出了反苏反共的旗帜并且做出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李大钊的国民党党籍等决议。这让人感到国共关系中一阵强劲的寒风;四是北伐过程中，中共依照共产国际指示发动猛烈的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工农政策上同国民党发生激烈争论，两党关系紧张，亟待调整。
所向披靡的北伐把中国革命到底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前景提到日程之上。究竟用什么思想来指导国民运动的发展？国民党能否坚持其三民主义？国民党能否实施其《整理党务案》？始自孙中山的对苏关系的实用主义策略：既靠苏联援助，又不容许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能否继续下去？能否既容共又把共产国际视为“自己人”的中共排除于未来的权力之外？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一直想在共产国际中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以“独揽”对苏外交。孙中山有过建立国民党联络委员会直接同共产国际联络的想法，这样一些事情就勿需再通过中国共产党了。胡汉民知悉此事，他的苏联之行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接纳国民党为共产国际成员的要求。但是他的努力未果。中国国民党得到的是共产国际同情党的地位，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其支部（拙文《胡汉民为国民党的地位与共产国际的周旋》已有介绍，见《世纪》2013年第5期）。正在崛起的蒋介石，心犹不甘，于胡汉民回国后不久，便又派邵力子出使苏联。
蒋介石交待邵力子的两大使命
邵力子又名邵闻泰，生于1882年，早年的同盟会员，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与国共两党都有渊源，与苏俄已经有间接交往，由他任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该报“觉悟”副刊用许多篇幅介绍新俄情况。
早在1926年6月，蒋介石同邵力子谈话时就提到“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当时蒋指的统一是由他本人指挥军队，由他本人和国民党“集中领导”。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国民党“金主”的莫斯科、袋里装有给国民党粮草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心目中的集中统一，却是跨党的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内拥护苏联的左派势力联合组成左派政府，掌权者并非蒋介石一个人，而是“汪蒋合作”。虽然三二○事件后汪精卫出走欧洲，有关方面在努力争取汪回国正是为此目的。蒋介石对情况心知肚明。所以在邵力子行前嘱其向斯大林转达：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此为邵的使命之一。邵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就中国工农运动、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交换看法。
1926年9月邵力子到达苏联。他于1926年9月中旬提交第一份报告给共产国际。他在报告中说“受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派遣前来”，使命是就“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指示”能是什么呢？邵力子不知道已经有人为他的使命设绊，这指的是一份电报，那是时在中国的吴廷康发给共产国际的，吴廷康知道蒋介石想独揽党权军权，便建议共产国际，“目前只能同他（邵力子）谈蒋介石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并请他把这一点电告蒋介石”。
讲到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时，邵力子像蒋介石、胡汉民一样，也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应当与世界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及其核心共产国际的领导。
邵力子人很机敏，他知道在农民土地政策问题上国民党与奉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共有明显分歧，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出现的“好得很”和“糟得很”的激烈对立的声音响于耳际。但他在报告中介绍运动情况时，态度十分慎重。既没有赞颂，也没有谈及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只有一段颇费思索的话：“蒋介石同鲍罗廷有过一次谈话，通过了一个决议，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其公布”，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云遮雾罩。
不过邵力子的言行表明了他坚持的是国民党的立场。写到国民党的迅速发展时，他强调广东省的大部分国民党员来自农民，但他们在国民党内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西山会议派也没有成气候。至于国共关系，他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意味着限制共产党”，仅仅是不给那些企图分裂党的人以把柄，不让他们中伤革命斗争。而对于蒋介石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点，邵力子说蒋当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为了让党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况且邵说共产党也“同意这样做”。他甚至还用共产党人照旧“在各处工作”为例证明两党关系正常。邵力子不愧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他摆出的是一副“和事佬”的姿态。
邵力子“重点突出”，先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如下：“统一领导和同心同德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必须步调一致。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接着便是亮出底牌：“相应地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邵力子归纳蒋介石的要求：
一、国民党应当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请共产国际派一名代表担任国共联席会议的顾问。国民党要求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问题给予指导。国民党要经常派遣本党代表到共产国际去或者常驻。请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更多的顾问。
二、针对我上面谈的情况制定出对待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策略，并要求中共采取统一行动。 三、请就中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加强和巩固国民党，在共同斗争中改善国共关系给予指示。
邵力子把关涉共产党的问题放在此后，他承认，进一步处理两党关系和减少摩擦依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中谨慎地表露着担心。
邵力子在他9月16日和后来的补充报告中强调国民党的领导作用：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并非两个平行政党联合的形式，而是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内来的形式”，“革命的领导者非国民党莫属”。
报告要求于中国共产党的是：
透彻地理解……（一）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也是跨党的共产党人的目标。
