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早春，全国两会会场内外，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收入分配改革，大幕拉开。
“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诠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人民群众和广大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既是一项艰巨任务，也是一项紧迫工作。”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首次独立成章。并强调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作用，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等问题。
时下收入的实际分配状况，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据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差距就这么大!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调差距，调分配格局，规范分配秩序，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在拉开序幕。对此，很多网友评论说，这让我们看到了“共富新希望”。但是怎样才能把财富蛋糕更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明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今年将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
一、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谈到，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指出，1997—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2002—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18％。23.4％的职工5年间未增加工资。
由于收入分配失衡，整个社会未能均等的享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这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欣慰的是，政府已高度重视了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并采取了不少举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而7％正是“十二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
切好社会财富的“蛋糕”，应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同样表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首先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三是缩小收入差别，教育机会平等。
厉以宁表示，增加农民收入，是减少收入差距很重要的措施。最近几年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跟城市收入相比，农民收入还是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农民的收入就靠一点农产品，利益很少。虽然农产品价格上调，但是幅度比较小，而且柴油、农药、化肥的价格也上涨了。
另外，还应该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贡献，但当时退休工资的水平很低，与现实工资相比，退休金涨的少，这样也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很多工作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提高退休人员退休金的标准。
厉以宁补充说，要缩小收入差别，一定要教育机会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业就不平等，工资收入就不平等，会造成下一代生活条件的不平等。
“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至少增加84％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内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这意味着5年后，最低工资标准最少要增加84％。此外，还要使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并要扩大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覆盖范围……一个个具体数据，彰显出官方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
据统计数据显示，去年30个省份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2011年，自北京宣布从1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调至1160元后，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吉林、宁夏等地也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平。新年伊始，各地收入分配改革已悄然开始。
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
3月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问题，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进一步讨论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一轮个税改革由此启动，网友称之为“开年以来最给力的消息”。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工薪所得项目个税收入占个税总收入的比重为50％左右，这就意味着工薪阶层是目前个税的最大税源，但从税制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来看，富人则是个税的最大税源。这一数据引来社会的关注和争论。
社会学提出，只有“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所谓“橄榄型”，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以中间阶层为大部分，极富、极贫的人很少。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以及由这种差距产生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既需要调整初次分配中政府、居民和企业三者关系，也需要调整二次分配中居民间分配关系；而设计与实施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恰好能发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说，“采取措施调节过高收入者比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他还建议，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将高收入者的财产转让、赠与、利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表示，“个税改革肯定应该提高起征点。但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起征点上，而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他说，起征点应该提高，但要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刀切”。他建议把劳 动收入和资本分红、资本升值捆在一起纳税，以家庭为单位，大幅度降低税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同样表示，尽快建立综合征收和分类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举措之一。杨子强代表建议，将资产性收入纳入征税范围，提高免征额，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提出，“个税的税制设计应该是减少级次，扩大级距，目前的九级税率应减少到五级，最低税率可从5％调至10％，最高税率保持45％不变，这样设置能够让大部分工薪阶层受益。”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则指出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以真正的实现“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个税立法之本。他表示，以当前中国国力，3年完全可以实现这些涉及社保、收入等方面系统的集成、完善，比如建立针对个人的信息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称，个税调整是中国落实“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行动，对国家税收影响不大，但却有助提高千千万万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为扩大消费注入持久动力。
总体看来，以个税改革为标志，我国今后一揽子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
