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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叙写。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文本里的死亡叙事既是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又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痼疾的暴露与批判，也是关于生命和自由的伦理叙事，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对民族命运的探寻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呼唤。
关键词：小城小说；死亡书写；生命关怀；生存探寻
中图分类号：I206.6； 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5.0030
人是有限的存在，死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是生命的必然归趋，恰如福柯所说的：“人是一个近期发明，而且他或许正在接近其终结。”[1]海德格尔也谓人是“向死的存在”，死亡是生命有限与短暂的象征。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就有大量关于死亡的叙述，这就正如学者殷国明所说的：“艺术的起源不仅联结着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而且深深扎根于无边无际的黑夜——死亡”[2]。死亡意识与文学艺术紧密相连而成为了文学的母题，哲学家叔本华曾说：“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由此可见，死亡作为文学里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是何等的重要了。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叙写，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和《小城三月》里翠姨的死，师陀《颜料盒》里油三妹的死，沈从文《边城》里傩送、翠翠父母爷爷的死，鲁迅《药》里革命者夏瑜的死和《祝福》里祥林嫂的死，罗皑岚《租差》里李四长的死，等等。作家在小城小说文本里用死亡叙事来探寻个体的存活状态，是对人物命运的关怀，是对珍惜生命的高尚情怀的展示，也是对民族的悲剧命运的体认，体悟到人物生存的艰难与迷茫。
小城小说即是以小城为其背景，以写作小城人物及小城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小城在文本中能对人物及情节起到牵引或推动作用，且呈现了现代小城意识及小城的独特地方性内涵与意义的文本。小城是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存在，是乡村的扩大、都市的缩小。中国现代小城小说与乡土文学相通，但又有所超越；既趋向现代性，又与都市文学相联系，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因此，以小城小说的死亡书写作为研究视角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现状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独特性内涵。
一、生存图景：小城人物的艰辛与困厄
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的描写，如《兽道》（沙汀）里魏老婆子媳妇之死，《租差》（罗皑岚）李四长之死，《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里祝大儿子小老虎的死，《祝福》（鲁迅）里的祥林嫂之死，等等，这些小说都以小城为背景，反映了作为城与乡之间这样一个过渡带里的人们的生存现状。
现实中生活的人都无法逃避死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此，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说，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3]315。但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他们的死亡不是虚空的消失，而是承载了丰富的内容与意义，作家的叙事意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与生存现状，是对现实的投射与再现。《兽道》里魏老婆子的媳妇刚生完孩子就遭大兵轮奸，后上吊而死，婴儿也早夭了，魏老婆子不但无法申冤还遭政府官员训斥，是非正义全然颠倒，官兵扰民害民，小说用死亡叙事来反映当时乱离的社会现实，这既是对生存图景的关照，也是对生命意义的反思，表达了作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忧思。《租差》里的李四长因无法及时缴纳租谷被保长逼得投河而死，在东镇人看来他们的生生死死已司空见惯，写出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窘迫与精神的麻木，生命因物质贫乏而变得无意义、而失重。《霜叶红似二月花》里幼小的“小老虎”被乱枪打死，生命遭受漠视，小说写出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争夺，生存的意义只为拥有、抢夺物质财富，人的尊严远离了个体存在。这些小城小说的死亡叙事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有对人的存在的关照，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对民族命运的探寻；这是对存在的凝望，更是对生命的关怀。
鲁迅曾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4]这里表明了鲁迅对世事的明析洞察，面对黑暗的现实不愿沉沦，同时也反映了他内心又充满了绝望与彷徨，力图找寻解脱之途、救赎之路。他虽没有像波德莱尔那样采取极端的反抗方式，但有明确的期盼与追求，鲁迅在写作中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农民等人物的存在现状的思考与关注。小城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在鲁镇一片祥和的新年祝福中死去，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浸淫压迫下的黑暗现实的执著批判和否定；祥林嫂生前偶遇“我”时，关于“灵魂”和“地狱”的疑问，其实是对生的留恋与对死的惶惑；她的死亡是先精神后肉體的，不是因饥饿疾病而死，而纯粹是吃人的封建礼教致死的，丈夫的死、儿子的早夭，再加上周围人的嘲弄排斥，她从精神上失去了寄托，她做帮佣与被转卖的命运遭际反映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妇女生存现状与相似的命运；在祥林嫂周围是一群自私褊狭保守、蒙昧无知冷酷的众人，她用迎合去维持最低的生存，没有也无法守护人的尊严，这对于她来说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意义。小说写出了祥林嫂无地位、无人格的社会角色，她认同封建礼教，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自觉地接受苦难，小说写到祥林嫂自从捐了门槛后，在她心理仿佛得到了神祗的宽恕，仿佛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她复活了，因此，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与祥林嫂而言，是有感召力和启示力的；当她知道周围人依旧没有接受她时，她迷茫了，她选择了死，但现世的封建成规影响到她对死后彼在世界的恐惧，这也即说明了她对封建礼教的认同已经浸入骨髓，对苦难的承受转化为一种消极的人生姿态，文本在无情揭露和批判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同时也痛心疾首地暴露了祥林嫂的不觉悟。
《祝福》通过祥林嫂被夫权、父权、族权、神权四重封建枷锁所压迫的叙述和描写，呈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个体命运的多舛与蹇涩，表征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面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强大与滞重，女性个体成为了封建礼教制度得以实现与实施的工具，女性成为了制度化、物化的工具性存在，背离了生命应有的主体性。作家塑造的祥林嫂这个形象无疑是当时旧中国千万个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与再现。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的痛切批判，其实是鲁迅对民族最深沉的爱的表征，而这种爱又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苦难和黑暗的忧虑紧密相连的，就如鲁迅在他的《自题小像》一诗里所表达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苏珊·S·兰瑟曾说，女性的“个人独白”往往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意义：创作者意图的展现和小说主体的自我逻辑。[5]小说中祥林嫂在看到别人的小孩时，因思念儿子阿毛常常叹息独语也呈现了两层意思：其一，祥林嫂之死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是对妇女命运及其生存意义的追问与建构，是对吃人的封建礼制的批判；其二，再现了祥林嫂的艰辛生存图景，对做奴隶而不得感到凄苦，情感没有依凭再加物质上的贫困，这都是她的生存困境，其实她麻木地活下去，是更大、更长久的悲苦与无望，虽生犹死。孔子认为死的意义在于生，而祥林嫂的生本身就没有意义，在这里生存意义与死亡意识并立相斥，是对女性命运的时代关照和对个体存在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即是死亡书写的重要内涵。
