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下葬。
　　电话在周一上午9点打来，我在上班的路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祈祷过，我幻想过，我甚至在街头尽可能避开一切寿衣店，但是没有用，电话在周一上午响起，那不是家人会来电话的时间。
　　我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到昆明，进了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他严肃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在过去10年间，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道背影，无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现在，他成为某种以蜡烛、青香、鲜花为食的存在，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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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生于1937年，属牛，白族，家在怒江地区松柏乡，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是上大学的话，他会是村寨中一名出色的猎手。小时候，巫师为他打卦算命，说是将来会远离祖先的宅基地。奶奶非常担忧，巫师解释说也许是去汉地。
　　他的第一站非常遥远。因为是修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他刚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记得父亲说过：“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既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还有多久。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竟然举目望去四野无人。有一次见到一根电线杆，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油泥手印。那是进入戈壁之后唯一一次见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于是我抱着电线杆失声痛哭。”
　　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进入研究所不易，出来更难。他拒绝了组织上介绍对象，坚持要回云南自己找。我猜想他没有一天喜欢过戈壁，他还是喜欢崇山峻岭、大江奔涌，喜欢赤裸的脚板踏在熟悉的红土地上。所以，他坚决不肯断灭了回家乡的任何希望。哪怕因此要在戈壁里孤独很多年，哪怕在家属区炊烟袅袅的时候，独自返回单身宿舍楼自己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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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39岁那年有了我，我是头生子。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因为他不放心母亲带我。从此，他和我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在北京、在西安……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另一边肩膀上挂着孩子喝奶用的奶粉、煤油炉。父亲对我回忆说：“每次我去买票的时候，就让你在一边守着行李。每次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你死死守住行李，对周围叔叔阿姨的逗弄不动声色，寸步不离，宛若忠狗。”
　　今年我40岁，父亲在11月22日过完78岁生日。那天的生日祝福是妈妈转达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见过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他哭着说：“我对弟弟不够好，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眼睁睁看着弟弟跌跤。原因也很简单，我觉得妈妈爱他远胜于爱我。”第二次是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满身出现紫癜，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得了白血病。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血检，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全看到了。
　　他不知道其实我记得，那一天他冲进幼儿园，抱起3岁的我，冲到乌什塔拉小红山基地的4层楼顶，让我看蘑菇云在山那边升起，然后跳进楼里，让我看冲击波到来时疯狂震颤的窗户玻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给予了我对北方最早的记忆，让我在很多年前就相信，我一定会回到北方，再次看见雪花洒落在我的棉袄上。终于有一天，大雪在北京纷纷扬扬洒下。唯一的区别是我身上是自己买的羽绒服，不是他一针一线为我缝的小棉袄。
　　4
　　父亲不会知道这一切，我们已经有10年不曾说过话。
　　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起身，我不喜欢他沉溺于酒精和电视节目，对一切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我们争吵，我们敌视，我们分开了许久不见，我们再次相逢時无话可说。父亲默许了我的一切胡闹，他强烈地批评了我的每一样人生选择，却在我工作11年后辞职离开国企做个北漂时不发一言。他沉默如磐石，我变动如流水。无论是磐石还是流水，从史前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时间之雨如何冲刷，从来寂静无言。
　　父亲从火化炉里出来时，只剩下雪白的灰。所有的亲友被我安排下山吃饭，当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曾经我想过这一幕，于是浑身战栗，口干舌燥。我看着他烧成灰烬，我等着他慢慢冷却，我站在一边等着入殓师把1.75米的他装殓进一个小小的花梨木盒子。我觉得这一切荒谬无比，正如我坐在火化车间外面等他，骨灰颗粒顺着烟气上升，又打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衣襟深处。我看见流云如奔马一样从头顶掠过，天空阴了又晴，觉得是他在轻轻敲打我的头。那一刻，我心底澄明，没有任何恐怖。
　　也许，我的批评是对的，父亲这一生中随波逐流，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带着猎犬交错出击，追击50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
　　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一名19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对命运的敬畏，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拗的想法。在我们最亲近的时候，他带我踏遍基地周围的山岭，教我认识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求生的方法。那是记忆里他最快乐的时光，看着我一个人攀上绝壁，那是他最骄傲的时刻。“那是我儿子！”我听见他在山脚下大声对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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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整7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朋友告诉我，她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地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
　　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
　　（摘自《文苑》）（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