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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新词语在本国获得合法性的过程，考察文学常识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等概念是怎样在历史中生成的，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小说等跨语际表述模式的角度对文学经典重新进行阐释，这种新的研究思路使得国内外学者对其充满争议。本文试图对该书进行解读，以此分析该书的创新性与不足。
关键词：刘禾 跨语际 翻译 现代性
刘禾（Lydia H.Liu），美国华裔批评家，195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1976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英语系，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英美文学专业读硕士，198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博士学位，1990年博士毕业进入伯克利大学任教，现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其主要学术成果有《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等，由此刘禾构建了其“新翻译理论”（此提法最早见于李晋悦的《往返于书斋与现实之间》），所谓“新”是新在刘禾拓宽了翻译的概念，“本书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刘禾将翻译看作是文化交流之间的“跨语际实践”，使得翻译研究具备了跨文化的前提；其次，“新翻译理论”涉及了多门学科，例如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福柯“知识考古学”等，“从理论框架上超越了后殖民所包含的‘西方影响和决定东方’的东西文化交流模式”，给跨文化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启示，拓宽了跨文化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此书进行评述。
首先，刘禾在第二章中对国民性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古学”的梳理，她考察了“国民性”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她指出，国民性理论本是欧洲人用来维系种族优势的话语——认为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优于所有非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但被晚清知识分子用来承担中国的历史包袱，1917年，一位署名光生的作者发表了《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一文，对当时的国民性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在光生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不过是为了适应‘现代性’的生存条件所必须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段”。直到“五四”后期，这种国民性理论才成了强大的知识权威。刘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发，关注“国民性”这一话语宰制下各种细微的痕迹。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受到了北美传教士Arthur Smith所著的《中国人气质》的影响，甚至将此作为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她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之间的密切联系，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殖民话语内化为批判自身的武器，但正如苏志宏分析的，即使能够证明鲁迅极大地受到了Smith的影响，但鲁迅和Smith的立场是不同的，因为鲁迅自身也参与其中，这是把自我纳入到否定对象之中并且加以否定的批判，这是在自我否定中杀出的一条生路，不可否认西方在中国国民性的建构中的角色，但中国的国民性实践绝对不只是对西方话语的借用，当时的中國战败连连，内外交困，即使没有“国民性”这个概念的输入，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会建构别的概念对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安德森曾说，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出来之后，势必要为自己造出一套神话，即“大叙述”，“大叙述”是建立在记忆和遗忘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能在想象的空间中使得国民对国家有所认同。“国民性”理论的建构是中国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反思的手段，所以“在后殖民的意义之外，也要看到其民族性”。
这一章最精彩的莫过于对《阿Q正传》的分析，通过对阿Q的分析，刘禾考察了跨语际的表述模式问题，许多批评家认为阿Q是国民性的具象，但刘禾却认为鲁迅创造阿Q这样一个形象，不可能是只是为了迎合或者证实Smith所言，而是鲁迅刻意所为，她从故事的叙述者出发，借用巴赫金的“戏拟风格”指出：“巴赫金以果戈理（鲁迅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为例，指出他作品的叙事观点是假客观叙事文体的最佳范例，即叙事人假装别人的话，或‘公众意见’是自己的意见，从而造成‘众生喧哗’的效果。”同样地，在《阿Q正传》里，叙事人也承担了这样的中介角色，由此，刘禾提出疑问：如果像以往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阿Q和村民代表的是中国国民性，未庄代表的是中国，那叙事人呢？他也在未庄这个社会里，那他站在什么立场去嘲笑和讽刺阿Q和村民呢？“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因为这样一个叙事人的存在，反而颠覆了中国国民性理论，值得疑惑的是，难道仅仅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叙事人就可以否定国民性吗？鲁迅既然承认批评对象包括自己，叙事人难道因为批判国民性就不能是这些被批判的人中的一员吗？
笔者对文中的两处细节有所疑问，第一，刘禾说：“他（叙事人）夸张地深究阿Q不详的姓名宗谱，这等于在嘲弄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以此证明叙事人对新旧学都不满意，笔者认为作者在此不厌其烦地解释阿Q的姓和名不能确定，是为了说明阿Q的无特点——“中国农村中的‘普通一人’”（李欧梵语），是无名者，刘禾认为作者与叙述人之间存在距离，鲁迅虽然是新文化的领袖之一，但叙述人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同样，虽然鲁迅认为儒家思想是吃人的，也不代表这是叙事人对儒家价值观的嘲讽。第二，刘禾在国民性的结尾说：“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也就是抹去了知识生产的历史痕迹，成为一个超然性的东西，刘禾在原书中用的单词是“myth”，“myth”的一个重要特点是“fictitious”，即虚构的，我“仍将作者用名词给出的“神话”（国民性神话）理解为虚构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下，刘禾否定的是“国民性”存在本身还是只是“中国国民性”的荒谬？“国民性”只是一种话语建构吗？话语之外的现实存在吗？如果否定的是国民性本身，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地理、历史等因素出发，“国民性”理论是否真的只是个“神话”？学者王彬彬提出，要否定或者质疑国民性理论，必须证明任何国家的民众，都没有这方面的特性。欧洲炮制出“国民性”这个概念，不可否认的是会有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的目的，以便为侵略和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意图，但这并不能否定“国民性”本身的不合法性。