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3]281鲁迅在其他作品中写到过“三·一八”三位女子的牺牲，经历了瞿秋白、殷夫、柔石等挚友或热血青年的死，鲁迅的独特生存体验使他“深深地感觉到，惟有死才是对人生苦痛的最快意的复仇方式。”[6]面对现实的深重苦难，他的揭出病痛便是以疗救改造国民性为根本目的，他执著于现世、在场，作品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伦理道德的彻底的反思、怀疑和批判。鲁迅作品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归根到底是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也是作家对时代赋予的责任的承载与负重。
死亡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对于祥林嫂来说，生既无从寄托又无他助，面对死后既有担忧又有恐惧。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强调的是死的意义在于生的价值，而对于祥林嫂来说生与死是同构的，她的生与死对任何人都不会发生影响。
面对死亡，任何一种抗争都是对人类超越自我的终结力量的挑战，应该被尊重和宽容，而旧中国的妇女处在被蔑视、被忽略的地位，为封建思想所戕害、所摧残，她们在旧社会中的存在犹显无助，小城作品里对妇女命运的探寻与关注，体现了作家的使命感与时代感。萧红的小城小说《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天真可爱，举止行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规约，一切率性而为，当然这是不合当时妇道、不符世俗常理的，因此，才被婆婆百般折磨以致死亡；王大姑娘与磨倌冯歪嘴子两情相悦生活在一起，因有违封建礼教不为世俗所接受，受到周围人的嘲弄，王大姑娘也日渐憔悴悒郁后生产而死，小说以“正常”的生活秩序衬出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等行为的“不正常”，在“合理”生活中显示出人生的全部不合理性，这是于无声处向不人道的世间发出的控诉。她们成了畸形社会与封建思想的牺牲品，而她们的死就如一缕轻烟消失那样可忽略不计，用有二伯的话说就是：“人死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7]478死亡的形式与生命的形态相对照，女性的生命与禽兽同价等值，这是旧中国封建制度下女性的遭遇与命运。无论是小团圆媳妇还是王大姑娘，只因她们像“人”样的生活行止，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便频遭折磨、屡受唾骂，死后亦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解闷的谈资，同时，这些话语也表征了众人对封建传统的认同与对礼教的拥护，这就恰如萧红所说的：“无论过去或现在，作家的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8]萧红用死亡叙事表达了对旧中国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存在的忧虑与悲愤，因此，“忧生”和“忧世”成了萧红小说主题的两个侧面，二者互为生发、相互阐释，呈现了作品更为深刻的思想意蕴。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萧红，他们都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担当。
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封建礼制对生命的箝制与摧残仍将继续，人物的死亡不是意外的偶然的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悲剧的必然。死亡叙事的意义也许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存在之本体论的结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3]278死亡叙述是对生命的关怀，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照，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写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潜藏着某种普遍性意味，这也就意味着苦难与悲剧还将长时间继续下去。
二、奔赴正義：载重的生命
“死自身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情节符号，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它的意义也因而有别。”[9]《尘影》（黎锦明）的熊履堂之死，《二月》（柔石）里的文嫂丈夫之死，《刀柄》（王统照）里刀主人贾乡绅长子的死，《公道》（沙汀）里的女婿阵亡等以小城为背景的小说文本，所刻画的这些人都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为民族的未来而亡，他们的离去具有了宏大历史意义，用W·H·沃尔什的话说，就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展示出历史是在朝什么方向进展，只有当作为探讨对象的历史目标是我们在道义上能够予以赞同的东西时，历史才是有涵义的”[10]，他们的死亡亦是如此，具有了家国同构的历史道义内涵与价值。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兵败时写下的留传千古的诗句，这里指出了死的必然性，人终不免一死！但同时也指出，死是可以承载意义的，一如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所阐释的：“死，作为此在的终了，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了，在这一在者向着它的终了的在中”[3]302。黎锦明的小说《尘影》里的明清县党部常务委员主席熊履堂，为民申冤、伸张正义，打击长期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刘百岁，但强大的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他的施政遭遇了当地豪绅们及上层军政领导的重重阻挠，熊履堂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以赤化分子的罪名被处以死刑。熊履堂在落后的强大黑恶势力面前虽遇种种阻碍，但也未曾让他彷徨，他依旧坚持正义致凛然赴死，这也许就是“革命者在死亡面前，永远不会畏怯”[11]的精神吧！虽然此前他完全有机会逃离一死去异地苟安，而他却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正义与尊严，就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当年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执行死刑之前，同样可选择逃跑而他却选择了英勇就义，选择了为真理正义而殉道，“雅典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他却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而拒绝逃生。”这里熊履堂之牺牲与苏格拉底之死刑具有了同样崇高的意义与价值。苏格拉底所崇信的真理因与当时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体制相龃龉，被判刑处决，他为真理、为人民而死，但他未得到当时人民的理解和同情，就如法国哲学家让·布伦所说的，“雅典人不懂得，苏格拉底与其说由于他们而死，不如说是为他们而死。”[12]在小说《尘影》里，农民运动虽然受到镇压暂时失利，但我们却看到了熊履堂革命牺牲的价值与意义，在小说的结尾写到熊的儿子小宝和幼稚园的小朋们齐唱“打倒列强”的儿歌，意在暗示革命斗争在大众中漫开并得到认可与支持，这一写作技巧与鲁迅的小说《药》的结尾在夏瑜坟头摆了一个花环有点类似，因此鲁迅说：“在结末的《尘影》中，却也给我喝了一口好酒。”[13]小说《尘影》展开了社会个体间利益与道义之争的广阔叙述空间，为阶级对立和更大范围内的权力与利益争斗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写出了时局与政局对人物行动上的钳制与挤压。文本里豪绅们为了维护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勾结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熊履堂作为公道正义的代表，虽然得到了大多数穷苦底层人的拥戴，也即历史必然中的不可抗拒性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正义性在此得以彰显，但是，寡助者力量上的强大，多助者在力量上的薄弱，这里演绎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多数不敌少数人的在场现实，这也就意味着斗争的曲折艰难与胜利的功成不易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而这作为一种审美视角，展示了民族正义的压抑和失败与黑暗势力的强势和胜利，这必将引起人们的同情怜悯以及对压迫者的憎恨和对正义自由的期盼，这里死亡叙事就如同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所说的：“这种策略使过去的知识置身于现在生活的特质之中，使其具有通过文化定位使心灵发生变化的力量。”