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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特达里亚芦苇》这部小说中，田中禾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张书铭的结局是开放的，他或许失踪，或许死亡，但唯一确定的是他没有被奴化，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自由之路。张书铭最后的消失被视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他不惜以牺牲生命来追求永恒的自由。
摘要： 田中禾新作《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简称《塔特达里亚芦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来自库尔喀拉的邮包”，第二章“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一章一个叙述方式，一章一个不同的文本，继续的是知识分子被改造个体自由被剥夺的主题，揭示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
关键词： 田中禾 改造 人性
田中禾新作《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简称《塔特达里亚芦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来自库尔喀拉的邮包”，第二章“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一章一个叙述方式，一章一個不同的文本，继续的是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主题。
一.被改造的命运
小说第一章是由来自库尔喀拉的神秘邮包引起，一个名叫“梭梭草”的网友邮寄了一部关于章明在新疆下放时的故事的书稿。书稿主人公章明身上有着作者二哥的影子（二哥这个形象在田中禾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中篇小说《印象》《大叶溪》等），他爱好文学，考入西安交通专科学校，被分配到乌鲁木齐一个机关工作，后因参加同学组织的文学社被下放到新疆库尔喀拉，在库尔喀拉因大字报问题被劳改，平反后又回到库尔喀拉。值得注意的是，被田中禾称为其“文学的殉道者”的二哥是田中禾创作中的“刺点”，他反复出现在田中禾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小说、散文），造成了强烈的“互文性”，而不断出现的“互文”部分恰恰“是一个作家最为真诚、最难以割舍、最为疼痛又最为真实的精神性图景”，“最为本真地凸显了文学的个人性、精神性和想象性”。[1]
原本喜欢“在文坛上保持边缘状态”的田中禾，退休之后，倒真可以让自己民间化、边缘化，“不再有功利压力，可以放松地写，悠然自得地写”，可以由着心性写（找不到感觉不写，缺乏激情不写，没想好不写，身体不适不写）。[2]此刻，他再次出发，以模糊二哥的野史为副标题再一次对二哥的形象进行大梳理，大回顾，这显然不是作者才思枯竭，不是作者“经验化式写作”的重复，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思索和现实寓意。
田中禾曾把“个人——视为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公”，他认为：“个人被忽略，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谬误，也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产物。”“21世纪，不管是什么文化，个人，仍然被忽略着。”“不仅是被政治忽略了”“而且也被我们的文学忽略着。”“21世纪的中国文学，仍然风光于社会层面，风光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旗下。”“我们这些作家士子们，骨子里的奴才自我价值感是无师自通，不需要别人教的。跟着感觉走，闻香知名利，权力和金钱，傍上两头最好，傍上一头也不错。”[3]这一大段发自肺腑的感慨，包含着作家对个体被政治忽略、甚至被文学忽略的深刻反省和对作家使命感的深深忧虑。
小说的主人公在第二章书稿中以“章明”的名字出现，在第三章现实生活中以二哥“张书铭”的名字出现，无论是书稿中的章明，还是现实中的张书铭，其人生都是被苦难和痛苦丰富的一生。章明（张书铭）肉体上经历不断地被改造，由意气风发变为老气横秋；精神上不断遭遇背叛，由痴情浪漫变为麻木委琐。他的变化，让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笔下那个“西瓜地里意气风发的少年闰土”最终变为“麻木木讷的中年闰土”；很容易想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那个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胡子”的勇敢斗士，最终蜕变成“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的”封建教育的传声筒。
