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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经济学家们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述，并通过对中国的分析，来说明收入不平等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收入不平等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的研究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的影响，经济学家多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为经济发展过程所必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平等不仅有悖于伦理和道德，且会阻碍经济增长。持第一种观点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1、不平等对生产性活动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由于认识努力、承担风险和创新是有报酬的，且可提高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就会更积极地从事这些活动。
2、不平等可增加用于投资的储蓄。由于只有相对富有的人才会将其收入中较大部分储蓄起来，因此，缩小收入不平等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放慢，最终损害全社会的福利。
持第二种观点者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或渠道如下：
1、政治经济考虑。转移支付或公共支出计划，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会抑制工作激励，扭曲经济决策，减少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2、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反过来导致次优的投资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下降。
3、当资本市场不完善时，贫困家庭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生产率水平不高。综合以上，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综上所述，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既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两种相反效应都存在，究竟哪种效应更为显著，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对经济落后且存在民族、种族、宗教问题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收入不平等为资本积累和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激励，但是，这种好处与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人口增长、投资、和消费不足等坏处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土地和教育的不平等对发展中经济有极大的制约作用。
二、中国收入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日益明显，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或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通常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适当的基本指标。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过大。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已经上升到0．388，2004年为0．469。俞肖云、肖炎舜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1995年为0．39，2000年为0．402，2005年为0．447，2008年为0．46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一）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拉大，1995年为2．75倍，2001年为3倍，2011年是3．4倍，差距在不断扩大。
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的差距。具体到各行业中，证券业、银行业、电力、煤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的职工平均工资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高收入行业群体。而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属于低收入行业。2010年，证券业、银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农林牧渔业的差距为12：1和4：1。
三是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过大。据统计显示，2010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为66．8万元，比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还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
（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消极影响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指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1、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影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悬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会矛盾。从国际经验看，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超过0．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较悬殊。根据中国的情况，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触及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一是等到收入分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时再采取措施，恐怕就来不及了。二是如果现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到时再想改变就很困难。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去年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人员中对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的已经超过70％。
2、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另外，从根本上说，投资需求不过是消费需求的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最后，所谓净出口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一种来自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消费不仅能够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够创造生产能力，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与收入成反比，收入越高，mpc就越小，人们的消费虽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却越来越少。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两级分化（主要体现在基尼系数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使得整个社会消费总量减少。根据以往的居民消费调查资料可知，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呈反比变化，具体为最低收入组消费倾向为0．957，最．高收入组消费倾向为0 659。再者，一般情况下，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要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具体为10个百分点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20％。因此，在社会高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高收入阶层和城镇居民集中能够分配到更多的收入，如此一来，就会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最终造成社会整体需求的水平下降。相反，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要微弱的提高，就可以增加数百亿的居民消费需求。 由于国内消费不足等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体现为：要拉动经济增长一扩大投资一国内消费不足，最终通过依靠扩大出口来
消化国内的产能，这就导致了投资规模和净出口总量的扩大，因而会形成投资拉动型或外贸拉动型或投资、外贸双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但由于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注定难以持续，且容易出现大的波动。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减少企业的投资需求。因为企业的投资需求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情况而变动的，两者呈正比关系，若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反之，企业的投资需求就会减少。总的来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需求，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会产生成倍的放大效应。
3、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良性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基础。通过调整收入差距进而调整产业结构达到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活力的目的。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影响到他们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一商品需求结构的变化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需求可能会出现分化，最终走向两种极端，即收入较低的群体会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收入较高的群体则倾向于层次较高的消费品或奢侈品。
一般情况下，奢侈品的生产需要较多的资金和较高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和资金又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拥有的，他们的消费偏好就会导致国内收入向外转移（或直接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或用于向外国购买相关的技术和生产线）。这样会有不良的后果：一方面，会使本国出现贸易赤字，造成资本外流，资金的匮乏，会使得一些产业陷入困境，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市场有效需求并不大的产业却得到迅猛发展，造成产业结构脱离国情而过度升级。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
从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关系到公平与效率，又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必须从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多个环节入手，进行系统研究和解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进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轨道。
（一）从促进形成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发，对财税体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新一轮改革重点。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生产税净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增长快于社会补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也存在着偏重生产性投资的问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从收入分配格局角度看，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解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影响居民消费的问题。
（二）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不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真正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让农民工逐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
（三）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一是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资宏观调控指导体系，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制。
二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实施职工收入水平调控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
三是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规范交易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限制各种不合理的高收入。