[14]沙汀的《公道》里女婿的出征牺牲，长辈和当局领导乡长为瓜分他死后的那点抚恤金各居私心，为争夺利益而不见了亲情与正义，直接导致了遗孀的尴尬处境，他的死亡与广泛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既反映了其时妇女生存处境的艰难，又关照了当时的政局与民族境遇，这种叙事策略在对死亡事件作出事实性观照的同时，已经贯穿了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赋予与价值评判。《二月》里文嫂的丈夫李先生为了理想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作为盘费当兵打仗，在战争中，他的英勇奋战换来了战役的胜利，可他却阵亡了，孤苦无告的妻儿因战局混乱拿不到抚恤金，直接导致了妻儿生活的无助与死亡，李先生的牺牲承载的是其所属阶级的本质及其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因时代需要而消解在了群体中，成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时代诠释，但是，李先生死后妻儿的境遇，也反映了当时时局的混乱与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刀柄》里军官为了围剿红枪会，生擒并屠杀了十五个无辜青年，贾乡绅长子便是其中之一，贾乡绅长子带刀习武是为了防止匪患维护地方安宁，而今这把御匪的刀却在屠戮无辜，作品揭示了当时兵甚于匪、官扰民乱的惨痛现实。这些小城作品里的死亡叙事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了儒家传统所宣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宏大历史意义，这里的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具有了对生存境遇与社会现实的观照意义，何显明在《中国人的死亡心态》里说：“死的意识创造了新的生命冲动，建构了崭新的生命价值，给生命的存在注入了最强烈的力量和意志。”[15]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民众形成了普遍通行而且能够达成共识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观念，甚至将其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里的死亡叙事即是历史记忆的叙事，因而作品里贯注了意识形态所张扬的对革命历史史观的理解，这也将顺势导向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普遍认同与接受，作品里死亡叙事的言说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是重建民族记忆与革命历史的认同。死含有了对生存意义的拷问，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说：“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比泰山还重”，这里将死亡从意义和价值上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判与褒扬，张扬了生命的意义，是对从容献身的英勇和临危不惧的壮烈的认同，因为“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之为具有大我或伟大事业灵魂的人，正是他们能够为所有人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正是他们能唤起人们内在和外在的广泛精神，并且说：这种精神……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高尚，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16]这也是对历史的言说与认同；在叙述者的言说里，意义的倾向性和爱憎的鲜明性十分明朗，死亡标志着人的觉醒和个体意识的成熟。小说里这些为民族、为正义而牺牲的历史人物，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肩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社会价值中去认识个人的价值，超越了纯粹私利的狭隘界线，他们也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一样坦然走向死亡，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进了小说思想内蕴的深刻性。死亡是对人的在场困境的洞察与探寻，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对存在的反思，是对生命的尊重。在这样的死亡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本身超凡的力量及其逝去后所负载的意义，所以，对生命的尊重与尊严的珍视，就是对死亡的尊重和超越，彰显了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三、觉醒的突围：时代与世俗的抗衡
梁漱溟曾说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代宗教的国家[17]。对封建礼教的持守就如同他们的信仰，封建制度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才会形成深远的影响，新旧观念、两种文明的冲突就成为了文学里频繁表现的主题并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这也注定了封建思想积弊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是扼杀青年的自由和幸福的根源所在，萧红《小城三月》里的翠姨、师陀《颜料盒》里的油三妹等女性生活在新旧冲突的小城里，她们受现代文明的启蒙，有了懵懂的追求，面对周遭闭塞滞重的氛围，不想妥协，期盼自由与自主，同时又深受历史积弊与既定成规的影响，自我意识受陈规拘泥，她们质疑旧的思想传统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但无法做出更明确的选择，受其局限，在徘徊途中，追求个性自由，还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反映了在觉醒中的女性在面对客观现实时的矛盾与尴尬，只能是陷于苦闷幻灭。作家写出了女性命运的艰难，挖掘了历史积习下的萌动，寓示了妇女解放之路的艰难与漫长。
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但从翠姨、油三妹们的死亡叙事来看，恰恰与诗人所说的相反，翠姨、油三妹等并没有因先觉而过得愉快惬意，而是因觉醒而更加痛苦，也突显了她们与环境的不协调，因为那个社会需要在沉睡中的人，而不是觉醒的人，所以她们更加的痛苦。女性觉醒从社会性视阈来看，未解放的社会里的先觉者们的存在只能深感觉醒后的痛苦与无助，个体的觉醒一时无法唤醒群体与社会，这就注定了翠姨、油三妹们的不幸与悲剧性，这也说明了言说是有其语境和时代性的。
鲁迅曾冥思苦想过“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萧红在作品里也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和批判，这也是20世纪上半期众多作家探寻的一个社会问题，叙述了从对婚恋自主的追求过渡到了对婚恋自主的失却信任，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启蒙被疏离了，解放被放逐了，寻求个人人格独立和婚恋自主的知识者“自我”形象成了一个扁平的符号，对精神的约束依旧存在，道德的压抑未曾改变。《小城三月》里的翠姨连“娜拉”式的离家出走都未能有，未走出家庭，也不敢投身社会，尽管开始接受现代文明思想，女性价值观还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女性解放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而是处在懵懂中，有较模糊的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但怯于行动上的实施，试图走向社会，但又面对传统成规的羁绊，身在围城，心在城外。觉醒者的纤弱，也表明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包办婚姻之路还很漫长，封建蒙昧力量依旧强大，就如另一女作家丁玲所说的：“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结连的。”[18]后来，丁玲于1942年在《三八节有感》一文里还指出，解放区仍存在妇女问题，妇女“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得到她应有的非议”，相较于翠姨、油三妹們所生活时代与环境，她们受的非议与不解那就更不言自明了。
鲁迅探讨了五四时期子君们的命运遭际，当时以子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女性一方面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男权中心意识的浸染，在中国五四知识女性身上便体现出不完善的女性意识与传统男权中心意识两种力量的较量、抗衡。在父权制权力文化的浸染中，社会的规约表现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她们在潜意识里就认可男性的主宰权，把自己看作男性的附庸，她们很难走出自己心造的“围城”，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根本没有为知识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任何机会与道德认可的社会里，“围城”内外其实是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的，正因为此，“娜拉”走后的命运才会引起大众广泛的追问与思考。萧红用一种看似冷静的语气，叙述了翠姨“苏醒”后无望的痛苦和挣扎，她渴望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但并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由于行动上的畏怯，她并没有由此走向幸福，而是无人救助甚至不被理解直至最后悒郁而死，翠姨的“无声的反抗”，其结局不言而明；鲁迅《伤逝》里的子君的命运在翠姨身上只能再次上演，更何况她还缺少子君的坚决和果敢，只是渴望精神上的独立与选择上的自主，女性的个性解放因没有社会解放的庇护，这就注定了她的未来无路可走，命运无处逃遁，只能以悲剧结局。