首先是婚姻生活中的背叛。他的婚姻生活最终都是以女人的离开而宣告终结。第一个女人是母亲所选中的妻子李梅，长达5年的两地分居没有造成情感疏离，反而是调到一起后，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李梅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章明的日记当众揭发，并彻底和其划清界限，给了章明致命的一击。章明名义上的第二任妻子是其在下放过程中回老家遇到的小六。她以赌徒之心，凭一面之缘认定终身，只身一人，从豫南小城的小村出发，穿越戈壁荒滩，绕着塔里木盆地，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昆仑山下的营地找到章明。两人在艰苦的岁月里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但最终小六还是离开了章明，这次章明不是败给了政治运动，而是输给了日常生活。当时的章明已经平反且恢复公职，小六依然选择和木匠老陶留在新疆，是因为她不堪再忍受生活的清贫所带来的窘迫与不安，缺乏依靠的家庭所带来的孤独和无助，宁愿选择下里巴人的心安也不愿选择阳春白雪的漂泊。另一个和他关系亲密的女人是负责监督他的同事宋丽英，她对章明爱恨交织，由爱生恨，由恨生爱，章明看似偶然的命运在宋丽英无意的“关心”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次，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原来的同事关山，那个给章明死灰般的劳改生活带来亮光的昔日旧相识，两人在在荒芜的戈壁滩做着属于他们之间的最私密的游戏，在茂密的苇滩一起逃过火灾大难不死，一起策划逃出劳改营走向边境线的自由之地。然而，所谓的患难之交抵不过卖友求荣的故事重演，关山为了检举立功设局陷害章明，自此以后，章明彻底告别了一个文学青年单纯幼稚的文学梦，而成为升任了大队长的这位好友手下的推土车手。
章明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无物之阵”。在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里，作者以二哥张书铭曾经走过的地方为线索，对书稿中章明的故事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印证（书稿中的章明变成了现实中的张书铭）。经历了劳动改造回到单位的张书铭，对任何人都充满了敌视和仇恨，正常的人际交往被他看作监视和刁难，普通衣服上的纽扣被他视为窃听器，手套里的线疙瘩被他怀疑藏着毒剂；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他是强迫症患者，但和狂人最后的被治愈不同，张书铭冥顽不化，一直在对抗着环境，最后被人无端暴打而失踪。在记录张书铭劳动改造的人事档案里，详细记录了“红山文学社”被定为小集团之后，一帮亲密同学为保全自己，不但各自检讨、接受批评，还相互揭发，令人发指。 纵观整部小说，在一次次的灾难和磨难的打击下，章明的外貌特征和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章明的自信心第一次遭遇打击是李梅的到来，由于李梅预备党员的政治身份，使章明先前的傲慢、自信逐渐消失，代之的是平庸、畏缩。到了劳改营之后，章明更是像个木头人，大脑完全废掉了，在宋丽英眼中“一年没见，这张脸好像经历了几十年。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两颊贴在腮帮上，下颌显出了棱角，那历经沧桑的形象一下子便打动了宋丽英的心”[4]。劳改结束，回到单位之后，他眼睛已经昏花，当年骄傲自负的人，现在变得老朽无用，像路边的垃圾。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废人。尤其是最后一位出现在张书铭生命中的女人薛兰英，更是将张书铭的知识分子身份斯文扫地，他们说着脏话，开着近乎粗鲁的玩笑，玩着孩子们经常玩的锤包锤，藏猫，吹叫鸡，撇瓦片等幼稚的游戏，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困惑心痛，这显然不是童心未泯，而是长期改造的结果。
“如果人生是一条河，张书铭的人生长河里是用自己的检查和别人的揭发、批判材料连接而成的吗？他的一生仿佛一直在写检查，一直在被揭發、批判，他的检查和别人的揭发、批判，就是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记录。”[5]章明（张书铭）在社会动荡中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和情感纠葛，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宿命性地纠结在一起。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也是一个监督窥探没有自我的时代，自我辩解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明明知道是冤枉的。自我在一次次的改造中泯灭，个性在一次次磨砺中消泯，人与人之间缺乏最根本的信任。最私密的信件也被以组织关心的名义私自拆开；一本《初恋》的小说，居然被宋丽英看作“利用小说反党”，诱惑人进步的洪水猛兽；单纯的上海女孩因为与章明的私自交往而遭到组织的调查最后跳渠结束自己的生命；宋丽英被下放窑厂改造；孙师傅即使谨小慎微也被牵涉进帮派之间的争斗而下放改造；命运随时都会发生逆转，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历史，正如作者为这部小说所起的书名“塔特达里亚芦苇”，在维语里，“塔特达里亚”就是“命运之河”，每个人都不过是塔特达里亚的芦苇，都无法逃脱命运之河的安排。也如作者在《父亲和她们》中所感叹的：
我买了一个红绳攀结的小饰物，我看中它，是觉得它很像父亲的人生，一根红绳，绕出难解难分的无奈。商场里的中国女孩说它是“中国结”。我把它摊在手掌上仔细观看，惊奇是谁想出了这样好的名字。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在绕着自己的结呢？[6]
二.精神的高贵
章明（张书铭）的一生是坎坷的、历经苦难的一生。毕业分配到省城后，由于组织文学社而被视为“小集团”，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下放至库尔喀拉时，尽管时时被妻子李梅提醒“不要惹事”，但依然为了替挨打的孙师傅鸣不平而惹上了事，导致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劳改期间，因为轻信旧友试图逃走被加重惩罚。可以说，章明（张书铭）的一生是被压抑的一生，同时也是不断反抗的一生。