三、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平均经济增速一直接近两位数，目前经济总量已排名全球第二。但与此同时，“民富”与“国富”的脚步却不同步。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积累和掩盖的包括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内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敲响警钟。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增长的有利时机。但是，内需拉动、消费拉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居民收入的持续提升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因此，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指示，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而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则是政府的良知。怎样才能把财富蛋糕更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代表委员们热议收入分配改革路径，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将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列入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列入规划纲要，用硬标准换来高效率。要加速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垄断企业高管和职工薪酬。”“关键还是速度，要更快。加速收入分配改革这个任务，不是紧迫，而是很紧迫。”蔡继明委员补充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建议围绕“工资”多发力，“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保证劳动者报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增加。必须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工商局副局长郭跃进建议，加快电力、电网、通讯、铁路、供水、供气等带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步伐，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对需要国家出资经营的垄断性行业，应提高“红利”上缴比例，同时实行严格的收费成本核算、价格听证和职工工资、福利水平以及职务消费公开等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北部湾银行党委书记汤世保说，个税改革有利于强化收入再分配，但需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应加强对富人的征管，建议恢复开征遗产税，加快推进房产税试点，逐步构建财产税体系，真正做到“限高、稳中、补低”，使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需要国家的总体设计和逐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制片人崔永元认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必须要打破垄断，对有些没有必要去垄断的行业，要坚决去垄断化，用市场化手段去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十二五”期间把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收入分配治理的重大任务。例如，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创造条件推进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他补充说，“政府转型应该作为民富优先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建议把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
今年2／3中央财政给民生
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唯有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与居民消费，提高国民创业与创富能力，国家才能真正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这也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民生的开支，将会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从全国来说，特别是基层财政，一般用于民生的开支要达到70％—75％。谢旭人表示，今年政府要集中力量做一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主要是教育、医改、安居、社保四大块。
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拉开大幕，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大的难度。毫无疑问，要改革收入分配，就必须对相关利益格局做出重大调整，包括政府、企业和民众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各占比重到底应为多少合适，以及如何避免因提高工资标准而引发的“加薪潮”助推通胀等等，一系列难题需要政府和社会整体去攻坚拔寨。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努力：“十二五”期间“提低控高”；“十三五”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面实现小康：2020年以后，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健全新型收入分配机制，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全民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总而言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寻求均衡、持久发展的合理之路。虽然会有坎坷，虽然会有波折，却不能因噎废食，此事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还是能够保证民众对社会的信任度、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诠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人民群众和广大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既是一项艰巨任务，也是一项紧迫工作。”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首次独立成章。并强调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作用，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等问题。
时下收入的实际分配状况，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据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差距就这么大!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调差距，调分配格局，规范分配秩序，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在拉开序幕。对此，很多网友评论说，这让我们看到了“共富新希望”。但是怎样才能把财富蛋糕更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明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今年将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
一、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谈到，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指出，1997—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2002—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18％。23.4％的职工5年间未增加工资。
由于收入分配失衡，整个社会未能均等的享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这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欣慰的是，政府已高度重视了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并采取了不少举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而7％正是“十二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
切好社会财富的“蛋糕”，应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同样表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首先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三是缩小收入差别，教育机会平等。
厉以宁表示，增加农民收入，是减少收入差距很重要的措施。最近几年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跟城市收入相比，农民收入还是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农民的收入就靠一点农产品，利益很少。虽然农产品价格上调，但是幅度比较小，而且柴油、农药、化肥的价格也上涨了。
另外，还应该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贡献，但当时退休工资的水平很低，与现实工资相比，退休金涨的少，这样也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很多工作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提高退休人员退休金的标准。
厉以宁补充说，要缩小收入差别，一定要教育机会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业就不平等，工资收入就不平等，会造成下一代生活条件的不平等。
“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至少增加84％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内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这意味着5年后，最低工资标准最少要增加84％。此外，还要使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并要扩大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覆盖范围……一个个具体数据，彰显出官方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
据统计数据显示，去年30个省份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2011年，自北京宣布从1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调至1160元后，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吉林、宁夏等地也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平。新年伊始，各地收入分配改革已悄然开始。
