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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GDP是一把尺子，衡量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的著作《经济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过去的10年甚至是30年间，中国的GDP-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从中央到地方，GDP数量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甚至被放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包括GDP。就像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一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的，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的确，伴随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物价升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诸多问题使得民众的幸福感和GDP增长之间并未成正比。
于是重新审视GDP的呼声不绝于耳，各种修正GDP的观点也层出不穷。虽然这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对一点却存在共识，那就是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
GDP很重要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这是关于GDP重要性的描述。对于这一论断，一路走来的中国经济验证了其正确性。
朋友被外派到柬埔寨工作，闲聊时说，柬埔寨首都金边看上去还不如我们县城繁华呢。的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4年各国GDP排名显示，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柬埔寨的GDP则为165.5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2014年GDP排名最后一位的西藏自治区总量也已经达到960亿元。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这种变化最为直观的反映就是斜率增长的GDP。2000年我国GDP为8.9万多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超过5万亿美元。从跨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到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我国用时14年。相比之下，美国197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早于中国30年，而到2001年才达到10万亿美元，从1万亿到10万亿，美国用时31年。而早在2010年，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内，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也会呈现在各省GDP排名榜单上。几个经济大省每年都会毫无悬念地占据GDP榜单前列的位置。以广东为例，作为国内的经济龙头，自从1989年开始，已经连续26年居榜单首位。除此之外，像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也从未掉过队。
而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经历过浮夸风和大跃进之后，GDP-直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标杆。上世纪的“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以及各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无不和GDP紧密相关。
GDP不是万能的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一个复杂庞大的整体，用来评价它的指标也必定是多样复杂的。然而当GDP被供上神坛，成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时，它的另一面便容易被忽视，顾此失彼成为常态，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重污染，惠及民生少的怪像就会显现。
比如单纯追求GDP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如果说这些内容都略显抽象的话，那我们就看看空气吧。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北京有一半时间是雾霾天，这一半时间内北京人民呼吸着未达到国家标准的空气，重污染天数达到了46天。而与此同时，在前三季度的GDP成绩单上，北京的分数是16002.4亿元，列全国第十三位。
关于GDP的另一面，一本名为《四倍跃进》的书中也曾有过描述，“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这就使得GDP数字充满了陷阱，书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平安驶过，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如果造成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的话，随之而来的救护、汽车修理、法律诉讼、亲属探视等有偿服务都会使得GDP增加，但其中任何参与方并未因此提高生活水平。
类似的情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那些把道路拆了建，建了再拆的城市不比比皆是么？就在去年年底，耗资1.8亿的郑州中原门在烂尾三年之后被拆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共有46亿平方米建筑被拆除，其中20亿平方米建筑在拆除时寿命小于40年。有媒体粗略估计，如果按照每平方米拆除费用1000元人民币计算，则每年建筑过早拆除要花费4600亿元人民币。而这些都成为了GDP的组成部分。
对此有人感慨说，在注重财富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的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不崇拜不代表抛弃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都越来越多的注意到GDP的另一面，并且为超越对它的极端崇拜而努力。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做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加上闲暇的价值。
英国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在其著作《无增长的繁荣》中大胆指出，GDP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必须将繁荣和幸福与GDP分开。他还领衔为英国政府创设了一种新的经济衡量标准“国内发展指数”（MDP）。MDP除了考虑GDP外，还考虑了诸如犯罪率、能源消耗、污染和政府投资、失业率等因素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此外，人类发展指数、民生GDP、绿色GDP等新的社会评价体系都获得了一大批拥趸。
中国政府对待GDP的理念也在完善发展中。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补短板将作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其中民生短板又被视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关键点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脱贫、教育、收入、健康、养老等问题都曾有过明确阐述。
而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就曾说：“我们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质量，保护环境，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在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党校就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作报告，再度谈及GDP增速“破7”，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GDP只是一种评价方式，它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当我们说超越对GDP的崇拜时，并非是要抛弃它。同样是在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还强调，“这个7%不是破的，而是来之不易的，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取得的。”这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是，中国经济尽管不再“唯GDP”，但经济的合理增长依然不可放弃。因为纵观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增长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证。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通过完善体制，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减小实现GDP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发展质量，在注重增长的同时，让医疗、教育、就业、环境、效益等指标同增长率齐头并进，将GDP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对待各种指标的态度。就像那句俗语所讲的一样，“幸福如饮水，冷暖自知”，生活中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物化的财富。如果我们试图用指标来衡量一切，那不管评价体系是GDP还是其他更为完善更为先进的评价体系，最终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