在历次的改造中，章明都以特有的方式捍卫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保持着精神的高贵和对自由的神往。刚下放到库尔喀拉时，章明从生活方式到行为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吃喝穿戴讲究，用的搪瓷缸天天擦洗，里外不沾一点茶垢；用的手绢镶着花边；头发上打发油；皮鞋擦得锃亮；用蓝天牌牙膏、百雀羚润面脂，甚至上厕所用的纸都是从商店买的桑皮纸。他的行为举止在那个特殊时期显得另类。更严重的是，本来是被改造的对象，却丝毫没有感觉自己犯了错误，反而显出温雅的神态，彬彬有礼地微笑，眼睛里透出一种灵气，脸上没有一丝阴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什么倒霉事儿也没碰到过。这对于期待改造章明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所以，章明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傻劲儿”对宋丽英来说，是“和周围同事不一样，和办公室的风气不一致”“不像社会主义劳动者，资产阶级作风严重”。章明的个人身份不是大家期待的“这一类”，而是人人警觉并试图改造的“这一个”。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判，章明怒撕大字报，用长达35张的大字报回击“群声”们的质疑，毫无畏惧。这一举动对一直监视窥探他的宋丽英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个被激怒的青年一旦豁出去，就显得勇敢，刚强，英气勃勃。在正午的阳光下，他额头宽阔，面颊明亮，眼睛炯炯发光。这个平时斯文礼貌、只会对人腼腆微笑的男人，原来还有这样的英气”[7]。他对“群声”所认定的反革命和罪恶的实质产生质疑，他认为暴力仇恨不是真正的文明，亲情、友情、爱情才是人类的美德。当他被人批斗时，他不仅侃侃而谈，而且还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一个脏词儿也不带。
即使被开除团籍，下放车队跟车劳动，章明也依然在旷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唱马派京戏；他和孙师傅边唱边讲的一路同行是那么掏心掏肺，风雨同舟。劳动改造时，尽管宋丽英在临行时警告“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但章明仍然选择了信任。他相信白房子后面白桦林上高远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鹰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他和关山的；那是他和关山共同的心愿，对自由的神往。他相信芦苇滩和关山一起说过的笑话，携手走过的死亡是人世间最美的情谊；他相信维族老人高规格的款待触动的不仅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而且也应该在关山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记。然而，共同策划的逃跑攻略不过是关山检举立功的小小计谋，章明再一次被出卖。章明的一次次被出卖与其桀骜不驯的个性有关，他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不屈服于外部环境。从省会城市到库尔喀拉，从库尔喀拉机关财务室被开除团籍，发配车队跟车劳动，到最后被劳动改造。正如阎大姐所言：他性格单纯，不懂人心世故，遭人忌恨、被人算计也不自知，即使躲过一劫，也无法躲避接踵而来的灾难，这种自由精神正是被张书铭的母亲所诟病的“模糊”，也是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精神追求。这种高贵精神的追求，从上海支边女孩陈招娣的纵身一跳而得到升华，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陈招娣选择跳渠自杀，她相信天山上流下来的纯洁雪水一定会洗净现实的污浊，远离人世的天国一定是干净明亮的；在晶莹的渠水里，她会显得更纯净，更高贵。这种高贵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在宋丽英自杀未遂后所体悟到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张书铭是被改造了吗？尽管张书铭在形象上已由原先的与众不同变成泯然众人，甚至还有些委琐，脸上挂着属于张书铭特有的谦卑和讨好，但张书铭真的被改造了吗？如果说，《父亲和她们》这部小说里，作者笔下的父亲由一个满怀激情的人“回归了现实和平庸，而且变成了又一代奴性十足的卫道者”[8]，在《塔特达里亚芦苇》这部小说中，田中禾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又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张书铭的结局是开放的，他或许失踪，或许死亡，但唯一确定的是他没有被奴化，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自由之路。张书铭最后的消失被视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他不惜以牺牲生命来追求永恒的自由。当作者再一次重走张书铭走过的路，看到新疆沿途美丽的风景，童话般的世界，理解了张书铭离开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现实的世俗和不堪，因为这里是自由的天地，周围不再有令人生疑的目光，身后看不到使人惊惧的影子，由此我们再次感受到田中禾身上所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感和责任意识”，这一方面来自于“俄罗斯的文学精神传统，鲁迅等人的精神血脉”，更来自于“个体经历和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探索精神和自由精神”[9]。
