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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召开，其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野鼎泰公司董事长王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高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建议》。作为本届人大31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王馨的《建议》引起多家与会媒体的关注。
近日，她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在有媒体对“打工爷爷”这一群体报道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关注高龄农民工和超龄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了，并着手进行了调研。
王馨指出，这类群体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就业和养老问题，但根源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她认为，国家层面应继续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充分重视“打工爷爷”的民生诉求，给予他们更多尊重，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归属感。
民生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关注“打工爷爷”的？
王馨：大概是2015年初。我有一个50多岁的亲戚，他最早在其他企业打工，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辞职在家休养了几年。2014年底他来到我的企业上班，而我的要求是无论什么工种都要给员工缴纳社保。我原本以为，他以前缴纳过保险，来我们这里衔接一下就可以，但反馈给我的信息是无法办了。因为他辞职后就没再续缴，中断的时间太长了。缴纳未满15年，且年龄已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没有续缴的能力了。
后来，我在企业周边打听了一下，像我家亲戚这样年龄超过50但还没到退休年龄的群体中，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我又借出差的机会到外地打听，情况也都差不多。
不仅如此，通过在全国几个地方了解后，我发现这类群体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我意识到，应该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把这个以前社会关注不多但却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为我的调研方向。为此，我还牵头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了专项调研。
民生周刊：您的调研结果是什么？是并不乐观吗？
王馨：应该说不是很乐观。我所掌握和了解到的是，我们国家目前有年龄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以及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4700万人，他们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荷、潜在的劳动风险，还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离、漂泊异乡的清冷孤寂，他们的境遇实际上比那些农村里的留守老人更为不堪。
如果抛却社会地位问题，这里就只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就业”，另一个是“养老”，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虽然近几年国家已经公布了多个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制定了有利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衔接办法，但有一个问题是，对于高龄的、超龄的“打工爷爷”，政策和制度上还有短板需要补齐，毕竟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还暂时惠及不到这一群体。
民生周刊：针对上述问题，您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提供了怎样的解决之道？
王馨：我真的不敢说我提出的建议一定能治本，但我来自基层，我的建议更多的是传递了“打工爷爷”的心声。
譬如说，我在建议中提到，高龄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国家应该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这就是“打工爷爷”的真实愿望。
很多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农民工，进城首选的工作就是建筑行业，因为单日工资高，技术门槛低，有力气就行。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工种和年轻的、身体力行的适龄农民工并没什么区别，因为在雇主看来，来者都要一视同仁，愿意干就留下，不愿干、身体吃不消的就可以走。
再比如，我在建议中希望医疗卫生机构把体力型行业的高龄农民工的健康检查纳入工作范畴，定期为高齡农民工做健康指导与身体常规检查。这同样也来自于“打工爷爷”的诉求。就像刚刚提到的建筑行业，因为雇主不能照顾到这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入职前又没有要求这类群体提交体检报告，导致对所雇佣的高龄农民工是怎样的身体素质情况一无所知。有些工作如果执意要求“打工爷爷”执行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安全生产事故。毕竟从生理角度讲，高龄伴随的是老年病。
当然，除了“打工爷爷”的心声，有些建议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提出的。
比如，我建议要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建议各级政府应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底线养老问题；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这涉及到“打工爷爷”的养老问题，如果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或者制度不完善、不优化，那么“打工爷爷”在养老方面就会没有安全感，而为了生计也只能在城市中漂着找不到归属感。
民生周刊：我注意到，您还建议，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王馨：是这样。我来自于农村，对于适龄农民而言，要外出务工除了满足生活所需，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需求外，也是告别传统技能，学习新技能，创造新价值的时代需要。
然而高龄和超龄农民工则不同，务农是他们的传统生存技能并从土地中获得收入，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熟悉且认为是最稳定的。之所以会和年轻人一样进城务工，有土地政策引导的客观因素，也有提高收入夙愿的主观因素。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看来，落叶总要归根，这是人生的归宿。
所以我认为，各级政府应该考虑这类群体的特殊性，为其提供足够的养老土地。
