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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传统规范“失序”、新的约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根据公开报道可知，近年来“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屡见不鲜，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居多，甚至有部分村干部也参与其中。
基层干部及专家表示，农村传统规范失范、部分农村地区极端贫困，共同“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暴利驱使下的“整村犯罪”，蔓延出巨大的黑色产业链，“斩”不断“治”还乱。
整村犯罪团伙作案
“杀人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近日发布消息称，对涉嫌“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依法向巴彦淖尔市中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该团伙跨6省区杀害17人。案件涉案嫌犯大多数来自云南省盐津县，其中40余人是该县石笋村人。
当地有关负责人估算，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庙坝镇近两年来累计涉嫌“盲井式犯罪”的约有90余人，夫妻、父子、母子、兄弟、兄妹等近亲共同涉案亦不鲜见。
“涉毒村”。据报道，6月13日凌晨，广东湛江市警方调集了600多名警力，对湛江开发区东简街道庵里村进行集中整治。警方介绍，庵里村在东简街道是一个有着4000多人口的大村，无业游民多，在册吸毒人员有103人，各类负案在逃人员有20多人。2014年至2016年间，警方多次到庵里村查处赌博案件和吸毒人员时，都遭到村民的阻拦和妨碍。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1999年和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去年年底因制毒问题严重继续“带帽”。当地的博社、西山等村制贩毒犯罪曾达到“产业化经营、公开化生产”的程度，博社村更曾在2013年底一夜被广东警方缴获2.9吨冰毒。
“诈骗村”。法制网一项调查显示，“诈骗村”在我国多地频现。以“重金求子”等电信诈骗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以电话冒充熟人诈骗为主的广东省电白县、以盗用社交账号冒充亲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等都曾出现过“整村犯罪”的情况。
作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海南儋州市电信诈骗活动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2015年9月8日，儋州市出动近300名警力对南丰镇南茶村展开围捕行动，抓获涉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30名。
“造假村”。去年有媒体披露，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一个叫耿庄的村庄有40余年的“假日化生产史”。据统计，单是耿庄的假洗衣液年产量就能达到1800万箱，流入市场后产生的年利润接近1亿元。这个地少人多、以自家作坊为组织形态的村庄，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日化用品造假产业链。
相关专家介绍说，近几年，“整村犯罪、团伙作战”在农村犯罪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当前农村犯罪呈现出两极分化、隐患点多、局部井喷的趋势，已成为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亟待引起重视。
分工明确手段翻新
纵观近期的一些“整村犯罪”现象，犯罪类型日趋多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农村正在步入“风险社会” ，安全治理面临挑战。
据公开报道称，云南“盲井式杀人”案中74名被告人在作案中可谓手法专业、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物色可下手的矿井，有的负责物色适合下手的受害人，有的负责实施杀人，而有的则负责冒充亲属进行闹事、索赔。
而在儋州市南茶村，当地办案民警说，该村主要是家庭式团伙作案，分工明确，其他一些不相识者则靠电话单线联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队长谢维军说，“车不停在自家门口；村子里有老太太放哨，一见到陌生车辆，一群人立马拔电源、拔硬盘，有时笔记本干脆销毁。与此同时，诈骗每个环节的人互不认识，在网上联络，一旦干成一笔‘大买卖’，这个‘组织’会立刻解散，设备销毁，互相不再联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二大队洪奇俊说，以往农村犯罪嫌疑人知识文化偏低，如今犯罪嫌疑人“不断升级”，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进行诈骗。例如，电信诈骗分子先通过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如航空乘客信息、高档娱乐节目抽奖参与者等），后通过互联网寻找电信运营商或银行，支付一定酬金，将虚假的机票订、退、改签信息发送给乘客。抓住航空乘客焦急的心理，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诓骗网民。
在云南“盲井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多数集中在30岁上下，常年游手好闲、嗜赌成性，身上常年背着债务，却又习惯于不劳而获。在石笋村，一个家族内多名成员涉案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该村木林社一杨氏家族就有8人涉案。
另据媒体报道，部分村干部也参与犯罪。“涉毒村”的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蔡汉武是“整村犯罪”的另一把“保护伞”，其涉嫌参与贩毒、行贿等犯罪行为。落网前，蔡汉武正在家里睡觉，警方从他家搜出了350公斤成品冰毒。
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有武说，近年来，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窝点也从乡镇、村庄转移到山岭上，作案手法越来越科技化、隐蔽化，给公安机关侦办带来一定难度。
此外，随着城镇化加剧，部分“整村犯罪”易形成联盟，某种程度上加大侦破难度。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政委邱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博社村两千多栋房屋紧挨着，类似城中村。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楼。密密麻麻的小道，大车都进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设有探风点。专家称，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市场经济意识增强，原有集体式生产协作方式、观念受到冲击，大部分农村义务治安巡逻难以维持。
金钱崇拜暴利驱使
近年来“整村犯罪”现象频发，折射出目前农村传统规范“失序”、新的约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基层治安防范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软弱，对于潜在风险长期纵容，最终酿成群体性犯罪，值得反思。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整村犯罪”现象频发倒逼当前农村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从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中国农村的人员结构等发生了巨变，居民价值观念也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伴随着农村巨变的是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质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一些案件中显示的是共性的问题：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钱和利益。