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先觉女性，她们的家庭及周围的环境还在持守封建礼教规范，加在女性头上的枷锁依旧庞大牢固，封建思想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相比之下，她们的反抗也就犹显微弱，捍不动周围环境和封建成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翠姨还是油三妹，她们都没有选择逃离，也许是清楚走后的无路可投、无处栖身，她们用死亡来表达对现实的承受与应对，同时这也是对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强势滞重的一种另类的呈示，也传达了作家对启蒙理念的现实境遇的深刻反思和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就如同刘小枫曾在论及诗人自杀的意义时所说的，“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19]翠姨、油三妹用死表达了她们对生命的本真诉求，这也是对绝望反抗的控诉；作家用死来表明了女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在那个时代的艰难，也表征了她们反抗的艰难与突围的失败。
翠姨的妹妹出嫁后常挨打过得并不如意，但她未曾感到活得不如意而生活依旧，因为在翠姨妹妹看来，女人从来就是这样生活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更不会因感到痛苦而结束生命，只有觉醒后的翠姨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7]895翠姨之死是对现实深感无助失望与对未来命运的惶恐的一种表达，孔子曾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也是对翠姨此时心境的最恰切的注脚，翠姨的反抗不是求生，而选择生命的自我终结，因此她的死可以说是经过了冷静的思考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深重绝望下的自我毁灭的表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悖论现象：在旧中国的女性无论是先觉还是未觉，命运结局其实是殊途同归，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性存在，唯一的不同之处却是，未觉者们对“从来如此”因认同而不感痛苦反而颇感适意，先觉者们因对“从来如此”的反抗而遭遇更大的痛苦。
对死的叙写实质是对生的沉思，是对生之意义的追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莎士比亚时代复仇王子哈姆雷特对生死的叩问，也是对生命可能意义的怀疑与思索，这一疑问的困扰依然存在，因此，对死亡的意义指涉与价值取向，具有了探寻与追问的成份。《颜料盒》里的油三妹，她有自主的女性意识，封建成规在她那儿好像没有影响，她快乐地生活，但这为周围人所不容而遭到非议，面对受辱处境，她很清楚无法得到同情与理解，由于还没有女性自主选择的现实社会条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正常的人性无法得到发展，个人的生存意志得不到实现，“不合理”成为了一种常态，最后她选择吞食颜料自杀以示反抗和绝望，她的死是对污浊人世的蔑视与超越，以死的超脱来表达一种对社会与人生的自觉性抗争和对“极乐世界”的理想化追求。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没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20]死亡也是对传统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与戕害的控诉，油三妹是“觉醒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像这样觉醒的生命却囿于客观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制约而遭毁灭的悲剧更令人深感痛心，是对女性普遍的生存图景的深刻反思和质疑，引发人们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更深层思考，也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因此，死亡叙事也是自由生命的伦理叙事。死亡观照的是那个时代和整个社会女性存在的在场图景，她们试图冲破旧礼教束缚、寻求自我解放而未能如愿，是对女性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关照。因此，“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21] 翠姨、油三妹等作为小城觉醒女性，她们反映了小城人的一种特殊存在狀态——中介性，她们相较于都市女性受到了来自传统更大的牵绊以及来自现代文明遥远的呼唤，她们一方面深受乡土文明的牵绊，另一方面又渴望亲近现代文明。因此，就小城女性的存在对当时的中国女性命运而言就具有了某种代表性与普遍性意义。
文本对现代与传统、民主与封建的对立冲突的反映，表达了作家对女性所处现实的思考与探寻。翠姨、油三妹等人的悲剧命运，是对当时整个时代的女性处境的沉痛控诉，她们之死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死亡本身，承载了时代赋予女性死亡与死亡之外的内涵与意义，死亡结局就是对黑暗现实、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象征。
作家对女性启蒙觉醒与社会解放的探寻告诉我们，若社会还处在封闭与僵滞不动中，女性的觉醒就将成为悲剧，觉醒还不如懵懂未醒，先觉就要付出代价，是更沉重的痛苦，未觉反而能生活得适意而自如，是麻木中的惬意自适。觉醒后的女性因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对未来而感茫然与无赖，死亡是对女性解放意义的建构，也就成了生命不自由与选择不自主的表征，自己成了自己的他者而带来更大的痛苦。女性解放依赖于社会的解放，否则个人的解放则意味着群体对其的钳制与束缚，未解放的社会则成了陷阱，启蒙后的女性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解脱更感痛苦，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先觉者们比以前更迷惘、更无助，而此时的死亡叙事就成了对女性的社会悲剧性存在的书写，以书写女性命运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痛苦与不幸。封建传统思想的顽固注定了女性个体的觉醒只能是更大的悲哀，觉醒的女性个体受到传统成规的挑战，这样对女性个体觉醒的叙述就具有了现实内涵与社会意义，因此，可以说死亡叙事也是关于生命和自由的伦理叙事。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死亡叙事是作家对个体生命逝去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痼疾的暴露与批判。死亡书写是作家对人的困境的思辨，他们以冷静得几乎让人不可思议的笔触对死亡细节的详细描写，以看似漠不关心的语调对死亡的荒谬性与残酷性的叙述，实际是作家对人的生存及存在的反观，是对人的本质性悲剧命运无从把握所产生的迷茫、悲伤乃至绝望后的挣扎，是无望后的飞翔，是明知无路还敢问路在何方的勇气体现，是以睿智的眼光欲开出一条可走之路的理性思考。在文本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存在的苦苦追寻，对悲剧性人生的悲悯关注与温情体恤。他们赋予了人物之死以更多的命运色彩，使他们的死亡成为对命运、对现实秩序，甚至对历史本质的一种反抗和倾诉，是生命与历史对峙之后的一种悲剧性表达。在文本中，我们听到的有时是人性失落的悲号，有时是呼唤自由自主的利器。它有时候成为禁锢与抗争的产物，有时候又为高压与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提供张力。死亡叙事体现了作家立足于现实的思考与探寻，是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未来的期待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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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eath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own novels. Death narration in texts of modern Chinese town novels is not only the humane care of individual lif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exposure and criticism of the darkness of the society. It is ethical narration on life and freedom， and embodied writers’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reality， exploration of the destiny of our nation， expectation and calling of future.