三.人性的救赎
“我觉得文学应该使用人性的视角而不是社会的视角，它应该更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变革对人的命运和心理的影响，小说展现的不是人际构成的社会而是时代背景中的人。” [10]田中禾小说注重发掘人性中的“慈悲感和怜悯心”，让人在文学中自由出走，以人性的视角关注社会中的人，给予人物最大的宽容和理解。在章明（张书铭）被改造的路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最亲密爱人的致命一击，最信任朋友的卖友求荣，亲情之间的冷漠隔阂，同事之间的相互倾轧，我们也能体会到夫妻之情、母子之情、邻里之情，甚至陌生人之间超越阶级的爱等人性的多个侧面。我们对书稿中李梅的背叛嗤之以鼻，唏嘘感慨，但也对李梅和章明曾经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久别重逢后的耳鬓厮磨缠绵悱恻充满怀想；对现实中李春梅最后的死于非命深感遗憾和不忍。我们对叶玉珍的背叛深表遗憾和不解，但也给予最大程度地理解和宽容，所谓的爱情经不起艰苦岁月的磨砺，知书达礼诗情浪漫远抵不过日常生活中一次能吃饱的饭，孤助无援时一次看似平常的出手相助，丈夫和父亲角色的长久缺席使得叶玉珍的背叛让人多了一份理解。母亲对于张书铭的爱，融化在每月按时寄出的粮票里，融化在给张书铭孩子精心准备的衣物里，也融化在对张书铭和蛮子媳妇低俗傻痴行为的包容里。张书铭带着女儿在戈壁滩里捡柴火，到河滩里掏鸟蛋，尽显儿女情长，父女情深。张书铭远在营地时，叶玉珍不时得到来自邻里的关心，那是维族老乡隔着荒地扔过来的玉米棒子；那是月底没粮食时，维族老乡送来的苞谷面；那是过年时节，维族老乡送来的羊杂碎。人性的美还体现在那位“满脸如核桃一样刻着深深的皱纹，带着长寿星般的慈祥”的维族老人身上，他对张书铭和关山的近乎神性的帮助，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那位维族老人明知他们是从劳改营来，他不仅救了他们，还盛情款待他们，让他们在暖房里淋浴，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维族的礼仪招待他们，让章明感到这是他从学校毕业到新疆那些年，受到过的最尊贵的礼遇。在他的眼里，章明和关山只是修路的，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的劳改犯。真正的人性之美的火花就盛开在困顿和贫苦中，盛开在绝望与沮丧中，正是这些微弱的笑话，才不致使人陷入彻底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在努力以文学手段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11]。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描绘乡风民俗从而展现豫西南地域文化是田中禾小说的另一大特征。在小说中，世态风俗呈现出时代特征，又超越时代性，开掘出同一地区世代沿袭下来的风俗，从而增强小说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感，揭示这一地域文化的悠久性”[12]，只不过这次田中禾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引申到西域边疆，将关照的视野延伸至广袤的西域边陲。在田中禾笔下，新疆的地域特产：金灿灿的黄河蜜，皴皮椭长的哈密瓜，绿底赖纹的伽师瓜，花朵似的蟠桃；高高的馕山，比澳洲牛排更鲜美、细嫩的烤羊肉，具有清新植物气息的库尔喀拉啤酒；干打垒围墙，泥抹的屋顶，西部特有的白色泥墙院落和半坡高墙的单面房屋；努肉孜节里维族老乡载歌载舞，开怀畅饮时的肆意欢谑；身着华丽衣着和丝绸头巾里的西域女人，飞旋起来像雄鹰一样矫健威武的维族男人，让人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力量。
从省城来到天山脚下，大漠戈壁边缘，对章明来说，不是下放，而是摆脱烦恼改换心情的契机；最后吸引章明的依然是库尔喀拉巍峨的天上，雪峰顶上明净的天空。在山的那一边，宽广的地域，壮丽的景色，他亲手修的公路，环绕着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引他走向新生。在章明（张书铭）眼中，自然被人格化了，成为审美的对象，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原文化转向西域文化，不能不说是田中禾的又一次探险，“我愿意把每一篇小说看做我在文学的神秘洞窟里探幽索微的一次历险。无论走到何样境界，过程应该充满激情”[13]。
（作者單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工程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2][3][9][11]徐洪军编著.田中禾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40，12，8-9，136，45.
[4][5][7]田中禾.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J].中国作家，2017（12）：159，310，100.
[6]田中禾.父亲和她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337.
[8]田中禾.在自己的心中迷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479-480.
[10]田中禾.《轰炸》自序[M].华夏出版社，1997：45.
