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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热的天气和来苏水的味道让刘维才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从临沂人民医院血液病区走廊上的地铺爬了起来，这名壮实的山东汉子眼睛盯着自己的手表。
时间是7月9日凌晨两点钟，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能够打电话询问配型结果了，这让他感到一阵紧张。
玻璃窗内，护士正在病房给刘维才身患白血病的妻子刘徐侠输液。
从5月份开始，刘维才已陪妻子在医院化疗了两个多月，他们在等的一个机会，就是刘徐侠的哥哥的骨髓配型结果。一旦配型成功，刘徐侠的性命就有可能保住，而刘徐侠的哥哥此刻正在江苏南通监狱服刑。
求助服刑人员
刘徐侠的病历上，清晰地记录了她首次住院的时间，4月18日，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一家人再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医生当时并没有告诉她具体病情，只称比较复杂，需要马上住院。第二天，医生告诉刘维才，刘徐侠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要在半年内进行骨髓移植。
来自农村的刘维才在电视上看到这种疾病属于不治之症。但是医生安慰他，白血病分很多种类型，其中他妻子的这种类型只要进行骨髓移植，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听说总花费至少需要30万，我这辈子都没敢想过有这么多的钱。”刘维才说。
刘维才和刘徐侠都是临沂郯城县港上乡人。刘维才在乡农业服务站工作，平时负责修路和维护水利设施，作为普通工人的刘维才一个月工资只有1700元左右。刘徐侠平时在家务农，种一些小麦和玉米，有时做点小买卖。当得知医药费至少要准备30万后，刘维才查了查全家的存款，才1万多元。在浙江船厂打工的大儿子赶回了家，把自己打工积攒的3万多元都取出来交给了父亲。小儿子也远在上海打工，刘维才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在最困难的时刻不要给家里拖后腿。
刘维才住在港上乡港上5村。5月份的一天，刘维才把自家有4间红砖大瓦房的小院子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同村的村民。村民知道刘维才的苦处，出的价钱在当地不算低。交钥匙的时候刘维才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哭得很伤心，这个院子是1999年他和妻子两人凑钱盖的，为的是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将来有个依靠。从设计到施工，刘维才两口子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房子建成后妻子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白果树，现在已经碗口粗了，每年都能结好多白果。
“那时觉得生活特别有希望，两个儿子也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刘维才说，白果那时还30元一斤，但是现在一元一斤都没人要。
为了救姐姐，刘徐侠的两个亲妹妹先后进行了骨髓配型检测，发现只有一个妹妹的骨髓勉强能够使用，但是配型还不是最满意。这时大家想起了一个人——刘徐侠的亲哥哥刘原飞。
但刘原飞却远在江苏南通的监狱。
刘维才说，刘原飞原本是个小生意人，以前生活过得挺好，人也老实本分。但12年前，不知何故卷入一起团伙盗窃棉花案，事发后就一直逃亡在外。去年，刘原飞被警方抓获，年底开始在南通监狱服刑。被抓后，刘徐侠曾去看望过哥哥，后来便一直没有联系。
采血遇挫
6月份，刘维才及家人拿着刘徐侠的病历等材料，先后三次赴江苏南通，尽管说明了来意，但其请求未获南通监狱允许。刘维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两次监狱告诉他材料不全，后来材料办齐了，南通监狱狱政科一名工作人员和关押刘原飞的十监区负责人一起找刘维才谈话，告诉他，因为缺乏有关服刑人员捐献骨髓的相关法律和文件，所以监狱无法让他们提取刘原飞的血液。
刘维才失望地回到了临沂，这时曾经在济南服兵役的大哥刘维庭出主意说，自己有个战友在山东司法系统工作，看看要他和南通那边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能否起作用。
6月底，山东当地媒体对刘维才夫妇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报道。刘维庭的战友也给南通当地的司法系统相关人员打去了电话。
7月4日，经过种种努力，南通监狱终于答应家属的采血要求。当天，刘徐侠的三妹刘娟带着保存血液的小冰桶再次来到南通监狱，由监狱医院的医生从刘原飞身上采集了3cc的血液，当天晚10点，刘原飞的血样被放在冰桶里送到济南。
就在刘维才等人都兴奋不已时，南通监狱工作人员特意向家属们表示，非常理解服刑人员家属的心情，但根据相关法律文件，即使与家属配型成功，监狱也没有权利决定服刑人员能否出狱为家属捐献，需要司法部的允许他们才能同意刘原飞转监捐献。
刘维才有些不服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内，曾有过“移监救子”的报道。
据央视《社会与法》节目报道：2011年冬天，家住贵州省遵义湄潭县的名叫高俊杰的孩子高烧不退，后在重庆市新桥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髓性白血病M2型。母亲骨髓配型失败后，一家人的希望落在了正在浙江第一监狱服刑的孩子父亲高勇身上。虽然父子俩配型成功，可怎么移植却成了问题。经多方奔走，终于达成国内首例“移监救子”。
今年3月，司法部门将高勇的服刑地点从浙江省转入贵州省，并于6月9日押解到重庆，为自己的儿子高俊杰捐献骨髓。