（二）为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坚强的政党，就要使这个党有真正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左派，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取得工农的信任。
邵的这番话表面针对中共实际是针对莫斯科的。他没有掩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
（一）一些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且总在摇摆不定;说别看国民党今天保护工农利益，将来它就要压迫工农了。他们想以此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工人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既然这样，工农就开始怀疑国民党了，国民党便不能取得工农的信任……工农不参加国民党……
（二）共产党人竭力吸引左派国民党青年参加共产党，结果纯粹的左派国民党几乎就没有了。
像当年孙中山不允许马林、陈独秀等批评国民党否则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甚至没有苏联援助也在所不惜一样，邵力子直言不讳地表述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严厉要求：
关于军政建设中的那些错误（如果尚有可能纠正），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先与人为善地予以指出，如遭到拒绝，再开始公开批评。
邵力子写这份补充报告时，中国的北伐正顺利进行，受掌握全国政权前景的鼓舞，国民党的文武官员独揽大权排除中共的愿望日益强烈。从蒋介石到下级官员，无一不敏锐地觉察到中共在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事实如何呢？请看中共的方针：
粤区的同志建议，鉴于左派不愿居于C.P.的附庸地位，中共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实际上中共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中共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但实际上要的是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
不仅如此，邵力子在报告中索性直接提出：希望共产党暂时不要在军队内设立秘密组织，如党团。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中共何止是在军队内设立党团，1925年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后为军事委员会）后，筹建共产党军队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有计划的进行之中。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中明确了“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方针 。
11月22日，邵力子和谭平山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开幕式。约一个月后闭幕的此次全会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但是邵力子的主张并没有反映在决议中。
农民国际的回应引起邵力子警觉
到全会开幕时邵力子还没有就他9月份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的回应。倒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农民国际对中国事态表示了更大的兴趣，其关注的程度超过了共产国际。
农民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言而喻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的路线，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好得很”，与毛泽东的评价不谋而合。但是农民国际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以为那是国民党心甘情愿地走着苏俄的道路，所以对于同国民党建立经常性联系表现出的主动性也超过了共产国际。农民国际愿意吸收国民党参加其活动，它写给邵力子的信充满热情和期待：
当前阶段中国土地问题的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只有直接和立即唤起中国农民的主动性并建立同他们的组织联系，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为此，您当然要利用别的国家首先是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
三，您是否认为有可能设立（也许您已经做到了）由您掌管的农民部的特别全权代表制并由您向各地派遣这些代表去实施您制定的措施。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建立过这样的全权代表制，用的是“特使”一词，他们是奉派到各地去的。
四，您是否打算立即召开农民代表会议？
农民国际的信使邵力子警觉起来，他悟出了笼罩着莫斯科的强烈革命气氛、立即嫁接苏式经验于中国的强烈愿望。所谓派遣土地问题“特使”到广大农村发动农民斗争地主，就是我们熟悉的工作组，就意味着立即在农村掀起类似十月革命后没收有产者财产和土地的风暴，邵力子感到农民国际在“土地政策上的左倾主张”不可行，他立即采取行动。
10月20日和29日，他在农民国际的会议上两次发言，系统地阐述国民党的政策。介绍国民党的政纲时，他突出的依然是三民主义，反复强调中国农民运动的情况离实施十月革命《土地法令》还远得很，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10月29日的发言中他毫不隐讳地声明“在我们向农民提出口号时，应当避免极左的现象”。 邵力子话锋直指“极左”，在那样气氛中显得“忤逆”。人们从中听出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比邵力子更加“忤逆”、更加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谭平山，他在此次全会上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战友的面公然提出了放弃共产国际道路的问题。谭平山明确表示，要放弃现在国共两党的道路，大胆提出，要抛开国共两党另外组建一个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党。
在左风甚盛的国际共产主义讲台上，两位中国代表的胆识令人惊诧，然而仔细想想，这毕竟是真正来自中国国民运动第一线的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对于他们置身其中的当时毁誉不一的中国农民运动，二人话语的力量自然重过克里姆林宫高官们的美好理想。奇怪的是他们的言论遇冷，既没有引起非议，也没有载入全会决议。 事实上邵力子和谭平山的主张，在国共两党和红都赴华使者们中间都不乏同情者。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苏联顾问铁罗尼、中共领导张国焘;一些被莫斯科视为国民党左派的人如邓演达、宋庆龄也认为此路可行，就连斯大林、联共（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一度为这个第三党的建立提供资助并做出努力（详见拙文《共产国际为何要批判宋庆龄》，《世纪》2014年第4期）。
邵力子为把国民党推向世界煞费苦心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全会闭幕后，邵力子没有立即回国，他在为争取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奔走。还在全会召开之前，邵力子于10月13日农民国际举行的会上曾提出召开一次远东农民代表大会和建立一个常设的农民问题中心的建议，旨在努力宣传国民党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路高歌而表现出不无盲目成分的乐观，如果邵力子建议的这个中心得以建立，中国国民党作为东方大国的未来执政者定会有其相应的地位。
可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建议没有什么热情。远东书记处 1927年1月18日决定接纳的是中共代表谭平山的建议：仅仅在农民国际中设立研究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委员会，由中共方面的谭平山领导，参加者有农民国际、国际土地研究所、远东书记处、中山大学等部门的代表。邵力子开始参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过这仅仅算是他为争取国民党的地位达成的“半个”成果，因为主持者是中共代表谭平山。邵力子在谭的领导之下。