[12]陈继会主编.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166.
[13]田中禾.田中禾小说自选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3.
摘要： 田中禾新作《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简称《塔特达里亚芦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来自库尔喀拉的邮包”，第二章“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一章一个叙述方式，一章一个不同的文本，继续的是知识分子被改造个体自由被剥夺的主题，揭示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
关键词： 田中禾 改造 人性
田中禾新作《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简称《塔特达里亚芦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来自库尔喀拉的邮包”，第二章“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一章一个叙述方式，一章一個不同的文本，继续的是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主题。
一.被改造的命运
小说第一章是由来自库尔喀拉的神秘邮包引起，一个名叫“梭梭草”的网友邮寄了一部关于章明在新疆下放时的故事的书稿。书稿主人公章明身上有着作者二哥的影子（二哥这个形象在田中禾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中篇小说《印象》《大叶溪》等），他爱好文学，考入西安交通专科学校，被分配到乌鲁木齐一个机关工作，后因参加同学组织的文学社被下放到新疆库尔喀拉，在库尔喀拉因大字报问题被劳改，平反后又回到库尔喀拉。值得注意的是，被田中禾称为其“文学的殉道者”的二哥是田中禾创作中的“刺点”，他反复出现在田中禾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小说、散文），造成了强烈的“互文性”，而不断出现的“互文”部分恰恰“是一个作家最为真诚、最难以割舍、最为疼痛又最为真实的精神性图景”，“最为本真地凸显了文学的个人性、精神性和想象性”。[1]
原本喜欢“在文坛上保持边缘状态”的田中禾，退休之后，倒真可以让自己民间化、边缘化，“不再有功利压力，可以放松地写，悠然自得地写”，可以由着心性写（找不到感觉不写，缺乏激情不写，没想好不写，身体不适不写）。[2]此刻，他再次出发，以模糊二哥的野史为副标题再一次对二哥的形象进行大梳理，大回顾，这显然不是作者才思枯竭，不是作者“经验化式写作”的重复，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思索和现实寓意。
田中禾曾把“个人——视为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公”，他认为：“个人被忽略，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谬误，也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产物。”“21世纪，不管是什么文化，个人，仍然被忽略着。”“不仅是被政治忽略了”“而且也被我们的文学忽略着。”“21世纪的中国文学，仍然风光于社会层面，风光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旗下。”“我们这些作家士子们，骨子里的奴才自我价值感是无师自通，不需要别人教的。跟着感觉走，闻香知名利，权力和金钱，傍上两头最好，傍上一头也不错。”[3]这一大段发自肺腑的感慨，包含着作家对个体被政治忽略、甚至被文学忽略的深刻反省和对作家使命感的深深忧虑。
小说的主人公在第二章书稿中以“章明”的名字出现，在第三章现实生活中以二哥“张书铭”的名字出现，无论是书稿中的章明，还是现实中的张书铭，其人生都是被苦难和痛苦丰富的一生。章明（张书铭）肉体上经历不断地被改造，由意气风发变为老气横秋；精神上不断遭遇背叛，由痴情浪漫变为麻木委琐。他的变化，让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笔下那个“西瓜地里意气风发的少年闰土”最终变为“麻木木讷的中年闰土”；很容易想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那个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胡子”的勇敢斗士，最终蜕变成“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的”封建教育的传声筒。
首先是婚姻生活中的背叛。他的婚姻生活最终都是以女人的离开而宣告终结。第一个女人是母亲所选中的妻子李梅，长达5年的两地分居没有造成情感疏离，反而是调到一起后，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李梅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章明的日记当众揭发，并彻底和其划清界限，给了章明致命的一击。章明名义上的第二任妻子是其在下放过程中回老家遇到的小六。她以赌徒之心，凭一面之缘认定终身，只身一人，从豫南小城的小村出发，穿越戈壁荒滩，绕着塔里木盆地，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昆仑山下的营地找到章明。两人在艰苦的岁月里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但最终小六还是离开了章明，这次章明不是败给了政治运动，而是输给了日常生活。