Key words：little city novels； death narration； life care； living exploration
关键词：小城小说；死亡书写；生命关怀；生存探寻
中图分类号：I206.6； 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5.0030
人是有限的存在，死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是生命的必然归趋，恰如福柯所说的：“人是一个近期发明，而且他或许正在接近其终结。”[1]海德格尔也谓人是“向死的存在”，死亡是生命有限与短暂的象征。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就有大量关于死亡的叙述，这就正如学者殷国明所说的：“艺术的起源不仅联结着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而且深深扎根于无边无际的黑夜——死亡”[2]。死亡意识与文学艺术紧密相连而成为了文学的母题，哲学家叔本华曾说：“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由此可见，死亡作为文学里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是何等的重要了。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叙写，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和《小城三月》里翠姨的死，师陀《颜料盒》里油三妹的死，沈从文《边城》里傩送、翠翠父母爷爷的死，鲁迅《药》里革命者夏瑜的死和《祝福》里祥林嫂的死，罗皑岚《租差》里李四长的死，等等。作家在小城小说文本里用死亡叙事来探寻个体的存活状态，是对人物命运的关怀，是对珍惜生命的高尚情怀的展示，也是对民族的悲剧命运的体认，体悟到人物生存的艰难与迷茫。
小城小说即是以小城为其背景，以写作小城人物及小城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小城在文本中能对人物及情节起到牵引或推动作用，且呈现了现代小城意识及小城的独特地方性内涵与意义的文本。小城是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存在，是乡村的扩大、都市的缩小。中国现代小城小说与乡土文学相通，但又有所超越；既趋向现代性，又与都市文学相联系，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因此，以小城小说的死亡书写作为研究视角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现状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独特性内涵。
一、生存图景：小城人物的艰辛与困厄
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的描写，如《兽道》（沙汀）里魏老婆子媳妇之死，《租差》（罗皑岚）李四长之死，《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里祝大儿子小老虎的死，《祝福》（鲁迅）里的祥林嫂之死，等等，这些小说都以小城为背景，反映了作为城与乡之间这样一个过渡带里的人们的生存现状。
现实中生活的人都无法逃避死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此，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说，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3]315。但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他们的死亡不是虚空的消失，而是承载了丰富的内容与意义，作家的叙事意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与生存现状，是对现实的投射与再现。《兽道》里魏老婆子的媳妇刚生完孩子就遭大兵轮奸，后上吊而死，婴儿也早夭了，魏老婆子不但无法申冤还遭政府官员训斥，是非正义全然颠倒，官兵扰民害民，小说用死亡叙事来反映当时乱离的社会现实，这既是对生存图景的关照，也是对生命意义的反思，表达了作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忧思。《租差》里的李四长因无法及时缴纳租谷被保长逼得投河而死，在东镇人看来他们的生生死死已司空见惯，写出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窘迫与精神的麻木，生命因物质贫乏而变得无意义、而失重。《霜叶红似二月花》里幼小的“小老虎”被乱枪打死，生命遭受漠视，小说写出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争夺，生存的意义只为拥有、抢夺物质财富，人的尊严远离了个体存在。这些小城小说的死亡叙事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有对人的存在的关照，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对民族命运的探寻；这是对存在的凝望，更是对生命的关怀。
鲁迅曾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4]这里表明了鲁迅对世事的明析洞察，面对黑暗的现实不愿沉沦，同时也反映了他内心又充满了绝望与彷徨，力图找寻解脱之途、救赎之路。他虽没有像波德莱尔那样采取极端的反抗方式，但有明确的期盼与追求，鲁迅在写作中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农民等人物的存在现状的思考与关注。小城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在鲁镇一片祥和的新年祝福中死去，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浸淫压迫下的黑暗现实的执著批判和否定；祥林嫂生前偶遇“我”时，关于“灵魂”和“地狱”的疑问，其实是对生的留恋与对死的惶惑；她的死亡是先精神后肉體的，不是因饥饿疾病而死，而纯粹是吃人的封建礼教致死的，丈夫的死、儿子的早夭，再加上周围人的嘲弄排斥，她从精神上失去了寄托，她做帮佣与被转卖的命运遭际反映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妇女生存现状与相似的命运；在祥林嫂周围是一群自私褊狭保守、蒙昧无知冷酷的众人，她用迎合去维持最低的生存，没有也无法守护人的尊严，这对于她来说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意义。小说写出了祥林嫂无地位、无人格的社会角色，她认同封建礼教，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自觉地接受苦难，小说写到祥林嫂自从捐了门槛后，在她心理仿佛得到了神祗的宽恕，仿佛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她复活了，因此，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与祥林嫂而言，是有感召力和启示力的；当她知道周围人依旧没有接受她时，她迷茫了，她选择了死，但现世的封建成规影响到她对死后彼在世界的恐惧，这也即说明了她对封建礼教的认同已经浸入骨髓，对苦难的承受转化为一种消极的人生姿态，文本在无情揭露和批判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同时也痛心疾首地暴露了祥林嫂的不觉悟。
《祝福》通过祥林嫂被夫权、父权、族权、神权四重封建枷锁所压迫的叙述和描写，呈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个体命运的多舛与蹇涩，表征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面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强大与滞重，女性个体成为了封建礼教制度得以实现与实施的工具，女性成为了制度化、物化的工具性存在，背离了生命应有的主体性。作家塑造的祥林嫂这个形象无疑是当时旧中国千万个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与再现。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的痛切批判，其实是鲁迅对民族最深沉的爱的表征，而这种爱又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苦难和黑暗的忧虑紧密相连的，就如鲁迅在他的《自题小像》一诗里所表达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苏珊·S·兰瑟曾说，女性的“个人独白”往往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意义：创作者意图的展现和小说主体的自我逻辑。[5]小说中祥林嫂在看到别人的小孩时，因思念儿子阿毛常常叹息独语也呈现了两层意思：其一，祥林嫂之死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是对妇女命运及其生存意义的追问与建构，是对吃人的封建礼制的批判；其二，再现了祥林嫂的艰辛生存图景，对做奴隶而不得感到凄苦，情感没有依凭再加物质上的贫困，这都是她的生存困境，其实她麻木地活下去，是更大、更长久的悲苦与无望，虽生犹死。孔子认为死的意义在于生，而祥林嫂的生本身就没有意义，在这里生存意义与死亡意识并立相斥，是对女性命运的时代关照和对个体存在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即是死亡书写的重要内涵。