有专家认为，从横向对比来看，部分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也在某种意义上“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极为贫困，例如庙坝镇是云南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石笋村是被扶贫的村庄之一。除了贫困，不少村民还有不良嗜好，比如嗜赌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赌输或是毒瘾发作，往往借高利贷，债台高筑便铤而走险。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层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是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的重要原因。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4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驻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务重，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防护网。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村上人员复杂，但仅靠他和村主任、文书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监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级基层组织中，大部分权力集中掌控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手中。个别村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村“两委”班子成员监督“一把手”难有实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关系网错综复杂，“手眼通天”，根本不把乡镇干部放在眼里，乡镇的监管往往变得脆弱无力、无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够在萌芽阶段制止的违法犯罪行为自由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倒逼加快农村精准扶贫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司法机关负责人认为，“整村犯罪”反映了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面临变化与调整的复杂形势，也倒逼农村加快精准扶贫，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从信息资源共享、农村警务战略等层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落实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集合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1个月，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3名邪教分子。
第三，创新普法宣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海南省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儋州部分农村电信诈骗猖獗情况，司法部门目前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进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更具体的做法，则应该对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从源头上扼杀犯罪“毒瘤”。
最后，多渠道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海南昌江县王下乡副乡长卢以斌建议，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此外，还需培育、规范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防止“黄赌毒”侵蚀，结合商家的赢利性与政府的公益性，创新模式，让优质图书、光碟等文化产品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钟华荐自《经济参考报》）
根据公开报道可知，近年来“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屡见不鲜，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居多，甚至有部分村干部也参与其中。
基层干部及专家表示，农村传统规范失范、部分农村地区极端贫困，共同“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暴利驱使下的“整村犯罪”，蔓延出巨大的黑色产业链，“斩”不断“治”还乱。
整村犯罪团伙作案
“杀人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近日发布消息称，对涉嫌“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依法向巴彦淖尔市中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该团伙跨6省区杀害17人。案件涉案嫌犯大多数来自云南省盐津县，其中40余人是该县石笋村人。
当地有关负责人估算，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庙坝镇近两年来累计涉嫌“盲井式犯罪”的约有90余人，夫妻、父子、母子、兄弟、兄妹等近亲共同涉案亦不鲜见。
“涉毒村”。据报道，6月13日凌晨，广东湛江市警方调集了600多名警力，对湛江开发区东简街道庵里村进行集中整治。警方介绍，庵里村在东简街道是一个有着4000多人口的大村，无业游民多，在册吸毒人员有103人，各类负案在逃人员有20多人。2014年至2016年间，警方多次到庵里村查处赌博案件和吸毒人员时，都遭到村民的阻拦和妨碍。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1999年和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去年年底因制毒问题严重继续“带帽”。当地的博社、西山等村制贩毒犯罪曾达到“产业化经营、公开化生产”的程度，博社村更曾在2013年底一夜被广东警方缴获2.9吨冰毒。
“诈骗村”。法制网一项调查显示，“诈骗村”在我国多地频现。以“重金求子”等电信诈骗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以电话冒充熟人诈骗为主的广东省电白县、以盗用社交账号冒充亲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等都曾出现过“整村犯罪”的情况。
作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海南儋州市电信诈骗活动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2015年9月8日，儋州市出动近300名警力对南丰镇南茶村展开围捕行动，抓获涉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30名。
“造假村”。去年有媒体披露，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一个叫耿庄的村庄有40余年的“假日化生产史”。据统计，单是耿庄的假洗衣液年产量就能达到1800万箱，流入市场后产生的年利润接近1亿元。这个地少人多、以自家作坊为组织形态的村庄，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日化用品造假产业链。
相关专家介绍说，近几年，“整村犯罪、团伙作战”在农村犯罪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当前农村犯罪呈现出两极分化、隐患点多、局部井喷的趋势，已成为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亟待引起重视。
分工明确手段翻新
纵观近期的一些“整村犯罪”现象，犯罪类型日趋多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农村正在步入“风险社会” ，安全治理面临挑战。
据公开报道称，云南“盲井式杀人”案中74名被告人在作案中可谓手法专业、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物色可下手的矿井，有的负责物色适合下手的受害人，有的负责实施杀人，而有的则负责冒充亲属进行闹事、索赔。