刘维才觉得，浙江能允许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怎么南通就不行呢？南通监狱系统人员告诉他：虽然国内有过被允许的先例，但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条文依据，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请求都能被允许。
捐献难题
7月5日，刘娟把血液带到山东省血液中心进行化验配型。“这是我们一家人唯一的希望了，希望能配型成功，挽救姐姐的性命。”刘娟说。
四天后，配型结果出来了，结果令刘维才很失望，刘徐侠的哥哥刘原飞配型失败，他的骨髓并不适合捐献。
这似乎掩盖了之前的采血难题，因为失败，刘原飞无法为妹妹捐献，也就不用相关部门审批，更不用被转监来捐献。但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没有法律支持的现状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狱系统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服刑人员如何为亲属捐献骨髓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但是北京监狱系统内部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允许服刑人员为直系亲属捐献骨髓。
国内首例“移监救子”的承办人之一、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司法局局长李晓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些监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主要还是风险太大，困难太多。
李晓华说，审批是第一关。在一个省里还好说，尤其是跨省捐献，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审批程序。以此次“移监救子”为例，必须要贵州和浙江两省的分管的主要领导人审批。这次湄潭县是首先通过上级司法部门，即遵义市司法局、贵州省司法厅，层层向省里请示，获得主管领导的批准，然后又发函到浙江。浙江省监狱管理局也通过同样的程序上报，经过浙江省分管领导批准，才最终得以实现。
安全是第二关，不仅要确保服刑人员不逃跑，还要保证捐献后服刑人员的身体不至于受到影响，否则出了事监狱就要担责。经费算是第三关，这次湄潭县移监过程花费两万多元，费用大也是有些监狱知难而退的原因。
李晓华说，他们通过这种人性化措施，不仅救了孩子，而且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和效果。
得知配型失败后，刘维才一天都没吃下东西，妻子刘徐侠对他说，要不就别治疗了，只要能照顾好两个儿子，自己就能放心去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刘维才说，下一步他打算通过中华骨髓库再寻找合适骨髓，“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绝不放弃。”
时间是7月9日凌晨两点钟，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能够打电话询问配型结果了，这让他感到一阵紧张。
玻璃窗内，护士正在病房给刘维才身患白血病的妻子刘徐侠输液。
从5月份开始，刘维才已陪妻子在医院化疗了两个多月，他们在等的一个机会，就是刘徐侠的哥哥的骨髓配型结果。一旦配型成功，刘徐侠的性命就有可能保住，而刘徐侠的哥哥此刻正在江苏南通监狱服刑。
求助服刑人员
刘徐侠的病历上，清晰地记录了她首次住院的时间，4月18日，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一家人再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医生当时并没有告诉她具体病情，只称比较复杂，需要马上住院。第二天，医生告诉刘维才，刘徐侠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要在半年内进行骨髓移植。
来自农村的刘维才在电视上看到这种疾病属于不治之症。但是医生安慰他，白血病分很多种类型，其中他妻子的这种类型只要进行骨髓移植，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听说总花费至少需要30万，我这辈子都没敢想过有这么多的钱。”刘维才说。
刘维才和刘徐侠都是临沂郯城县港上乡人。刘维才在乡农业服务站工作，平时负责修路和维护水利设施，作为普通工人的刘维才一个月工资只有1700元左右。刘徐侠平时在家务农，种一些小麦和玉米，有时做点小买卖。当得知医药费至少要准备30万后，刘维才查了查全家的存款，才1万多元。在浙江船厂打工的大儿子赶回了家，把自己打工积攒的3万多元都取出来交给了父亲。小儿子也远在上海打工，刘维才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在最困难的时刻不要给家里拖后腿。
刘维才住在港上乡港上5村。5月份的一天，刘维才把自家有4间红砖大瓦房的小院子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同村的村民。村民知道刘维才的苦处，出的价钱在当地不算低。交钥匙的时候刘维才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哭得很伤心，这个院子是1999年他和妻子两人凑钱盖的，为的是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将来有个依靠。从设计到施工，刘维才两口子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房子建成后妻子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白果树，现在已经碗口粗了，每年都能结好多白果。