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3]281鲁迅在其他作品中写到过“三·一八”三位女子的牺牲，经历了瞿秋白、殷夫、柔石等挚友或热血青年的死，鲁迅的独特生存体验使他“深深地感觉到，惟有死才是对人生苦痛的最快意的复仇方式。”[6]面对现实的深重苦难，他的揭出病痛便是以疗救改造国民性为根本目的，他执著于现世、在场，作品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伦理道德的彻底的反思、怀疑和批判。鲁迅作品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归根到底是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也是作家对时代赋予的责任的承载与负重。
死亡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对于祥林嫂来说，生既无从寄托又无他助，面对死后既有担忧又有恐惧。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强调的是死的意义在于生的价值，而对于祥林嫂来说生与死是同构的，她的生与死对任何人都不会发生影响。
面对死亡，任何一种抗争都是对人类超越自我的终结力量的挑战，应该被尊重和宽容，而旧中国的妇女处在被蔑视、被忽略的地位，为封建思想所戕害、所摧残，她们在旧社会中的存在犹显无助，小城作品里对妇女命运的探寻与关注，体现了作家的使命感与时代感。萧红的小城小说《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天真可爱，举止行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规约，一切率性而为，当然这是不合当时妇道、不符世俗常理的，因此，才被婆婆百般折磨以致死亡；王大姑娘与磨倌冯歪嘴子两情相悦生活在一起，因有违封建礼教不为世俗所接受，受到周围人的嘲弄，王大姑娘也日渐憔悴悒郁后生产而死，小说以“正常”的生活秩序衬出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等行为的“不正常”，在“合理”生活中显示出人生的全部不合理性，这是于无声处向不人道的世间发出的控诉。她们成了畸形社会与封建思想的牺牲品，而她们的死就如一缕轻烟消失那样可忽略不计，用有二伯的话说就是：“人死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7]478死亡的形式与生命的形态相对照，女性的生命与禽兽同价等值，这是旧中国封建制度下女性的遭遇与命运。无论是小团圆媳妇还是王大姑娘，只因她们像“人”样的生活行止，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便频遭折磨、屡受唾骂，死后亦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解闷的谈资，同时，这些话语也表征了众人对封建传统的认同与对礼教的拥护，这就恰如萧红所说的：“无论过去或现在，作家的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8]萧红用死亡叙事表达了对旧中国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存在的忧虑与悲愤，因此，“忧生”和“忧世”成了萧红小说主题的两个侧面，二者互为生发、相互阐释，呈现了作品更为深刻的思想意蕴。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萧红，他们都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担当。
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封建礼制对生命的箝制与摧残仍将继续，人物的死亡不是意外的偶然的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悲剧的必然。死亡叙事的意义也许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存在之本体论的结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3]278死亡叙述是对生命的关怀，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照，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写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潜藏着某种普遍性意味，这也就意味着苦难与悲剧还将长时间继续下去。
二、奔赴正義：载重的生命
“死自身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情节符号，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它的意义也因而有别。”[9]《尘影》（黎锦明）的熊履堂之死，《二月》（柔石）里的文嫂丈夫之死，《刀柄》（王统照）里刀主人贾乡绅长子的死，《公道》（沙汀）里的女婿阵亡等以小城为背景的小说文本，所刻画的这些人都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为民族的未来而亡，他们的离去具有了宏大历史意义，用W·H·沃尔什的话说，就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展示出历史是在朝什么方向进展，只有当作为探讨对象的历史目标是我们在道义上能够予以赞同的东西时，历史才是有涵义的”[10]，他们的死亡亦是如此，具有了家国同构的历史道义内涵与价值。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兵败时写下的留传千古的诗句，这里指出了死的必然性，人终不免一死！但同时也指出，死是可以承载意义的，一如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所阐释的：“死，作为此在的终了，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了，在这一在者向着它的终了的在中”[3]302。黎锦明的小说《尘影》里的明清县党部常务委员主席熊履堂，为民申冤、伸张正义，打击长期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刘百岁，但强大的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他的施政遭遇了当地豪绅们及上层军政领导的重重阻挠，熊履堂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以赤化分子的罪名被处以死刑。熊履堂在落后的强大黑恶势力面前虽遇种种阻碍，但也未曾让他彷徨，他依旧坚持正义致凛然赴死，这也许就是“革命者在死亡面前，永远不会畏怯”[11]的精神吧！虽然此前他完全有机会逃离一死去异地苟安，而他却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正义与尊严，就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当年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执行死刑之前，同样可选择逃跑而他却选择了英勇就义，选择了为真理正义而殉道，“雅典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他却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而拒绝逃生。”这里熊履堂之牺牲与苏格拉底之死刑具有了同样崇高的意义与价值。苏格拉底所崇信的真理因与当时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体制相龃龉，被判刑处决，他为真理、为人民而死，但他未得到当时人民的理解和同情，就如法国哲学家让·布伦所说的，“雅典人不懂得，苏格拉底与其说由于他们而死，不如说是为他们而死。”[12]在小说《尘影》里，农民运动虽然受到镇压暂时失利，但我们却看到了熊履堂革命牺牲的价值与意义，在小说的结尾写到熊的儿子小宝和幼稚园的小朋们齐唱“打倒列强”的儿歌，意在暗示革命斗争在大众中漫开并得到认可与支持，这一写作技巧与鲁迅的小说《药》的结尾在夏瑜坟头摆了一个花环有点类似，因此鲁迅说：“在结末的《尘影》中，却也给我喝了一口好酒。”[13]小说《尘影》展开了社会个体间利益与道义之争的广阔叙述空间，为阶级对立和更大范围内的权力与利益争斗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写出了时局与政局对人物行动上的钳制与挤压。文本里豪绅们为了维护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勾结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熊履堂作为公道正义的代表，虽然得到了大多数穷苦底层人的拥戴，也即历史必然中的不可抗拒性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正义性在此得以彰显，但是，寡助者力量上的强大，多助者在力量上的薄弱，这里演绎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多数不敌少数人的在场现实，这也就意味着斗争的曲折艰难与胜利的功成不易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而这作为一种审美视角，展示了民族正义的压抑和失败与黑暗势力的强势和胜利，这必将引起人们的同情怜悯以及对压迫者的憎恨和对正义自由的期盼，这里死亡叙事就如同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所说的：“这种策略使过去的知识置身于现在生活的特质之中，使其具有通过文化定位使心灵发生变化的力量。”[14]沙汀的《公道》里女婿的出征牺牲，长辈和当局领导乡长为瓜分他死后的那点抚恤金各居私心，为争夺利益而不见了亲情与正义，直接导致了遗孀的尴尬处境，他的死亡与广泛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既反映了其时妇女生存处境的艰难，又关照了当时的政局与民族境遇，这种叙事策略在对死亡事件作出事实性观照的同时，已经贯穿了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赋予与价值评判。