当时的章明已经平反且恢复公职，小六依然选择和木匠老陶留在新疆，是因为她不堪再忍受生活的清贫所带来的窘迫与不安，缺乏依靠的家庭所带来的孤独和无助，宁愿选择下里巴人的心安也不愿选择阳春白雪的漂泊。另一个和他关系亲密的女人是负责监督他的同事宋丽英，她对章明爱恨交织，由爱生恨，由恨生爱，章明看似偶然的命运在宋丽英无意的“关心”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次，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原来的同事关山，那个给章明死灰般的劳改生活带来亮光的昔日旧相识，两人在在荒芜的戈壁滩做着属于他们之间的最私密的游戏，在茂密的苇滩一起逃过火灾大难不死，一起策划逃出劳改营走向边境线的自由之地。然而，所谓的患难之交抵不过卖友求荣的故事重演，关山为了检举立功设局陷害章明，自此以后，章明彻底告别了一个文学青年单纯幼稚的文学梦，而成为升任了大队长的这位好友手下的推土车手。
章明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无物之阵”。在第三章“寻访故事的主人公”里，作者以二哥张书铭曾经走过的地方为线索，对书稿中章明的故事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印证（书稿中的章明变成了现实中的张书铭）。经历了劳动改造回到单位的张书铭，对任何人都充满了敌视和仇恨，正常的人际交往被他看作监视和刁难，普通衣服上的纽扣被他视为窃听器，手套里的线疙瘩被他怀疑藏着毒剂；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他是强迫症患者，但和狂人最后的被治愈不同，张书铭冥顽不化，一直在对抗着环境，最后被人无端暴打而失踪。在记录张书铭劳动改造的人事档案里，详细记录了“红山文学社”被定为小集团之后，一帮亲密同学为保全自己，不但各自检讨、接受批评，还相互揭发，令人发指。 纵观整部小说，在一次次的灾难和磨难的打击下，章明的外貌特征和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章明的自信心第一次遭遇打击是李梅的到来，由于李梅预备党员的政治身份，使章明先前的傲慢、自信逐渐消失，代之的是平庸、畏缩。到了劳改营之后，章明更是像个木头人，大脑完全废掉了，在宋丽英眼中“一年没见，这张脸好像经历了几十年。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两颊贴在腮帮上，下颌显出了棱角，那历经沧桑的形象一下子便打动了宋丽英的心”[4]。劳改结束，回到单位之后，他眼睛已经昏花，当年骄傲自负的人，现在变得老朽无用，像路边的垃圾。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废人。尤其是最后一位出现在张书铭生命中的女人薛兰英，更是将张书铭的知识分子身份斯文扫地，他们说着脏话，开着近乎粗鲁的玩笑，玩着孩子们经常玩的锤包锤，藏猫，吹叫鸡，撇瓦片等幼稚的游戏，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困惑心痛，这显然不是童心未泯，而是长期改造的结果。
“如果人生是一条河，张书铭的人生长河里是用自己的检查和别人的揭发、批判材料连接而成的吗？他的一生仿佛一直在写检查，一直在被揭發、批判，他的检查和别人的揭发、批判，就是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记录。”[5]章明（张书铭）在社会动荡中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和情感纠葛，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宿命性地纠结在一起。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也是一个监督窥探没有自我的时代，自我辩解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明明知道是冤枉的。自我在一次次的改造中泯灭，个性在一次次磨砺中消泯，人与人之间缺乏最根本的信任。最私密的信件也被以组织关心的名义私自拆开；一本《初恋》的小说，居然被宋丽英看作“利用小说反党”，诱惑人进步的洪水猛兽；单纯的上海女孩因为与章明的私自交往而遭到组织的调查最后跳渠结束自己的生命；宋丽英被下放窑厂改造；孙师傅即使谨小慎微也被牵涉进帮派之间的争斗而下放改造；命运随时都会发生逆转，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历史，正如作者为这部小说所起的书名“塔特达里亚芦苇”，在维语里，“塔特达里亚”就是“命运之河”，每个人都不过是塔特达里亚的芦苇，都无法逃脱命运之河的安排。也如作者在《父亲和她们》中所感叹的：
我买了一个红绳攀结的小饰物，我看中它，是觉得它很像父亲的人生，一根红绳，绕出难解难分的无奈。商场里的中国女孩说它是“中国结”。我把它摊在手掌上仔细观看，惊奇是谁想出了这样好的名字。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在绕着自己的结呢？[6]
二.精神的高贵
章明（张书铭）的一生是坎坷的、历经苦难的一生。毕业分配到省城后，由于组织文学社而被视为“小集团”，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下放至库尔喀拉时，尽管时时被妻子李梅提醒“不要惹事”，但依然为了替挨打的孙师傅鸣不平而惹上了事，导致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劳改期间，因为轻信旧友试图逃走被加重惩罚。可以说，章明（张书铭）的一生是被压抑的一生，同时也是不断反抗的一生。
