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博览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种艺术品展示和交易活动，创立于1993年的广州艺博会，是内地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艺博会，十几年来，各种艺博会在北京、上海等地遍地开花。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以当代艺术为主的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艺术北京以及上海当代等艺博会也陆续创办。但内地的艺博会往往因缺乏独立的判断和学术话题的设置而引发同质化竞争，甚至沦为饱受诟病的“摆地摊”和“大杂烩”。4月22日和29日，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和艺术北京争相开幕，一场“暗战”拉开序幕。而5月4日开幕，由吕澎担任策展人的“改造历史”中国新艺术展，则在本质上是另外一种“艺博会”，随展馈赠的“历史利益”，成为这场艺博会看似最吸引入的地方。
　　中国的艺博会正遭遇着什么样的问题?又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暗战”?用“历史”来进行包装的另一种“艺博会”又是否将给中国艺博会的游戏规则带来意想不到的转变?
　　这原本是王一涵和董梦阳两个人之间的厮杀。
　　自2006年这两位工作伙伴分道扬镳后，他们各自操办的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和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一起已经整整较劲了5年。两个同在北京的艺术博览会，除了举办场地有所不同以外(中艺博在国贸，艺术北京在农展馆)，他们的定位几乎一致，即使在时间上，也都是在4月份”巧遇”。用贴身肉搏和匕刃相见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丝毫不为过分。
　　不过，今年的角斗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然杀出的吕澎，使原先的二元竞争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完全不是他们游戏中的四川人吕澎，可谓长袖善舞，筹到了1800万，租借具有权力象征的国家会议中心来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当代艺术十年展，成为这段时间里最受聚焦的“艺博会”。
　　相比4月22日开幕的中艺博、4月之9日开幕的艺术北京，吕澎的“改造历史”中国新艺术展选择了在5月4日开幕，更像是应验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俗语。后来者无论在资金、人脉资源上，王一涵和董梦阳都无法与之相比，三人的角逐，不仅宣告了新一轮白热化竞争的到来，也传达出了一个微妙的信息——中国艺博会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将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
　　
　　学术与理念缺失引发艺博会同质竞争
　　
　　在艺博会的游戏中，如何给一场博览会进行适当的学术包装和提升，一度是王一涵和董梦阳的软肋和致命伤，分别有7年和5年举办历史的两大艺博会，其实从来没有摆脱这样的困扰。
　　自从1967年德国科隆创办世界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开始，艺博会就是一个生意场，但艺术品所特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和车展、书展有本质的区别，艺术品的收藏风向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和艺博会的市场嗅觉以及学术判断有关，这样的判断的准确与否和影响力如何，也直接影响到一个艺博会在一级市场上的口碑。
　　相比而言，王、董二人其实一直处在”招商”的层面上，能不能卖掉更多的层位，成为初创阶段的艺博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更为长久地存活下来，是他们的竞争法则。谁先支撑不下去了，也许意味着另一个人就能吞食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北京艺术市场上真正的龙头老大。
　　中艺博的长期合作伙伴现在画廊、香格纳画廊等今年选择了艺术北京，中艺博的参展画廊可谓是极大幅度地缩水，为了硬撑门面，艺术媒体的层位甚至占据了非常大的区域，而与之对应的是艺术北京在赞助情况以及参展画廊数量、质量上已经超过了中艺博。这一对竞争对手完全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中。
　　这样的激烈竞争和它们的同质性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两家艺术博览会在操作方向上的不清晰，缺乏独立的判断和学术话题的设置，使得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临时性”，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聚拢游资，在规则尚未建立的阶段，利益冲突发生后，迅速导致人事动荡。正是因为如此，使得艺博会和画廊的合作面临众多变数(2006年之前的中艺博以及2008年的“上海当代”，都是如此)，画廊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面临急剧变动的情况，合作关系很难长期保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进一步提出，在动荡的关系中树立自己的标准和判断，甚至用更为高明的方式进行包装、建立声誉和品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最起码在短期内他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
　　
　　另一种“艺博会”：用学术模糊交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澎像是一个在适当的时机出现的“卡位者”。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吕澎，熟喑学术，是艺术走向市场的积极推动人，他懂得在一个疲软的市场下点准艺术家和收藏家的穴位。在“改造历史”展中，吕澎用新世纪十年当代艺术回顾展的形式，来包装一个在本质上是艺博会的艺术活动，随展馈赠的“历史利益”，成为这场艺博会看似最吸引人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历史的冲动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实在是一个敏感的情绪部位，这种“冲动”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看似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身上。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当代艺术界更热衷于回忆历史，因为进入历史的附加值相当丰厚，甚至收益程度超过了其他的领域。吕澎用最具吸引力和召唤力的策展思路来征集作品，显然是比中艺博和艺术北京更胜一筹、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吕澎版本”的进入，似乎让人见到了艺博会的新形式，那就是尽量地模糊交易性质，用严肃的学术表述来阐释展览，与此同时，也附加一些历史的利益在其中，让市场能够感受到更明朗的未来。
　　可以说，无论是从这次展览的争议性还是最终的交易成绩看，都能说明吕澎版“艺博会”的巨大威力，“改造历史”展上的艺术家，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节点的参与者——吕澎带来的这种暗示性的承诺，实在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收藏家，这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双赢结局。
　　吕澎的所为，很容易让人想到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同样是一个艺术交易活动，在后来的艺术史书写中被塑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重要节点，其中的某些人物不断被提及，吕澎的合伙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时的吕澎能做到这一点，今天也一定能做到让各方都有一个满意的结局。
　　只是让人担心的是，吕澎介入与到一个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的商业活动中，并由此来书写艺术史，很难排除他会出于或明或隐的利益考虑，做出一些偏向。吕澎这种假借历史的名义来操办的艺博会，如果得到复制的话，这或许会促成艺博会的胜利，但也将是道德、标准丧失、岌岌可危的当代艺术批评与学术系统的又一次重创。
　　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是重复造成的符号泛滥，价值观的混乱，如果历史和商业再进行一次勾兑，混乱的局面将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后果也同样会影响到艺术博览会的“下一轮”交易。作为一个艺术博览会，让学术在商业活动中相对独立，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丧失了这一点，或许又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当然，“吕澎版本”的出现，也给予了当前的艺博会一些启示，比如如何超越产品博览会的范畴，借用学术委员会的力量来提升艺博会的档次，而不是放低标准，自毁招牌。至于学术在其中的独立和尊严，是始终都不应该践踏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任何艺博会就很难保证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