《二月》里文嫂的丈夫李先生为了理想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作为盘费当兵打仗，在战争中，他的英勇奋战换来了战役的胜利，可他却阵亡了，孤苦无告的妻儿因战局混乱拿不到抚恤金，直接导致了妻儿生活的无助与死亡，李先生的牺牲承载的是其所属阶级的本质及其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因时代需要而消解在了群体中，成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时代诠释，但是，李先生死后妻儿的境遇，也反映了当时时局的混乱与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刀柄》里军官为了围剿红枪会，生擒并屠杀了十五个无辜青年，贾乡绅长子便是其中之一，贾乡绅长子带刀习武是为了防止匪患维护地方安宁，而今这把御匪的刀却在屠戮无辜，作品揭示了当时兵甚于匪、官扰民乱的惨痛现实。这些小城作品里的死亡叙事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了儒家传统所宣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宏大历史意义，这里的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具有了对生存境遇与社会现实的观照意义，何显明在《中国人的死亡心态》里说：“死的意识创造了新的生命冲动，建构了崭新的生命价值，给生命的存在注入了最强烈的力量和意志。”[15]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民众形成了普遍通行而且能够达成共识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观念，甚至将其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里的死亡叙事即是历史记忆的叙事，因而作品里贯注了意识形态所张扬的对革命历史史观的理解，这也将顺势导向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普遍认同与接受，作品里死亡叙事的言说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是重建民族记忆与革命历史的认同。死含有了对生存意义的拷问，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说：“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比泰山还重”，这里将死亡从意义和价值上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判与褒扬，张扬了生命的意义，是对从容献身的英勇和临危不惧的壮烈的认同，因为“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之为具有大我或伟大事业灵魂的人，正是他们能够为所有人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正是他们能唤起人们内在和外在的广泛精神，并且说：这种精神……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高尚，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16]这也是对历史的言说与认同；在叙述者的言说里，意义的倾向性和爱憎的鲜明性十分明朗，死亡标志着人的觉醒和个体意识的成熟。小说里这些为民族、为正义而牺牲的历史人物，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肩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社会价值中去认识个人的价值，超越了纯粹私利的狭隘界线，他们也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一样坦然走向死亡，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进了小说思想内蕴的深刻性。死亡是对人的在场困境的洞察与探寻，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对存在的反思，是对生命的尊重。在这样的死亡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本身超凡的力量及其逝去后所负载的意义，所以，对生命的尊重与尊严的珍视，就是对死亡的尊重和超越，彰显了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三、觉醒的突围：时代与世俗的抗衡
梁漱溟曾说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代宗教的国家[17]。对封建礼教的持守就如同他们的信仰，封建制度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才会形成深远的影响，新旧观念、两种文明的冲突就成为了文学里频繁表现的主题并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这也注定了封建思想积弊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是扼杀青年的自由和幸福的根源所在，萧红《小城三月》里的翠姨、师陀《颜料盒》里的油三妹等女性生活在新旧冲突的小城里，她们受现代文明的启蒙，有了懵懂的追求，面对周遭闭塞滞重的氛围，不想妥协，期盼自由与自主，同时又深受历史积弊与既定成规的影响，自我意识受陈规拘泥，她们质疑旧的思想传统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但无法做出更明确的选择，受其局限，在徘徊途中，追求个性自由，还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反映了在觉醒中的女性在面对客观现实时的矛盾与尴尬，只能是陷于苦闷幻灭。作家写出了女性命运的艰难，挖掘了历史积习下的萌动，寓示了妇女解放之路的艰难与漫长。
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但从翠姨、油三妹们的死亡叙事来看，恰恰与诗人所说的相反，翠姨、油三妹等并没有因先觉而过得愉快惬意，而是因觉醒而更加痛苦，也突显了她们与环境的不协调，因为那个社会需要在沉睡中的人，而不是觉醒的人，所以她们更加的痛苦。女性觉醒从社会性视阈来看，未解放的社会里的先觉者们的存在只能深感觉醒后的痛苦与无助，个体的觉醒一时无法唤醒群体与社会，这就注定了翠姨、油三妹们的不幸与悲剧性，这也说明了言说是有其语境和时代性的。
鲁迅曾冥思苦想过“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萧红在作品里也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和批判，这也是20世纪上半期众多作家探寻的一个社会问题，叙述了从对婚恋自主的追求过渡到了对婚恋自主的失却信任，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启蒙被疏离了，解放被放逐了，寻求个人人格独立和婚恋自主的知识者“自我”形象成了一个扁平的符号，对精神的约束依旧存在，道德的压抑未曾改变。《小城三月》里的翠姨连“娜拉”式的离家出走都未能有，未走出家庭，也不敢投身社会，尽管开始接受现代文明思想，女性价值观还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女性解放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而是处在懵懂中，有较模糊的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但怯于行动上的实施，试图走向社会，但又面对传统成规的羁绊，身在围城，心在城外。觉醒者的纤弱，也表明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包办婚姻之路还很漫长，封建蒙昧力量依旧强大，就如另一女作家丁玲所说的：“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结连的。”[18]后来，丁玲于1942年在《三八节有感》一文里还指出，解放区仍存在妇女问题，妇女“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得到她应有的非议”，相较于翠姨、油三妹們所生活时代与环境，她们受的非议与不解那就更不言自明了。
鲁迅探讨了五四时期子君们的命运遭际，当时以子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女性一方面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男权中心意识的浸染，在中国五四知识女性身上便体现出不完善的女性意识与传统男权中心意识两种力量的较量、抗衡。在父权制权力文化的浸染中，社会的规约表现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她们在潜意识里就认可男性的主宰权，把自己看作男性的附庸，她们很难走出自己心造的“围城”，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根本没有为知识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任何机会与道德认可的社会里，“围城”内外其实是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的，正因为此，“娜拉”走后的命运才会引起大众广泛的追问与思考。萧红用一种看似冷静的语气，叙述了翠姨“苏醒”后无望的痛苦和挣扎，她渴望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但并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由于行动上的畏怯，她并没有由此走向幸福，而是无人救助甚至不被理解直至最后悒郁而死，翠姨的“无声的反抗”，其结局不言而明；鲁迅《伤逝》里的子君的命运在翠姨身上只能再次上演，更何况她还缺少子君的坚决和果敢，只是渴望精神上的独立与选择上的自主，女性的个性解放因没有社会解放的庇护，这就注定了她的未来无路可走，命运无处逃遁，只能以悲剧结局。