（四）按照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水平，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对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给予税收优惠，推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主要包括：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保障不同家庭的孩子有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就业机会的公平。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要重点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收入不平等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的研究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的影响，经济学家多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为经济发展过程所必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平等不仅有悖于伦理和道德，且会阻碍经济增长。持第一种观点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1、不平等对生产性活动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由于认识努力、承担风险和创新是有报酬的，且可提高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就会更积极地从事这些活动。
2、不平等可增加用于投资的储蓄。由于只有相对富有的人才会将其收入中较大部分储蓄起来，因此，缩小收入不平等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放慢，最终损害全社会的福利。
持第二种观点者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或渠道如下：
1、政治经济考虑。转移支付或公共支出计划，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会抑制工作激励，扭曲经济决策，减少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2、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反过来导致次优的投资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下降。
3、当资本市场不完善时，贫困家庭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生产率水平不高。综合以上，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综上所述，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既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两种相反效应都存在，究竟哪种效应更为显著，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对经济落后且存在民族、种族、宗教问题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收入不平等为资本积累和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激励，但是，这种好处与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人口增长、投资、和消费不足等坏处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土地和教育的不平等对发展中经济有极大的制约作用。
二、中国收入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日益明显，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或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通常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适当的基本指标。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过大。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已经上升到0．388，2004年为0．469。俞肖云、肖炎舜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1995年为0．39，2000年为0．402，2005年为0．447，2008年为0．46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一）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拉大，1995年为2．75倍，2001年为3倍，2011年是3．4倍，差距在不断扩大。
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的差距。具体到各行业中，证券业、银行业、电力、煤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的职工平均工资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高收入行业群体。而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属于低收入行业。2010年，证券业、银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农林牧渔业的差距为12：1和4：1。
三是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过大。据统计显示，2010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为66．8万元，比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还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
（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消极影响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指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1、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影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悬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会矛盾。从国际经验看，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超过0．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较悬殊。根据中国的情况，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触及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一是等到收入分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时再采取措施，恐怕就来不及了。二是如果现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到时再想改变就很困难。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去年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人员中对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的已经超过70％。
2、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另外，从根本上说，投资需求不过是消费需求的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最后，所谓净出口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一种来自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消费不仅能够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够创造生产能力，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与收入成反比，收入越高，mpc就越小，人们的消费虽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却越来越少。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两级分化（主要体现在基尼系数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使得整个社会消费总量减少。根据以往的居民消费调查资料可知，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呈反比变化，具体为最低收入组消费倾向为0．957，最．高收入组消费倾向为0 659。再者，一般情况下，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要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具体为10个百分点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20％。因此，在社会高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高收入阶层和城镇居民集中能够分配到更多的收入，如此一来，就会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最终造成社会整体需求的水平下降。相反，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要微弱的提高，就可以增加数百亿的居民消费需求。 由于国内消费不足等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体现为：要拉动经济增长一扩大投资一国内消费不足，最终通过依靠扩大出口来
消化国内的产能，这就导致了投资规模和净出口总量的扩大，因而会形成投资拉动型或外贸拉动型或投资、外贸双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但由于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注定难以持续，且容易出现大的波动。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减少企业的投资需求。因为企业的投资需求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情况而变动的，两者呈正比关系，若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反之，企业的投资需求就会减少。总的来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需求，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会产生成倍的放大效应。
3、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良性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基础。通过调整收入差距进而调整产业结构达到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活力的目的。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影响到他们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一商品需求结构的变化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需求可能会出现分化，最终走向两种极端，即收入较低的群体会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收入较高的群体则倾向于层次较高的消费品或奢侈品。
一般情况下，奢侈品的生产需要较多的资金和较高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和资金又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拥有的，他们的消费偏好就会导致国内收入向外转移（或直接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或用于向外国购买相关的技术和生产线）。这样会有不良的后果：一方面，会使本国出现贸易赤字，造成资本外流，资金的匮乏，会使得一些产业陷入困境，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市场有效需求并不大的产业却得到迅猛发展，造成产业结构脱离国情而过度升级。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
从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关系到公平与效率，又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必须从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多个环节入手，进行系统研究和解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进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轨道。
（一）从促进形成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发，对财税体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新一轮改革重点。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生产税净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增长快于社会补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也存在着偏重生产性投资的问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从收入分配格局角度看，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解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影响居民消费的问题。
（二）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不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真正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让农民工逐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
（三）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一是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资宏观调控指导体系，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制。
二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实施职工收入水平调控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
三是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规范交易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限制各种不合理的高收入。
（四）按照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水平，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对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给予税收优惠，推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主要包括：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保障不同家庭的孩子有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就业机会的公平。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要重点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