在历次的改造中，章明都以特有的方式捍卫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保持着精神的高贵和对自由的神往。刚下放到库尔喀拉时，章明从生活方式到行为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吃喝穿戴讲究，用的搪瓷缸天天擦洗，里外不沾一点茶垢；用的手绢镶着花边；头发上打发油；皮鞋擦得锃亮；用蓝天牌牙膏、百雀羚润面脂，甚至上厕所用的纸都是从商店买的桑皮纸。他的行为举止在那个特殊时期显得另类。更严重的是，本来是被改造的对象，却丝毫没有感觉自己犯了错误，反而显出温雅的神态，彬彬有礼地微笑，眼睛里透出一种灵气，脸上没有一丝阴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什么倒霉事儿也没碰到过。这对于期待改造章明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所以，章明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傻劲儿”对宋丽英来说，是“和周围同事不一样，和办公室的风气不一致”“不像社会主义劳动者，资产阶级作风严重”。章明的个人身份不是大家期待的“这一类”，而是人人警觉并试图改造的“这一个”。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判，章明怒撕大字报，用长达35张的大字报回击“群声”们的质疑，毫无畏惧。这一举动对一直监视窥探他的宋丽英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个被激怒的青年一旦豁出去，就显得勇敢，刚强，英气勃勃。在正午的阳光下，他额头宽阔，面颊明亮，眼睛炯炯发光。这个平时斯文礼貌、只会对人腼腆微笑的男人，原来还有这样的英气”[7]。他对“群声”所认定的反革命和罪恶的实质产生质疑，他认为暴力仇恨不是真正的文明，亲情、友情、爱情才是人类的美德。当他被人批斗时，他不仅侃侃而谈，而且还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一个脏词儿也不带。
即使被开除团籍，下放车队跟车劳动，章明也依然在旷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唱马派京戏；他和孙师傅边唱边讲的一路同行是那么掏心掏肺，风雨同舟。劳动改造时，尽管宋丽英在临行时警告“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但章明仍然选择了信任。他相信白房子后面白桦林上高远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鹰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他和关山的；那是他和关山共同的心愿，对自由的神往。他相信芦苇滩和关山一起说过的笑话，携手走过的死亡是人世间最美的情谊；他相信维族老人高规格的款待触动的不仅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而且也应该在关山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记。然而，共同策划的逃跑攻略不过是关山检举立功的小小计谋，章明再一次被出卖。章明的一次次被出卖与其桀骜不驯的个性有关，他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不屈服于外部环境。从省会城市到库尔喀拉，从库尔喀拉机关财务室被开除团籍，发配车队跟车劳动，到最后被劳动改造。正如阎大姐所言：他性格单纯，不懂人心世故，遭人忌恨、被人算计也不自知，即使躲过一劫，也无法躲避接踵而来的灾难，这种自由精神正是被张书铭的母亲所诟病的“模糊”，也是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精神追求。这种高贵精神的追求，从上海支边女孩陈招娣的纵身一跳而得到升华，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陈招娣选择跳渠自杀，她相信天山上流下来的纯洁雪水一定会洗净现实的污浊，远离人世的天国一定是干净明亮的；在晶莹的渠水里，她会显得更纯净，更高贵。这种高贵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在宋丽英自杀未遂后所体悟到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张书铭是被改造了吗？尽管张书铭在形象上已由原先的与众不同变成泯然众人，甚至还有些委琐，脸上挂着属于张书铭特有的谦卑和讨好，但张书铭真的被改造了吗？如果说，《父亲和她们》这部小说里，作者笔下的父亲由一个满怀激情的人“回归了现实和平庸，而且变成了又一代奴性十足的卫道者”[8]，在《塔特达里亚芦苇》这部小说中，田中禾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又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张书铭的结局是开放的，他或许失踪，或许死亡，但唯一确定的是他没有被奴化，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自由之路。张书铭最后的消失被视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他不惜以牺牲生命来追求永恒的自由。当作者再一次重走张书铭走过的路，看到新疆沿途美丽的风景，童话般的世界，理解了张书铭离开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现实的世俗和不堪，因为这里是自由的天地，周围不再有令人生疑的目光，身后看不到使人惊惧的影子，由此我们再次感受到田中禾身上所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感和责任意识”，这一方面来自于“俄罗斯的文学精神传统，鲁迅等人的精神血脉”，更来自于“个体经历和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探索精神和自由精神”[9]。
三.人性的救赎