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先觉女性，她们的家庭及周围的环境还在持守封建礼教规范，加在女性头上的枷锁依旧庞大牢固，封建思想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相比之下，她们的反抗也就犹显微弱，捍不动周围环境和封建成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翠姨还是油三妹，她们都没有选择逃离，也许是清楚走后的无路可投、无处栖身，她们用死亡来表达对现实的承受与应对，同时这也是对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强势滞重的一种另类的呈示，也传达了作家对启蒙理念的现实境遇的深刻反思和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就如同刘小枫曾在论及诗人自杀的意义时所说的，“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19]翠姨、油三妹用死表达了她们对生命的本真诉求，这也是对绝望反抗的控诉；作家用死来表明了女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在那个时代的艰难，也表征了她们反抗的艰难与突围的失败。
翠姨的妹妹出嫁后常挨打过得并不如意，但她未曾感到活得不如意而生活依旧，因为在翠姨妹妹看来，女人从来就是这样生活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更不会因感到痛苦而结束生命，只有觉醒后的翠姨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7]895翠姨之死是对现实深感无助失望与对未来命运的惶恐的一种表达，孔子曾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也是对翠姨此时心境的最恰切的注脚，翠姨的反抗不是求生，而选择生命的自我终结，因此她的死可以说是经过了冷静的思考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深重绝望下的自我毁灭的表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悖论现象：在旧中国的女性无论是先觉还是未觉，命运结局其实是殊途同归，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性存在，唯一的不同之处却是，未觉者们对“从来如此”因认同而不感痛苦反而颇感适意，先觉者们因对“从来如此”的反抗而遭遇更大的痛苦。
对死的叙写实质是对生的沉思，是对生之意义的追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莎士比亚时代复仇王子哈姆雷特对生死的叩问，也是对生命可能意义的怀疑与思索，这一疑问的困扰依然存在，因此，对死亡的意义指涉与价值取向，具有了探寻与追问的成份。《颜料盒》里的油三妹，她有自主的女性意识，封建成规在她那儿好像没有影响，她快乐地生活，但这为周围人所不容而遭到非议，面对受辱处境，她很清楚无法得到同情与理解，由于还没有女性自主选择的现实社会条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正常的人性无法得到发展，个人的生存意志得不到实现，“不合理”成为了一种常态，最后她选择吞食颜料自杀以示反抗和绝望，她的死是对污浊人世的蔑视与超越，以死的超脱来表达一种对社会与人生的自觉性抗争和对“极乐世界”的理想化追求。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没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20]死亡也是对传统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与戕害的控诉，油三妹是“觉醒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像这样觉醒的生命却囿于客观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制约而遭毁灭的悲剧更令人深感痛心，是对女性普遍的生存图景的深刻反思和质疑，引发人们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更深层思考，也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因此，死亡叙事也是自由生命的伦理叙事。死亡观照的是那个时代和整个社会女性存在的在场图景，她们试图冲破旧礼教束缚、寻求自我解放而未能如愿，是对女性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关照。因此，“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21] 翠姨、油三妹等作为小城觉醒女性，她们反映了小城人的一种特殊存在狀态——中介性，她们相较于都市女性受到了来自传统更大的牵绊以及来自现代文明遥远的呼唤，她们一方面深受乡土文明的牵绊，另一方面又渴望亲近现代文明。因此，就小城女性的存在对当时的中国女性命运而言就具有了某种代表性与普遍性意义。
文本对现代与传统、民主与封建的对立冲突的反映，表达了作家对女性所处现实的思考与探寻。翠姨、油三妹等人的悲剧命运，是对当时整个时代的女性处境的沉痛控诉，她们之死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死亡本身，承载了时代赋予女性死亡与死亡之外的内涵与意义，死亡结局就是对黑暗现实、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象征。
作家对女性启蒙觉醒与社会解放的探寻告诉我们，若社会还处在封闭与僵滞不动中，女性的觉醒就将成为悲剧，觉醒还不如懵懂未醒，先觉就要付出代价，是更沉重的痛苦，未觉反而能生活得适意而自如，是麻木中的惬意自适。觉醒后的女性因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对未来而感茫然与无赖，死亡是对女性解放意义的建构，也就成了生命不自由与选择不自主的表征，自己成了自己的他者而带来更大的痛苦。女性解放依赖于社会的解放，否则个人的解放则意味着群体对其的钳制与束缚，未解放的社会则成了陷阱，启蒙后的女性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解脱更感痛苦，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先觉者们比以前更迷惘、更无助，而此时的死亡叙事就成了对女性的社会悲剧性存在的书写，以书写女性命运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痛苦与不幸。封建传统思想的顽固注定了女性个体的觉醒只能是更大的悲哀，觉醒的女性个体受到传统成规的挑战，这样对女性个体觉醒的叙述就具有了现实内涵与社会意义，因此，可以说死亡叙事也是关于生命和自由的伦理叙事。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死亡叙事是作家对个体生命逝去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痼疾的暴露与批判。死亡书写是作家对人的困境的思辨，他们以冷静得几乎让人不可思议的笔触对死亡细节的详细描写，以看似漠不关心的语调对死亡的荒谬性与残酷性的叙述，实际是作家对人的生存及存在的反观，是对人的本质性悲剧命运无从把握所产生的迷茫、悲伤乃至绝望后的挣扎，是无望后的飞翔，是明知无路还敢问路在何方的勇气体现，是以睿智的眼光欲开出一条可走之路的理性思考。在文本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存在的苦苦追寻，对悲剧性人生的悲悯关注与温情体恤。他们赋予了人物之死以更多的命运色彩，使他们的死亡成为对命运、对现实秩序，甚至对历史本质的一种反抗和倾诉，是生命与历史对峙之后的一种悲剧性表达。在文本中，我们听到的有时是人性失落的悲号，有时是呼唤自由自主的利器。它有时候成为禁锢与抗争的产物，有时候又为高压与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提供张力。死亡叙事体现了作家立足于现实的思考与探寻，是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未来的期待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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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eath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own novels. Death narration in texts of modern Chinese town novels is not only the humane care of individual lif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exposure and criticism of the darkness of the society. It is ethical narration on life and freedom， and embodied writers’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reality， exploration of the destiny of our nation， expectation and calling of future.
Key words：little city novels； death narration； life care； living expl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