关键词：刘禾 跨语际 翻译 现代性
刘禾（Lydia H.Liu），美国华裔批评家，195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1976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英语系，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英美文学专业读硕士，198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博士学位，1990年博士毕业进入伯克利大学任教，现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其主要学术成果有《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等，由此刘禾构建了其“新翻译理论”（此提法最早见于李晋悦的《往返于书斋与现实之间》），所谓“新”是新在刘禾拓宽了翻译的概念，“本书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刘禾将翻译看作是文化交流之间的“跨语际实践”，使得翻译研究具备了跨文化的前提；其次，“新翻译理论”涉及了多门学科，例如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福柯“知识考古学”等，“从理论框架上超越了后殖民所包含的‘西方影响和决定东方’的东西文化交流模式”，给跨文化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启示，拓宽了跨文化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此书进行评述。
首先，刘禾在第二章中对国民性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古学”的梳理，她考察了“国民性”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她指出，国民性理论本是欧洲人用来维系种族优势的话语——认为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优于所有非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但被晚清知识分子用来承担中国的历史包袱，1917年，一位署名光生的作者发表了《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一文，对当时的国民性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在光生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不过是为了适应‘现代性’的生存条件所必须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段”。直到“五四”后期，这种国民性理论才成了强大的知识权威。刘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发，关注“国民性”这一话语宰制下各种细微的痕迹。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受到了北美传教士Arthur Smith所著的《中国人气质》的影响，甚至将此作为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她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之间的密切联系，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殖民话语内化为批判自身的武器，但正如苏志宏分析的，即使能够证明鲁迅极大地受到了Smith的影响，但鲁迅和Smith的立场是不同的，因为鲁迅自身也参与其中，这是把自我纳入到否定对象之中并且加以否定的批判，这是在自我否定中杀出的一条生路，不可否认西方在中国国民性的建构中的角色，但中国的国民性实践绝对不只是对西方话语的借用，当时的中國战败连连，内外交困，即使没有“国民性”这个概念的输入，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会建构别的概念对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安德森曾说，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出来之后，势必要为自己造出一套神话，即“大叙述”，“大叙述”是建立在记忆和遗忘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能在想象的空间中使得国民对国家有所认同。“国民性”理论的建构是中国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反思的手段，所以“在后殖民的意义之外，也要看到其民族性”。
这一章最精彩的莫过于对《阿Q正传》的分析，通过对阿Q的分析，刘禾考察了跨语际的表述模式问题，许多批评家认为阿Q是国民性的具象，但刘禾却认为鲁迅创造阿Q这样一个形象，不可能是只是为了迎合或者证实Smith所言，而是鲁迅刻意所为，她从故事的叙述者出发，借用巴赫金的“戏拟风格”指出：“巴赫金以果戈理（鲁迅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为例，指出他作品的叙事观点是假客观叙事文体的最佳范例，即叙事人假装别人的话，或‘公众意见’是自己的意见，从而造成‘众生喧哗’的效果。”同样地，在《阿Q正传》里，叙事人也承担了这样的中介角色，由此，刘禾提出疑问：如果像以往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阿Q和村民代表的是中国国民性，未庄代表的是中国，那叙事人呢？他也在未庄这个社会里，那他站在什么立场去嘲笑和讽刺阿Q和村民呢？“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因为这样一个叙事人的存在，反而颠覆了中国国民性理论，值得疑惑的是，难道仅仅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叙事人就可以否定国民性吗？鲁迅既然承认批评对象包括自己，叙事人难道因为批判国民性就不能是这些被批判的人中的一员吗？
笔者对文中的两处细节有所疑问，第一，刘禾说：“他（叙事人）夸张地深究阿Q不详的姓名宗谱，这等于在嘲弄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以此证明叙事人对新旧学都不满意，笔者认为作者在此不厌其烦地解释阿Q的姓和名不能确定，是为了说明阿Q的无特点——“中国农村中的‘普通一人’”（李欧梵语），是无名者，刘禾认为作者与叙述人之间存在距离，鲁迅虽然是新文化的领袖之一，但叙述人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同样，虽然鲁迅认为儒家思想是吃人的，也不代表这是叙事人对儒家价值观的嘲讽。第二，刘禾在国民性的结尾说：“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也就是抹去了知识生产的历史痕迹，成为一个超然性的东西，刘禾在原书中用的单词是“myth”，“myth”的一个重要特点是“fictitious”，即虚构的，我“仍将作者用名词给出的“神话”（国民性神话）理解为虚构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下，刘禾否定的是“国民性”存在本身还是只是“中国国民性”的荒谬？“国民性”只是一种话语建构吗？话语之外的现实存在吗？如果否定的是国民性本身，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地理、历史等因素出发，“国民性”理论是否真的只是个“神话”？学者王彬彬提出，要否定或者质疑国民性理论，必须证明任何国家的民众，都没有这方面的特性。欧洲炮制出“国民性”这个概念，不可否认的是会有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的目的，以便为侵略和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意图，但这并不能否定“国民性”本身的不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