邵力子依然苦思冥想，为贯彻蒋介石要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的意图，他再三力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1927年1月6日莫斯科致电鲍罗廷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说国民党代表可以“以列席代表的资格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邵力子得到的充其量是“列席”。不过总算进了一步。
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议原则上通过了与国民党互派代表的决定，确定国民党代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享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接下来还出现过在远东书记处内新建一个国民党“常设会议”以专门处理有关国民党事务的建议，原定吸收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和邵力子参加。但是它昙花一现，1927年2月11日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个建议。邵力子未能完成其使命。回顾历史，读者会产生无限感慨：国共两党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一样为领导权角逐，国民党的要求要由洋人来“做主”，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
邵力子帮助斯大林等
与蒋介石划清界限
1926年10月底上海工人打响了著名的三次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后来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莫斯科一片欢腾。《真理报》《消息报》重彩渲染上海的“革命”气氛。身在莫斯科的邵力子就像1923年蒋介石参观144步兵团时一样，十分兴奋，他目睹“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感到无比兴奋。“英美炮舰轰击南京以后，我们又看见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无限的同情。这实在是足以增加我们的勇气，慰藉我们的哀痛”。“尤其使我们深深铭感的，是这几天苏联工人群众，以一致的热烈的同情，捐款救助我们的在南京死伤于帝国主义者炮火之下的同胞”。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斯大林遥望着东方，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认为那里已经出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曙光，共产国际的理论将要在东方苏维埃式的红色政权中再次体现。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有望“黄袍加身”。
怀着强烈的对共产国际理论的自信，莫斯科的三巨头斯大林、有红色元帅称号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向他们的中国战友蒋介石示好，委托即将归国的邵力子给蒋介石带上照片。斯大林写在照片上的赠语是 “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惠存 庆祝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国的解放，斯大林赠”。
这时的斯大林乐观与担忧相随，身处自相矛盾中，在1927年的春天，共产国际看到其激进政策并未引出理想的结果，一方面承认要“避免过火和冒进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加码，认为“在城市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为改善自身状况而进行的斗争的总政策是错误的。在农村要开展斗争”，然而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既要坚持斗争，又要不过火不冒进——不仅是他，任何人也没有高招。后来斯大林承认，中国复杂的政局让他“糊涂”了。令人扼腕的是，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当了斯大林“糊涂”的替罪羊。这是后话了。
斯大林不愧为有经验的政治家，4月8日他把照片给邵力子的时候笑着说：“如果蒋介石真的把工人纠察队缴械，可我却把自己的照片给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 言下之意是一旦蒋介石“不革命”了，他，斯大林绝对同他划清界限，而站在革命工人一边。
斯大林不幸言中——蒋介石不仅“真的把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而且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民众。邵力子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上，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
在这个重要关头，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娴熟的政治技巧，邵力子记得斯大林已经有言在先，便做出重要决定：“完璧归赵”，把照片归还斯大林等人。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致函当时从武汉回到莫斯科的苏联驻国民政府的代表索洛维耶夫，表示为4月12日的上海事件而感到遗憾，但是他本人决心回到上海，明天上船。邵力子把上述三人照片寄给了索洛维耶夫，4月17日照片回到了莫斯科。
退回的照片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它们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李可夫三人曾几何时对蒋介石信任和尊敬的见证者。这三人应当十分感激邵力子，是他给他们帮了一个大忙，使他们的照片没有落入反革命的蒋介石手中，帮助他们避免了十分可能的尴尬，保护了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领袖的形象。
此外，邵力子为维护中苏关系做着努力，当听到一些人对鲍罗廷不满，特别是蒋介石要求鲍罗廷离开中国的消息时，邵力子立即致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表示对鲍罗廷的感激和挽留之意。
在1926-1927年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份里，邵力子的出使像胡汉民一样，为国民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做出的努力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他的苏联之行为上一世纪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演奏了终曲。
邵力子在前述致索洛维耶夫的信中，表态说自己不当“反革命的工具”。如何理解“反革命”一词，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邵力子为国家团结社会进步做出了努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邵力子出任（1940年）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之前，邓颖超于1939年11月22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邵力子就同情共产党，最近特别致力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反对分裂”，精确评价了当时的邵力子。他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奔走，有目共睹。“和平老人”的称号或许是一个典型的概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