而在儋州市南茶村，当地办案民警说，该村主要是家庭式团伙作案，分工明确，其他一些不相识者则靠电话单线联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队长谢维军说，“车不停在自家门口；村子里有老太太放哨，一见到陌生车辆，一群人立马拔电源、拔硬盘，有时笔记本干脆销毁。与此同时，诈骗每个环节的人互不认识，在网上联络，一旦干成一笔‘大买卖’，这个‘组织’会立刻解散，设备销毁，互相不再联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二大队洪奇俊说，以往农村犯罪嫌疑人知识文化偏低，如今犯罪嫌疑人“不断升级”，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进行诈骗。例如，电信诈骗分子先通过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如航空乘客信息、高档娱乐节目抽奖参与者等），后通过互联网寻找电信运营商或银行，支付一定酬金，将虚假的机票订、退、改签信息发送给乘客。抓住航空乘客焦急的心理，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诓骗网民。
在云南“盲井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多数集中在30岁上下，常年游手好闲、嗜赌成性，身上常年背着债务，却又习惯于不劳而获。在石笋村，一个家族内多名成员涉案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该村木林社一杨氏家族就有8人涉案。
另据媒体报道，部分村干部也参与犯罪。“涉毒村”的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蔡汉武是“整村犯罪”的另一把“保护伞”，其涉嫌参与贩毒、行贿等犯罪行为。落网前，蔡汉武正在家里睡觉，警方从他家搜出了350公斤成品冰毒。
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有武说，近年来，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窝点也从乡镇、村庄转移到山岭上，作案手法越来越科技化、隐蔽化，给公安机关侦办带来一定难度。
此外，随着城镇化加剧，部分“整村犯罪”易形成联盟，某种程度上加大侦破难度。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政委邱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博社村两千多栋房屋紧挨着，类似城中村。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楼。密密麻麻的小道，大车都进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设有探风点。专家称，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市场经济意识增强，原有集体式生产协作方式、观念受到冲击，大部分农村义务治安巡逻难以维持。
金钱崇拜暴利驱使
近年来“整村犯罪”现象频发，折射出目前农村传统规范“失序”、新的约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基层治安防范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软弱，对于潜在风险长期纵容，最终酿成群体性犯罪，值得反思。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整村犯罪”现象频发倒逼当前农村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从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中国农村的人员结构等发生了巨变，居民价值观念也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伴随着农村巨变的是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质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一些案件中显示的是共性的问题：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钱和利益。
有专家认为，从横向对比来看，部分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也在某种意义上“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极为贫困，例如庙坝镇是云南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石笋村是被扶贫的村庄之一。除了贫困，不少村民还有不良嗜好，比如嗜赌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赌输或是毒瘾发作，往往借高利贷，债台高筑便铤而走险。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层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是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的重要原因。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4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驻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务重，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防护网。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村上人员复杂，但仅靠他和村主任、文书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监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级基层组织中，大部分权力集中掌控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手中。个别村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村“两委”班子成员监督“一把手”难有实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关系网错综复杂，“手眼通天”，根本不把乡镇干部放在眼里，乡镇的监管往往变得脆弱无力、无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够在萌芽阶段制止的违法犯罪行为自由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倒逼加快农村精准扶贫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司法机关负责人认为，“整村犯罪”反映了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面临变化与调整的复杂形势，也倒逼农村加快精准扶贫，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从信息资源共享、农村警务战略等层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落实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集合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1个月，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3名邪教分子。
第三，创新普法宣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海南省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儋州部分农村电信诈骗猖獗情况，司法部门目前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进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更具体的做法，则应该对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从源头上扼杀犯罪“毒瘤”。
最后，多渠道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海南昌江县王下乡副乡长卢以斌建议，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此外，还需培育、规范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防止“黄赌毒”侵蚀，结合商家的赢利性与政府的公益性，创新模式，让优质图书、光碟等文化产品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钟华荐自《经济参考报》）