“那时觉得生活特别有希望，两个儿子也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刘维才说，白果那时还30元一斤，但是现在一元一斤都没人要。
为了救姐姐，刘徐侠的两个亲妹妹先后进行了骨髓配型检测，发现只有一个妹妹的骨髓勉强能够使用，但是配型还不是最满意。这时大家想起了一个人——刘徐侠的亲哥哥刘原飞。
但刘原飞却远在江苏南通的监狱。
刘维才说，刘原飞原本是个小生意人，以前生活过得挺好，人也老实本分。但12年前，不知何故卷入一起团伙盗窃棉花案，事发后就一直逃亡在外。去年，刘原飞被警方抓获，年底开始在南通监狱服刑。被抓后，刘徐侠曾去看望过哥哥，后来便一直没有联系。
采血遇挫
6月份，刘维才及家人拿着刘徐侠的病历等材料，先后三次赴江苏南通，尽管说明了来意，但其请求未获南通监狱允许。刘维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两次监狱告诉他材料不全，后来材料办齐了，南通监狱狱政科一名工作人员和关押刘原飞的十监区负责人一起找刘维才谈话，告诉他，因为缺乏有关服刑人员捐献骨髓的相关法律和文件，所以监狱无法让他们提取刘原飞的血液。
刘维才失望地回到了临沂，这时曾经在济南服兵役的大哥刘维庭出主意说，自己有个战友在山东司法系统工作，看看要他和南通那边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能否起作用。
6月底，山东当地媒体对刘维才夫妇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报道。刘维庭的战友也给南通当地的司法系统相关人员打去了电话。
7月4日，经过种种努力，南通监狱终于答应家属的采血要求。当天，刘徐侠的三妹刘娟带着保存血液的小冰桶再次来到南通监狱，由监狱医院的医生从刘原飞身上采集了3cc的血液，当天晚10点，刘原飞的血样被放在冰桶里送到济南。
就在刘维才等人都兴奋不已时，南通监狱工作人员特意向家属们表示，非常理解服刑人员家属的心情，但根据相关法律文件，即使与家属配型成功，监狱也没有权利决定服刑人员能否出狱为家属捐献，需要司法部的允许他们才能同意刘原飞转监捐献。
刘维才有些不服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内，曾有过“移监救子”的报道。
据央视《社会与法》节目报道：2011年冬天，家住贵州省遵义湄潭县的名叫高俊杰的孩子高烧不退，后在重庆市新桥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髓性白血病M2型。母亲骨髓配型失败后，一家人的希望落在了正在浙江第一监狱服刑的孩子父亲高勇身上。虽然父子俩配型成功，可怎么移植却成了问题。经多方奔走，终于达成国内首例“移监救子”。
今年3月，司法部门将高勇的服刑地点从浙江省转入贵州省，并于6月9日押解到重庆，为自己的儿子高俊杰捐献骨髓。
刘维才觉得，浙江能允许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怎么南通就不行呢？南通监狱系统人员告诉他：虽然国内有过被允许的先例，但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条文依据，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请求都能被允许。
捐献难题
7月5日，刘娟把血液带到山东省血液中心进行化验配型。“这是我们一家人唯一的希望了，希望能配型成功，挽救姐姐的性命。”刘娟说。
四天后，配型结果出来了，结果令刘维才很失望，刘徐侠的哥哥刘原飞配型失败，他的骨髓并不适合捐献。
这似乎掩盖了之前的采血难题，因为失败，刘原飞无法为妹妹捐献，也就不用相关部门审批，更不用被转监来捐献。但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没有法律支持的现状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狱系统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服刑人员如何为亲属捐献骨髓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但是北京监狱系统内部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允许服刑人员为直系亲属捐献骨髓。
国内首例“移监救子”的承办人之一、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司法局局长李晓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些监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服刑人员为亲属捐献骨髓，主要还是风险太大，困难太多。
李晓华说，审批是第一关。在一个省里还好说，尤其是跨省捐献，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审批程序。以此次“移监救子”为例，必须要贵州和浙江两省的分管的主要领导人审批。这次湄潭县是首先通过上级司法部门，即遵义市司法局、贵州省司法厅，层层向省里请示，获得主管领导的批准，然后又发函到浙江。浙江省监狱管理局也通过同样的程序上报，经过浙江省分管领导批准，才最终得以实现。
安全是第二关，不仅要确保服刑人员不逃跑，还要保证捐献后服刑人员的身体不至于受到影响，否则出了事监狱就要担责。经费算是第三关，这次湄潭县移监过程花费两万多元，费用大也是有些监狱知难而退的原因。
李晓华说，他们通过这种人性化措施，不仅救了孩子，而且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和效果。
得知配型失败后，刘维才一天都没吃下东西，妻子刘徐侠对他说，要不就别治疗了，只要能照顾好两个儿子，自己就能放心去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刘维才说，下一步他打算通过中华骨髓库再寻找合适骨髓，“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绝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