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数篇“总编签字”都在谈创新，从不同角度观察西方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篇算是一个小结。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因科技新突破带来的产业革命都必然导致利益格局的调整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当前危机，从本质上看，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所致全球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危机的持续和破解，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方的一场大博弈。并且，中国和西方都在试图通过科技突破的方式，主导产业革命，获得新的增长，走出危机，在博弈中胜出。我们的提法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西方的说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对垒，很大程度上是远见、思想力、知识力和认知能力的较量。客观地看，西方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高于新兴国家，创新能力也高于新兴国家。与新兴国家相比，西方有远见力和认知力的天然优势。
　　在理解和面对西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克里斯坦森将创新分成维持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两类。维持性创新总是由市场地位稳固的行业领袖发起，努力推出改良型新产品，以期超越竞争对手。而颠覆性创新并不与行业领袖争夺用户，而是开创一个全新的市场，颠覆和替代行业领袖的维持性创新，使之从根本上失去价值。从目前西方谈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诸要素来看，颠覆性创新的特征十分鲜明。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学习与追赶”，向西方行业领袖学习，追赶全球主流大企业。三十年来，一方面，我们在很多领域学成、追成了全球老二，甚至老大；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专家、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形成了格外重视学习、跟随行业领袖企业的坚固思维定式，动辄IBM、英特尔、微软如何如何。此时，有必要重温克里斯坦森的著名论断：市场地位稳固的行业领袖从来不会推出颠覆性创新，也不擅长应对颠覆性创新的挑战。他还说，颠覆性创新的发生没有规律可循，没有一家公司拥有常规的应对流程。在浓厚的学习追随行业领袖的思维定式之下，一旦颠覆性创新袭来，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上，在学习与追赶的思潮下，我们着力发展CRT。当LCD袭来时，不仅CRT产业被归零，建立在CRT之上的电视产业也遭受沉重打击。在学习与追赶的思潮下，我们着力发展电脑用CPU和操作系统，当智能手机袭来时，我们没有手机CPU和操作系统，只能从山寨起步。
　　借助颠覆性创新，“甩开—学习—追赶，再甩开—再学习—再追赶”似乎已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法宝。所有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字字句句都有这一魔咒的影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在当下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必须十分警惕西方的颠覆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