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其实是一件既畅快、又痛苦的事，尤其是对有截稿压力的记者来说。如果说满世界跑是一种有趣、光鲜的“在路上”，那“地狱截稿日”又是另一种精神层面的“在路上”。
　　例如我的上两篇文章《赵德胤：经历所有绝望之后》和《踽踽独行陈映真》，两位都是我很敬重的人物。在采访之前，我大量吸收各种文本和影音资料，在吃饭、睡觉、与人聊天时，也满脑子想着他们、思考着他们，仿佛有种谈恋爱的感觉。
　　采访的时候当然是最快乐的时候，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真人（已过世的陈映真则采访研究他著作的学者赵刚），把满脑子的喜爱、好奇、困惑，全都一股脑倒出来。如果采访对象不限制采访时间，我会问到自己精神恍惚还不罢休，最好还能跟对方吃上一顿饭、散个步、一起做点什么。
　　如果说采访的当下是一个记者的高光时刻，那么接下来就开始逐渐陷入苦痛的深渊。要从漫漫的录音档和资料中尽可能地找到一条线索，还原出人物最突出的精神样貌。我是个感性大过逻辑的人，既要从中拉出一条精确的线索，又要将情绪恰当地融入文章中—对我来说，就是找到写作的感觉。
　　“感觉”很虚幻，就像“灵感”一样，除非是忽然从天上打下一束灵光，否则这种感觉需要靠着专心伏案“磨”出来。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不同，我只要“磨”出了一个相对漂亮的开头，那接下来就是拼体力而非靠感觉了。
　　有一阵子我常和一位前同事互相“打卡”，那也是记者这份孤独的职业里不那么孤独的时光。我们靠着微信监督对方，每隔一个小时就“打卡”自己的进度，互相集气，共同度过“地狱截稿日”那片幽暗的时光。后来她离职了，少了和我“打卡”的人，我的“记者在路上”似乎少了一点星光。
　　也总有无论如何都写不出稿的时候，或词穷到截稿点都过了还是只字未动，这时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最为焦灼的时刻。有点像过山车，前几天采访时还在“谈恋爱”，没两天就陷入了“失戀”般的痛苦中，等稿子交完，仿佛又拨开云雾见青天，这场恋爱也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化为泡泡。

　　越写不出稿子，越需要缓解压力的方法，我的身体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不同的“渴望”。有阵子我迷上夹娃娃，常常在半夜写不出稿的时候冲进24小时营业的夹娃娃店疯狂撒币；后来我变得很嗜睡，睡到天昏地暗没有一个闹钟吵得醒我；又有一阵子我就拼命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最近则是买公仔，特别是我喜欢的Molly，焦虑的时候就上网买个确认款或抽个盲盒。
　　我的编辑总是不理解，写个稿子有那么难吗？他只要几瓶酒下肚，便下笔如有神，颇有诗仙李白“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的态度。我也学着他喝酒，稿没写出来，人倒是先醉了。有时候采访需要，我也会跟采访对象喝两杯，套套交情，有一次把自己喝倒了，躺在房间里，天地都在转。那时我既痛快又忧伤，心里感慨着：既伤身又伤神，值得吗？但是，我还是好喜欢记者这份工作啊。
　　即便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我还是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土地，种一点人文、一点情怀、一点理想。就像这期写民谣歌手，采访乐评人郭小寒时她说的：“不需要和‘敌人’的力量是对等的，只要活就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