“我觉得文学应该使用人性的视角而不是社会的视角，它应该更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变革对人的命运和心理的影响，小说展现的不是人际构成的社会而是时代背景中的人。” [10]田中禾小说注重发掘人性中的“慈悲感和怜悯心”，让人在文学中自由出走，以人性的视角关注社会中的人，给予人物最大的宽容和理解。在章明（张书铭）被改造的路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最亲密爱人的致命一击，最信任朋友的卖友求荣，亲情之间的冷漠隔阂，同事之间的相互倾轧，我们也能体会到夫妻之情、母子之情、邻里之情，甚至陌生人之间超越阶级的爱等人性的多个侧面。我们对书稿中李梅的背叛嗤之以鼻，唏嘘感慨，但也对李梅和章明曾经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久别重逢后的耳鬓厮磨缠绵悱恻充满怀想；对现实中李春梅最后的死于非命深感遗憾和不忍。我们对叶玉珍的背叛深表遗憾和不解，但也给予最大程度地理解和宽容，所谓的爱情经不起艰苦岁月的磨砺，知书达礼诗情浪漫远抵不过日常生活中一次能吃饱的饭，孤助无援时一次看似平常的出手相助，丈夫和父亲角色的长久缺席使得叶玉珍的背叛让人多了一份理解。母亲对于张书铭的爱，融化在每月按时寄出的粮票里，融化在给张书铭孩子精心准备的衣物里，也融化在对张书铭和蛮子媳妇低俗傻痴行为的包容里。张书铭带着女儿在戈壁滩里捡柴火，到河滩里掏鸟蛋，尽显儿女情长，父女情深。张书铭远在营地时，叶玉珍不时得到来自邻里的关心，那是维族老乡隔着荒地扔过来的玉米棒子；那是月底没粮食时，维族老乡送来的苞谷面；那是过年时节，维族老乡送来的羊杂碎。人性的美还体现在那位“满脸如核桃一样刻着深深的皱纹，带着长寿星般的慈祥”的维族老人身上，他对张书铭和关山的近乎神性的帮助，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那位维族老人明知他们是从劳改营来，他不仅救了他们，还盛情款待他们，让他们在暖房里淋浴，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维族的礼仪招待他们，让章明感到这是他从学校毕业到新疆那些年，受到过的最尊贵的礼遇。在他的眼里，章明和关山只是修路的，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的劳改犯。真正的人性之美的火花就盛开在困顿和贫苦中，盛开在绝望与沮丧中，正是这些微弱的笑话，才不致使人陷入彻底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在努力以文学手段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11]。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描绘乡风民俗从而展现豫西南地域文化是田中禾小说的另一大特征。在小说中，世态风俗呈现出时代特征，又超越时代性，开掘出同一地区世代沿袭下来的风俗，从而增强小说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感，揭示这一地域文化的悠久性”[12]，只不过这次田中禾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引申到西域边疆，将关照的视野延伸至广袤的西域边陲。在田中禾笔下，新疆的地域特产：金灿灿的黄河蜜，皴皮椭长的哈密瓜，绿底赖纹的伽师瓜，花朵似的蟠桃；高高的馕山，比澳洲牛排更鲜美、细嫩的烤羊肉，具有清新植物气息的库尔喀拉啤酒；干打垒围墙，泥抹的屋顶，西部特有的白色泥墙院落和半坡高墙的单面房屋；努肉孜节里维族老乡载歌载舞，开怀畅饮时的肆意欢谑；身着华丽衣着和丝绸头巾里的西域女人，飞旋起来像雄鹰一样矫健威武的维族男人，让人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力量。
从省城来到天山脚下，大漠戈壁边缘，对章明来说，不是下放，而是摆脱烦恼改换心情的契机；最后吸引章明的依然是库尔喀拉巍峨的天上，雪峰顶上明净的天空。在山的那一边，宽广的地域，壮丽的景色，他亲手修的公路，环绕着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引他走向新生。在章明（张书铭）眼中，自然被人格化了，成为审美的对象，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原文化转向西域文化，不能不说是田中禾的又一次探险，“我愿意把每一篇小说看做我在文学的神秘洞窟里探幽索微的一次历险。无论走到何样境界，过程应该充满激情”[13]。
（作者單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工程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2][3][9][11]徐洪军编著.田中禾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40，12，8-9，136，45.
[4][5][7]田中禾.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J].中国作家，2017（12）：159，310，100.
[6]田中禾.父亲和她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337.
[8]田中禾.在自己的心中迷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479-480.
[10]田中禾.《轰炸》自序[M].华夏出版社，1997：45.
[12]陈继会主编.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166.
[13]田中禾.田中禾小说自选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