实际上，如果有土地，对“打工爷爷”返乡是有吸引力的，毕竟从心理上他们会认为归根有望，而在靠土地创造财富方面，这类群体有在外务工经验，有过见识，对城市生活方式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就会告别传统种植品种，向亩产效益高、市场需求广的经济作物看齐。
我想，在自家门前有了可观的收入，“打工爷爷”这类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近日，她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在有媒体对“打工爷爷”这一群体报道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关注高龄农民工和超龄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了，并着手进行了调研。
王馨指出，这类群体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就业和养老问题，但根源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她认为，国家层面应继续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充分重视“打工爷爷”的民生诉求，给予他们更多尊重，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归属感。
民生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关注“打工爷爷”的？
王馨：大概是2015年初。我有一个50多岁的亲戚，他最早在其他企业打工，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辞职在家休养了几年。2014年底他来到我的企业上班，而我的要求是无论什么工种都要给员工缴纳社保。我原本以为，他以前缴纳过保险，来我们这里衔接一下就可以，但反馈给我的信息是无法办了。因为他辞职后就没再续缴，中断的时间太长了。缴纳未满15年，且年龄已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没有续缴的能力了。
后来，我在企业周边打听了一下，像我家亲戚这样年龄超过50但还没到退休年龄的群体中，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我又借出差的机会到外地打听，情况也都差不多。
不仅如此，通过在全国几个地方了解后，我发现这类群体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我意识到，应该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把这个以前社会关注不多但却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为我的调研方向。为此，我还牵头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了专项调研。
民生周刊：您的调研结果是什么？是并不乐观吗？
王馨：应该说不是很乐观。我所掌握和了解到的是，我们国家目前有年龄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以及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4700万人，他们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荷、潜在的劳动风险，还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离、漂泊异乡的清冷孤寂，他们的境遇实际上比那些农村里的留守老人更为不堪。
如果抛却社会地位问题，这里就只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就业”，另一个是“养老”，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虽然近几年国家已经公布了多个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制定了有利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衔接办法，但有一个问题是，对于高龄的、超龄的“打工爷爷”，政策和制度上还有短板需要补齐，毕竟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还暂时惠及不到这一群体。
民生周刊：针对上述问题，您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提供了怎样的解决之道？
王馨：我真的不敢说我提出的建议一定能治本，但我来自基层，我的建议更多的是传递了“打工爷爷”的心声。
譬如说，我在建议中提到，高龄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国家应该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这就是“打工爷爷”的真实愿望。
很多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农民工，进城首选的工作就是建筑行业，因为单日工资高，技术门槛低，有力气就行。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工种和年轻的、身体力行的适龄农民工并没什么区别，因为在雇主看来，来者都要一视同仁，愿意干就留下，不愿干、身体吃不消的就可以走。
再比如，我在建议中希望医疗卫生机构把体力型行业的高龄农民工的健康检查纳入工作范畴，定期为高齡农民工做健康指导与身体常规检查。这同样也来自于“打工爷爷”的诉求。就像刚刚提到的建筑行业，因为雇主不能照顾到这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入职前又没有要求这类群体提交体检报告，导致对所雇佣的高龄农民工是怎样的身体素质情况一无所知。有些工作如果执意要求“打工爷爷”执行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安全生产事故。毕竟从生理角度讲，高龄伴随的是老年病。
当然，除了“打工爷爷”的心声，有些建议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提出的。
比如，我建议要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建议各级政府应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底线养老问题；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这涉及到“打工爷爷”的养老问题，如果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或者制度不完善、不优化，那么“打工爷爷”在养老方面就会没有安全感，而为了生计也只能在城市中漂着找不到归属感。
民生周刊：我注意到，您还建议，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王馨：是这样。我来自于农村，对于适龄农民而言，要外出务工除了满足生活所需，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需求外，也是告别传统技能，学习新技能，创造新价值的时代需要。
然而高龄和超龄农民工则不同，务农是他们的传统生存技能并从土地中获得收入，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熟悉且认为是最稳定的。之所以会和年轻人一样进城务工，有土地政策引导的客观因素，也有提高收入夙愿的主观因素。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看来，落叶总要归根，这是人生的归宿。
所以我认为，各级政府应该考虑这类群体的特殊性，为其提供足够的养老土地。
实际上，如果有土地，对“打工爷爷”返乡是有吸引力的，毕竟从心理上他们会认为归根有望，而在靠土地创造财富方面，这类群体有在外务工经验，有过见识，对城市生活方式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就会告别传统种植品种，向亩产效益高、市场需求广的经济作物看齐。
我想，在自家门前有了可观的收入，“打工爷爷”这类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