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
3月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问题，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进一步讨论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一轮个税改革由此启动，网友称之为“开年以来最给力的消息”。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工薪所得项目个税收入占个税总收入的比重为50％左右，这就意味着工薪阶层是目前个税的最大税源，但从税制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来看，富人则是个税的最大税源。这一数据引来社会的关注和争论。
社会学提出，只有“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所谓“橄榄型”，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以中间阶层为大部分，极富、极贫的人很少。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以及由这种差距产生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既需要调整初次分配中政府、居民和企业三者关系，也需要调整二次分配中居民间分配关系；而设计与实施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恰好能发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说，“采取措施调节过高收入者比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他还建议，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将高收入者的财产转让、赠与、利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表示，“个税改革肯定应该提高起征点。但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起征点上，而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他说，起征点应该提高，但要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刀切”。他建议把劳 动收入和资本分红、资本升值捆在一起纳税，以家庭为单位，大幅度降低税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同样表示，尽快建立综合征收和分类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举措之一。杨子强代表建议，将资产性收入纳入征税范围，提高免征额，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提出，“个税的税制设计应该是减少级次，扩大级距，目前的九级税率应减少到五级，最低税率可从5％调至10％，最高税率保持45％不变，这样设置能够让大部分工薪阶层受益。”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则指出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以真正的实现“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个税立法之本。他表示，以当前中国国力，3年完全可以实现这些涉及社保、收入等方面系统的集成、完善，比如建立针对个人的信息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称，个税调整是中国落实“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行动，对国家税收影响不大，但却有助提高千千万万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为扩大消费注入持久动力。
总体看来，以个税改革为标志，我国今后一揽子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
三、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平均经济增速一直接近两位数，目前经济总量已排名全球第二。但与此同时，“民富”与“国富”的脚步却不同步。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积累和掩盖的包括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内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敲响警钟。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增长的有利时机。但是，内需拉动、消费拉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居民收入的持续提升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因此，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指示，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而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则是政府的良知。怎样才能把财富蛋糕更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代表委员们热议收入分配改革路径，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将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列入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列入规划纲要，用硬标准换来高效率。要加速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垄断企业高管和职工薪酬。”“关键还是速度，要更快。加速收入分配改革这个任务，不是紧迫，而是很紧迫。”蔡继明委员补充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建议围绕“工资”多发力，“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保证劳动者报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增加。必须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工商局副局长郭跃进建议，加快电力、电网、通讯、铁路、供水、供气等带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步伐，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对需要国家出资经营的垄断性行业，应提高“红利”上缴比例，同时实行严格的收费成本核算、价格听证和职工工资、福利水平以及职务消费公开等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北部湾银行党委书记汤世保说，个税改革有利于强化收入再分配，但需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应加强对富人的征管，建议恢复开征遗产税，加快推进房产税试点，逐步构建财产税体系，真正做到“限高、稳中、补低”，使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需要国家的总体设计和逐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制片人崔永元认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必须要打破垄断，对有些没有必要去垄断的行业，要坚决去垄断化，用市场化手段去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十二五”期间把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收入分配治理的重大任务。例如，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创造条件推进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他补充说，“政府转型应该作为民富优先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建议把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
今年2／3中央财政给民生
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唯有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与居民消费，提高国民创业与创富能力，国家才能真正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这也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民生的开支，将会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从全国来说，特别是基层财政，一般用于民生的开支要达到70％—75％。谢旭人表示，今年政府要集中力量做一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主要是教育、医改、安居、社保四大块。
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拉开大幕，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大的难度。毫无疑问，要改革收入分配，就必须对相关利益格局做出重大调整，包括政府、企业和民众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各占比重到底应为多少合适，以及如何避免因提高工资标准而引发的“加薪潮”助推通胀等等，一系列难题需要政府和社会整体去攻坚拔寨。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努力：“十二五”期间“提低控高”；“十三五”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面实现小康：2020年以后，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健全新型收入分配机制，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全民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总而言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寻求均衡、持久发展的合理之路。虽然会有坎坷，虽然会有波折，却不能因噎废食，此事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还是能够保证民众对社会的信任度、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