GDP是一把尺子，衡量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的著作《经济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过去的10年甚至是30年间，中国的GDP-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从中央到地方，GDP数量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甚至被放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包括GDP。就像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一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的，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的确，伴随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物价升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诸多问题使得民众的幸福感和GDP增长之间并未成正比。
于是重新审视GDP的呼声不绝于耳，各种修正GDP的观点也层出不穷。虽然这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对一点却存在共识，那就是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
GDP很重要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这是关于GDP重要性的描述。对于这一论断，一路走来的中国经济验证了其正确性。
朋友被外派到柬埔寨工作，闲聊时说，柬埔寨首都金边看上去还不如我们县城繁华呢。的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4年各国GDP排名显示，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柬埔寨的GDP则为165.5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2014年GDP排名最后一位的西藏自治区总量也已经达到960亿元。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这种变化最为直观的反映就是斜率增长的GDP。2000年我国GDP为8.9万多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超过5万亿美元。从跨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到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我国用时14年。相比之下，美国197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早于中国30年，而到2001年才达到10万亿美元，从1万亿到10万亿，美国用时31年。而早在2010年，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内，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也会呈现在各省GDP排名榜单上。几个经济大省每年都会毫无悬念地占据GDP榜单前列的位置。以广东为例，作为国内的经济龙头，自从1989年开始，已经连续26年居榜单首位。除此之外，像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也从未掉过队。
而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经历过浮夸风和大跃进之后，GDP-直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标杆。上世纪的“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以及各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无不和GDP紧密相关。
GDP不是万能的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一个复杂庞大的整体，用来评价它的指标也必定是多样复杂的。然而当GDP被供上神坛，成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时，它的另一面便容易被忽视，顾此失彼成为常态，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重污染，惠及民生少的怪像就会显现。
比如单纯追求GDP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如果说这些内容都略显抽象的话，那我们就看看空气吧。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北京有一半时间是雾霾天，这一半时间内北京人民呼吸着未达到国家标准的空气，重污染天数达到了46天。而与此同时，在前三季度的GDP成绩单上，北京的分数是16002.4亿元，列全国第十三位。
关于GDP的另一面，一本名为《四倍跃进》的书中也曾有过描述，“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这就使得GDP数字充满了陷阱，书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平安驶过，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如果造成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的话，随之而来的救护、汽车修理、法律诉讼、亲属探视等有偿服务都会使得GDP增加，但其中任何参与方并未因此提高生活水平。
类似的情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那些把道路拆了建，建了再拆的城市不比比皆是么？就在去年年底，耗资1.8亿的郑州中原门在烂尾三年之后被拆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共有46亿平方米建筑被拆除，其中20亿平方米建筑在拆除时寿命小于40年。有媒体粗略估计，如果按照每平方米拆除费用1000元人民币计算，则每年建筑过早拆除要花费4600亿元人民币。而这些都成为了GDP的组成部分。
对此有人感慨说，在注重财富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的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不崇拜不代表抛弃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都越来越多的注意到GDP的另一面，并且为超越对它的极端崇拜而努力。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做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加上闲暇的价值。
英国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在其著作《无增长的繁荣》中大胆指出，GDP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必须将繁荣和幸福与GDP分开。他还领衔为英国政府创设了一种新的经济衡量标准“国内发展指数”（MDP）。MDP除了考虑GDP外，还考虑了诸如犯罪率、能源消耗、污染和政府投资、失业率等因素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此外，人类发展指数、民生GDP、绿色GDP等新的社会评价体系都获得了一大批拥趸。
中国政府对待GDP的理念也在完善发展中。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补短板将作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其中民生短板又被视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关键点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脱贫、教育、收入、健康、养老等问题都曾有过明确阐述。
而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就曾说：“我们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质量，保护环境，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在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党校就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作报告，再度谈及GDP增速“破7”，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GDP只是一种评价方式，它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当我们说超越对GDP的崇拜时，并非是要抛弃它。同样是在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还强调，“这个7%不是破的，而是来之不易的，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取得的。”这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是，中国经济尽管不再“唯GDP”，但经济的合理增长依然不可放弃。因为纵观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增长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证。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通过完善体制，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减小实现GDP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发展质量，在注重增长的同时，让医疗、教育、就业、环境、效益等指标同增长率齐头并进，将GDP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对待各种指标的态度。就像那句俗语所讲的一样，“幸福如饮水，冷暖自知”，生活中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物化的财富。如果我们试图用指标来衡量一切，那不管评价体系是GDP还是其他更为完善更为先进的评价体系，最终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